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阶级的爱情

恩格斯一生中有过两次事实上的婚姻，与之同居的女友是一对爱尔兰姐妹。姐姐名叫玛丽·彭斯，原是恩格斯家里工厂的一名女工，恩格斯是工厂主的儿子，受父亲之命参与工厂管理。当恩格斯爱上这个爱尔兰女孩时，玛丽刚刚升职不久，负责一架新型机器的操作，恩格斯希望她能放弃当一名女工，但玛丽是位有主见的女孩，拒绝了恩格斯的提议。后来，恩格斯在萨尔福德郊外给玛丽找了一座小房子，玛丽接受了这座房子，同时也接受了恩格斯超越阶级的爱情。

恩格斯对家族企业的管理和商业活动毫无兴趣，他不想做一个为金钱而活着的资本家。结识马克思后，他立志和马克思一同创造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理想而斗争。但金钱是生存的必须，他不但自己要活着，而且要用金钱接济贫困中的战友马克思。虽然他并不情愿，但还是留在了欧门·恩格斯公司，为资产阶级老爸服务。

恩格斯本可以在资产阶级惯有的生活轨道上安逸地度过人生，当年，他曾经和家乡一位门当户对的女孩定下婚约，但他一生所反抗的恰恰就是这种生活。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

我的妹夫不断劝我，加上父母的压力，我不得不暂时屈服于他们的意愿。我现在已经在办公室上班十四天了——我的恋爱事件同时也逼我不得不如此，可是越想越觉得沮丧，整天在钱堆里打滚实在太可怕了，巴门这个地方太可怕了，但更可怕的是，要我当布尔乔亚阶级和工厂制造商，去对抗无产阶级。在我父亲的工厂工作几天之后，我才真正体会到这种可怕的感觉，以前竟从未注意到这些……要不是每天还能把一些精力放在写英国的悲惨处境这本书上面，我可能真的要疯掉了，这多少纾解了我的一些怨恨。要是你不去写作的话，要当一个共产主义者，同时又维持自己的布尔乔亚地位，这似乎并不困难，但是如果你同时要从事宣扬共产主义真理，又要经营工厂做生意赚钱，这似乎就做不到了。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恩格斯的精神和实际生活的内在冲突。他和当地一些共产主义者举行劳工阶级会议，发行宣扬共产主义思想的报纸，这不仅引起了父亲的愤怒，加剧了父子间的紧张关系，而且引起了当地警察的注意。1845年春天，他被迫离开了巴门公司，不仅摆脱了他所讨厌的布尔乔亚的生活，而且摆脱了和他订有婚约的女孩。

恩格斯的反叛和当代青年的青春期叛逆还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恩格斯所叛逆的不仅是他的老爸，而且是他所在的布尔乔亚阶级。他觉得只管从工人身上榨取剩余价值的资产阶级生活与他的良知和信仰水火不容，这种内心的冲突和老托尔斯泰晚年的精神危机相类似。恩格斯和马克思终其一生创造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并描绘了未来社会的美好蓝图，两个世纪过去了，人们进行了种种血与火的实验……

但纯真的信仰，对善的追求和渴望，以及不屈不挠的精神探索依然是伟大的。

离开巴门之后，恩格斯在欧洲游荡，他参加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亲密交往，观察社会，接触底层百姓，以他的热情感悟大自然和日常生活。他在法国勃艮第的小镇上体会葡萄丰收的喜悦，当地居民把陈年的葡萄酒倒掉，染红了一条街;他和当地的姑娘们躺在草地上吃葡萄，痛饮葡萄酒，过几个小时惬意的流浪汉生活，然后从容上路。他还当过兵，参加过四次战役，在子弹的呼啸声中穿越黑森林……这位无产阶级伟大理论家的早期生活，充满了浪漫和冒险的情调。

现在，他带着女友——温婉可人的爱尔兰少女玛丽来到了布鲁塞尔，和他的终生好友马克思会合了。

一个同时代人，名叫史蒂芬·伯恩，是位年轻的印刷工人，共产主义者，在1848年革命中曾领导工人阶级暴动，与住在布鲁塞尔的马克思一家及恩格斯都有过来往。他说马克思一家“住在郊区的一幢小房子里，很拮据，甚至可以说很穷”。他对马克思的妻子燕妮有极好的印象，说他从未见过一个女人像她那样“不管是外在还是内在，都是那么柔和细致”。

但对于恩格斯和玛丽，伯恩则有着另外的看法。当时布鲁塞尔有一个叫作“工人教育同盟”的团体，马克思每个礼拜固定在那里发表演说，演说后由燕妮朗诵一些诗文助兴。伯恩说，有一次恩格斯带着女友玛丽一起出席聚会，马克思一家显出很冷淡的样子，当伯恩走过来跟他们讲话时，马克思“对我眨一下眼，并且微笑了一下，让我知道他的夫人在那位女士面前必须摆出一副很酷的样子”。伯恩所说的“很酷”，我们可以理解为“轻蔑”。

马克思夫妇对恩格斯和玛丽的态度多少令我们感到有些意外。我们知道，燕妮的父亲冯·威斯特华伦子爵是一位普鲁士的军官，懂七国语言，热爱莎士比亚，对《荷马史诗》朗朗上口。她的父亲曾是费迪南公爵的贴身秘书，费迪南公爵曾是伏尔泰的好友——一位开明的自由主义者，威斯特华伦子爵的爵位就是由公爵册封的。出身于如此世家的燕妮嫁给马克思后，尽管过着穷困的生活，但在女工出身的玛丽面前“酷”一下，也是可以理解的吧。史蒂芬·伯恩除了赞同燕妮的做法外，同时认为，恩格斯老是带着玛丽·彭斯在工人面前“招摇”，似乎是在提醒他们，工厂主的儿子可以随时糟蹋穷人家的女儿，这显然有失体统。伯恩对此固然有着鲜明的阶级立场，但恩格斯断然不会认同他的看法——他爱玛丽，而且终身不渝。

以个人奉献成就马克思的伟业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性格有很大的差异，但两个人的友谊维持了一生。马克思由于犹太人的身份，始终置身于社会之外，但他又是一个洞悉历史和社会的天才，所以又置身于社会之上。从知性训练和知识背景看，他没有无产阶级的不利条件，但他也同样不属于资产阶级。他是现存社会秩序的敌人，一切贵族、富翁、政客和上流社会的种种，他一概鄙弃之。这种社会角色的定位，使他养成了特立独行的个性，不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威胁和诱惑所屈服，因此孤傲不群，多疑善妒，具有攻击性。这不仅体现在他的文风上，也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

恩格斯的经济条件相对优越，有多方面的兴趣和才能，他经商、玩乐、运动、懂多种语言，在自然科学、经济学、历史学和军事学方面皆有造诣，写文章、著书、绘画、做诗、恋爱，样样来得，还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政治活动。这样一个全面发展近乎完美的人，一生拜服在马克思这位伟大的天才面前，亦师亦友，任劳任怨，不求回报，不仅在金钱上而且在智力上全力成就马克思的伟业，恩格斯的友谊和奉献精神完全超越于世俗利益之上。

1850年，马克思一家在伦敦贫苦的生活令恩格斯痛心不已，为了接济马克思，他又回到曼彻斯特父亲的公司从事资产阶级的“勾当”。尽管有玛丽·彭斯陪伴在身边，但他仍然向往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此时，他不断地汇钱给马克思帮他渡过难关，使他能够安心写作。1851年，《纽约论坛报》邀请马克思写专栏，马克思正埋头自己的经济研究，而且英文不够好，他要求恩格斯为他写这些文章。恩格斯当时也有一个自己的研究项目，且白天要全力投入公司的经营业务，只有晚上有空余时间。但恩格斯还是一口答应了马克思的请求，为《纽约论坛报》每两周写一篇文章，署上马克思的名字，稿费也由马克思支领。这些文章收集成书出版时，仍署上马克思的名字。为了写作，恩格斯每天都要在公司待到很晚。一次，他答应为英国的民权运动写一篇文章，便写信给马克思说，专栏文章要顺延一个晚上，马克思回信道：“既然你的时间这么紧，你当然还是应优先考虑美国那边的文章，因为这些文章是绝对延误不得的。”后来，恩格斯就劝马克思用德文写这些文章，然后再由他译成英文，但这个活儿显然更不轻松。后来，马克思的英文磨练得差不多了，终于能够独自承担专栏的写作，仍不时要求恩格斯为他提供军事和商业方面的资料，以便文章更为完善。1857年，恩格斯由于过度劳累，终于病倒了，即使在病中，他仍承担马克思为《大美百科全书》的供稿，撰述有关军事和武器方面的专门知识。

恩格斯重返公司不久，父亲很高兴，为了安抚这个躁动不安的儿子，父亲为他买了一匹马作为圣诞节礼物。恩格斯因此喜欢上了骑马运动，他却为此感到愧疚不安，写信给马克思说：你在伦敦那么艰难穷困，我却在此骑马，不过好在这匹马是赊来的。后者回信道：“我要恭喜你能够再度玩你的马术表演，只是要小心，可不能玩得太激烈把脖子也摔断了，你那匹马似乎太野了些。”这样的口气，颇有点上司的派头，而这也是马克思惯常的作风。

1858年，马克思要求恩格斯为他买一本要用的书之后，致信道：“想必你那边应该有足够的资料，可以为我写这篇谈英国在印度的军备状况的文章，礼拜五以前交稿。如果可以，那真要感激不尽，这样一来，我就可以省掉一个礼拜读那本书的时间了。”1859年，恩格斯自己要写一本小册子，马克思告诫他说：“要完全摆脱以前写《纽约论坛报》那些文章的写法 (除非有某些战事发生，超乎你的小册子的观点，但这种可能性不大) ，准备功夫要很周到才行。”另一封信曰：“寄来的五英镑已经收到，你写的关于战争文章要稍加润色才行，多渲染一些，因为你写的对象是一般报纸，而不是专门性的军事杂志。描述多些，个人化一些，就可以超越《泰晤士报》的一般通讯文章。我自己不来这一套，这会造成我自己风格上的分歧。”或许马克思认为自己有足够的资格来指导和要求恩格斯，而后者也认为这样理所当然。

对马克思经济和写作等方面的索求，恩格斯从来没有流露出不耐烦的情绪。只有一次，燕妮母亲去世后，留下了120英镑，一家人花80英镑添置了一套新家具，从伦敦的苏荷区迁居到格拉夫顿街，住进了宽敞的房子，情况似乎大有改观。可不久，恩格斯就接到马克思大倒苦水的信，说他在《纽约论坛报》的专栏文章要缩减，处境比过去五年来的任何时候都要糟。恩格斯回信也流露出了一些不满情绪：“我本来以为情况已经好转了，现在看样子情况并没那么乐观……二月初我会先寄上五英镑，以后每个月就寄这个数目给你，虽然未来一年仍有大笔债务要料理，不过我还是做得到的。”

在恩格斯留在曼彻斯特的11年间，几乎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马克思在通信中不停地诉说他的艰苦处境，恩格斯也不断地答应给他一些固定津贴之类的补助。但马克思总还觉得不够用，要恩格斯挪用公司的公款来接济他一些，但这显然有悖恩格斯的商业道德。尽管如此，两个朋友间的相处基本是融洽的，涉及金钱方面的小小不快，并没有影响二人的友谊。如果听到恩格斯将要来访的消息，马克思十几天前就会停止工作，坐立不安，焦急地期待朋友的到来。恩格斯来后，两个人会在一起彻夜饮酒长谈。这种心灵的默契和精神上的高度融合，又非一般人所能理解。

友谊雨过天晴

恩格斯最不能容忍的是马克思一家对玛丽·彭斯的冷淡和轻蔑。马克思一家只是偶尔见到玛丽，所以，一切都掩饰在礼节性的交往中。1867年1月7日晚上，玛丽·彭斯因中风过世，悲痛中的恩格斯给马克思寄去一张便条，希望得到朋友的慰籍：“我无法对你形容我此刻的感觉，这个可怜的女孩全心全意爱着我……”马克思只是简短地回信道：“这个消息相当令人震惊，玛丽的个性那么好，又那么聪明，那么忠心。”如果说，此言是对玛丽遽然去世表示了哀悼，那么紧接着，他就开始叙述伦敦贷款的事情没有着落等等，最后，马克思写道：“如果死的不是玛丽，而是我的母亲，她的身体毛病很多，也拖了好长一段时日了……”“你看，处在某种压力的情况下，即使是再‘有教养的人’，脑中也会浮现一些奇怪的念头的”。马克思在信中根本没提燕妮的哀悼之意，这种过分的冷淡让恩格斯心生不快。而且，恩格斯非常爱他的女友，由于炽热的爱，他对玛丽·彭斯的姓氏产生了兴趣，认定她是18世纪苏格兰伟大的民族诗人罗伯特·彭斯的后代。为了给玛丽找到这个光荣智慧的远祖，他多次跑去苏格兰和爱尔兰进行寻访，却始终一无所获。如今玛丽逝去了，恩格斯心中的悲痛无以言喻，所以收到马克思的信后，心中无法释怀。

隔了好几天，恩格斯才给马克思回了信：“亲爱的马克思，你应该可以了解我此时哀痛的心情才是，而你对此事的冷淡态度竟让我久久无法持笔回信给你。我所有的朋友，包括那些俗气的假绅士们，都对我表现出令人感动的关心态度，几乎超过了我所预期的样子，而你却非得在这种时刻照样表现出你凡事漠不关心的优越态度不可 (请慎思为是) 。”接下来，他不得不谈钱的问题：“你应该知道我目前的财务状况，你也知道我一向都是尽我所能在帮助你渡过经济难关，但是你提的要我为你筹措的那笔大数目，我实在无能为力，望你能够察谅。”他为马克思列出可能弄到那笔钱的三个方式，最后说，如果都行不通，“就只有去找你那位荷兰的舅舅了”。

10天后，马克思回了信，对恩格斯表达了歉意。同时他也提及，由于恩格斯的上一封信，燕妮不断地对他施加压力，他们的生活再也维持不下去了。这样也好，他可以宣布破产，让两个大一点儿的女儿去当家庭教师，把女仆琳蘅打发掉，他和燕妮带着最小的女儿小杜茜 (即艾琳娜) 住进贫民救济院。

恩格斯当然不会对马克思的困境坐视不管，他大胆地给马克思开了一张一百英镑的支票寄出去 (他将逐渐自己还这笔钱) ，此后22天的时间内，他对马克思的来信一概不复。这期间马克思的信中除了表达自己的焦虑和歉意外，还抱怨家务做得一团糟，说自己在这些天里读不下书，也写不下东西，连抽烟都觉得乏味，“我的眼睛不知道感染了什么，老是觉得不对劲，不知是否和头部神经的失调有关……我常想要是变瞎了眼或发疯了，不知道是什么样子”。最后，他跟恩格斯谈到了曼彻斯特：“这个地方对你而言恐怕已经变得很寂寞难耐了，我自己就有这种经验，每次经过苏荷那一带，就觉得很不自在。”

恩格斯最后回了信，他请求马克思原谅他长期以来的静默，在这段日子里，他努力在学习斯拉夫语，想忘掉失去玛丽的沮丧，他暗示自己曾不断寻欢作乐，认为这很有用，他又找回了自己。朋友间不仅无话不谈，而且恢复了昔日的亲密友情。他对马克思的态度多了一层幽默的慈悲，1867年的一封信中，他用法文写道：“马克思老爹来了!”并用充满感情的语调揶揄马克思说，前一年秋天他给人开了一张支票，却不知上面到底填了多少数目。

1863年1至2月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度过了他们一生交往中最阴霾的日子。马克思战胜了自己性格上的缺点，赢得了恩格斯的谅解和同情，他们的友谊雨过天晴。

晚年终于挣脱商业的牢笼

玛丽·彭斯去世几个月后，恩格斯开始和玛丽的妹妹丽琪住在一起。他又回到了正常的生活轨道。

马克思晚年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他接受了一个朋友遗赠的八百英镑，恩格斯后来成为“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可以在生活上更多地接济马克思。马克思晚年受到各种疾病的困扰，1883年他感染了肺气肿，在这之前，他的妻子燕妮和一个女儿死去了，他也到了弥留之际。3月14日下午，恩格斯去看他，女仆琳蘅一见恩格斯就哭了起来，说马克思咳了很多血，她上楼去看他，发现他坐在书房里，可能是睡着了。恩格斯得知后，走进书房，摸一下马克思的脉搏，听一听他的气息，发现他已过世。

恩格斯的第二个同居女友丽琪·彭斯于1878年去世，为了让她高兴，恩格斯在她临终前与她举行了婚礼。在法律的意义上，丽琪成为了他名副其实的妻子。丽琪死后，她的一位叫玛丽·艾伦的表妹主动住到恩格斯家里来，帮助料理家务。艾伦是个年轻的女孩，不久和一位富有承包商的儿子发生情感纠纷，在恩格斯的干预下，那个男子娶了艾伦。但此人一无是处，恩格斯曾想帮助他们夫妇创业，结果赔得一塌糊涂。最后，两口子全都住到了恩格斯家里，显然是盯住了恩格斯的遗产。但恩格斯对金钱向来不放在心上，他曾如此自述：“现在家中人口众多，食指浩繁，两只狗，一只猫，三只金丝雀，一只兔子，两只小白猪，十四只鸡，外加一只大公鸡。”乐观幽默于斯可见。

不久，艾伦生了小孩，恩格斯很喜欢孩子，经常和他一起玩耍。为了扶植这对不思上进的夫妻做生意，他赔了不少钱。马克思夫妇去世后，女仆琳蘅也来到恩格斯家，照顾晚年恩格斯的生活起居。

恩格斯的晚年生活似乎很快乐，他住在伦敦一间很普通的房子里，结交了一些有趣的朋友。因为已经从他厌恶的商业活动中脱身，他有充分的时间读书写作，和朋友们在一起聚会。他把大部分时间用在整理亡友马克思的手稿上——当然，这个工作并不轻松。一次他对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说，他真想一把火烧掉那些手稿。

恩格斯对马克思生前的敌人和对手绝不宽容，他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活的象征，得到了工人们的热爱和崇敬，但他真诚而谦逊地说，以他的工作来说，他不配享有这样的荣誉和爱戴。

马克思的女儿艾琳娜曾到曼彻斯特住过一阵子，她记述了恩格斯辞掉商业活动那天的情景。恩格斯早上出门时大叫：“最后一次了!”傍晚时，“我们站在门口等他回来，远远看到他走过田野……手中的拐杖在空中飞舞着，一路唱着歌走过来，脸上洋溢着愉快的笑容”。可谓“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如今的解脱，真有一种挣脱牢笼，身心解放的快乐。

恩格斯比马克思多活了12年，他晚年患了食道癌，不能说话，只能用笔写字来和朋友们交谈。他说，自己正以苦行僧和幽默的功夫来忍受病魔的折磨。他把自己的遗产分成两份，一份给了马克思的几个女儿，另一份留给了丽琪的表妹艾伦 (后者一直抗议遗产分配不公，她想多要一些) 。恩格斯不忘把两万马克献给工人阶级政党，他给经手的倍倍尔写信，要他“好好保管一切……不要落入普鲁士人手里，当你觉得已经处理妥当时，就好好为自己喝一杯好酒吧，别忘了顺便记上我一笔”。他同时嘱咐处理自己遗体的方式：火化后将骨灰撒入大海。

在一个凄风苦雨的秋日，恩格斯的朋友们把他的骨灰撒入了英格兰的外海：铅灰色的波涛汹涌澎湃，发出沉重的呼啸和呐喊，把这个温暖而伟大的灵魂带向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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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东。来源：《同舟共进》2015年10期。责任编辑：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