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张大字报引来“杀身之祸”

1957年公私合营后,申新五厂、申新六厂和荣丰三个纺织厂合并为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印染厂,棉花进去花布出来,“天女散花”牌花布畅销东南亚。原来这三个厂就在一块,由一篱笆相隔,东起眉州路、南至河间路、西临兰州路、北止长阳路,撤掉篱笆墙就是一个厂。

合并后,我在总机械部任甲班车床组学习组长,带领全组月月超百分之二十以上完成任务。并且大搞技术革新和每周学习《毛选》雷打不动。每个周末都要家访,对困难职工给予关心、帮助,全组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我带了五个徒弟,其中有印尼反华时期回国的,他们不仅熟练掌握了技术,有的还评上了先进。党支部对我非常关心支持,我也写了入党申请书,党内开积极分子会议都叫我参加。1965年度,我们甲班车床组被评为上海市五好小组,我个人也被评为上海市五好职工。1966年在文化广场召开表彰大会,时任上海市市长曹荻秋亲自授予我奖状和奖章,厂部宣传栏里挂着大幅照片。这一历史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两个月后,文化大革命开始,我的命运随着革命运动波澜起伏,发生了不由自主的剧烈变化。文革结束后,许多报刊载文说我是“阿飞司令”,叶永烈在书中说我是“一副流氓相,一口流氓腔”,对我不顾事实地进行人身攻击,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1966年5月,中共中央下发了“五·一六通知”。当时我们小组刚评上五好小组,积极性大增,正进一步规划比、学、赶、帮、超的活动,厂党委也召开大会,动员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建国后,我也经历了许多运动,如镇压反革命运动、禁毒运动、增产节约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反右运动,历来都是党委号召、层层发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顾名思义是文化界的事,我感到和我们生产工人没多大关系,因此并没有太多注意。可是党委印发了许多材料下来,动员大家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和他们的“三家村”、《燕山夜话》。材料都是书上摘录的,这些书我从来也没看过,这三个人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但和以往一样,我认为党委的号召总不会错,党委说他们要党“休息”,要党下台,那还了得!于是在党委的领导下,大力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大字报贴满全厂,运动开展得也算是轰轰烈烈,大家的观点都比较一致,统一在党委的领导上。

中央“五·一六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通知》里还提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说老实话,当时对什么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并没有明确界定,我个人在思想上是认识不清的。但从《通知》的全文看,主要是批彭真搞的《二月提纲》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大概这就是搞“反革命修正主义”,这些人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到6月中旬,党委号召联系本单位、本系统的实际搞文化大革命。可是我们整天完成生产任务的工人,不用说国家,就是厂里、厂部都不太接触,怎么个联系实际法,脑子里一片空白。但我是个五好职工,理所当然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投入文化大革命运动。此时多少存在一些盲从性,于是在6月24日贴了一张党总支的大字报,就贴在总支办公室门上。大字报实在没什么好写,就半张报纸那么大,内容是批评党总支领导学习《毛选》(当时我们每周有一次学习日,是在下班之后)态度不端正,要求他们下来与我们工人一起学,辅导辅导。意思很清楚,党总支是车间领导,要下来和群众一起学习,再则总支办公室就在我们车间楼上,要从楼上下来到车间。

我做梦也没想到,就是这么一张不起眼的、不痛不痒的大字报,竟引来“杀身之祸”。

这天我们是中班。晚上六点多钟,只见小组里的党团员、积极分子一个个把车床关掉,我是组长,但他们连招呼都没打就出去了,而且都神神秘秘的。车床停了一大半,这是从未有过的事,而且以往如果开积极分子会议,总是通知我参加的,这次却没叫我。到九点钟,他们陆续回来了,但没上车,而是钻到油房间(即更衣室)里去,我也不便去问。十点一刻下班了,我照例去食堂吃点心。食堂在楼上,有50多节楼梯,当我上楼时,发现墙上有一条大标语,每个字足有一张报纸大,内容是“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黄金海揪出来示众!” 墨迹都没干。我方明白,党支部晚上召开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会议原来是策划这件事。我走上去,又在洗碗处看到一张大字报,每个字足有饭碗那么大。这下,我倒想看看我是怎么反党反社会主义了。原来所谓罪状,就是我给党支部贴的那张大字报中有“下来”两字,说我“要党下台”——“下来”是1957年右派向党进攻时的黑话,意思是“要党下台”。我看后又好气又好笑:我1965年被评为市五好职工,1966年3月刚表彰发了奖章,6月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了!看到他们手段如此拙劣,我心里反倒坦然了。原先中班下班后到食堂吃些点心,大家总是有说有笑,但这天都沉闷不响,也不敢和我坐在一起。有几个大胆的走过来对我说,是支部书记陈庆祥动员他们写的,没办法,老实讲他们也想不通。我说我知道,不关你们的事,不要有什么想法。走过来的一共五个人,其中一个就是一直卡住不让我入团的团支部书记仇歧贵,后来这五个人正是我们起来造反的基础。而党支部书记陈庆祥还是我后来的入党介绍人。

过了一两天,全厂出现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声讨我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就不是一个车间党支部所能发动的了,而是党委、团委要枪打“出头鸟”。我们几个人反复对照中央文件精神,越对照越感到不对头。运动是要针对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算什么?明眼人一看便清楚,党委的目的是扑灭火苗,转移运动的方向,保自己,拿我当头开刀,杀鸡儆猴而已。根据以往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如果不辩个明白,翻过来,运动结束后我就真的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甚至永世不得翻身了。我和车间里几个大胆的决定反击,起初仅五个人——我、仇歧贵、魏振宏、沈君海、陈竹柏,都是一个班组的。开始用大字报反击,直接贴到厂部,内容不仅仅是辩论我那张大字报究竟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且质问党委对抗中央指示发动群众围攻群众,是不是转移运动大方向,是不是党委有严重问题,怕引火烧身?期望发动全厂起来揭发党委的问题,以攻为守。当时我们的目的也仅仅是希望党委还我一个公道。我爱人也是党员,在围攻得最厉害时,她吓得哭了。我说:“别人不了解我,你也不了解?我这张大字报哪一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了?如果认为我是反革命的话,为不牵连你,我们就离婚。”她说:“我又没说你是反革命。你何必要写那张大字报?又不关你的事。”说心里话,我一度也后悔过,如果我不写那张大字报,什么事也没有,很快就可以批准入党——支部大会已经通过了。但现在我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还入什么党?不过事情弄到这一步,不坚持搞清楚问题,还我一个公正,我将一辈子抬不起头。

真理越辩越明。通过大字报、大辩论,同情和支持我们的干部群众越来越多,除了机械部外,一纺、二纺、织造、印染车间,还有科室干部都贴出大字报支持我们。但比起党团委发动的干部群众,支持我们的仍处于少数。想不到对不同意他们观点的干部群众,党团委竟抛出档案搞围攻,说什么人家里有什么人有问题,甚至几代人中什么人有历史问题。对我就是在我父亲的事上大做文章。甚至发现档案里莫名其妙地塞进某个人写的条子,说某人有什么历史问题,或揭发某人曾讲过什么错话,做过什么错事。这些东西根本未核实就塞进档案里,本人则毫不知情。这让受害者背了十几年黑锅,每当入党、提干、评比、加工资,都莫名其妙地被压下。这些黑材料抛出来后,党委本想以此来丑化和压制反对他们的群众,反而激起大家的愤怒,因为他们搞得人人自危,不知道什么人什么时候在自己档案里塞进莫名其妙的东西。就这样,党委自己揭开了档案的黑幕。

那段时间,厂党委、团委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对我们进行压制。围攻我们的可以到宣传科领取大量笔墨纸张,可以在工作期间写大字报,可以查阅档案准备“炮弹”。我们则不允许在工作时间写大字报,纸墨只能自己出钱。特别是他们还通知医务室,我们有病也不允许请假。我有胃疼的老毛病,发作起来很厉害,只能打止痛针,也不许请假。医生对我的胃病很清楚,但对我说他们也没办法,是厂部通知的。

二、上海市暗度陈仓,大整群众黑材料

当时我们还相信上海市委是正确的,厂里这么搞市委肯定不知道,于是几次到延安西路33号上海市委去告状,想请市委帮助解决。但每次去都只是几个接待人员应付一下,什么事都没解决。

到1966年7月中旬,上海市委派来了文化大革命工作队,我们高兴极了,以为市委终于关心我们厂的运动了。本着对党的信仰、对市委的信任,我们找工作队队长汪敏(女、时任市仪表局党委书记)汇报了我们厂的情况,希望工作队能纠正厂党委违反党中央指示的错误做法,还我一个公道。我的要求仅此而已。当时汪敏对我和三十一棉的情况已经基本了解了,她表态肯定我的表现是好的(围攻高潮时,厂部“光荣栏”里还挂着我的大幅照片和作为革新能手操作车床的照片),厂党委把我当“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来围攻是错误的,表示要做党委的工作。岂料市委工作队当面肯定我的要求,但并没阻止厂党委的错误做法。党委进行更大规模的围攻,在厂部广场搭建大字报棚,调子越来越高,帽子越来越大,抛出的材料越来越多。我们几个主要人员也受到跟踪、监视。我们开始怀疑工作队究竟是来贯彻党中央指示,纠正厂党委的错误做法,还是支持厂党委的错误做法,来镇压群众运动的。

一个万人大厂,搞了两个月文化大革命,可谓轰轰烈烈,场面很大,热火朝天,好像揪出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黄金海,文化大革命就取得“伟大胜利”了,再带出一批“牛鬼蛇神”,就可说“成绩辉煌”了!当时市委还派了市委工业政治部主任到三十一厂来,要工作队和厂党委进一步整我们的材料上报,企图进一步镇压群众。我们对工作队、对市委彻底失望了,7月下旬,我们大字报的矛头直指工作队和汪敏。

1966年8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央在8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文革运动与以往的运动不一样。原来发文件都要按级别来,有些上级的东西下级是看不到的,要分省军级、地师级、县团级、基层单位等,在党内层层传达。文革中,许多党中央红头文件都在党报上直接与广大群众见面。

“十六条”明确指出:

“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斜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见第三条)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见第五条)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见第七条)

同年8月,毛主席亲自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又公开发表了。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我们对1962年的右倾不太清楚,但对50多天里的资产阶级专政有切身体会。当时我们许多遭围攻、受压制的干部群众激动得热泪盈眶,一遍又一遍地学习、朗读毛主席的大字报和党中央的《决定》,仿佛他老人家对我们50多天的遭遇一目了然,大字报好像是专为我们厂写的。我们同时也感到毛主席亲自写大字报,背景虽不太清楚,但肯定非同小可!历次政治运动都是由上而下搞的,帽子总是由上而下扣的,这次文化大革命好像不一样,党中央和毛主席公开为群众讲话,批评“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又是那样严厉,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毛主席的大字报是8月5日写的,中共中央《决定》是8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市委工作队7月进驻我们厂,直到11月仍在大肆围攻革命群众,明显地继续对抗党中央、对抗毛主席。这点上他们是一贯的,难怪我们多次上访上海市委,不仅不予理会,甚至派来工作队继续围攻群众,大整群众的黑材料,准备秋后算账。把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革命群众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反革命”,我们原来认为仅仅是厂党委的问题,太天真了。看来从中央到上海市委,似乎有一条同党中央、毛主席相对抗的路线。当时虽不清楚是什么人,为什么会这样,但从《决定》和毛主席的大字报中能明显感觉到这一点。

几十年来,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大多数都没见过毛泽东,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奋斗的历史、新中国的建立以及党长期的宣传教育,群众早就把毛泽东视为中国共产党的化身,把毛泽东思想视为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结合中国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的亲身体验,对毛主席无上地崇敬、信赖。(当然,我指的是像我这样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苦大众。至于新中国成立后少数失去他们天堂的地主、资产阶级,敌视共产党、敌视社会主义的人,当然会敌视毛泽东。)在这次运动中,人们自然认为拥护毛主席也就是拥护共产党。看到从中央到地方,掌权的领导层都在反对毛主席,我当时在思想上绝对是不可思议!在我看来,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毛主席是誓死也要保卫的!

三、工人按“十六条”精神,转变斗争路线

这时我们感到,前一段时间尽纠缠个人的是与非,要争个明白、讨个公道,显得太渺小、太不值了。于是我们决定成立一个组织,把力量集中起来,步调一致地按党中央“十六条”精神,对党委、工作队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行为开火!此时,广大干部群众学习了党中央文件,觉悟也大大提高,原来围攻我们的许多干部群众也纷纷反戈。我们尽管仍处少数,但在气势上,大字报的质量、数量上,已经跟对方均力敌了。于是,以我为主,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旗战斗队”。

我们厂有一位老干部叫谈炳奎,因为多年病休在家,所以我们并不认识。这时,他叫人带信,要我们到他家里去碰碰头。我和仇歧贵、强玉林、陈竹柏、浦邦基、浦福高、沈若海、魏振红、骆宝仙等人去了。谈炳奎给我们分析了厂里的形势,对照党中央“十六条”,组织我们学习,并指出纠缠在几个人的是非对错上是不够的,要有计划、有专题,一批一批揭露党委和工作队的问题,上到路线斗争高度,火力要集中,问题要揭深。他很有水平,大家都很敬佩他。之后我们经常到他家去研究厂里的运动情况,及时学习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文章,紧紧跟上党中央部署。对许多无聊的大字报围攻,我们不予理会,集中从党委、工作队对抗毛主席、党中央开始,从干部路线方面结党营私入手,一个一个专题深入揭发、批判。

虽然我们受到许多干部群众的同情与支持,但长期以来在工人群众中,尤其是一些受益的干部中形成党委就是党,反对党委就是反对党的观点,十分刻板。加上历次运动,尤其是1957年反右运动的经验,凡是同党委对立的,运动结束后没有一个好下场,不是“右派”就是“坏分子”。如我们车间一个叫王根芳的青工,1958年工资调整没加上,有意见,找党支部书记去反映,结果挨了一顿批,不服气骂了一句“撒尿书记”,便被打成“坏分子”,十多年翻不了身,工资加不到,对象也找不到,逢年过节还要被管制监督。这类例子多了,各单位都有。人们从趋利避害,保护自己的立场出发,只好盲从党委,所以我们一直是“少数派”。大家感到厂里的运动按工作队、党委这样搞下去,不但我们永远翻不了身,还不了清白,还不知有多少群众要被打成反革命,于是凑了点钱准备上北京向中央文革告状。就在要出发时,有人说十七棉有人去北京告状已经回来了,是否可以到十七厂去了解一下情况。上棉十七厂也在杨浦区,杨树浦路底,离我们厂不太远,于是我们组织了几个人去十七厂,接待我们的有王洪文、唐文兰、袁斯成、廖祖康等人。

我们说明了来意,介绍了我们厂的运动情况,他们也介绍了十七厂的情况。原来他们也因为贴了党委的大字报遭到围攻,工作队还煽动一部分死保党委的不明真相群众跟他们斗殴。北京中央文革态度非常明确,认为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中央支持他们,应该回去进一步发动群众坚持斗争,对他们反应的情况,中央很快会发文件。他们还告诉我们,北京不要去了,全国各地上访的太多,中央文革都接待不及,住的地方也很困难,还是在厂里发动群众坚持斗争,中央文革在精神上是绝对支持大家的。

当时我对王洪文印象很好、很深。他是中共党员,又是保卫科干部(据介绍,袁斯成也是党员、保卫科干部;唐文兰也是党员,是档案室的干部;廖祖康是十七厂技校学生),东北人,一口北方话显得很稳重,谈吐很有水平,待人也很和善,分析问题很有深度。他讲党委如何围攻自己比较少,比较多地从中央“十六条”出发来分析上海的总体情况,我印象很深刻。我们听从了王洪文的意见,决定不去北京了,就在厂里发动群众,把大字报的方向从纠缠个人恩怨转到路线斗争上来。路线问题解决不了,个人问题就不能解决。

对于这次见面,叶永烈在他的《“四人帮”兴亡》里写道:“黄金海是王洪文‘三点一线’的三头目之一。沿八路有轨电车这‘线’的‘三点’,即上海国棉十七厂(王洪文)、上海国棉三十厂(王秀珍)、上海国棉三十一厂(黄金海)。”最近在网上看到我的条目,也讲到这“三点一线”,不知道是谁抄谁的。这都是胡说八道。我那时根本不认识王秀珍,从未见过。所谓8路有轨电车,叶永烈也在上海,上海人都知道那趟车是从杨树浦路底,也就是上棉十七厂对面发出,沿杨树浦路直到外滩的。而三十棉在临青路长阳路,三十一棉在长阳路兰州路,与杨树浦路是平行的,中间相隔几条马路,根本就没车可通,何来“连线”?叶永烈明知8路电车根本连不了三个厂,却故意编造,可耻!

事后回想起来,我承认当年围攻我们的那些多数派,绝大多数也是出于对党的热爱。这些党团员、积极分子、老工人之所以积极按党委指示行事,是有很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的。建国十多年,党内滋生了越来越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没人敢批评,稍有不逊便会受到刁难、打击。反之,则认为是“靠拢党”、“跟党走”,在入党、提干、工资奖励等方面都会优先。在当时那种主流政治氛围中,就使人容易产生一种人身依附。我们这些人指名道姓,公开用大字报批评党委,是建国以来的罕见之事,群众为保卫党委,自然把我们当成牛神蛇鬼了。

说实话,当时我对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必要性认识并不清楚,对那样甩开党委领导,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揭发各级党委问题的做法也并不很理解,还没有那样高的政治觉悟。如果当时没有我那张大字报,没有因大字报受到的不公正对待,以我解放后翻身带来的朴素阶级感情,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热爱,以及我当时五好职工、入党积极分子的身份,我肯定是死保党委的积极分子,我个人的命运也许会因此改写。之所以发展到那样对立,纯属时势所逼,这也叫逼上梁山,“落草”造反吧。随着运动不断深入,我逐步从盲从到清晰、从迷信到自觉。尤其是文革失败、结束后几十年的历史现实,使我从另一角度受到教育。我感到十年文革期间,自己虽然也有不少错误,但总体上是紧跟党中央、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无论结果如何,无怨无悔。毛主席伟大形象永远刻在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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