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伟是豫章书院事件中第一个报案的受害者。从豫章书院逃离后，罗伟一直在寻求一句道歉。可惜，无论是亲手把他送进豫章书院的父母，还是被他指责曾对他施暴的人，始终没有正面回应他的诉求。

罗伟只是一个普通人，在过去的六年半时间里，他顶着父亲的拳头、施暴者和解的诱惑和同盟者的相继退出，执着地呼告着自己想要的公正。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对7年前被撕裂的人生和尊严负责。

以下是罗伟的口述：

一

豫章书院案一审宣判时，距离我第一次报案已经过去六年半。

2020年7月3号上午，在南昌市青山湖区人民法院，我参加了豫章书院案一审第二次开庭。

我第一次上法庭，兴奋又紧张，忍不住不停掰手指。吴军豹和其他被告人当天都在看守所，通过实时视频参与庭审。

第一眼看到画面里的吴军豹时，愤怒还是涌了上来。他和校长任伟强坐在看守所的椅子上，有说有笑，显得满不在乎。

我没有出声，但在心里对他吼：告了你7年，今天终于可以了结了。

过去六年半，我经常在睡觉前问自己，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以为那天就是终点，可惜结果没有我想得那么顺利。

庭审过程中，吴军豹不停地狡辩和反驳，最荒唐的是，他还为了脱罪捏造事实。在法庭上，吴军豹向法庭主张，我进豫章书院前就得了网瘾和抑郁症。但早在开庭前，母亲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说过我从来不打网络游戏。当初父亲跟他们签的入学协议上，有一个问题确认我有没有精神病史和其他身体疾病，父亲填写了“无”。这些都足以证明我进入豫章书院前是一个正常人，没有网瘾，也没得抑郁症。

图 | 父亲和豫章书院签的入学协议

为了脱罪，吴军豹还抓住了我提交的证据中的一个笔误做文章。当初，我曾向心理医生描述我的经历，说过“有个地方叫豫章书院，里面像监狱”，心理医生给我写病情诊断的时候，错把豫章书院写成了“豫章监狱”。结果，现实中真有个“豫章监狱”，吴军豹抓住了这个笔误，一口咬定与他无关。

当天，小姨和外婆作为我的证人出庭作证，但因为她们和我有利害关系，法庭没有采纳她们的证词。所幸，吴军豹的说辞也未被采纳。

当天，法庭一审宣判，吴军豹被判了两年十个月的刑期，我们提起的公开道歉、赔偿医疗费和交通费等请求，都被驳回了。

结束后，律师觉得二审刑事改判没有多大上升空间，和我一起的受害者们大多数也选择了放弃。

但我不甘心，打官司七年多，如今到了最后一步，决不能就这么半途而废。

我决定继续上诉，追究到底。

二

和豫章书院打官司的过程很艰难，六年半的时间，我一共报了三次案，换了三位律师。

第一次报案是在2014年9月1日，是我从豫章书院逃出来的一周年。

豫章书院在城乡结合部，我当时不认识路，就打了110，坐着出警的警车到南昌市青山湖区罗家镇派出所。

接待我的是两个年轻警官，当听到有人冒充警察把我绑到豫章书院，对我进行了殴打和虐待时，他们完全不相信。在他们印象里，豫章书院只是个练书法的学校。

警察希望我拿出实质性的证据，证明我在豫章书院里被虐待了，比如验伤结果，但我拿不出来。当初我被父母和假扮成警察的教官联合骗进豫章书院后，在里面度过了三个月地狱般的生活。一度，我因为一床叠不整齐的烂被子，整整一个月，每天被打20下钢尺。挨打的时候，他们要我把手伸出来，如果忍不住缩回去，还会追加我的次数。

和所有学员一样，我进豫章书院时上缴了手机，被打后无法拍照存证。加上书院的封闭式管理，我没有机会去医院验伤。拿不出被打的证据，警察问我能不能提供入学证明，好歹证明我确实在里面待过。我告诉警察，入学协议等材料在父母手里，警察就打电话叫我父母来协助调查。

来的是母亲，她一见到我就把我往外拉，对我念叨：“你在这里惹事，他们要把你关起来！”母亲从农村出来，没有法律意识，说了一大堆毫无理由和事实依据的话，什么“警察不能惹” “民斗不过官”之类。

和母亲在派出所门口拉扯了一个多小时，我想到警官说，要提供证据才能调查，就打算先跟她回家找父亲要证据。回到家，父亲根本不搭理我的请求，觉得我不过是被老师打了，没多大事，就是不把证据给我。

父母不知道豫章书院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书院很会对家长粉饰太平。在里面时，我过了20岁生日。当时，他们把近几个月生日的学生凑起来，用一个10寸左右的蛋糕一起过。

我们几个人，被要求轮流在蛋糕前拍照，还要配合笑一笑。教官会把照片发给家长，看起来，就像我们每个人都得到了一个蛋糕，过得很好的样子。

期间，外婆来看过我一次。由于书院只允许签入学协议的家长当面探视，外婆只能隔着大门远远地看我。她问我，整个人怎么变得又黑又瘦，走路也走不稳。她想把我救出去，但是因为学校规定，只有签协议的家长，才能把学生放出去，她也无能为力。好在，她回去后立刻把我在豫章书院的模样告诉了我父母，让我父母过来看我。

最后是母亲来了。我把在厕所里写好的求救纸条折成小方块放在口袋里，趁机塞给母亲。几天后母亲再来，带来一个合同。

我一看，合同是我父亲写的，列出了几大条件要求我答应。第一要孝敬父母；第二不能跟父母吵架；第三要去大专院校完成学业；第四是让我学一门技能；第五要求我赡养父母。

他们的意思，签了就放我出去，不签就继续留在这里。为了出去，我竭力作出迫切要去大专院校的样子。为了让他们相信我被成功洗脑，我恨不得把脑袋打开来给他们看，里面全都是他们想要的贤良淑德。

从豫章书院出来后，我经常做噩梦，面色蜡黄，瘦了20多斤。外婆发现了我的异常，和小姨一起把我送去看心理医生。在医院，我被确诊了轻微的抑郁症和焦虑症。发病的时候，我像死了一样躺在床上，脑子里只想一件事：让那些人坐牢。只有这样我心里才会好受，否则我无法正常生活下去。

父母不同意我去报案，他们把我入学的证据藏了起来，我始终找不到。缺少实质性的证据，我就无法成功报案。

为此，父母和我起了很多次争执。一次，父亲骂我：“你这个畜生，我再打电话叫人把你关到豫章书院里去。”我彻底被激怒，和他扭打在一起。过程中，他跳起来一拳砸在我的头上，我瞬间晕倒了过去。

头上被父亲打出的包，几个月后消肿了，但那一拳在我后脑勺那块留下了一处永远的凹陷。

三

2017年10月份，我在QQ空间看到网络作者“温柔”写的文章《中国到底有多少个杨永信？》，我才知道这件事情已经被曝光。

我联系上其他的受害者，在公益律师的帮助下第二次去报案。

这次报案很顺利，因为我们提供了一张受害者被打伤的照片。照片里，当事女孩的屁股被打成了紫色。那是我们所有人找到的唯一可视化的伤痕证据。

说来也巧，那个女孩前一天刚被打，第二天父母突然从国外回来，直接把她接了出去，教官没有任何准备，只能让她被接走，才留下了这张关键的证据。

因为这张关键的照片，我终于在2017年12月接到电话，通知我去领立案成功通知书。

我去了，刚从派出所门口出来，就发现一辆银灰色的小轿车跟上了我，我走它就走，我停它就停，感觉很不对劲。

我立马躲到旁边的巷子，拍照传到受害者群里求助。有人让我待在人多的地方，我赶紧回到马路上，走进一个银行里面。那辆车一直停在外面，不知道等了多久，对方终于等得不耐烦，离开了。

吴军豹曾经来找过我，劝我打消继续告下去的念头。被我拒绝后，他拿出一张纸写下电话，叫我哪天想通了就打电话给他。

吴军豹出现后，父母害怕被报复，劝我接受私了。但我态度坚决，一定要告到底。其实，逃离豫章书院这几年，我从未真正摆脱那段记忆，只有在拿到立案通知书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终于活了过来。

立案后，我每星期坐2小时公交去问一次进展。工作人员告诉我，案件牵扯到很多未成年人，他们有的因为考试没时间配合，有的因为父母不同意接受调查就没能出面作证。由于没有充足的证词，案子查得很困难。

那之后，我开始自己搜罗各方证词。我设法联系到两位曾在豫章书院工作过的教官，说服他们接受媒体采访。他们承认豫章书院里有殴打、体罚学生的情况，但因为他们不是当时看管我的教官，无法成为我的有效证人。

请受害人发声这件事也举步维艰。一些受害者出来后照常去上网，仿佛完全不在意这件事。还有的选择了放下，有个南昌本地的受害者，我联系到她的时候，她说父母已经向她道过歉了，决定放下这件事。

在里面的时候，我和几个学员互相留了联系方式，约定谁先出去就帮忙联系对方的家人。我试着给其中一个学员的父亲打电话，对方却让我不要多管闲事，他说自己是在救儿子，不让儿子误入歧途。我不明白，教育孩子有很多种方式，他为什么非要选虐待这一种？

立案半年多后，司法机关驳回了批捕被告人的申请，不批捕理由说明书上写的原因是“非法拘禁无单位犯罪”。

图 | 我收到的不批捕理由说明书

案子陷入僵局，直到2019年11月，有志愿者帮我联系到一个北京的公益律师，她对整个案件进行梳理后，除了非法拘禁，还指出招摇撞骗；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多项罪名。在她的帮助下，我第三次去报了案。

这次因为证据、理由充分，吴军豹等人终于被逮捕了。可惜，新冠疫情爆发，这个案子拖到今年7月才开庭审理。

四

在和豫章书院打官司的过程中，我始终得不到父母的理解和支持。

父亲行事暴躁，从小就很少顾及我的感受。小学时有次我看电视挡住了他的视线，他直接抄起桌上的铁盒子朝我的脑袋砸过来，把我头皮砸破了，去医院缝了两针。

初中时我因为一件小事跟他吵架，他叫了三个男亲戚用麻绳把我捆起来踹。外公外婆看不下去报警了，没想到警察来了，却说家长打小孩很正常，没什么事，又走了。直到我感觉快被打死的时候，外公再次打电话把他们叫回来，父亲才终于停手。

在家里，母亲没能保护我，也不能自保。她告诉过我，新婚几个月时，父亲第一次家暴了她。当时，爷爷奶奶嫌弃她家庭条件不好，骂着叫她离开他们的儿子。母亲和她的公公婆婆吵了起来，最后双方都动了手。父亲维护爷爷奶奶，打了我母亲。当时，母亲还怀着我姐姐。

我的姐姐知道我的事情，但整个过程中，她都认为是我在错怪父母。她总跟我说：父母不清楚里面是什么情况，吴军豹打我，就去找吴军豹，跟父母没关系。

我觉得她是在帮父母开脱，父母跟她更亲一些。从小，父母在南昌打工，一直把姐姐带在身边，把我留在乡下，由外公和外婆带大。只有逢年过节，我能见到他们。直到小学，父母才把我接到了身边。

图 | 小时候的我

前几年，姐姐在深圳贷款买房，每月的贷款，都是父母帮她还。

我的抑郁症不时发作，常常凌晨两三点从床上惊醒。白天脑子一片空白，想不起上一秒做了什么，有时会控制不住骂脏话，整个人就像一个装满负面情绪的垃圾桶。

看到我变成这样，姐姐和父母态度一致，他们反问我：为什么别的小孩都活蹦乱跳，就我一个人愁眉苦脸？觉得是我心理承受能力太差。

几年前，我的外公因心脏病过世了，我失去了家中唯一支持我去告豫章书院的人。

外公很疼我。长大后，父亲依旧改不了打我的毛病，有时我会忍不住动手反抗。只要外公看到，就会过来把我拉走，他劝我：你没有人家强壮，不要跟人家动手，肯定吃亏。

我被关在豫章书院里面的时候，外公给我写过一封信。那封信通过教官检查后才给了我，到我手里时下面半截不见了，只有开头没有结尾，想是写了什么教官觉得不能让我看到的话。

父母是我维权路上最大的坑，我经常埋怨他们。如果他们当初不把证据藏起来，我当时成功提告就好了，即使提告失败，我作罢便是，事情就了结了。但就因为父母不肯给我证据，事情拖了这么多年。我20岁被绑进豫章书院，现在已经28岁了。

为了打官司，这些年我没办法找全职工作，一直在家里的首饰店帮忙。母亲每个月给我发2000块工资，除此之外我没有固定收入，偶尔在网上卖二手衣物赚点钱。我很少和父母同桌吃饭，尽量回自己的房间吃，避免和他们说话。

其实我也忍不住想过，当时吴军豹给我留的电话，也算是一条退路。要是他钱给得够多，足够报销我看病的钱，我再去找一个好点的工作，或许比现在过得好。但每次这种念头冒出来，我就会开始鄙视自己。我很庆幸，吴军豹找上门来那天我傻掉了，看都没看他的电话。

最近我正在联系新的律师，还接触到了愿意和我一起抗诉的受害者。我一定会追究到底，必须要他们道歉，否则我无法对自己这几年的人生负责，无法对自己的尊严负责。

我永远忘不了20岁生日的时候，我被关在那个“私人监狱”里，忍受着屈辱，捧着蛋糕强装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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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伟 刘瑞。来源：真实故事计划。责任编辑：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