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坚持与发展

摘要：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关于国家问题的理论体系。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为完成亡友的遗愿、批判资产阶级的错误学说以及指导国际工人阶级运动，深入研究国家问题，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系统建构。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歪曲理解，刻意制造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对立。但事实上，恩格斯晚年对国家问题的研究是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恩格斯坚持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形成，揭示了国家本质特征的阶级性和公共性，阐明了国家消亡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同时，恩格斯还根据资本主义世界的新变化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新策略，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国家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长期关注的重点问题。由于过去缺少原始社会的材料，马克思恩格斯对原始氏族制度如何解体又怎样发展成国家一直存在研究的空白。直到1877年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出版，许多问题才得以解决。马克思本打算根据摩尔根的新发现，写一本专著介绍给德国工人，但还没完成就与世长辞了。恩格斯继承了马克思的遗志，面对资产阶级和党内的错误学说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的新变化，在晚年时期进一步研究国家问题，相继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以下简称《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等有关国家问题的著作。其中，《起源》是一部全面、系统、完整研究国家问题的专著。列宁称它是研究国家问题的重要著作，是“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著作之一，其中每一句话都是可以相信的。”(1)1可是，有学者质疑恩格斯晚年的国家理论在许多问题上与马克思的相违背，认为二者之间是相互对立的。但实际上，恩格斯晚年对国家问题的研究，是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二者之间是一脉相承的。今年是恩格斯诞辰200周年，谨以此文纪念之。

一、恩格斯晚年研究国家问题的原因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放下自己的研究工作转而进行马克思遗稿的整理、编辑和出版，还独自指导国际工人阶级运动。面对如此繁重的工作，恩格斯晚年为何还要耗费大量的精力深入研究国家问题？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执行马克思的遗愿

十九世纪中叶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就曾提出过原始社会的氏族制，但由于缺乏原始社会的材料，关于氏族的产生、发展、解体，又怎样由氏族发展到国家的一些重要问题始终没有突破。因此，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关于原始氏族社会的研究一直未能完善。1877年，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出版，他发现了“史前的基础，并且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希腊、罗马和德意志上古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1)2。同时，“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最后还对现代社会提出了直接的共产主义的要求”(2)3。马克思非常重视摩尔根的这本著作，并在1880年底到1881年初就该书做了比较详细的摘要，即《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他打算写成专著介绍给德国读者，但是愿望还来不及实现就与世长辞了。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放下了自己的研究工作转而进行马克思遗稿的整理，并在整理其遗稿时发现了马克思这一未完成工作的重要意义。于是，恩格斯根据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以及马克思对这一书的摘要和批语，并“参考了80多位作者，上百部著作之后，联系自己多年来对原始社会研究的心得”(3)4，经过两个月艰辛努力之后发表了全面、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著作《起源》。恩格斯在该书序言中指出，“以下各章，在某种程度上是实现遗愿。不是别人，正是卡尔·马克思……”(4)2。可见，完成马克思的遗愿是恩格斯晚年研究国家问题的一种原因。

（二）批判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内部的错误学说

十九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社会进入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资产阶级的力量日益强大，与此同时，工人阶级队伍也不断发展壮大。资产阶级学者改变过去直接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法，转而通过在国家问题上提出诸多迷惑性的学说，以此影响工人阶级对国家问题的看法。例如德国资产阶级学者威廉·罗雪尔宣扬私有财产权是合理的，是根据工人对劳动果实或消费或储蓄的天赋权利而产生的。又如德国哲学家杜林提出暴力是历史发展“本原的东西”，是私有财产、阶级和国家产生的根本原因，宣称在不影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下，只要消除暴力干预分配的方式，就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弊端，实现公平。杜林错误的国家学说具有极大的迷惑性，不仅给德国工人阶级对国家问题的正确认识造成了思想混乱，而且严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在党的指导思想地位。恩格斯意识到这一错误学说所造成的危害，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批驳杜林暴力论，他停下手中的研究转而进行《反杜林论》的写作。同时，由于受到资产阶级错误学说的影响，在工人阶级内部也产生了一些错误思想。比如拉萨尔主义认为，国家是“个人在道德整体上的统一”，是超阶级的东西，宣称可以通过“国家帮助”的形式实现“人类向自由的发展”。拉萨尔主义的错误思想严重影响了工人阶级对国家问题的看法。对此，恩格斯指出：“正是在德国，来自哲学的对国家的迷信，已经进入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识之中。”(5)5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为彻底破除对国家的迷信，驳斥资产阶级错误的国家学说以及所带来的的不良影响，为工人阶级正确认识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等问题，当务之急就是要从理论上阐明国家的实质和起源，而这需要对国家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三）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指明方向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自由资本主义逐渐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和存在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无产阶级面临着纷繁复杂的革命形势。第一，在生产方式上，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第二次科技革命，逐渐完成了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转变。这一转变对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同时也造成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经济危机反复出现。第二，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虽然工人的劳动和生产条件得到改善，但是工人阶级在劳资关系中的地位进一步降低，话语权逐渐丧失。第三，全球化不仅帮助资本的全球积累，而且使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内部矛盾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国内的劳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第四，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逐步发展，许多欧美国家开始实行普选制，这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方式开辟了新的途径。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势新变化给工人阶级正确认清资本主义的本质和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带来了困难，同时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造成了巨大的挑战。随着资本主义不断发展，工人阶级的队伍也不断壮大，工人政党和工会组织在欧美国家相继成立，各国的工人运动也普遍开展起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让恩格斯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革命的一些重大问题亟需进一步阐发，使无产阶级更好地认识国家的起源和发展，认清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本质，解决工人阶级政党的建设和发展问题。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学者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进一步鼓吹私有制，宣扬资本主义的合法性，拉拢党内的机会主义者，企图掩饰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并以各种错误的国家学说迷惑工人阶级，使其对资本主义产生错误的认知。在这样的背景下，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揭示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阐明国家消亡的历史必然性，厘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目标和方法，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指明方向，已成为恩格斯晚年重要且迫切的任务。

二、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坚持和运用

马克思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共同创始人。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歪曲理解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刻意制造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对立。但实际上，这种对立是臆造的虚假对立。恩格斯晚年对国家问题的研究，始终和马克思一样，把科学性与革命性一以贯之地结合在理论之中。

（一）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阐明国家起源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因素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马克思恩格斯早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就对历史发展的前提进行过阐述，他们认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1)6。为了生活，人们就要进行生产，而生活的生产包括两种，一种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并且这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2)6另一种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3)6。他们进一步指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4)6恩格斯晚年对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也一直贯穿着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即两种生产理论。他在《起源》一书的序言中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5)7因而，人类历史和社会制度的发展阶段受劳动和家庭这两种生产形式的制约。恩格斯晚年在《起源》一书中着重从原始社会的经济基础出发，深刻剖析人类从氏族制度向国家制度转变的历史条件。他指出，在原始氏族社会早期，由于劳动生产力水平低，社会制度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但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日益提高，逐渐出现“私有制和交换、财产差别，使用他人劳动力的可能性，从而阶级对立的基础等等新的社会成分”(6)7。恩格斯始终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来分析原始社会，他从三次社会大分工出发，系统分析了原始氏族制度是怎么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下逐渐解体并向国家制度转变。此外，原始氏族制度的解体以及国家的产生、发展和消亡，不仅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而且极大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

（二）坚持国家本质特征的阶级性和公共性

国家在本质上不仅具有公共性，同时还具有阶级性，“国家是公共性与阶级性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的有机体”(1)8。早在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就对国家本质特征的双重性进行过阐述。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2)9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家产生于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相互矛盾之中，而国家是共同利益所采取的表现于现实之中的形式。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对人民大众进行统治的政治形式，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3)9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关于国家本质特征双重性的论断。关于国家本质的阶级性，恩格斯在《起源》一书中进行了详尽的阐述，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4)10关于国家本质的公共性，恩格斯指出：“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5)10同时，恩格斯还在《论住宅问题》中指出：“在社会发展的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用一个共同规则约束起来，借以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共同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不久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6)11可见，恩格斯晚年始终坚持国家本质特征的阶级性和公共性。

（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

早在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无产阶级为消灭私有制，必须首先夺取政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即使它的统治要求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式和一切统治，就像无产阶级那样，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7)9同时，他们还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8)12可见，无产阶级政党的目标就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恩格斯晚年继承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他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对资本主义的本质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进一步阐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必将被无产阶级专政取代的历史必然性。他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9)11恩格斯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在资产阶级的废墟上建立起自由平等联合体的新社会。此外，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必然要考虑与其政治内容相匹配的政治形式。恩格斯晚年进一步研究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并提出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可以采用的特殊形式。他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一书中指出：“如果说有什么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10)10可见，“共和国就不再是资本主义的政体形式，而是担负起实现社会主义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民主共和国。”(1)13

三、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既不是终极的真理，也不是永恒的教条，它是在实践中不断接受检验，不断发展的科学。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基于摩尔根的史前材料，立足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新变化，根据革命的需要、实践的检验、理论的探索，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一）全面系统地阐述国家的产生及消亡

恩格斯晚年根据摩尔根古代社会的材料，通过对三次社会大分工的分析，以及对雅典、罗马、德意志三个国家形成过程的考察，总结和概括了私有制、阶级和国家产生的规律，对国家问题作出如此全面系统的阐述，是过去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所没有的，这不仅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关于原始社会发展阶段的研究空白，而且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关于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虽然认为它是由分工产生的，但是由于缺少史前材料，因而没有同经济发展的具体事实联系起来，只是比较模糊、笼统的概括。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阶级产生原因的研究则前进了一大步。他指出，阶级一是由独立于社会之上，执行公共利益的代表中产生，二是由生产力的发展而导致的原始社会公有制的瓦解而产生。但是，此时恩格斯“还没有认识到氏族制度的概念和国家起源的具体路径”(2)14，因此还没有形成系统的国家起源理论。直到《起源》，恩格斯根据摩尔根原始社会的材料，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阐述了人类社会的三次分工，并就如何产生私有制，又如何发展成阶级，最后到形成国家作了最全面、最系统的阐述。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在早年曾提出过国家将要消亡的观点，但结合国家的产生和消亡，全面系统地阐述国家的全过程是在恩格斯晚年时期。恩格斯他《起源》中指出，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国家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裂为阶级，在氏族制度解体后从阶级对立中产生的，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实现统治的工具，其最高形式是民主共和国。但是，随着阶级不再成为必要，并且成为发展的障碍时，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3)15在这里，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深刻总结了国家消亡的历史必然性，指出国家也有其产生、发展到消亡的历史过程。但是，虽然国家消失是历史必然性，但并不是说不要革命，而是要通过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国家，这样才能创造国家消亡的条件。

（二）科学准确地概括国家的概念及特点

早年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由于缺少原始社会的材料，对国家定义的概括一直都不够完善。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就对国家进行过这样的概括：“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4)16。此外，他们还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国家“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5)17。这两种概括都片面强调国家的阶级性，并且缺失对国家产生的根源的阐述。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晚年根据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的材料进一步研究国家问题，并对国家的定义进行了更为科学和准确的概括，他在《起源》中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1)18可见，恩格斯这一概括，不仅补充了国家产生的根源，而且指出了国家的阶级压迫作用和维护“秩序”的公共职能，这比以往著作中对国家定义的概括都更科学更准确更全面得多。

同时，恩格斯第一次概括了国家与旧的氏族组织之间的差别。一是国家是以地区来划分国民，而旧的氏族公社是以血缘关系组成的。传统的氏族成员被束缚在一定地区内，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流动性不断加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组织已不能满足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以地区来划分国民则有利于居民在更广的范围流动。二是国家设立公共权力，这是氏族组织所没有的。自社会分裂为阶级后，居民自动的武装已不存在。国家为了迫使居民服从统治，设立具有强制力的公共权力，并随着阶级对立的尖锐化及人口的增多而日益强大。国家为了维护公共权力，就要向公民征收捐税，甚至发行公债，这是氏族社会所没有的。

（三）丰富和发展无产阶级斗争新策略

19世纪八九十年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和存在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无产阶级通过暴力夺取国家政权的革命方式很难适应斗争条件的变化。恩格斯站在时代的潮头，以其对历史变化的卓越洞察力对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策略做出了重大发展和探索。他在1895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具体分析了1848年以前起义获得成功的原因，认为1849年以后，社会发生了许多变化，且这些变化都对政府军队有利。相反，在起义者方面，一切的条件都变坏了。因此，恩格斯指出，通过暴力取得胜利的机会已经很少了，“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2)18，无产阶级的革命需要一件新的武器，而这件新的最锐利的武器就是以普选权为代表的合法性斗争。

恩格斯详细阐述了普选权的好处：第一，普选权是一把衡量无产阶级行动是否适度的独一无二的尺子，使其避免不适时的畏缩和蛮动。第二，普选权能够在竞选宣传中使无产阶级更好地接触群众，有利于在人民面前抨击政党，维护自己的观点和行动。第三，普选权能够为无产阶级在帝国国会中提供一个讲坛，使无产阶级代表能够在讲坛上更权威更自由地向议会中的对手和议会外的群众讲话。所以，“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了过来。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是我们用合法手段却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就多得多”(3)18，普选权“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的工具”(4)18。但是，恩格斯从未放弃过暴力革命，认为暴力革命“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5)18。无论是暴力，还是合法性斗争，都是无产阶级用来争取民主，夺取政权的策略和手段。他在1893年写给弗·维森的书信中指出：“要知道，工人运动的最近目标就是由工人阶级自己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如果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那么，在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应采取的斗争手段和斗争方法上的不同意见，就不大可能使诚实的人们之间发生原则上的分歧，只要他们都有理智的话。依我看，对每一个国家说来，能最快、最有把握地实现目标的策略，就是最好的策略。”(6)19在恩格斯看来，斗争策略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只要能实现革命的目标，就是最好的方法。可见，恩格斯晚年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策略的研究，是创见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四、结语

国家问题是古老而常新的问题，自有国家以来，就存在不同的国家学说，而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是所有国家学说中最科学、最革命、最正确的。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建、完善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马克思逝世后，面对独自指导国际工人阶级运动的重任和资产阶级学者以及党内错误学说的挑战，恩格斯耗费大量的精力进一步研究国家问题。他始终坚持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阐明国家起源，揭示国家本质的阶级性和公共性，阐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同时，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摩尔根《古代社会》的材料，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国家的产生与消亡，科学准确地概括了国家的概念及特点，并根据资本主义世界的新变化，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新策略。恩格斯晚年对国家问题的研究，是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注释

1列宁：《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4页。

2(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页，第15页。

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3页。

4(3)陈克进：《<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恩格斯晚年一部重要的独立著作》,《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第59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1页。

6(1)(2)(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8页，第158页，第160页，第160页。

7(5)(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16页，第16页。

8(1)王同新：《恩格斯国家本质特征理论及其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9期，第60页。

9(2)(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3-164页，第164页，第164页。

10(4)(5)(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5页，第135页，第415页。

11(6)(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2页，第5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