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张大字报引来“杀身之祸”
1957年公私合营后，申新五厂、申新六厂和荣丰三个纺织厂合并为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印染厂，棉花进去花布出来，“天女散花”牌花布畅销东南亚。原来这三个厂就在一块，由一篱笆相隔，东起眉州路、南至河间路、西临兰州路、北止长阳路，撤掉篱笆墙就是一个厂。
合并后，我在总机械部任甲班车床组学习组长，带领全组月月超百分之二十以上完成任务。并且大搞技术革新和每周学习《毛选》雷打不动。每个周末都要家访，对困难职工给予关心、帮助，全组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我带了五个徒弟，其中有印尼反华时期回国的，他们不仅熟练掌握了技术，有的还评上了先进。党支部对我非常关心支持，我也写了入党申请书，党内开积极分子会议都叫我参加。1965年度，我们甲班车床组被评为上海市五好小组，我个人也被评为上海市五好职工。1966年在文化广场召开表彰大会，时任上海市市长曹荻秋亲自授予我奖状和奖章，厂部宣传栏里挂着大幅照片。这一历史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两个月后，文化大革命开始，我的命运随着革命运动波澜起伏，发生了不由自主的剧烈变化。文革结束后，许多报刊载文说我是“阿飞司令”，叶永烈在书中说我是“一副流氓相，一口流氓腔”，对我不顾事实地进行人身攻击，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1966年5月，中共中央下发了“五·一六通知”。当时我们小组刚评上五好小组，积极性大增，正进一步规划比、学、赶、帮、超的活动，厂党委也召开大会，动员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建国后，我也经历了许多运动，如镇压反革命运动、禁毒运动、增产节约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反右运动，历来都是党委号召、层层发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顾名思义是文化界的事，我感到和我们生产工人没多大关系，因此并没有太多注意。可是党委印发了许多材料下来，动员大家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和他们的“三家村”、《燕山夜话》。材料都是书上摘录的，这些书我从来也没看过，这三个人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但和以往一样，我认为党委的号召总不会错，党委说他们要党“休息”，要党下台，那还了得！于是在党委的领导下，大力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大字报贴满全厂，运动开展得也算是轰轰烈烈，大家的观点都比较一致，统一在党委的领导上。
中央“五·一六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通知》里还提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说老实话，当时对什么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并没有明确界定，我个人在思想上是认识不清的。但从《通知》的全文看，主要是批彭真搞的《二月提纲》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大概这就是搞“反革命修正主义”，这些人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到6月中旬，党委号召联系本单位、本系统的实际搞文化大革命。可是我们整天完成生产任务的工人，不用说国家，就是厂里、厂部都不太接触，怎么个联系实际法，脑子里一片空白。但我是个五好职工，理所当然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投入文化大革命运动。此时多少存在一些盲从性，于是在6月24日贴了一张党总支的大字报，就贴在总支办公室门上。大字报实在没什么好写，就半张报纸那么大，内容是批评党总支领导学习《毛选》（当时我们每周有一次学习日，是在下班之后）态度不端正，要求他们下来与我们工人一起学，辅导辅导。意思很清楚，党总支是车间领导，要下来和群众一起学习，再则总支办公室就在我们车间楼上，要从楼上下来到车间。
我做梦也没想到，就是这么一张不起眼的、不痛不痒的大字报，竟引来“杀身之祸”。
这天我们是中班。晚上六点多钟，只见小组里的党团员、积极分子一个个把车床关掉，我是组长，但他们连招呼都没打就出去了，而且都神神秘秘的。车床停了一大半，这是从未有过的事，而且以往如果开积极分子会议，总是通知我参加的，这次却没叫我。到九点钟，他们陆续回来了，但没上车，而是钻到油房间（即更衣室）里去，我也不便去问。十点一刻下班了，我照例去食堂吃点心。食堂在楼上，有50多节楼梯，当我上楼时，发现墙上有一条大标语，每个字足有一张报纸大，内容是“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黄金海揪出来示众！” 墨迹都没干。我方明白，党支部晚上召开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会议原来是策划这件事。我走上去，又在洗碗处看到一张大字报，每个字足有饭碗那么大。这下，我倒想看看我是怎么反党反社会主义了。原来所谓罪状，就是我给党支部贴的那张大字报中有“下来”两字，说我“要党下台”——“下来”是1957年右派向党进攻时的黑话，意思是“要党下台”。我看后又好气又好笑：我1965年被评为市五好职工，1966年3月刚表彰发了奖章，6月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了！看到他们手段如此拙劣，我心里反倒坦然了。原先中班下班后到食堂吃些点心，大家总是有说有笑，但这天都沉闷不响，也不敢和我坐在一起。有几个大胆的走过来对我说，是支部书记陈庆祥动员他们写的，没办法，老实讲他们也想不通。我说我知道，不关你们的事，不要有什么想法。走过来的一共五个人，其中一个就是一直卡住不让我入团的团支部书记仇歧贵，后来这五个人正是我们起来造反的基础。而党支部书记陈庆祥还是我后来的入党介绍人。
过了一两天，全厂出现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声讨我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就不是一个车间党支部所能发动的了，而是党委、团委要枪打“出头鸟”。我们几个人反复对照中央文件精神，越对照越感到不对头。运动是要针对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算什么？明眼人一看便清楚，党委的目的是扑灭火苗，转移运动的方向，保自己，拿我当头开刀，杀鸡儆猴而已。根据以往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如果不辩个明白，翻过来，运动结束后我就真的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甚至永世不得翻身了。我和车间里几个大胆的决定反击，起初仅五个人——我、仇歧贵、魏振宏、沈君海、陈竹柏，都是一个班组的。开始用大字报反击，直接贴到厂部，内容不仅仅是辩论我那张大字报究竟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且质问党委对抗中央指示发动群众围攻群众，是不是转移运动大方向，是不是党委有严重问题，怕引火烧身？期望发动全厂起来揭发党委的问题，以攻为守。当时我们的目的也仅仅是希望党委还我一个公道。我爱人也是党员，在围攻得最厉害时，她吓得哭了。我说：“别人不了解我，你也不了解？我这张大字报哪一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了？如果认为我是反革命的话，为不牵连你，我们就离婚。”她说：“我又没说你是反革命。你何必要写那张大字报？又不关你的事。”说心里话，我一度也后悔过，如果我不写那张大字报，什么事也没有，很快就可以批准入党——支部大会已经通过了。但现在我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还入什么党？不过事情弄到这一步，不坚持搞清楚问题，还我一个公正，我将一辈子抬不起头。
真理越辩越明。通过大字报、大辩论，同情和支持我们的干部群众越来越多，除了机械部外，一纺、二纺、织造、印染车间，还有科室干部都贴出大字报支持我们。但比起党团委发动的干部群众，支持我们的仍处于少数。想不到对不同意他们观点的干部群众，党团委竟抛出档案搞围攻，说什么人家里有什么人有问题，甚至几代人中什么人有历史问题。对我就是在我父亲的事上大做文章。甚至发现档案里莫名其妙地塞进某个人写的条子，说某人有什么历史问题，或揭发某人曾讲过什么错话，做过什么错事。这些东西根本未核实就塞进档案里，本人则毫不知情。这让受害者背了十几年黑锅，每当入党、提干、评比、加工资，都莫名其妙地被压下。这些黑材料抛出来后，党委本想以此来丑化和压制反对他们的群众，反而激起大家的愤怒，因为他们搞得人人自危，不知道什么人什么时候在自己档案里塞进莫名其妙的东西。就这样，党委自己揭开了档案的黑幕。
那段时间，厂党委、团委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对我们进行压制。围攻我们的可以到宣传科领取大量笔墨纸张，可以在工作期间写大字报，可以查阅档案准备“炮弹”。我们则不允许在工作时间写大字报，纸墨只能自己出钱。特别是他们还通知医务室，我们有病也不允许请假。我有胃疼的老毛病，发作起来很厉害，只能打止痛针，也不许请假。医生对我的胃病很清楚，但对我说他们也没办法，是厂部通知的。
二、上海市暗度陈仓，大整群众黑材料
当时我们还相信上海市委是正确的，厂里这么搞市委肯定不知道，于是几次到延安西路33号上海市委去告状，想请市委帮助解决。但每次去都只是几个接待人员应付一下，什么事都没解决。
到1966年7月中旬，上海市委派来了文化大革命工作队，我们高兴极了，以为市委终于关心我们厂的运动了。本着对党的信仰、对市委的信任，我们找工作队队长汪敏（女、时任市仪表局党委书记）汇报了我们厂的情况，希望工作队能纠正厂党委违反党中央指示的错误做法，还我一个公道。我的要求仅此而已。当时汪敏对我和三十一棉的情况已经基本了解了，她表态肯定我的表现是好的（围攻高潮时，厂部“光荣栏”里还挂着我的大幅照片和作为革新能手操作车床的照片），厂党委把我当“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来围攻是错误的，表示要做党委的工作。岂料市委工作队当面肯定我的要求，但并没阻止厂党委的错误做法。党委进行更大规模的围攻，在厂部广场搭建大字报棚，调子越来越高，帽子越来越大，抛出的材料越来越多。我们几个主要人员也受到跟踪、监视。我们开始怀疑工作队究竟是来贯彻党中央指示，纠正厂党委的错误做法，还是支持厂党委的错误做法，来镇压群众运动的。
一个万人大厂，搞了两个月文化大革命，可谓轰轰烈烈，场面很大，热火朝天，好像揪出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黄金海，文化大革命就取得“伟大胜利”了，再带出一批“牛鬼蛇神”，就可说“成绩辉煌”了！当时市委还派了市委工业政治部主任到三十一厂来，要工作队和厂党委进一步整我们的材料上报，企图进一步镇压群众。我们对工作队、对市委彻底失望了，7月下旬，我们大字报的矛头直指工作队和汪敏。
1966年8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央在8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文革运动与以往的运动不一样。原来发文件都要按级别来，有些上级的东西下级是看不到的，要分省军级、地师级、县团级、基层单位等，在党内层层传达。文革中，许多党中央红头文件都在党报上直接与广大群众见面。
“十六条”明确指出：
“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斜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见第三条）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见第五条）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见第七条）
同年8月，毛主席亲自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又公开发表了。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我们对1962年的右倾不太清楚，但对50多天里的资产阶级专政有切身体会。当时我们许多遭围攻、受压制的干部群众激动得热泪盈眶，一遍又一遍地学习、朗读毛主席的大字报和党中央的《决定》，仿佛他老人家对我们50多天的遭遇一目了然，大字报好像是专为我们厂写的。我们同时也感到毛主席亲自写大字报，背景虽不太清楚，但肯定非同小可！历次政治运动都是由上而下搞的，帽子总是由上而下扣的，这次文化大革命好像不一样，党中央和毛主席公开为群众讲话，批评“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又是那样严厉，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毛主席的大字报是8月5日写的，中共中央《决定》是8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市委工作队7月进驻我们厂，直到11月仍在大肆围攻革命群众，明显地继续对抗党中央、对抗毛主席。这点上他们是一贯的，难怪我们多次上访上海市委，不仅不予理会，甚至派来工作队继续围攻群众，大整群众的黑材料，准备秋后算账。把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革命群众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反革命”，我们原来认为仅仅是厂党委的问题，太天真了。看来从中央到上海市委，似乎有一条同党中央、毛主席相对抗的路线。当时虽不清楚是什么人，为什么会这样，但从《决定》和毛主席的大字报中能明显感觉到这一点。
几十年来，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大多数都没见过毛泽东，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奋斗的历史、新中国的建立以及党长期的宣传教育，群众早就把毛泽东视为中国共产党的化身，把毛泽东思想视为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结合中国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的亲身体验，对毛主席无上地崇敬、信赖。（当然，我指的是像我这样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苦大众。至于新中国成立后少数失去他们天堂的地主、资产阶级，敌视共产党、敌视社会主义的人，当然会敌视毛泽东。）在这次运动中，人们自然认为拥护毛主席也就是拥护共产党。看到从中央到地方，掌权的领导层都在反对毛主席，我当时在思想上绝对是不可思议！在我看来，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毛主席是誓死也要保卫的！
三、工人按“十六条”精神，转变斗争路线
这时我们感到，前一段时间尽纠缠个人的是与非，要争个明白、讨个公道，显得太渺小、太不值了。于是我们决定成立一个组织，把力量集中起来，步调一致地按党中央“十六条”精神，对党委、工作队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行为开火！此时，广大干部群众学习了党中央文件，觉悟也大大提高，原来围攻我们的许多干部群众也纷纷反戈。我们尽管仍处少数，但在气势上，大字报的质量、数量上，已经跟对方均力敌了。于是，以我为主，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旗战斗队”。
我们厂有一位老干部叫谈炳奎，因为多年病休在家，所以我们并不认识。这时，他叫人带信，要我们到他家里去碰碰头。我和仇歧贵、强玉林、陈竹柏、浦邦基、浦福高、沈若海、魏振红、骆宝仙等人去了。谈炳奎给我们分析了厂里的形势，对照党中央“十六条”，组织我们学习，并指出纠缠在几个人的是非对错上是不够的，要有计划、有专题，一批一批揭露党委和工作队的问题，上到路线斗争高度，火力要集中，问题要揭深。他很有水平，大家都很敬佩他。之后我们经常到他家去研究厂里的运动情况，及时学习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文章，紧紧跟上党中央部署。对许多无聊的大字报围攻，我们不予理会，集中从党委、工作队对抗毛主席、党中央开始，从干部路线方面结党营私入手，一个一个专题深入揭发、批判。
虽然我们受到许多干部群众的同情与支持，但长期以来在工人群众中，尤其是一些受益的干部中形成党委就是党，反对党委就是反对党的观点，十分刻板。加上历次运动，尤其是1957年反右运动的经验，凡是同党委对立的，运动结束后没有一个好下场，不是“右派”就是“坏分子”。如我们车间一个叫王根芳的青工，1958年工资调整没加上，有意见，找党支部书记去反映，结果挨了一顿批，不服气骂了一句“撒尿书记”，便被打成“坏分子”，十多年翻不了身，工资加不到，对象也找不到，逢年过节还要被管制监督。这类例子多了，各单位都有。人们从趋利避害，保护自己的立场出发，只好盲从党委，所以我们一直是“少数派”。大家感到厂里的运动按工作队、党委这样搞下去，不但我们永远翻不了身，还不了清白，还不知有多少群众要被打成反革命，于是凑了点钱准备上北京向中央文革告状。就在要出发时，有人说十七棉有人去北京告状已经回来了，是否可以到十七厂去了解一下情况。上棉十七厂也在杨浦区，杨树浦路底，离我们厂不太远，于是我们组织了几个人去十七厂，接待我们的有王洪文、唐文兰、袁斯成、廖祖康等人。
我们说明了来意，介绍了我们厂的运动情况，他们也介绍了十七厂的情况。原来他们也因为贴了党委的大字报遭到围攻，工作队还煽动一部分死保党委的不明真相群众跟他们斗殴。北京中央文革态度非常明确，认为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中央支持他们，应该回去进一步发动群众坚持斗争，对他们反应的情况，中央很快会发文件。他们还告诉我们，北京不要去了，全国各地上访的太多，中央文革都接待不及，住的地方也很困难，还是在厂里发动群众坚持斗争，中央文革在精神上是绝对支持大家的。
当时我对王洪文印象很好、很深。他是中共党员，又是保卫科干部（据介绍，袁斯成也是党员、保卫科干部；唐文兰也是党员，是档案室的干部；廖祖康是十七厂技校学生），东北人，一口北方话显得很稳重，谈吐很有水平，待人也很和善，分析问题很有深度。他讲党委如何围攻自己比较少，比较多地从中央“十六条”出发来分析上海的总体情况，我印象很深刻。我们听从了王洪文的意见，决定不去北京了，就在厂里发动群众，把大字报的方向从纠缠个人恩怨转到路线斗争上来。路线问题解决不了，个人问题就不能解决。
对于这次见面，叶永烈在他的《“四人帮”兴亡》里写道：“黄金海是王洪文‘三点一线’的三头目之一。沿八路有轨电车这‘线’的‘三点’，即上海国棉十七厂（王洪文）、上海国棉三十厂（王秀珍）、上海国棉三十一厂（黄金海）。”最近在网上看到我的条目，也讲到这“三点一线”，不知道是谁抄谁的。这都是胡说八道。我那时根本不认识王秀珍，从未见过。所谓8路有轨电车，叶永烈也在上海，上海人都知道那趟车是从杨树浦路底，也就是上棉十七厂对面发出，沿杨树浦路直到外滩的。而三十棉在临青路长阳路，三十一棉在长阳路兰州路，与杨树浦路是平行的，中间相隔几条马路，根本就没车可通，何来“连线”？叶永烈明知8路电车根本连不了三个厂，却故意编造，可耻！
事后回想起来，我承认当年围攻我们的那些多数派，绝大多数也是出于对党的热爱。这些党团员、积极分子、老工人之所以积极按党委指示行事，是有很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的。建国十多年，党内滋生了越来越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没人敢批评，稍有不逊便会受到刁难、打击。反之，则认为是“靠拢党”、“跟党走”，在入党、提干、工资奖励等方面都会优先。在当时那种主流政治氛围中，就使人容易产生一种人身依附。我们这些人指名道姓，公开用大字报批评党委，是建国以来的罕见之事，群众为保卫党委，自然把我们当成牛神蛇鬼了。
说实话，当时我对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必要性认识并不清楚，对那样甩开党委领导，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揭发各级党委问题的做法也并不很理解，还没有那样高的政治觉悟。如果当时没有我那张大字报，没有因大字报受到的不公正对待，以我解放后翻身带来的朴素阶级感情，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热爱，以及我当时五好职工、入党积极分子的身份，我肯定是死保党委的积极分子，我个人的命运也许会因此改写。之所以发展到那样对立，纯属时势所逼，这也叫逼上梁山，“落草”造反吧。随着运动不断深入，我逐步从盲从到清晰、从迷信到自觉。尤其是文革失败、结束后几十年的历史现实，使我从另一角度受到教育。我感到十年文革期间，自己虽然也有不少错误，但总体上是紧跟党中央、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无论结果如何，无怨无悔。毛主席伟大形象永远刻在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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