9月10日,教师节,也是大方县许诺补发教师拖欠绩效工资补贴的最后期限。毕节市委宣传部回复南风窗记者:“已经解决了,(经费)已经调度好,所有事情都已经解决了。”
9月4日晚,中国政府网通报,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自2015年起,拖欠教师绩效工资和补贴。截至2020年8月20日,共拖欠教师绩效工资、生活补贴、五险一金等费用约4.8亿元,挪用上级拨付的、用于校舍改造、营养改善计划的教育专项经费3.4亿元。
同时发现,大方县以推进供销合作社改革名义,发起成立融资平台公司违规吸纳资金,变相强制教师存款入股,截留困难学生生活补贴。
这个位于西南的偏远县城一夜之间出了名,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9月4日晚,中国政府网通报贵州大方县拖欠教师工资补贴
9月6日傍晚,贵州省委省政府称,将确保今年9月10日教师节前,把大方县拖欠的绩效工资、各类津贴补贴、欠缴的“五险一金”发放补缴到位。全省也将于这一时间前,落实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不低于当地公务员水平。
同时,大方县县长被停职、分管财政和教育工作的两位副县长被免职,省委调查组已进驻当地。
一、老问题
丰义平是大方县一所中学的校长,在当地从教30多年、至今任教的他,看到这则通报,并不意外,“早晚是要曝光的”。
丰义平告诉南风窗记者,包括他自己在内,绩效工资、第13个月工资、目标考核奖是拖欠的,而他们学校的工资基本是正常发放,工资一部分来自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一部分来自县财政。
而通报发布的4天前,也就是8月31日,丰义平的账户里收到了一笔钱,包括他被拖欠的绩效工资、奖金等等,“我们的老师也都收到了”。另一所中学的副校长也称,通报之前“已经发下来了”。
大方县2019年国民经济与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县有教职工1.3万人,结合此次通报的拖欠数据,平均到每个教职工,当年应发的绩效工资约4800元,第13个月工资接近2000;2019年拖欠的乡镇教师工作补贴总计8100万元,2020年乡村生活补助1054万。
拖欠教师工资是大方县的老问题了。南风窗记者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上发现,2015年1月,一名自称大方县乡镇教师的网友留言咨询:“快过年了,我们1月份的工资还没发,这一年的绩效没发,补贴没发,这要到啥时候才发啊,辛苦一年就是等这些钱急用啊。”
3个月后,留言得到回复
大方县一名于2014年退休的老教师对记者回忆,他还在学校任教的时候,就断断续续有过两年时间的绩效工资、奖金被拖欠。“不过所有人都一样发不了,谁也不好出头,县里不得钱(没有钱)”,这位老教师说。
当地新老师的月工资大概是3000块钱,像老先生这样教龄长、职称高的,退休前可以拿到9000,因此拖欠绩效工资、奖金补贴等,对有房贷有车贷的年轻老师的影响最大。
有媒体在9月6日的报道称,多名教师在5、6月份通过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反映大方县拖欠工资问题。6月25日,有教师拉了个维权群,很快达到了500人的上限,几个分群加起来,超过了1000人。在那之后,建群的教师称,自己被约谈的次数超过了10次。期间,也有教师集中前往县教科局询问情况。
还有媒体报道表示,有老师因向政府反映了拖欠问题被处分,该老师遭到解聘威胁——县城老师被威胁调到村小,不准参加职称晋级和评优。
经查,截至2020年8月20日,共拖欠教师绩效工资、生活补贴、五险一金等费用超过4.79亿元
据丰义平了解到的情况,虽然长期拖欠绩效工资和奖金,但并没有对教师队伍人员流动产生多大影响,只有很小一部分老师去了私立学校,流失不明显。大方县第一小学一位有着20年教龄的老师告诉南风窗记者,他的同事中间没有人离开。
拖欠之外,大方县还违规挪用了上级资金3.4亿。
而这笔钱原本是专门用于学生公用经费、校舍改造、营养改善计划、办学条件改善等,不得改变用途。
二、“乌蒙供销信合公司”的虚和实
通报中另一项引起关注的违规内容是:以发放所拖欠的绩效工资为由,变相强制要求教师存款入股一家公司,有4个乡镇按要求配合之后,才拿到了拖欠的绩效工资。
通报中提及的、吸纳师生工资补贴的“大方县乌蒙供销信用合作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下称“乌蒙供销公司”)被认定为:没有金融牌照、没有开展股金服务的资格,吸纳教师存款并许诺高额利息,已经违规。
在媒体报道中,有受访教师称,曾听说一些村镇在教师存钱达到一定数额可以给予考核加分,不存,就轮不上年末的评先评优。
但丰义平和另一所中学副校长,以及前述第一小学的那名教师对南风窗记者表示,县里确实有这样的号召,记者反复确认,得到的回答是“没有强制”,三人都表示,自己没有入股。
“也不是只针对老师,其他的像是医院之类的应该也收到了。(入股之后承诺)给的利息比较高,有一些地方可能配合比较积极,大多数还是能拖就拖了,拖了以后也就算了。”丰义平校长告诉南风窗记者。
9月3日,有教师在乌蒙信合公司排队取钱(图源:南方周末受访者供图)
截至8月20日,这家公司有参股社员7.56万人,半数以上是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涉及4.2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且主要是中小学生。由此牵扯出改变发放渠道、违规截留困难学生补助、克扣50元作为入社股金、强制未成年学生入社入股的问题,金额达210万。
企查查数据显示,乌蒙供销公司成立于2019年6月,办公地址在大方县民政局办公楼内。对外展示的主要经营范围在:农业生产生活资料、农副土特产品生产、加工、购销。
它的一份招聘方案中声称,自己是县政府批准成立的国有控股企业,服务于“三农”,按照“社员制、封闭性、不对外吸储放贷、不支付固定回报”的原则,开展社员股金服务。
但这家公司却吸纳了部分教师和困难学生入社,并存入资金,还许诺9.8%-12.8%的高息回报,与它声称的原则不符。
同时,今年8月,它拟招聘120名创业信贷员。在招聘要求中还有这样一条:有银行从业经验可放宽年龄限制到37岁。另一份人才引进方案中,对副总经理的要求是这样的:从事金融行业工作10年及以上,担任过金融机构高级主管5年及以上。
大方县乌蒙供销信用合作商务服务有限公司2020年招聘方案
银行从业经验、金融主管,这些关键字眼和“三农”相去甚远。
据督查通报,乌蒙供销公司把揽存的资金,几乎全部调剂到与三农无关的领域,其中98.6%调剂到大方县政府下属融资平台公司使用,只有不到1%的资金用在了农户身上。以服务三农之名,行融资之实,这违背了中央对供销合作社“服务三农”的要求。
那钱用在了什么地方?
通报里说,钱去了政府的融资平台公司,但没有具体的说明。
南风窗记者发现,乌蒙供销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最终受益人是大方县财政局,法人代表是一个名叫“王维”的人。在大方县政府官网上,王维显示为大方县PPP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中心也属于县财政局。
记者与王维取得了联系,但被婉拒了采访。
沿着大方县PPP中心,南风窗记者检索县政府官网发现,2017至2018年,大方县测试了5个PPP项目,涉及公园、古城文化旅游景区建设、污水治理、康养产业(涵盖养老、养生、旅游)等。其中,康养产业发展PPP项目的联系人就是王维。
对口帮扶地区的企业在大方县援建的县城内移民安置区—奢香古镇
PPP,是政府和民间资本合作的一种融资手段,多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或是为了更有效率地提供某种公共物品和服务。
同时,企查查数据显示,作为乌蒙供销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大方县财政局,有26项对外投资,城乡建设投资公司数量最多。此外,还有古镇运营、猕猴桃、肉牛农牧产业等大方县近两年投资运营的新项目,其中古镇和肉牛,得到了东部对口帮扶地区企业的投资建设。
三、问责
此次事件,大家最关心的还是,拖欠4.8亿元教师工资绩效补贴,挪用3.4亿元的教育专项经费,这样的行为是怎样发生的?
9月6日傍晚,贵州省委发布通报,在问责环节上,对县长陈萍作停职处理,免去协助分管县财政局的副县长曹代发、以及分管教育科技局的副县长聂跃的职务。
但通报对三位分管领导在拖欠、挪用问题上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并没有给出详细说明。
9月5日,记者拨通了副县长曹代发的公开办公电话,一名办公室工作人员建议记者咨询县委宣传部。第二天,记者从县委宣传部得到的回复是,“县市都没有权限,一切以省政府通报为准”。
《贵州日报》9月6日官方微信通报
根据三人履历和分工,县长陈萍分管县财政局,县审计局,负责财政、审计工作,2014年9月到大方工作,兼任大方县委副书记,也是大方经济开发区主任。
今年5月,陈萍作了县政府工作报告,提及大方的财政问题:财政收入低、历史欠账大、还本付息压力大、资金短缺跟不上发展需要,存在地方债务、民生欠账风险。
数据上,2019年,大方县财政总收入33.88亿元,总支出61.1亿,收不抵支。从可查询到的记录来看,这样的局面至少在2012年就已经开始,收支的差距越来越大。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财税系教授冯海波认为:“大方县的财政压力大,但这不是拖欠绩效工资补贴、挪用专项教育经费的理由,这样做明显违反了《预算法》。”
冯海波对南风窗记者解释,地方一年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基本是明确的,财政部门综合上一年的预算执行情况,以及今年的工作需要提前制定预算,工资、教育支出这些项目需要花多少钱,也都在里面提前计划。
在这个基础上,上级政府会根据地方收支的缺口进行转移支付,(比如这次大方县被挪用的3.4亿元教育专项经费),转移支付的作用就是为了弥补和缩小财政缺口,是地方政府重要的预算收入来源。预算方案由当地财政部门制定,提交人大审查,通过之后依法执行。
“转移支付的作用之一就是来减轻地方财政上的压力,大方县违反了《预算法》才是最关键的。”冯海波解释道。
也就是说,财政紧张不能成为大方县拖欠绩效工资奖金补贴的理由,因为这部分资金,在制定预算的时候,原本就是为发工资才存在的。之所以拖欠,意味着这部分资金很可能被暂时用于其他用途。而执行过程中,随意改变预算资金的用途,这是预算法不允许的。
中山大学教授林江接受媒体采访时推测,涉及挪用教育专项资金,人大财经委也不可能通过,可能是县一级政府直接就这么做了,事后才提交备案、追认或形成决议来“同意”。
冯海波认为,即便是人大审查通过的预算,执行过程中也可能产生偏差,财政收入可能因为一些突发情况(比如疫情)减少,但财政支出一般不会减少,这可能使得地方政府有更大动机拖欠和挪用预算。
巧的是,就在督查通报发布当天,陈萍主持了政府常务会议,通稿里称,会上提到“要下大力整治侵害群众利益、公共资金监管不到位等突出问题”。
但眼下,陈萍没有机会亡羊补牢了。
陈萍
常务副县长曹代发,在他的工作分工当中,除了协助县长负责财政、审计之外,还同时联系人大、政协、纪委、监察开展工作。
督查通报中违规的“乌蒙供销公司”,其招聘公告由政府办公室发出,曹代发正好分管了县政府办公室,对这家公司以供销合作社的违规做法,他不该一无所知。
另外,还有分管教育科技的副县长聂跃。奇怪的是,2018年,聂跃的名字曾经出现在前任县委书记张瀚时的84人行贿名单中,当时,他还只是大方县三元乡乡长。
事件曝光后,记者发现,多名网友留言称,自己所在的其他区县,也有拖欠的情况。
(文中丰义平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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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施晶晶。来源:南风窗。责任编辑: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