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沿海地区工业的发展，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农民进城打工。
对于老一辈农民工来说，在城市里打拼，透支掉自己的青春之后，便会回到农村老家养老。他们只是城市的过客，他们自己也认为自己就是城市的过客。
他们的后代绝大多数也都是重复他们的命运，成为城市里辛苦打拼的新一代农民工。但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的是，新一代的农民工对于城市的生活方式更加向往。他们已经很难再接受农村的生活，甚至也缺乏必要的农业生产的技能。他们不愿意回到农村，也回不去农村。
从一些数据中能够很明显地看到这一趋势[i]：1999年清华大学对农民工家庭的一项调查显示，89.7％的农民工表示将来一定会回到家乡定居，只有10.3％的人表示不回到家乡定居；而2010年由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进行的调查则表明，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有55.9%的人准备将来“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
新一代的工人越来越多地希望在城市定居，享受城市生活带来的便捷。
沿海工业发展前沿的深圳也打出了“来了就是深圳人”的标语，吸引着一批一批人来奉献热血的青春。
然而，这一批来到城市打工的新工人，真的成为了像“深圳人”这样的“城里人”吗？
物质上：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新工人是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者，但是这些生产出来的物质财富却不归新工人所有，他们只能拿到仅供养家糊口的工资。
2011年，央视曾到富士康的一个厂区进行采访[ii]，一位员工说道：“每天做的都是高端产品，也许我做的时候见过它，也许之后它出去，我再也见不到它了。”当记者问：“那你心里会不会有点委屈？”员工回答：“当然会。我自己做的东西，自己都买不起，只能看看，只能摸摸。”
新工人也是城市高楼大厦的建造者，然而，城市里面的高楼大厦也不属于他们，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搞建筑的新工人只能在建筑工地破烂的宿舍中，望着远处亮堂堂的高楼，一顿惆怅。
古诗有云：“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新工人便是当代的养蚕人。他们缔造了城市的富丽堂皇，但是他们却不能拥有这样的富丽堂皇。他们总还是会在城市中有一处栖身之所，但这样的栖身之所却可能显得和所谓现代的城市格格不入。他们只能感受到为生活而奔波的艰辛，而无法感受到自己是城市的主人。
心理上：并没有被部分“城里人”接纳
新工人已经没有了昔日老国企时代属于工人阶级的荣光，反而成为了部分“城里人”鄙夷的对象。坐着新工人开凿的地铁的一位“城里人”，便可能会对工人兄弟们说出：“你们是怎么爬进来的？你们身上都是细菌，你看你们像人吗？”
当然，这样的话语会引起大多数人的愤慨，但是也反映出了一件事情：城市所代表的是现代化的生活，需要足够的金钱才能负担；而新工人经济条件拮据，在沉重的经济压力之下，他们难以实现真正的现代城市生活。于是新工人便很容易在心理上被排除在城市之外。
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例如部分商场要求外卖员走员工通道，外卖小哥想进商场却被保安拦住。有人对这一件事的评价竟然是“谁愿意逛商场旁边都是外卖小哥？别说商场，很多地方都不让进，比如图书馆，游泳馆” 。
在这样一些人眼中，新工人似乎应该生活在地下。他们应该在建设城市和提供产品、服务的时候从地下钻出来挥洒汗水，等到建设和生产任务完成之后再钻回地下，换得所谓“城里人”的优雅高贵的生活。
城市建设升级时的驱离
新工人为城市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他们为了节约生活成本，很多都居住在城中村中。城中村的生活水平较低，房价也较低，也降低了周边地区的用工成本。
但是在城市进一步升级改造的过程中，城中村遭遇到了被拆除的命运，新工人也不可避免地被驱离。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深圳白石洲的城中村旧改。2019年7月，深圳白石洲城中村的租户陆续收到通知，被要求9月中搬离。居住在白石洲的流动儿童上学的问题面临两难：如果就近上学，则需要承受城中村外的比原来贵2~3倍的租金；如果举家搬到更远的城中村去，那么孩子上学的路程将大大加长。昵称为“坚果兄弟”的微博用户发起了“深圳娃娃行动”，用一个巨型抓娃娃机来模拟白石洲流动儿童被深圳抛弃的命运。
对于这一些带着流动儿童的新工人来说，原本的白石洲相当于一个保护罩，让流动儿童能够随着父母迁徙，能够在城市里接受更好的教育。但是，城市建设升级时，这一“保护罩”被突然掀开，新工人希望后代实现阶级跃升的可能性愈发渺茫了。
城市白领：逃不脱的相似命运
城市白领的工作条件看起来似乎比体力工人要更好一些，但是从本质上来讲，他们也都属于无产者，逃脱不了和制造业、建筑工地等里面体力工人相似的命运。
白领们一般工作在城市的中心，但是白领的工资却也不足以负担起城市中心的房租。因此，城市白领们只能租更远的房子，以超长的通勤时间换取便宜一些的房租。
这种超长的通勤时间，看起来是降低了白领的生活成本，但是获利方却是雇佣这些白领的资本，因为他们可以为这些员工支付更低的工资。而由于通勤时间长而造成的“看不见的花费”，则必须由白领们来承担了。
未实质完成的城市化
通过以上几点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数亿农民工来到城市打工，但是却无法在城市扎根。
物质上，农民工不占有自己所创造的财富，城市的灯红酒绿绝大部分和他们无关。第二代农民工中有些人甚至就是在城市中出生和长大，但他们在住房、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方面从未获得与城市人一样的权利，更未达到与后者一样的生活状态。
心理上，农民工在社会仍然或多或少受到歧视，不被“城里人”接纳为城市居民。
更不用说户籍等政策性限制。
对于城市白领，虽然工作条件稍微好一些，但是也和体力无产者有着相似的命运。他们为了稍低的房租而租住偏远房子，造成超长的通勤时间。他们工作所在地和租房所在地呈现完全不同的模样，有人甚至将去上班称为“进城”。
在城市建设初期，工业发展，城市扩张，劳动力涌入城市；而当城市资本的增值不再需要他们时，就将他们驱离。
可见，新工人的命运无法由自己决定，而是由资本决定。
新工人由于资本的需要而来到城市，在资本提供的生活条件下生活。
新工人是城市的建设者，但是并不是城市的主人。
新工人的城市化是一个未实质完成的城市化。
勉强构建的身份认同
尽管如此，新工人也会用自己的方法让自己在城市更有归属感。
一种典型的方法便是通过消费来构建自己是城里人这样的身份认同。有研究者[iii]采访了长三角的一些农民工，他们这样说：“衣服肯定会穿的稍微好一点，毕竟在大城市，穿的太落伍太差会被人笑的。”“在老家大家都去地摊买便宜的衣服穿，也就无所谓了。来苏州以后比较习惯去专卖店买衣服，穿的稍微正常点不会让人看不起。”“买衣服会看品牌，鞋子的话比较喜欢背靠背（Kappa）和耐克。”
这是通过消费城市内更为现代化的商品来让自己感觉成为了城里人。
这是新工人在现今社会生活得更为舒心的方式，同时也是资本所构建的消费主义的反映。
高端的消费，使得新工人的生活成本大大增高。
这样构建身份认同的方式也演变出了名媛拼团的现象。
工业区的许多新工人，在尝试融入城市多次失败后，逐渐开始形成了一种亚文化——杀马特。这一些新工人，并不是天生叛逆，他们染奇特的头发，是为了寻找一种被认同感。
在工业区流水线工作，还随时可能被欺压，一头奇特的发型使得他们感觉自己能够适应这样的生活，能够被同龄人认同，能够找到一种归属感。
拍了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的导演李一凡这样说道：“做杀马特不过是他们身体打开的自动保护机制而已。我们的社会真的非常不宽容，杀马特不过是希望通过身体改造来保护自己的一点装饰，就那么一点点异质的东西，几乎成了全社会认为的异端。”
杀马特的青年也是未能实现实质城市化的一群人，他们创造了一种属于自己的亚文化，他们也通过这样的亚文化来构建一种脆弱的身份认同。
综上所述，中国新工人经历的是一个未实质完成的城市化的过程，他们来到城市服务于城市的建设，服务于资本的增值。但是他们却无法在城市内获得体面舒适无忧无虑的生活，无法真正在城市扎根。他们所能做的，也仅能通过特定的消费或者杀马特等亚文化而勉强构建起对自己的身份认同。然而这样的身份认同也是脆弱的，容易被摧毁的，甚至其中的部分还带着虚荣的成分。
这样的情况在近三四十年一直都存在，虽然有了一些变化，但是其本质是不变的，即新工人不占有生产资料，在经济上处于劣势，因而在许多方面也都处于劣势。而这样情况的改变，也是需要寻求经济基础层面的改变。
[i] 内地新生代农民工接近1亿：四大特征 六个转变
http://news.ifeng.com/c/7fYrdvKU39S
[ii] [新闻调查]新生代农民工（2011.02.12）。
http://news.cntv.cn/china/20110212/107901.shtml
[iii] 郑欣,章译文.“消费式融入”: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生活实践及其抗争——基于长三角地区的实证研究[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6(01):123-134+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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