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向风暴低头│第四章失败与新的出发

东京印刷罢工

一九三五年（昭和十年）的通货膨胀对各行各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印刷业之类的民用产业开不了工，形势非常糟糕。物价不断上涨，工资却一点没加。实际工资每天都在下跌。

在柴田经常去打工的东印里（在前一年年底，由于东印的工资实在太低了，我受不了，便辞了职，在神田区的小工厂当临时工），以村越健太郎、羽入新吾等人为中心的一批比较进步的青年工人开始认为，必须争取加薪，不然连饭都吃不上了。

当时，东印的一部分工人参加了以河野密[1]为委员长的关东出版工会（関東出版労働組合），但这个工会并没有采纳青年工人的具体要求，也没有围绕他们的要求开展组织活动，于是青年们就只好亲自提出要求，并且还要自己组织起来开展斗争。

如果采纳青年们的要求，就一定会发展成为斗争。柴田和白石把比较先进的工人聚集起来，通过他们的加薪要求，开始组织斗争。加薪原本只是一部分青年的要求，但很快就蔓延到了许多工厂。

关东出版工会没有办法，只好采纳了会员的要求，提出了把平均工资从九十八钱增加到一元的强烈要求。然而，公司却针锋相对，提出了给一百一十三名员工加薪、冻结一百六十名员工的工资、给一百六十名员工减薪的方案。最过分的是，公司甚至还要解雇工资最高的二十人——他们的工资超过了二元。这显然是对全体工人的挑战。员工当中有二百二十名工人认为，公司解雇这些工人，正是对自己的挑战，于是他们在三月二十一日举行无限期罢工，反对解雇，要求加薪。公司当即按照惯例，封闭工厂，不许工人进入。为了打垮工会，公司还雇用黑社会看守工厂，又利用警察护送剩余的一百五十六名工人和临时雇佣的一百一十一名工贼进厂工作。

罢工团[2]便按照当时的惯例，在深川区石岛町租了一处房子，设立了斗争本部，准备进行长期斗争。

罢工团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斗争：在工厂周围和社长家附近张贴海报，通过贸易向友好团体进行宣传，在工厂外面部署纠察队阻止工贼进厂，并劝阻那些想要进厂找工作的人。

表面上看，柴田和白石在罢工中并没有担任任何职务，但罢工的中坚力量——青年工人都围绕在他们身边。罢工的真正领导层是以柴田为中心的一批人，他们以隐蔽的方式领导罢工，每天晚上都要举行对策会议。《步》团体不仅领导了罢工的日常工作，还通过罢工培养新的干部。白天的活动结束后，青年们就在夜里集合起来，学习列宁的《怎么办？》，提高自己的觉悟。通过学习，他们理解了自然发展的工会活动，懂得了自己必须有目的有意识地承担起领导工会活动的责任。青年明白了自己是斗争的隐蔽领导层，斗争的胜败取决于自己的努力，这使他们勇气百倍。在回顾这段往事时，白石是这么说的：

“随着镇压越来越激烈，败像越来越明显，我开始泄气了，就在这时候，柴田对我说：‘从这次罢工的种种迹象来看，我觉得胜算是很小的。但我们不能放弃。我们必须考虑到，就算能赢得加薪，就算公司撤回解雇的决定，这也不过是工人阶级的暂时胜利，不能成为最终胜利。我们不必拘泥于经济上的胜败。在我看来，从这次斗争中会涌现出多少具有阶级觉悟、将来会踊跃投入阶级斗争的活动家，这才是重要的。我们在领导斗争时，一定要充分理解这一点。’”

三十五家公司的工人联合募捐活动

《步》团体的成员不仅是罢工团的中坚力量，它还在争取外部支持、为罢工筹款的活动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它不仅为东印罢工筹款，还为好几次罢工筹款。

集结在芝区的小野印刷、参加了同人杂志《步》的出版工作的山县、樱井等人，在坂村的带领下，发起了“反对解雇东印工人支援募捐运动”（東京印刷馘首反対支援カンパの運動）。虽然我当时已经离开了东印，但我也参加了这个运动。我们按照地区，分成好几组，走访附近的工厂。我现在还记得，在坂村指导下，我们讨论了怎样在未组织工人[3]中间开展工作的问题。

我们每造访一家工厂，就跟那家工厂的工人碰面，向他们介绍罢工的现状，然后向每人募捐五到十钱，那里的工人又把我们介绍给其它工厂，募捐活动就这样逐步扩大，最后，有三十五家印刷厂的工人捐了钱，每个人捐的钱虽少，但积少成多，最后成了一笔巨款。一般来说，这笔钱应该立即转交给罢工团，但坂村并没有这么做，而是重新走访了捐款的工人，对他们说：“多亏了你们，我们才能从多达三十五家的工厂募捐到这么多钱。我想尽快把这笔钱转交给罢工团，但是，与其用个人的名义，我觉得还是用三十五家公司工人联名的名义，更能鼓舞罢工工人。不知你们是否愿意？”在得到捐款者的同意后，他让那些积极协助募捐的工人担任三十五家公司工人的代表，然后让代表们去转交捐款。

在转交捐款时，代表们当然要发表致辞。完成任务后，他们还要走访全部三十五家工厂，就罢工的进展做报告。在这个过程中，各家公司里的罢工支持者不知不觉地建立了联系，产生了一个以坂村为核心的活动家们的合作组织。

在参加募捐活动时，我逐渐明白了工人阶级的团结互助是多么重要，我个人的力量虽小，也能为促进工人阶级的团结互助这一重要工作出一份力。

罢工陷入了困境

东印罢工显然陷入了困境。每一天，工贼都在警察的护送下，大摇大摆地走进工厂。尽管只有部分车间开工，但这仍然给了公司自信。社长松井扬言决不让步，宁可让公司倒闭，也要打垮罢工团。罢工因此陷入了困境，进入了忽好忽坏的状态。就在这时候，警视厅又插了进来，要进行强制调解。

就在这一年，由日本扶植的傀儡“满洲国皇帝”溥仪在以 “比叡”号战列舰[4]为首的联合舰队的护送下，访问了日本。

警视厅原本站在资本家一边，导致东印罢工长时间僵持不下，但是他们现在突然改变了态度，采取了居中调停的立场。他们装出要为了工人的利益而解决争议的样子，其实他们担心的是，在“满洲国皇帝”访问日本的时候，要是东京的一个区发生了激烈斗争的话，就会大丢脸面。所以，他们想在溥仪到访之前彻底解决罢工，但是他们提出的调停条件却是罢工团根本不能接受的。调解以失败收场，在伪满洲国皇帝来访期间，罢工仍然继续进行。长期僵持不下的罢工就快满一百天了，谁也看不出罢工何时能够得到解决，然而，一天早上发生了一件事，导致罢工突然失败。

罢工团青年部有个叫江沢一郎的小伙子，有一天，他在执行纠察任务的时候，看见一个姓宫岛的工贼走过来，这个宫岛以前都是坐着卡车，在警察的护送下战战兢兢地进厂。江沢就劝阻宫岛，但宫岛不听。宫岛的粗鲁激怒了江沢，他一时冲动，用过肩摔把宫岛丢了出去。他不该这么做的。工贼的脑袋撞到地上，就乖乖回家去了，然后就死在了床上。

警察趁机逮捕了罢工团全体成员。

结果，坚持了一百多天、以让公司方面重新录用被解雇者当中的七十人并一次性支付一万五千元为目的的东印罢工就这样彻底失败了。罢工结束后不久，在罢工期间始终支持公司的扇桥[5]署特高警察松村就被公司聘为保安主任，这件事暴露了公司跟警方的勾结。

东印罢工就这样结束了，但是，必须弄清楚这次罢工为何变得暴力。

当时，天皇制政权的暴虐，是现在的人根本想象不出来的。工人和农民都受着压迫。战斗工会“全协”正在争论要不要把推翻天皇制写入工会运动的方针。在争论中，为了揭露天皇制的本质，一个姓坂上的人发表了如下言论：

“日本的天皇制是封建专制的残余，天皇制是从头武装到脚的剥削机器。如果工人和农民提出自己的日常经济要求、并向资本家和地主发动斗争的话，随着斗争的激化，无论他们提出的要求多么微小——也就是说，只要他们提出的具体的切身要求，就会同天皇的官宪[6]发生冲突。国民被称作天皇的‘子民’，而国民绝大多数都是工人和农民，他们为了明天的‘面包’，正在向自己的雇主提出具体的要求，并同雇主谈判。然而，天皇的官宪却践踏了工农的要求，并拿起剑为资本家和地主看守大门。这已经成为了常态[7]。”

当时的天皇制警察可以随意对国民进行讯问、搜身或搜查随身物品，无需搜查令即可搜查私宅、逮捕、拷打和监禁，他们犯下的暴行，远比现在的韩国法西斯政权更坏。

在这种状况下，每当发生劳动争议，警察总是会站在公司一边，不管多小的借口，都会被用来镇压工人。如果工人向公司提出诉求，迫使公司谈判，就会被警察以“强行会面、胁迫、暴行”的罪名逮捕。如果工人在工厂里举行游行，就会被警察以“袭击工厂”的罪名逮捕，工人稍有反抗，就会被警察以“妨碍执行公务”的罪名逮捕。罢工团为了团结工人而对罢工工人进行劝说的时候，警察就会宣称罢工团诱拐、绑架或威胁工人，并以此为借口进行干预。

因此，面对着占据压倒性力量的敌人，而自身的力量又很弱小，工人阶级便开始焦躁起来，变得狂躁了，他们只想给资本家添堵，便转而动用暴力。

东印罢工就是这样失败的。但是，大批青年却开始向《步》团体靠拢。柴田和白石认为，必须把这些青年聚拢起来，结成一个长期性的组织。

和工会的成立

东印罢工失败后，有一百五十名工人被解雇。由于当时的经济很不景气，这些工人怎样找到工作，便成了严重的问题。

柴田和白石把青年们集中起来，向他们解释说：

“很多人由于参加东印罢工而被解雇了，因为经济不景气，他们都在拼命找工作。但是，由于他们曾在东印干过较长时间，所以有不少人都不认识其它公司的人。我们必须做点什么。办法只有一个——大家共同努力，互相帮助。在罢工的时候，工会很愿意出头，但它在平时并不太关心工人的生活。所以关东出版工会是指望不上了。我们没有办法，只能建立某种组织，通过自己的力量，尽量帮助大家。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你们这些青年人应当带头，为大家出力。”

在罢工期间，这些青年目睹了以柴田和白石为首的一批工人的无私奉献，当他们听说了《步》团体的事迹后，他们的眼睛都发亮了。就在那一年，在由于参加东印罢工而被解雇的工人盐原的家中，举办了和工会的第一次筹备会，开过几次筹备会后，和工会就正式成立了，并开始壮大，一个人人期盼的群众组织就此萌芽。和工会的核心成员有：柴田、白石、柴一，他们是东印罢工的中坚；坂村，他是发动三十五家公司的工人联名给东印罢工捐款的核心人物；还有樱井福平、山县円次和我自己，我们是三十五家公司的工人代表。

我叔叔在芝区经营着一家小印刷所，山县就在那里工作，他跟在附近的小野印刷工作的樱井借了一个房间，两人住在一起。他们的住处，就成了和工会本部兼芝区支部的办公室，而我家就成了深川支部的办公室。

[1] 河野密（河野密/こうのみつ，1897年12月18日——1981年1月4日），千叶县出身，曾就读于东京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参加日本工农党，后转入社会大众党，1936年初次当选众议员。战后参与创立日本社会党，1952—1972年连续当选众议员，1972年退出政界。——中译者注

[2] 原文为“争议团”（争議団），日本的工人在罢工时，会把所有参加罢工的工人及其家属组成争议团，同资方作斗争。为了便于中文读者理解，便译为“罢工团”。——中译者注

[3] 未组织工人（未組織労働者），在英语中叫做unorganized workers，指没有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中译者注

[4] “比叡”号是金刚级战列舰的2号舰，1911年11月4日在横须贺海军工厂动工，1912年11月21日下水，1914年8月4日入役，1942年11月13日在第三次所罗门海战中自沉。1934年3月1日，溥仪就任“满洲国皇帝”，不久后，便于4月乘坐比叡号访问日本。——中译者注

[5] 扇桥（扇橋／おうぎばし）是东京深川区的一个町，1947年随深川区并入江东区。——中译者注

[6] 官宪（官憲/かんけん），本意是指官厅或官吏，但在左翼运动中是对统治阶级的暴力镇压机关的统称，主要指警察和特务。——中译者注

[7] 《现代史资料》，第十五卷，《社会主义运动（二）》，第235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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