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Huong Tran是越南非盈利组织Vietnam Campus Engage的负责人和创始人。她曾在美国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学习，并获得“国际发展与社会变化专业”硕士学位，现已在该领域从业24年。
图：2020年8月5日，越南北宁省（Bac Ninh）An Phu公司的工人们生产医用口罩，用于国内和国际市场。
2020年7月，越南的生活看似已恢复正常，街上交通繁忙，公共场所和商铺重新开业。越南政府声称，新冠病毒疫情已得到遏制，越南境内无死亡病例，感染病例和已治愈病例总共不足400例，近3个月没有新增感染病例。
然而，新冠疫情尤其影响到了越南的出口业务、国内工业，以及外国直接投资的产业，进而也影响到了越南数百个工业区中千百万工人的生活。近几个月才开始的危机，看似一时半会儿不会结束。对经济危机突破口的预测依然非常复杂，预测结果目前并不乐观。
出口行业中的失业与不稳定
2020年7月17日下午3时，临近胡志明市的平阳省（Bình Dương Province）东安工业区（Dong An Industrial Zone）平华（Bình Hóa）24号街旁，一间间工人居住的出租屋里，似乎没有人，很安静。然而仔细一看，这些出租屋都开着门。你可能会想知道，里面的这些工人是谁。因为疫情冲击了制造业，他们被解雇了，所以待在家里。很多人都在外边找工作，或者随便干点儿什么非正式的临时工作。他们之前在服装厂、纺织厂或鞋袜厂打工。
一位年轻女工说：“最近很多工人失业了。现在，我每周只工作3天。但是对面那屋的姑娘，因为怀孕刚被解雇。”说着，她指了指对面那间屋子。那个怀孕的姑娘叫Dao，今年28岁，老家在前江（Tiền Giang），现在已经怀二胎8个月了，她一个月前刚失业。她在韩国投资的Yesum Vina服装厂干了9年，这家工厂从5月开始订单不足，工人们每周只上工3天，收入也被削减。当初，工厂通知工人，6月底工厂关门。后来，改到了6月中旬，因为订单严重不足。
Dao聊了一下她当前的窘境，还有她担心的一些事：
“因为我在这里工作了9年，而且当时我交了失业保险，所以我可以从政府那里拿到8个月的失业保险金，每个月大概是330万越南盾（约合142美元）。我老公每个月挣500万越南盾（约合215美元），房租每个月150万越南盾，儿子上幼儿园每月150万越南盾。就算我没失业，我们也只是勉强过活。我都不知道以后再有孩子了，我们该怎么办。现在，我们一家人只能靠我老公的工资生活。”
邻屋的Dong，34岁，清化（Thanh Hóa）人，是台湾投资的自由潮流（Freetrend Industrial）鞋袜厂的工人。7个月前，她刚刚生了第三胎。休完产假后，她回到原来的工厂，发现已经没有活儿给她干了。她现在在家待着，拿着相当于新进厂工人70%的工资。她觉得自己还是比其他人幸运，因为尽管受疫情影响，工厂缺乏订单，解雇了3000多名工人，但是她还是没有被马上解雇，因为她有6年工龄，而且刚生了孩子。但是她担心，这样的情况可能不会持续太久，而且工厂会不会倒闭还另说。
根据越南国家统计局（General Statistics Office of Vietnam）7月初发布的报告，2020年6月，越南受到疫情负面影响的15岁以上公民约有3080万。劳动力和在职工人减少了300万，今年6月是10年来越南失业人数最多的一个月。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人群包括女工、低技能工人、无技能工人和非正式工人。
移民（外来务工人员）难获支持
Dong和Dao的经历都算是特殊情况，因为她们当时都在休产假，而且工龄长。Dao获得了300万越南盾的一次性失业补助，还有8个月的失业保险金。Dong还拿着公司的补助。Dao说：“其他人被解雇后，什么钱都拿不着，或者东家意思意思给个几千越南盾的补助（约合不到50美元）。”除了公司补助和失业保险，Dao没有获得居住地政府或出生地政府的任何支持。她的老家离平阳（Bình Dương）有100多公里。
Dao和Dong相比其他工人来说，还比较幸运，毕竟还拿到一些钱，能用于生活周转，找下一份工作。然而，44岁的Truc，在中国投资的Chung Don鞋袜厂打工，被解雇后没有拿到工厂补助、保险或是政府补助。她在这家工厂的工龄不满一年，也没上失业保险。她4月失业，到现在还没找到新工作。她说：“年轻力壮的工人比像我这样的中年妇女好找工作。”
Truc失业后，没有获得任何补助，尽管她常听说别人拿到了政府的资助包。她说：“我不在当地人口统计中。我听说在老家，失业的人能拿到几百越南盾的补助。但是我在这么远的地方上班，什么都拿不到。就连卖彩票的人都能拿到点补助，他们现在又可以出来卖彩票了。但是像我们这样的成千上万的工人，却成了‘失业大军’。”Turc现在在老家待着，她的老家朔庄（Sóc Trăng）和平阳（Bình Dương）相距230公里。
城市化与被摧毁的家庭结构
住在这些出租屋里的工人都是来自其他省份的移民，一般是越南北部或西部的省份。他们是越南20年城市化进程的一部分，新的生活在他们的身上烙下了伤痕，外出打工，家庭破碎。移民难以获得政府的支持，孩子也没法去公立学校上学。如果他们失去工作，在城市生活不下去，他们该怎么办？
Dao说：“我估计会回娘家，带着小孩打工，在娘家待一段时间，虽说我妈也很穷，但是这么安排能减轻我老公的负担，他到时候就带着我们家老大继续留在这里。”
Dong算了一笔帐：
“同时带3个孩子，花销太多。老大和老二上小学和幼儿园，每人每月要花200万越南盾，老三花得就更多了。如果老大老二给我爸妈带，我们每个月只用给爸妈300万越南盾作为小孩的生活费。所以我们打算把小孩交给姥姥姥爷带，等我们有点钱了，再接回来。“
带孩子回老家这个决定，太过残酷。其实，多100万越南盾（不到50美元），就能让他们做出截然不同的决定。多了这100万越南盾，他们就不用母子分离。他们老家也挺穷的，而且生活也不容易。
我们问她，为什么不干脆全家人都回清化，在那边安家？Dong摇摇头说，她们只有离开老家，才能找到工作机会，老家没有工资合适的工作，她不知道回家以后，怎么养活一家人。
对Truc来说，回老家一直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她老公和20岁的儿子当快递员或是日结工赚钱。他们的工资微薄，Truc失业以后，这个家庭更是雪上加霜，生活更不稳定。但是Truc说，在老家至少有份工作。她儿子6年前辍学，当时才读7年级。辍学以后，就跟爸妈去了平阳打工。他们太穷了，在老家赚的钱还不够日常花销。
Truc的经历，让我回想起之前的一次调研。我2008年写作了有关湄公河三角洲辍学年轻人的事情。那里，年轻人和他们的父母离开家乡，到城市或是工业区寻找工作机会。这波浪潮也引起了家庭解构潮。他们老家的村子里，只剩下老人和小孩相依为命。有些父母5年甚至10年才回去看一次小孩，因为他们要攒钱。有一个小孩，我问他，以后的梦想是什么？他说，他想赶快长大，到城市打工赚钱，就像他爸爸一样，然后就可以和父母团聚了。我看到了很多和他年龄相仿的孩子，他们总是满面愁容，怅然若失，他们的童年就在岁月中消耗殆尽。年幼时，他们与父母长期分离，没有完整的家庭成长环境，甚至没有关于未来的美好憧憬。Truc的儿子辍学后，选择和父母一起到城市打工，这样就能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了。
现在，在疫情的冲击下，又迎来了一轮家庭解构的浪潮。Dao、Dong还有像她们一样的人，为了生活，做出了离开家庭的艰难决定，尽管在老家的日子也不好过。
没有存款，无法为更好的未来投资
我还采访了Sang和Giang，她们还没结婚，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失业了。Giang 23岁，来自河静（Hà Tĩnh），她也是台资自由潮流工厂3000名失业大军的一员。Sang 21岁，来自安江（An Giang），她原本在美国投资的电子设备外包工厂Greystone Data Systems的仓管部门上班，现在已经被解雇了。Giang现在在申请去香肠制作工厂上班，Sang在找新工作的同时，暂时在一家卡拉OK餐馆上夜班。
尽管她们互不相识，但是当我问她们，为什么不多学一点技能，或是考一些资格证，方便以后找个工作，她们都做出了相同的回答。她们都说，现在的工资，只能勉强生活，她们没有多余的存款去学习或是培训。而且，她们平时没钱出门，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她们也不考虑回老家，因为那里没有潜在的工作机会。她们的生活轨迹或许就和Dao、Dong、Truc一样：找一个低收入的工作，在飘摇疲惫的日子里煎熬，直到下一次危机的到来。
越南皮革、鞋袜、手包协会（Vietnam Leather, Footwear and Handbag Association）副会长Diep Thanh Kiet说，鞋袜外包产业和制造业的业务都受到了影响。新订单减少，大幅裁员成了最后的手段。“很多鞋袜生产商正在挣扎经营，现在，欧洲、美国这两个主要市场的订单非常少，生产商被拖入胶着的困境。去年，欧洲、美国市场占越南鞋袜出口额的65%。”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称，大批裁员严重影响了越南经济，尤其是1300万非正式工，他们没有基本福利保障。
廉价劳动力策略的恶性循环
据各产业协会报告，2019年，越南2630亿美元的出口额中，服装产业贡献了390亿美元，皮包皮革产业贡献了220亿美元。原本预计2020年服装出口额能达到410亿到420亿美元。然而，疫情导致6个月内服装出口额同比下降了20%（尽管口罩出口增长，但是这部分出口额已经包含在服装出口额的大项中），预计未来6个月还将继续下跌。430万服装业工人中，有100万失去了工作。其他职工的工时只有原先的一半，工资平均减少40%。服装业工人中，女工占比75%，面对不稳定的经济形势，她们是最脆弱的群体。
国际劳工组织在关于亚太地区的报告中说，在亚洲发展中国家，服装业、纺织业、鞋袜业（garment, textile and footwear，三大产业合称GTF）的工资报酬维持在低水平上。2016年中国名义上的平均工资是月均582美元，越南是210美元。与此同时，越南这三大产业的职工总数快速增加——2013年到2016年增加了10%。职工总数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价格低，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中国、泰国和印度尼西亚。
同时，越南国家统计局的报告显示，2019年越南GDP为2665亿美元，总贸易额是5000亿美元，接近GDP的两倍。2019年越南出口贸易额是2634.5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产业的贸易额占其中的68.8%（2018年这一数字是71.3%）。所有统计数字都表明，越南的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同时也意味着越南的优势依赖于国内的廉价劳动力和其他国家在越南的外包产业。
过去几十年来，越南国内外的很多经济社会专家都批评越南的经济增长策略。他们认为，这样的经济增长策略将导致越南经济和越南劳动力变得更加脆弱不堪。新冠病毒疫情危机就充分暴露了这种脆弱性。如果没有疫情，随着“工业革命4.0”的显现，自动化和新科技将取代工人们的常规工作，这样的经济危机也迟早会发生，也许强度稍弱，但是速度稳定。如果政府没有采取策略，让低技能或无技能工人、职工和农民适应时代的变化，那么未来十年，他们将成为变革所波及的最脆弱的群体。近来，专家们也发出了这样紧迫的预警。
现在，还没等到第四次工业革命，自动化和智能科技取代人工，他们就已经受到了经济危机的波及。新冠疫情将他们再一次拖入了贫困的恶性循环。他们曾经试图逃脱贫困，离开农村老家，为更好的未来打拼。但是现在他们失业了，无处可去，又被迫成为了非正式工人。为了生存，他们再一次面临家庭分离的艰难选择，或者是回到老家，再一次忍受极度贫困。
新冠疫情应该警示决策者构筑保障网，最好在危机期间，同时也在平时，为工人特别是移民工人提供政府补贴和社会福利。医疗、教育、政府补贴、经济适用房和其他福利政策首先应当惠及工人，不能因为工人们的住房所在地（译注：即老家），就在政策上歧视他们。举例来说，工会应该考虑为工人子女争取免费或价格合适的幼儿园和学校，最好在他们的工作地点附近。
在宏观政策上，不能一味利用越南的廉价、低技能劳动力优势来鼓励外国直接投资。长期策略应该是鼓励和投资于科技产业的发展和所有权。这样的策略也应回应工人的需求，在他们身上投资，帮助他们发展，响应工人子女的教育和职业培训需求，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这样，他们才能逃脱贫困的怪圈，在经济上变得不那么脆弱，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做更充足的准备。
来源：罗莎·卢森堡基金会网站[德国]
https://www.rosalux.de/en/news/id/42836/covid-19-as-a-challenge-to-vietnams-development?cHash=f24442fb2218c8ce67990415da64baae
翻译：谢廖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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