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制命运
1985年出生的路亮,向上数三代都是煤矿工人。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冻伤了脚的爷爷,复员后被分到了山东肥城煤矿做后勤工作,直到退休。父亲在采掘一线干了30多年,退休时带着矽肺病,现在每天在咳嗽喘息中度日。路亮最怕听父亲的咳嗽声,那比自己咳嗽还难受。不同于祖辈父辈,甚至不同于大多数山东男人高大魁梧的形象,路亮生得小巧匀称,像一个书生。
即便如此,2000年,路亮依旧选择去矿上的技校读书,毕业后下矿,干到退休,子承父业继续如此。“矿工家庭孩子都这样,像复制黏贴而出的,但也有例外,如果下一代是女孩的话。”
2003年12月15日,18岁的路亮第一次下矿,他清晰地记得,几个新工人夹在一群老工人中间,坐着大罐(类似电梯的设备)下井。不知道井有多深,开始时还能听见北风与井架撕扯发出的尖利叫声,慢慢地,什么也听不到了,只感觉罐笼在漆黑之中唰唰地下沉,仿佛要沉入无底深渊。路亮和其他新人都紧张无言,老工人们却有说有笑。
巷道幽深、曲折,经过几十年的开采,许多地方已成空场,虽已自然回填,但在巨大压力作用下,不时有石块陷落,偶尔发出吓人的挤压声。路亮所在班组的工作是掘进,是一线的一线,掘进煤道也掘进石巷。
“那时大多数矿山还没有综采机,掘进只能靠工人们用猫力钻和风钻来完成。一班下来,要掘进三节槽,也就是6米,相当于工人们用手挖出了6米的道。”
猫力钻很小,四五十斤重的电机上装置一个卡头,钻杆装接在上面,工人抱在怀里就可以作业了。作业时钻头形如两只竖起的猫耳,在煤体或石体上做功,石末或煤末通过高速旋转的钻杆转动带出,使得空气里永远弥漫着粉尘。
机器巨大的反作用力让小小的路亮站立不稳,又不得不稳,因为扭动的力随时会让钎杆折断。单薄的路亮只能靠身体向前顶着机身,增加推力,一排10多个炮孔打下来,人像散架了一样,身体不自觉地颤抖。
路亮之后,接着的是爆破工和掘煤工、出渣工,乌泱乌泱地拥入巷道,一场刀光剑影的大战开始了。工人以生产量定工资,炸松散的煤约30吨,工人左右开弓,手上的巨大煤锹像风轮一样转动,煤像水一样扑到溜槽上,传动的溜槽把它们运输到下一环节。路亮和其他新工人好奇地看着,觉得好玩,老工人却在抓紧时间维护手里的机器。
没多久,可怕淹没了好奇与好玩。接下来的掘进工作,因破坏力巨大,操作时头顶不时有石头掉落,两边墙体垮落不断,有时能把人埋住。
“后来用上了大型掘进机,情况变得好一些,但劳动时间一点儿不会减少。”矿上实行的是三八制,即8小时工作,3班倒,其实每天工作都是11至12个小时。所以工作时间并不是固定的,有时是白天,有时是晚上,有时连黑带白。工作太累了,路亮下了班就特想好好吃一顿,然后蒙头大睡。
子承父业后的路亮,工作之余很少有力气去摸琴(读技校时因兴趣而偷偷自学吉他)了。“最主要是觉得自己是井下工人,干活儿的,弹琴唱歌不是我这种身份的人做的事,人家会认为你不自量力,不知自己是谁。”
被迫走穴
2008年,年关渐近。肥城,这片据说因西周时肥族人散居而得名的土地,没有落下一场如期的雪,路上的落叶和远处田地里的枯草随风飞上天,想与太阳勾勾手。
冬日的萧瑟与苍黄,在路亮眼里却是一番美景。因为矿工的冬天,早上起来黑着天,井下是黑的,上井的时候又黑着天,24小时不见光。“难得能像今年这样,白天上工,白天下工。”
这是下矿后的路亮第一次“逃离”煤矿,安安静静地欣赏自己的家乡,因为他作为唯一的井下一线工人,被临时抽出在矿文工团排练节目,此时的路亮已是所在班组的组长。
路亮参演的节目是为春节下矿演出慰问准备的,这样的节目年年有,算是为一线工人枯燥的生活滴一点儿润滑剂。下午两点,沉浸在优美琴瑟声中的路亮突然接到通知,井下发生了事故,遇难者已被送往医院。
5年多的井下工作中,路亮第一次碰到事故,在那边已挂断电话后,他紧绷的双手仍握住电話,身体无力地下沉。出事的是他的技校同学,2000年同天入校,2003年同天入井,最好的朋友。
当路亮和其他3个班组长赶到医院时,好友早已没了生命迹象。看着好友身上沾着的厚厚煤灰,路亮开始用酒精为他擦拭身体,“在这个世界每天尘垢染身,在另一个世界得一尘不染,这是矿上对待遇难工友的规矩。”路亮默默念着。
好友的父母赶到医院,没进门就瘫倒了,老人看到阵势,就知道儿子没了。白发人哭黑发人,虽然书上和电视剧里常看到,但现实中还是第一回。年轻的路亮心跳加速,身上一阵阵冷,已经忘了恐惧。“他比我还小一岁。从那以后,我下矿就更加小心了,哪怕不拿工分,也不能做任何不安全的事。”
日子如行云流水,有时惊心动魄,有时无声无息。2014年,借上次参加演出的力,展现出音乐才华的路亮被借调到矿工会工作,结束了10年的井下生活。
可惜美好总是短暂,2015年起,煤价下跌,用行里话讲,就是煤炭矿业的寒冬来了。矿上人都说,从国外进口的煤比矿上生产的煤质优价廉,中小矿山压缩或关停成了工人们不得不面临的窘状。
此时路亮所在的矿,虽幸免于关停,但工资少了近一半,三五个月发不出工资也是家常便饭。矿上双职工夫妻,不得不一人守业一人寻找出路。路亮也开始背起吉他,到处走穴,一场演出收入100元、200元,解决了吃饭问题。
迟到的北漂
虽然路亮从未想过离开矿山,但他其实不知,从偷学吉他开始,另一种人生样本已在心中暗自发芽。
2015年的一天,开封有场活动请路亮去唱歌,活动内容是张海超的演讲,为了活跃现场气氛,在演讲间歇时安排表演。没想到活动结束后,路亮随大流去领盒饭时,张海超找到了他,表示很欣赏路亮演唱的原创歌曲,并推荐了孙恒的微信名片。
“说孙恒是北京皮村工友之家发起人之一,工友之家里有一个新工人艺术团,就是组织志同道合的打工者,为打工者做公益演出。这个组织曾被评为全国服务农民先进集体。”
聽起来太玄了,路亮有点儿不敢相信。于是,他婉拒了张海超的推荐,没有联系孙恒,而是在网络上默默关注起他及新工人艺术团。从各大媒体的报道中,路亮知道这个小团队几乎没有收入,与主流歌坛也没有交集,舞台更是设在了霓虹之外的乡野、工地,他们像一群独行侠,行走于苍茫底层。
他们的歌充满了力量,听得路亮血液沸腾,仿佛回到了那难以割舍的井下生活。
这次路亮坐不住了,得知孙恒将在济南大学举办唱谈会,他立马动身,提前4个小时到达现场,抢占了第一排的最佳观赏位置后,开始想象:孙恒是大腕级人物,现场人气爆棚……
漫天大雪的济南,在苦苦等待了4个小时后,孙恒终于进场了。“他中等偏瘦的个头儿,短发,衣着随便普通,像刚从工地下班的样子。那晚孙恒唱了《团结一心讨工钱》等5首歌,讲了个人的经历和工友之家的故事,把我的心一下子就抓住了。”
那是路亮与孙恒第一次相见,晚上还一块喝了酒,聊到深夜。第二天,孙恒走时没有告别,只在到达北京后给路亮发了一条微信,说:“兄弟,欢迎来北京!”
这条微信在路亮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2016年冬,路亮告诉家人想去北漂,结果遭到坚决反对,母亲说:“你好不容易从井下上来了,怎么说走就走。”“矿上太苦了,再不用下井我是解脱了,可其他人呢?虽然我没多大能耐,但我想为苦工人做点儿啥。”路亮的执念,终让家人松了口,就这样路亮来到北京,开始了一场迟到的北漂人生。
北京的冬天异常寒冷,鼻孔里仿佛结了冰茬,呼吸一下都扎得慌。下了火车,转了地铁,再换小巴,路亮终于到了位于朝阳区金盏乡的皮村街上。眼前的一切让他怀疑是视觉出了问题——低矮错乱的失修平房,腾空翻搅的树叶和塑料袋,匆匆忙忙面无表情的行人,每隔几分钟会有一架飞机低空划过,巨大的轰鸣像是给这儿盖上了一个罩子,有些压抑。
“没一分首都的模样,感觉还没有矿山好。”路亮不敢相信,又不得不相信,因为街道拐角处的牌子上,彩色的“皮村”两字格外耀眼。
路亮开始在工友之家工会帮忙,他发现,这是一个资本时代语境下的奇异群体,一群来自天南海北的热血新工人,成立了打工文化博物馆、农民工子弟学校、工人文学创作小组、维权工会、新工人乐团、公益商店,这里好似电视里说的乌托邦。
平日里,路亮除了与乐团排练演出,还组织附近的工友看电影,有时搞点儿文体活动,到公益商店帮忙卖衣服,兼职为工人提供咨询和维权服务。工作内容一直在变,但服务对象——背井离乡的打工群体,是不变的。“在皮村,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还能帮到更多人,这是矿上想都想不到的。”
“我很幸运,现在社会大环境好,对我们这个群体的定位在转变,主流媒体也开始宣扬快递小哥的艰辛,表扬建筑工的贡献。不像以前,打工者被看作边缘人,好像又苦又累的活儿只能这些人来干。”
如今路亮的工作地点在北京平谷一个叫张辛庄的地方,同事们叫它同心公社,与皮村工会总部隔着近100公里路程。工作之余,路亮写了十几首歌,没受过专业训练,甚至并不懂五线谱的路亮,把生活和观察作为歌曲的主色调,手指只要碰触琴弦,心中的风雨与时光,下井与悲喜就会化作音符,潺潺流淌出来。路亮还跟着乐团去各地巡演,在工地、工厂、企业、社区义演,今年劳动节,他们还推出了乐团的第十二张专辑《新工人》,为自己发声,更为梦想与尊严歌唱。
“这些感悟不是只有皮村才能给出,皮村只是一个载体,一个象征意义的东西,代表着我们打工者这个群体,诉说着共同的经历和过往,是唱给我们自己的。所以即使皮村的冬天再冷,我们也觉得很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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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年喜。来源:《当代工人》2019年22期。责任编辑: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