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曾说：“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特别推出“大学生写家史”系列，记录大时代下一个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

一

我即将去广州面试，记者的工作。姥爷不喜欢。他觉得我读了本科，总得读个硕士，再读个博士，最后读个“博士后”。虽然也不知道读完“博士后”做什么，反正“书是要一直读下去的”，“读到头”。

姥爷的卧室里挂满了钟表，厂里捡来的。因为登不了高，换不了电池，慢慢都不走了。现在卧室里只有收音机的声音，一个频道，播一整天。

没人还会用钟表了。迁新居时，姥爷通过厂里的老朋友给我家送了一台落地钟，景泰蓝的表盘，现在已经六七年没有响过了。我小时很烦躁于打点的声音，后来发现它和北大的上课铃一个旋律。

以前来姥爷家，姥姥姥爷会花好几天，准备各种各样的饭菜。冬瓜汆丸子、清炖牛肉、过年素饺子、山东包子；打卤面要配上六种菜码，还要炸一大盘糖醋面筋，枣红色，堆成个小山丘。

姥爷手抖，没法继续掌勺。姥姥炒了一盘酱爆鸡丁，这曾经是他们做的最普通的菜。我才反应过来，上大学以来，都没到姥姥家吃过一回他们认为的“正经饭”。

姥爷做过厨师，从案板一步步干到灶台，再做经理。现在因为三年前做了结肠癌手术，曾经拿手的种种好菜都成了禁忌。偶然贪嘴不小心吃了难以消化的食物，肚子要疼好几天。

手术缝合出了问题，要做造瘘，才能正常排便。在这个问题上，姥爷和母亲争执不下。他宁肯放弃美食与做菜的手艺，也不愿从身体引出条管子，用袋子装起大便。

在灶台上干活的最在意的就是干净。“粑粑拉到身上，还不如叫我去死。”一聊起这个他就激动起来。

2013年做支架，2017年切肿瘤。两场手术对他影响很大。身体转不动了，像他那辆很久没骑过的自行车。前两天嘴馋，蹬上车去买鸭油包，卡在了半路上。

姥爷算账算得明白。两人的积蓄一人一半，为了看病，自己那份已经花光了，现在开始用姥姥那部分。他觉得这样不好，“我走了，你姥姥一个人怎么生活。”姥爷是个要强的人，甚至从不愿靠晚辈的支持生活，他觉得那是“丢脸”的事。

“没用了。”他这么说。

二

姥爷生于1948，天津解放时整一岁。

他的爷爷是粮铺二掌柜，躲在米面箱里听着部队从街上踏过，“闹水似的”。再出来已是清晨，街口传来阵阵喊声，“解放了”。

但才解放，粮店就被老板兑出，爷爷没了工作。他的父亲1954年生了疖子，被公司辞退，没一年就去世了。因为养不起三个孩子，他的母亲带着弟弟妹妹回了老家。他被留在了车站，看着公交车关上门，哭着让爷爷领回了家。

饥饿伴随了他幼年的记忆，被爷爷领回家那天，房顶闪着光，那是眼前冒的金星。

从此，他开始跟着爷爷卖菜。这营生说是买卖，实为苦力。上菜的地方在城西，明清时是穷人的乱葬岗，后来又先后建了刑场和监狱。一辆辆马车码在路边，若是价格便宜，爷爷便会多屯一些，花两毛钱叫辆黄包车，让我姥爷看着拉到家里，自己再挑上两筐菜慢慢走回去。天津的“狗不理”包子，最早就是人力车夫的吃食，里面包的是没人吃的猪皮。

上好了菜，我姥爷就跑到早点摊，站在桌子底下看着别人吃，通常能讨到别人掰下的几口窝头。

“像条小狗。”他说。

每次去姥姥家，他们都得看着我把饭吃到咋也吃不下去才行。肚子饱了，才有安全感。

八岁时，姥爷上了小学，幸运得到老师照顾，不用交学费，也不用花钱买书本，这才识了字。长大再去拜访，才知道那老师早已嫁了位军人，去了新疆。

小学毕业，正好天津开始登记户籍，为了城市户口，姥爷的母亲，我的老太太从葛沽回到了市里。

老太太以前在村里做小买卖，有粘糖葫芦的手艺，进了城到东发顺做了临时工，继续粘糖堆。冬天过了，便换了工作，去了染化厂。在染化厂工作常年吸入粉尘，没过几个月，老太太开始咳嗽，咳出的痰都是印刷剂的蓝色。这件事被工厂发觉，很快就把她辞退了。

从染化厂出来，又去了福昌祥果脯厂，被分配到了奶油冰棍的生产线。车间领导看她咳嗽，知道了是在染化厂落下的毛病，便给她分配了个工位，在那里，老太太可以随便喝食冰棍的原料——牛奶加鸡蛋。喝了一段时间，咳嗽神奇地好了，面色也红润起来。老太太今年八月末刚过世，健在时身体甚至比我姥爷还要好一点

一家五口全靠姥爷的爷爷、母亲的收入生活，日子过得艰难，自然也没有余钱给姥爷交初中的学费。于是，小学毕业，姥爷也开始打各种零工补贴家用。

三番五次到工商局说明情况后，他破格拿到经营证，分配到三条石卖冰棍。三条石是当时天津工人和铁匠的聚居区，那里的住户们慢慢知道了姥爷家里的情况，便常给家里的小孩买冰棍，一毛钱一毛钱地帮衬着。

夏天过去，卖冰棍的季节不再。而天津的企业完成了公私合营，老太太成为了果脯厂的正式工人，姥爷作为工人家属，再加上贫寒的家庭背景，进入了天津市饮食公司，分配到天合裕饭庄，开始了厨师生涯。

三

公私合营后，天津市的饭店统一归饮食公司管理。把姥爷招进饮食公司的是一位姓张的科长，姥爷后来知道，他被张科长招进来的原因是两人极为相似的童年经历。

进了饮食公司，先要到烹饪学校学习一年。学煎炒烹炸，学食品卫生，还要学哪里的鱼最好，刺最少；螃蟹要从渤海湾出发，到胶东半岛游个来回才算长成。小学毕业后，姥爷一直渴望读书，在烹饪学校，他终于又做了一次学生。

学成毕业，张科长把姥爷带进全聚德，交给经理，嘱咐其亲手把他“带出来”。放现在大概就是管培生。

饮食公司还会办统一的扫盲班，由上过小学或者做过会计，懂得识文断字、加减乘除的员工们做教员。中午两点停伙，员工们统一到宴春楼上课。姥爷在那里学会了打算盘。

战争消耗了一整代青壮年，在国家重建过程中，各行各业都面临着人才断档。餐饮业也不例外，这给他带来了机会。在全聚德，因为性格直爽、好打交道，大小事务搭理得好，他一点点获得了员工们的信任，十七岁就被选为副经理。也就在这时，“文革”来临。

姥爷分不清运动中的各种派别。他只记得，饭店当时被一群来自北京的大学生“接管”，学生们冲进后厨，从柜子里翻出一摞摞印着“万寿无疆”的景泰蓝瓷盘，全部砸在地上。原来的菜不炒了，饭店全部改做大锅饭，给学生们当公共食堂。隔壁饭店的资方经理被学生们用插着钉子的木板抽打，脖子上又挂上铁丝，系上牌子。

“过去干过什么坏事？”

“我剥削员工。”

“该不该打？”

“该打。”

各家饭店的书记经理衣服里也塞上稻草，插上木牌，统一装上卡车游街。当年那位帮他这个穷小子改变命运的张科长，牌子上写的是“保皇派”。

开过九大，风头渐熄，饭店也重新干了起来。1971年9月，姥爷和时为包子工的姥姥结了婚。这是件风光事。当年的姥姥唱歌跳舞样样行，在饭店里追求者众。姥爷也风华正茂，好不般配。

如今，赶上新冠肺炎，两个人关在家里下不了楼，一个看电视，一个听广播，互相一句话也不说。我从小叫姥姥带大，姥爷觉得我头发留太长，就是小时候和姥姥在一起待太久的缘故。

“头发剪了吧，咱是男子汉。”他在发给我的短信里这样写。

他觉得男人便应该像他一样，样样事都要自己摆平。这大概也就是为什么衰老让他如此焦虑。那意味着不再有强壮的身体，不再有广布的人脉，不再受人尊敬，不再像一个男人。之前去银行办业务，要在手机上进行操作，他不会。业务员在旁边不耐烦：“你儿女哪去了？”“儿女不在？孙伙计呢？”

灶台，案板，那是他奋斗过，也成功过的地方。1983年厨师考试，姥爷拿了天津市第39名，有机会去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他放弃了，因为小姨和母亲还在上学。现在，两个女儿很久才回来一次，每次待不了十分钟。“探监似的。”

劝我不要离开天津时，我反问他：“当年没去北京，后不后悔？”

他笑笑，没直接承认。“都过去了。”

确实都过去了。姥爷总是喜欢强调，凭自己当年的人脉，在天津，西站东站飞机场，派出所酒店计划委，“姥爷‘平趟’”。

他太爱讲述自己的辉煌往事了。1975年从全聚德转到狗不理做副经理，行话叫“调门槛”，你得拿出点真本事，才能叫同事们瞧得起。当天来了三桌日本访团，他拿萝卜、葱白和海棠果雕花摆饰，做出三座冷盘花篮，终于折服众人。桌案的玻璃板下面压满了他在全国各地留下的照片，各大饭店的后厨，他随便出入，都有好饭好菜招待着。杭州广州北京上海深圳青岛，每张照片他都背着手戴着墨镜站在那里。

我爸拿这事告诉我，“好汉不提当年勇。”

“你老了，可别跟你姥爷一样。”

退休之后，他写了一大本厚厚的菜谱。没人学。我老觉得是不是有谁欠他的，但好像也没有。还是说这个时代欠了他，欠了大多数人。

四

2005年有部电视剧叫《生存之民工》。姥爷说他不喜欢民工，现在城市里的房子偷工减料，都是因为企业只用民工，而不再有专业的建筑工人。我心想，盖房子的事，怎么还有专业一说。在我的概念里，工人就是民工的意思。

姥爷的皮肤很黑，和他同一代的天津人皮肤都很黑。天津是工业城市，但我自记事开始，便没有见过工厂。家门口曾经是荒地，后来建了游乐场，再后来改成了购物中心。城市越来越高大，天津人也变得越来越白了。现在城市里的黑皮肤者，大概只有工地旁边的民工们。

姥爷说，工人得是有技术的。以前钟表厂里的那些工人们才算。

1984年，帮着饮食公司办起了南市食品街后，为了方便接小姨放学，姥爷申请调去了钟表厂，做供应科科长。干了几十年饭馆，社会上朋友认识得不少，到计划生产委员会，物资批条拿得快。

在厂里泡着，钟表的知识也钻进去慢慢学会了。我一两岁的时候，总到小区楼下去捡地砖缝里的螺母和铁片。姥姥说，那些玩意姥爷有用。

他的大小抽屉里都是钟表、手表，以及工具和零件。姥爷年轻时没什么爱好，2003年退休之后，一下子闲了下来，就研究起修表，周中也到厂里坐班，一个月600。家里好多表，都是他从厂里捡来的。那些表捡回来修修都能走，小时候，姥爷的屋子里总是充满了节奏微有差异的哒哒声。

2011年，天津钟表厂正式关门，姥爷看着写着那五个大字的牌子从门口摘下。从此，钟表厂改名“金鸡”，成为私人企业。这座苏联援建的工厂结束于这座北方大国瓦解的二十年后。

但它早已是将死之身。

1998年，我出生。同年，天津钟表厂正要在市政府安排下，为迎接千禧年，制作一座巨大的钟表，名曰“世纪钟”。为了世纪钟，天津钟表厂在当时筹资47万。从设计到制作，全部自主完成，终于让它在新世纪来临前伫立在了天津站前广场、解放桥头。

世纪钟

这是座用钢铁与锻铜制造出的庞然巨物。齿轮与表盘至今仍在转动，在后工业时代大方袒露着旧时代的心肝脾肺。在当时的宣传语中，这座世纪钟，代表着由工业时代走向电子时代的美好愿景。

它确实做到了。当世纪钟的指针在2000年的第一秒开始转动，钟表厂也画上了用机械刻下的句号。

钟表厂盈利十分良好。“一年赚一个钟表厂”，姥爷这样形容。新闻记载，当时钟表厂一年为国家上缴利润4600万元。

但作为国营企业，钟表厂无力偿还47万元的债务。此时正值国企改制浪潮，厂长呼吁各个车间主任买下各自的车间，让工厂用卖车间的钱还债。

各个车间主任们疯了似的到处借钱。二十多个车间，一座车间的价格不到十万元，但之后则能创造百倍的利润。厂长也顺理成章地变成老板，收来的钱刨去还债，剩下的都进了自己的腰包。

原来合成一座大院的工厂被分割为以车间为单位的作坊，再也不可能聚在一起，共同造出第二个世纪钟。工人成为负担，厂里五千多人裁掉了十之八九，递补进去的，都是主任们的亲戚。

五

姥爷说，他永远忘不了工人们走出工厂时的样子。

当时他在办公室管出纳，一个个车间的工人们到他那里，结出几千元的买断费，他把工人们送出厂门。小媳妇大闺女、小伙子老工人，在工厂门口抱着哭，谁也舍不得走。走出大门，还望着工厂的牌子抹眼泪。

“别看了，越看越难受啊。”当时姥爷在心里对他们说。

没了工作就是没了命。这身手艺离了生产线，什么都不是。有位工人40多岁，家里两个孩子要养，老婆还有心脏病。丢了饭碗，家里天就塌了。

他从工厂出来急瞎了眼，只能到国际商场的天桥上拄着拐棍要饭。小时候那座天桥上总排满了乞丐，后来越来越少了。

原来生产钟表的材料，都被当作废铜烂铁卖掉。姥爷家里有一根德国制两米长的银棒，在生产线上一次切下几微米，作手表飞轮的配件。他当时从废品堆里把它捡来，想拿来做窗帘的横杆，无奈太长，普通工具又锯不断，只能放在哪里。这样的银棒，废品堆里有几十根。

姥爷说：“我看不惯。我告诉他们，‘以后早晚得出事’。”

“结果到现在都没事，一点事都没有。”

他听说厂长汽车两辆两辆地买，早几年儿子结婚，酒席摆了36桌。

大仓库被各个车间瓜分完毕，工厂从做世纪钟的钟表厂，变成了无法自主生产的代工厂。前几年，车间给LV、Gucci、爱马仕的奢侈品做机芯，成为报纸上宣传的正面新闻。

姥爷的左眼快看不见了。因为手抖，他早已不再修表，连给钟表换电池都成了难事。也许再不过多年，将再也没有一块转动的表盘，上面刻着“天津钟表厂”的字样。

临走，姥爷把那盘酱爆鸡丁装进饭盒，还拿出几瓶矿泉水叫我带走，老两口舍不得喝。

小区里的老人们最近在聊养老院的事，比比哪家便宜，哪家舒适。他们回家一算，两人每个月的退休金加起来只够一个人的开销。

“轮流住，我住半一个月，再叫你姥爷替补上来。”姥姥开玩笑。姥姥是实打实的下岗工人，那些饭馆里的手艺，后来只能带回家做。

“下岗”。姥姥姥爷只有在很少的时候，才会提到这回事。他们宁愿用过去的辉煌，把这段记忆不断地涂抹覆盖。

在世纪初，天津有不少摇滚乐队，其中有一支的名字叫“妨碍公务”，他们的代表作就叫《下岗》：

这个夏天我要弹着吉他在路边唱歌

天气太热 冰棍败火 可我丢了工作

我兜里没有钱 肚子叫着饿

眼睛盯着一分一毛可怜的施舍

不是我的错 真的别怪我

我那阵上班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

我以前在单位那也是天天的听党课

这个英模和那个标兵也都经常的争当着

我抽着便宜烟 干着体力活

可是不知道怎么着好好的我就下岗了

不是我的错 真的别怪我

我没了工作可还是得照样的活着

除了老本行 我就不会干别的

也就只能弹着吉他在路边唱个歌

挣俩小钱呗 混口小酒喝

嫌烦你就别看我 我也去你妈逼的

那些时代的伤痛，在这座以幽默著称的城市里，一点也没有少。

天已经全黑了。打开门，姥爷在屋里补了一句：“书能念还是念吧。”

“出去了，做个男子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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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一鸣。来源：澎湃新闻。责任编辑：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