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0年新冠疫情下的美国高等教育所面临的挑战层出不穷。一方面，高等教育内部危机重重，高校对职工教员的裁员已屡见不鲜，早在五月俄亥俄大学宣布将对非终身教职轨道上的教授进行裁员。另一方面，网课的教学形式让支付高昂学费的学生难以满意，因此美国发生了多起学生因大学关闭而不能提供诸如面对面课外活动、实验室、图书馆等服务设施为由的对大学发起的法律起诉事件。国际学生作为近年来美国高校收入的重要支柱，也面临着是去还是留的困境。特朗普政府对国际学生的排外态度，不景气的经济与就业市场，美国居高不下的新增病例与一波未去一波又来的疫情都让不少国际学生望而却步。这些都让人不免疑问：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人才吸引地其魅力还能否一如既往？而这波疫情又反映了美国高等教育哪些深层次危机与未来可能的变革的动机？

飙升的学费：美国中产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美国高等教育系统由三个部分组成：公立学校（包含两年制的社区学校与四年制大学），私立非营利性大学，和私立营利性大学。其中公立学校拥有最大的教学系统，包含了四分之三的美国大学生。根据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8年的报告，美国学生在大学教育上的花销占全球首位。美国人人均一年大学开销为人均3万美元，高于其余发达国家此项花销平均数的两倍。三分之一的发达国家提供免费的大学教育，而剩下三分之一的发达国家提供低廉学费的大学教育（一年不超过2400美元）, 而2018年美国人均国民收入为33706美元，仅略高于大学的人均开销。而美国这个高昂学费的数字也并非从来如此，而是过去几十年不断增长的结果。

从1965年到2015年公立、私立大学以及中等收入家庭变化。来源：大学理事会

飙升的学费一方面是因为政府对大学的财政支持不断减少。根据大学理事会的数据，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公共资金下降导致学费飙升。在过去的十年中，私立四年制学校的平均学杂费增长了26％。遭受重创的四年制公立学校的学杂费在同期增长了35％。

根据CBPP（预算与政策优先中心）分析发现，截至2018年，在对通货膨胀进行调整后，美国国家对公立两年制和四年制大学的整体拨款比2008年经济衰退完全爆发之前减少了66亿美元。现在学费约占大学收入的一半，而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提供了剩下一半的大学收入。这和在三十年前完全不同，那时学费仅占了大学收入的四分之一，而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则承担了大学所有其余收入。

州政府对公立大学教育经费的不断减少促使公立大学持续寻找富裕而具有支付能力的学生，而国际学生和外州学生就成为了州立大学的主要收入源。比如普渡大学在过去十年间将本州学生数量减少了4300名，而将外州和国际学生数量增加了5300名。

这笔高昂的大学学费支出很少有家庭能够负担，于是越来越多的家庭依靠联邦和私人援助来负担费用。每10个家庭中就有超过8个家庭使用奖学金和助学金（不必偿还的钱）来支付费用。根据萨莉·梅（Sallie Mae）在最新的“美国如何为大学付款”报告中指出超过一半的家庭借款或贷款，使未偿还的学生债务达到惊人的1.6万亿美元。有将近70％的学生采取贷款的方式上学，而临近毕业，学生平均负债近30000美元。

为了解负债累累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纽约大学人类学教授Caitlin Zaloom在过去的七年中和她的研究团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160个深度访谈，采访了那些依靠借贷来支付四年制私立大学学费的学生和家长们，并最终将研究成果在2019年出版成为《负债》（Indebted: how families make college work at any cost）一书。尽管中产阶级家庭一直都希望帮助孩子支付教育费用，可近年来飙升的学费却是对他们支付能力前所未有的考验，同样教育投资转变成了一项“高风险”投资活动，从而深刻地改变了他们的家庭生活。

Zaloom教授对中产家庭的界定标准是家庭对大学学费的支付能力。她对中产家庭的定义是他们既没有能力不借贷就能支付大学全部学费，同时又达不到有资格申请联邦政府高等教育补助的贫困标准。Zaloom发现，对于中产阶级父母来说，帮助支付大学学费不仅是一项对他们经济预算的挑战，而且还被视为是父母的道德义务。他们的经济支付既是无奈之举又心甘情愿，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负责任的父母的道德义务。可这种“义务”在几十年前却是难以想象的。几十年前，当制造业工作数量充足，就算没有四年制的大学学位也能过上中产的生活。大学文凭曾经是靠学生自己争取而来的价值体现，而现在却成了跻身中产必不可少的条件，不仅因为学位是找工作的必要证明，同时它还赋予他们参与中产阶级社区生活所必备的知识和社交技能。于是中产阶级家庭开始了在道德义务与财务现实之间一次次的冲突。

Zaloom认为，这主要导致了三个道德困境。首先，当他们的孩子还年轻时，父母就要面临家庭财政支出之间的艰难取舍：是为孩子的大学教育存钱还是满足当下的家庭需求开销。当孩子还小时，很少有父母选择为大学做储蓄，大多数人都倾向于在这个阶段把投资花在小孩的发展上。只有少于百分之五的美国人拥有小孩的大学储蓄帐户，而这拨人也比一般人富裕很多。对于那些从事中产阶层工作的人，为孩子存够足够的上大学的钱就意味着对其他活动的妥协，比如音乐、教育、旅行、运动、课外辅导。这些活动既能丰富孩子的生活，又能让他们与同龄人保持同步，锻炼他们的自律意识，并训练他们的社交技能。矛盾的是，给孩子报名多参加这类活动就会消耗这些家庭的高等教育储蓄金。

第二个道德困境发生在孩子们开始申请大学时。几乎每个家庭，都砸锅卖铁地要让孩子去对他发展最有利的大学。家长对选校有很多考虑，不仅是找到一个负担得起的学习场所，更是要找到最有可能建立社交网络，创造生活和职业机会的环境。因此哪怕存在诸多风险，父母和孩子都会优先考虑最优选项的学校，然后再寻找解决费用的办法。

第三个道德困境被Zaloom称为“社会投机”，它的含义是今天的父母必须为教育投资下注，以确保他们明天在中产阶级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很可惜，父母并不能保证这笔赌注能为父母自己或孩子带来回报，并且通常他们并未得到期待的回报。相应的，父母的储蓄计划从此后通通打乱，在日后遇到健康紧急情况，诸如失业、家庭破裂等十分普遍但无法预料的境况时显得捉襟见肘。同样，许多孩子在大学毕业后也找不到高薪工作，这迫使他们在成年后最清贫的十年中承担着还清债务的重担。支付高昂的大学费用还意味着危害父母的长期财务安全。父母花在子女教育上的钱越多，他们退休帐户中的钱就越少。

针对这一现象，Zaloom犀利地指出一个潜在的悖论：父母在教育方面进行了巨额投资，以使子女能够维持或达到中产阶级的地位，但与此同时，他们增加了自己退出中产阶级的风险。通常财务顾问给父母的理财建议是，想象他们和孩子同时在一架失重的机舱里，他们应先确保自己的氧气面罩（退休储蓄），然后才帮助孩子（上大学的花费）。但是实际上，父母的行为就像在飞机上一样，他们选择首先照顾孩子。这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全国的家庭财务储蓄状况少得可怜。美国家庭存款储蓄的中位数只有约12000美元。这些家庭开玩笑说唯有中彩票才可能将他们从困境中解救出来。Zaloom对这样的美国教育制度感到悲观，当大学教育掏光美国中产家庭的一切，美国梦脆弱得遥不可及。

日趋贬值的文凭与失灵的精英机制

早在疫情发生前，对美国高等教育泡沫的批评声就不绝于耳。高昂学费的上涨伴随着大学不断扩招，而和国内最近甚嚣尘上的对文凭贬值的讨论一样，美国的文凭缩水在近十年也非常明显。根据美国人口统计数据，从2000年来，美国拥有硕士和博士文凭的人数翻了一倍，而本科文凭也是大幅上涨。这样的人数扩招所带动的水涨船高不难解释在劳动力市场上越发贬值的文凭。

早在2017年，就有评论指出 “大学文凭可能正在成为新的高中文凭“。在过去几十年里，大学生在劳动力就业市场上优势明显，从1980年以来，随着大学毕业生从高中学历的人中脱颖而出，高中生和大学生的收入差距持续拉大。但在一项2016年国家经济研究局Robert Valletta教授关于学历溢价的研究中却发现，近年来这两者间增长趋于平稳。尽管拥有大学文凭的员工和只拥有高中文凭员工的收入差在1980年代迅速增长，但这两者间的收入差在1990年代开始放缓。在2000到2010年之间，这收入差只略微浮动增长，而在2010到2015年期间，收入差就一直没变过。Valletta认为，驱动高等教育高回报的因素这些年已减弱了不少。这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技术的发展。一方面，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技术投资刺激了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因为工作越来越需要与学士学位相关的更高水平的认知技能。2000年之后，由于资金开始流向自动化和人工智能领域，这些技术取代了较低级别的工作，但近年来，自动化已开始取代所有行业中具有四年制学位的工人所担任的工作。这样的结果导致具有学士学位的工人被迫从事低工资低技能工作。现在，四年制学位不再是获得高薪管理职位的入场券，而是进入任何工作的最低入场券。Valletta的研究表明 “教育集团间为高薪工作展开了无比激烈的竞争”。但同时，Valletta谨慎地指出，这并不表示年轻人可以不读大学。他说，总的来说，高等教育可以为员工带来比高中文凭更高的收入，但专业选择非常重要。

而这次新冠危机之下，当高风险低收入群体比如外卖员、护士成为人们口中“必不可少的工人”（essential worker）时，又印证了学者们近年来对当代精英体制所带来弊端的批判。长久以来，社会都对“认知劳动”（cognitive work）推崇备至，也就是看重它背后所代表的理性、逻辑、分析、对抽象事物的理解等能力。但这次新冠疫情却向人们揭示了非认知类工作的重要性，也会让更多人意识到职业教育的重要性。

在英国政治分析评论家David Goodhart的新书《头、手、心》（Head Hand Heart: The Struggle for Dignity and Status in the 21st Century）中，Goodhart认为新冠危机确认了他之前对世界的假想，他认为当前社会的问题是精英标准的单一化，这一标准就是学术考试水平。日后的物质富足与社会地位，都与在这个单一领域内的表现紧密挂钩，而其他人类能力，比如出色的手工能力、强大的同理心和照顾关怀他人的能力在社会上都没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应有的回报。

这种情况的弊端是多种多样的，并且越来越严重。学位曾经标志着出色的认知能力，或某种文化特权，但随着它们成为人手一张的证书，他们就失去了这种区分功能。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追求高学历，而这些高学历在真实工作中根本用不到, 比如从事护理工作并不需要本科及以上文凭。由于拥有高学历的人数越来越多，学历在劳动市场所具有的经济价值就不断缩水。

哈佛道德哲学教授Michael Sandel在新书《优绩的暴政》（The Tyranny of Merit: What’s Become of the Common Good）中指出，全球民粹主义兴起和精英机制失灵有很大关系。桑德尔认为目前民粹兴起有两大原因，第一是用技术专家治理的思路与市场机制去思考公共福祉，这使得对公共问题的讨论变成了专家的特权而不在大众参与范围内。第二则是目前对待成功和失败的态度，即成功者傲慢、失败者怨恨的情绪两极化在全球化的催化下造成了不断飙升的社会不平等。桑德尔在这本书里挑战了美国梦的传统，即那种坚信靠个人努力和奋斗就能实现阶层跨越的美国梦故事。桑德尔提出了“精英自大”(elite hubris）这一概念，这种自大来自坚信自己的成功是因为自己的才华天赋和努力，自己是自己成功的缔造者而完全无视诸如先天的家庭条件、他人的帮助和运气等对于成功至关重要的因素。而精英们的自大使他们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带着嗤之以鼻的不屑，这潜在地拉大了这两个群体的距离，使他们更难以理解和体谅彼此。这也进一步导致了政治两极化，全球范围内右翼的崛起，以及精英对弱者与底层的歧视。

桑德尔认为精英体制强调文凭，靠文凭的累积才有可能触到金字塔顶端，而顶端的含义则完全由市场价值决定，这就陷入了一个死胡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崇拜与美国个人主义的传统结合在一起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这样撕裂的局面让中产及以上家庭更加如履薄冰，拼尽全力将孩子送进好学校，因为进入好学校是保住阶级地位，实现向上阶层流动性的第一步。桑德尔指出了专家政治和市场崇拜在过去的四十年中的失败，而在1940年到1980年之间，统治美国的精英阶层明显更加成功。他们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帮助重建了欧洲和日本，加强了福利国家体制，消除了种族隔离，并促成了长达40年的经济增长。相比之下，过去四十年执政的精英阶层只带来的大多数工人四十年停滞不变的工资，空前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2008年的金融危机，腐朽落后的基础设施，这些都和民主的初衷背道而驰。桑德尔提出了一种激进的政治理念，强调一切劳动都有尊严。他认为新冠疫情应让我们重新思考的是，如何重塑经济使其重视那些同等重要但根本不需要大学学历的工作，比如护理，送货员。如何让这些工作不仅能获得良好的物质回报, 还能获得相应的社会认同和尊严。

危机抑或转机：新冠疫情下的秋季学期

秋季学期，所有美国学校都采取了纯线上或是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模式。网课的教学质量与学生的精神健康状态都是目前最使人担忧的问题。美国疾控中心调查显示在六月，四分之一的介于18到24岁的年轻人都曾严肃地考虑过自杀。另一项在九月十号发布的由chegg.org非营利组织发布的关于美国高中生和大学生在疫情期间的精神健康状态调查报告发现，百分之五十四的学生都有有“轻微”、“非常”、“极其”严重的精神健康问题。一半的学生认为自己非常焦虑，三分之一的学生认为自己正经历着抑郁。而新冠疫情里对心理咨询陡增的需求量则让这些学生更难以获得相应的帮助，而心理咨询医生也不得不思考如何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实施心理救助。

而新冠疫情期间，一些大学还在不断调高学费，与此同时学生则开始质疑这飙升的高学费是否合理与当下文凭的价值。美国高校的未来出来在哪里，有分析人士认为后疫情时代会有少部分高校因资金匮乏而倒闭，而网课又极大地削减了线下文凭的价值，于是大学教育可能会出现被排名靠前的大学垄断的趋势进而淘汰排名靠后的学校。在新自由主义逻辑下，大学提供的不再是教育，而是一纸文凭，而各种网课平台则使学生获得了能买一张哈佛文凭的机会。毕竟在求职中最重要的是这个学校的文凭，而文凭上并不会标记这是在线上还是线下获得的，因此在就业求职时线上和线下文凭的价值区别不大。毕竟早在2014年，86%的美国大学就提供了在线课程，而33%的大学提供了完全线上完成的在线学位。但线上学生可能在建立人脉资源上会较为吃亏，毕竟积累社会资本是父母送孩子进好大学的重要目的。

还有另一种更激进的看法来自民主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比如Bernie Sanders和Elizabeth Warren，他们认为拯救美国大学教育唯一的办法是让大学教育免费。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向学生收取大学学费是一种政治行为，而这出于背后是州政府和国家政府对高校不断减弱的财政支持。在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家的方案里，这部分资金应向华尔街征税获得。但无论如何，对已经困在家里学习了九个月的美国学生和那些困在自己国家的国际学生而言，现在都是一个重新思考美国教育价值的时刻。

参考文献：

1.     OU announces layoffs for 53 faculty, at least 94 administrators

https://www.athensnews.com/news/local/ou-announces-layoffs-for-53-faculty-at-least-94-administrators/article_e9647eaa-96f6-11ea-b795-47566f62d6e9.html

2.     https://www.oecd.org/education/education-at-a-glance/EAG2019_CN_USA.pdf

3.     Why college tuition keeps rising. https://www.cnbc.com/2019/10/24/why-college-tuition-keeps-rising.html

4.     How America Pays for College 2020.

https://www.salliemae.com/about/leading-research/how-america-pays-for-college/

5.     ZALOOM, C. (2019). Indebted: How Families Make College Work at Any Cost. PRINCETON;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oi:10.2307/j.ctvdf0k98

6.     Recent Flattening in the Higher Education Wage Premium: Polarization, Skill Downgrading, or Both?

https://www.nber.org/chapters/c13705

7.     Head Hand Heart: The Struggle for Dignity and Status in the 21st Century by David Goodhart

8.     The Tyranny of Merit: What’s Become of the Common Good? by Michael Sandel

9.     Pandemic Increasing Suicidal Ideation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20/08/17/suicidal-ideation-rise-college-aged-adults-due-covid-19-pandemic

10.  https://www.chegg.org/covid-19-mental-health-2020

11.  These schools have the largest endowments in the country — yet they’re still raising tuition during the COVID pandemic

https://www.marketwatch.com/story/at-many-schools-college-will-cost-more-than-last-year-despite-covid-disruptions-11598262606

12.  https://www.frbsf.org/economic-research/files/wp2016-17.pdf

13.  https://study.com/blog/how-valuable-are-online-degrees-compared-to-traditional-college-degre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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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游姝楠。来源：澎湃思想市场。责任编辑：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