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这场灾难给每个人的生活都带来了不同的变化和冲击，而对于我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年头侥幸躲过了病毒侵犯却在46岁生日的第二天没能躲过视网膜脱落，右眼近乎失明。”

2020年12月30日，艾芬在个人微博“急诊向日葵艾芬”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再见 2020》，首次向公众提及眼睛的事。

艾芬是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

急诊科是危重病人救治的枢纽，天天与生死打交道。很多病人被救护车拉到这里，医生积极点，便活过来；稍微一疏忽，就会死。比如急性心梗，时间是生机。“我们都是尽一切可能给患者最好的治疗。”

武汉中心医院专家介绍之艾芬。

如果用一句话形容急诊科，那便是争分夺秒抢救病人。艾芬讲过一个案例，32岁的男性职员在家里突发胸痛。8点55分入院途中，已经丧失意志，呼吸和心跳骤停。急诊大夫持续地做心肺复苏，并进行气管插管。9点03分，患者恢复了窦性心律。9点08分，心内科会诊到位。经抢救，患者生命体征稳定下来。

实际上，艾芬也经历过生死。她是过敏体质。2016年12月30日，艾芬开车上班，堵在知音桥。突然，她感到一阵心悸，引发过敏性休克，差点死过去。她马上给科室打电话。同事带着急救药品，将车停在对面的马路上，跃过跨栏将她抢救过来。

“12月30日”似乎缠上了艾芬，生命里发生的另外一件大事，也与这个日期有关。

2019年12月30日，艾芬拿到了一份新冠病毒检测报告。她拍了照片，将报告转发给医院同事，随后很多医生被训诫。

艾芬未能走出愧疚。她将灾难揽到自己身上。“如果我们的领导不那样批评我，我还是继续到处说的话，局面有可能改变。篓子捅大了，也许我会受到惩罚，但也是值得的。”

那时候的艾芬，没想过世界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她更不曾想到，自己的眼睛出事了。

经过2020 年春天的疫情，急诊科的医生和护士一个都没少，艾芬为此感到骄傲。新书记上任后，医院也步入了新的轨道。一切看似恢复了往常。

5月，不知是否与长期佩戴防护面罩和护目镜有关，艾芬的右眼看东西越来越费劲。她不爱戴眼镜，觉得不舒服。疫情前，艾芬较多依赖100度近视的左眼。随着右眼视力下降厉害，两眼视力差距拉大，她感到烦恼。

艾芬听说爱尔眼科一位姓张的大夫治疗近视经验丰富，便联系上被爱尔眼科返聘的前同事黎医生。黎医生将她介绍给了武汉大学附属爱尔眼科医院副院长王勇。

急诊思维影响了艾芬。在日常生活中，她下决定很快，买东西不会东挑西选。同样的，治病也是这样。如果艾芬多咨询几个专家，多听听他人意见再决定要不要更换晶体，或许不会发生令自己感到后悔的事。

5月21日早上，艾芬坐车穿过长江隧道，来到武昌中山路的爱尔眼科医院。二楼白内障专科候诊厅的墙上，挂着一幅“白内障硕博专家团学术荣誉”海报。上面印着王勇出席会议的演讲画面，与患者的合影等。倘若艾芬不出意外，她与王勇的合影也非常有可能将被用于宣传。

一位年轻的男医生陪着艾芬完成了十几二十项检查。王勇说艾芬有白内障，需要更换晶体。他推荐了既能看远又能看近的多焦晶体。

5月26日，艾芬到门诊做了白内障摘除手术。她身体里原有的器官——晶体被打碎、吸出，换上了29000元的人工晶体。

手术前，她还跟王勇开玩笑：“做吧，只要不把我做瞎了就行。”回想这句话，真是讽刺，像个预言。不到10分钟，艾芬的余生彻底改变。

第二天拆纱布，艾芬的右眼并未出现王勇所说的“眼前一亮”；相反，她的眼睛就像两个房间一个开了灯一个没开。

6月3日复查，王勇用裂隙灯看了看艾芬的眼睛，又让她做了几项检查。7月9日，艾芬到眼镜店配镜，右眼视力仅剩0.1。

爱尔医院内等候看病的人。

10月22日是艾芬的生日。第二天晚上九点过，她突然感觉右眼左下线被一个东西挡住。艾芬立即给王勇发微信。他回复说，要查眼底和测眼压。

隔天一大早，也就是周五，艾芬赶到爱尔眼科医院一查：视网膜脱落。黎医生叫艾芬赶紧回武汉中心医院住院。她还说帮忙联系爱尔眼科医院的邢院长为艾芬做视网膜修复手术。

艾芬当时很着急，没多想，打了一辆的士返回自己所在的医院。下午1点，她给自己开了核酸抗体、抽了血，办完住院手续后，右眼看不见了。

如果在爱尔眼科医院有专家当场救治，损伤能降到最低，但偏偏手术安排在下周二，这意味着艾芬至少还要等三天。比较幸运的是，星期六那天，武汉中心医院眼科付主任刚好完成一台手术，人在医院，艾芬求着他。付医生在星期天替她完成了手术。

做完平复视网膜的手术（视网膜脱离玻璃体切割手术）后，艾芬右眼注入了硅油，看东西像起大雾，畏光且易疲劳；近视度数也增加了，接近1800度。

硅油从眼球后方漏到前方，艾芬进了三次手术室。眼压升高时，连仪器都测不出来。眼睛发胀，然后出现剧烈头痛。她恨不得把眼珠子挖来丢掉。

在家休息时，艾芬很悲观，怕成为家人的负担。她跟丈夫杨涛说：干脆离婚，一个人过，免得影响你。杨涛说：这个负担，我愿意承受。可是，艾芬个性比较要强，不愿成为谁的包袱。

10 月 25 日注入硅油，趴了三个月，艾芬数着日子，五味杂陈。眼睛里，硅油起保护作用，相当于施压将视网膜顶住，一旦硅油取出来之后，真的要格外小心，“不能劳累，也不能发脾气，更加脆弱了”。

家里的展示柜上，摆着不同时期艾芬与家人的合影。她爱美，喜欢拍照。但自从右眼打了硅油，艾芬觉得自己“特别难看”。仔细看的话，右眼像长了什么东西，实际上是硅油漏了。小儿子还小，“以后去开家长会，多难看，一个眼大一个眼小。”

44岁时，艾芬才生小儿子。他出生时4930 克。“当时肚子非常大。”两个儿子在婴儿时期长得一模一样。遇到再多的烦恼，看到儿子，艾芬都觉得“这辈子是比较值的”。孩子是她的开心果，特别是疫情期间，虽然见不到面，但通过视频，他们给艾芬带来了无尽的快乐。

如今，小儿子近在身边，艾芬却得提防他不小心碰到自己的眼睛。视网膜一旦脱落过，便有复发的可能。她不得不小心翼翼，孩子也不敢抱。长此以往，母子感情就淡了。

陪孩子玩要小心翼翼。

那段时间，艾芬基本不跟任何人说话。病人和朋友关心她，她只说自己在休息，不好意思讲更多。

朋友陈果联系艾芬，也等不到任何回应。她担心艾芬憋出抑郁症，便给她打电话：“你到底怎么回事？”艾芬这才说实话：整个生活乱了套。

眼睛不能进水，洗头只能去外面的理发店。一天点三四次各种各样的眼药水。走路不敢一个人，担心出车祸。艾芬晚上睡不好，两三个小时醒一次，因为术后专家强调，她必须趴着或左侧卧位，其他姿势都不行。办的瑜伽卡也用不上了。

医生叮嘱，一天二十四小时，尽可能多地趴着。趴的时间越长，越利于视网膜恢复。

艾芬在网上淘了一个趴趴桌，每天没事就趴着。连大儿子的同学都送了一个趴趴枕给她。有时脸上涂了面霜，弄得桌面油乎乎的。趴在床上没法看书，她便听书和歌曲消磨时间。

疫情对艾芬的影响远远低于眼睛。病毒围绕着艾芬，没能打垮她；但眼睛的事，她无能为力，只能服从命运的安排，等它慢慢恢复。

每天无所事事地趴着。

每个人的一生都跟自己的性格有关。艾芬认死理、不服输，但她不是生来坚强的。她从小吃过很多苦。

九岁大的时候，父亲得胃癌去世。他离开的时候，才36岁。从那时起，艾芬便立志做医生，挽回像父亲一样的病人的生命。

母亲拉扯着两个女儿长大。除了上学，艾芬还要帮母亲挣钱养家。那时候，有人介绍对象给母亲。那个男人喜欢她妈妈，愿意跟她结婚，但艾芬坚持不让。她担心母亲改嫁后，不再爱她。

家里比较穷，艾芬念完初中，母亲希望她读技校，早点出社会。艾芬中考成绩很好，在汉阳区排名第二十七。高中校长亲自给母亲做工作，答应减免三年学杂费，母亲才同意艾芬上高中。

高考填志愿，艾芬报的全是医学院校。1997年，她顺利从同济医科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毕业，被分配到武汉中心医院心内科。

2001年，艾芬还是一名小医生，工作很忙。家住汉阳，单位在汉口，她每天中午还要赶回家给大儿子喂一顿奶。那时，母亲患上了心绞痛。艾芬给她开了些阿司匹林和扩管的药。母亲一个人住，不好意思总麻烦女儿，便独自去了药店。店员向她推荐了一款保健品，并让母亲停掉了女儿开的药。

她清楚记得，母亲去世那天是11月6日。

一岁多的儿子断奶。以前孩子隔奶要和妈妈分开，艾芬住进了妹妹家。前一晚，母亲打电话给妹妹，语重心长地说你跟姐姐两个好好过。她可能意识到自己不行了。等邻居将母亲送到医院时，她已经是猝死的状态，回天无力。

自己是心内科的医生，却救不了妈妈，艾芬心情沉痛。每天精神恍惚，吃不下饭，连班也不上了，她觉着没意思。丈夫陪她出去转了一圈。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心内科主任打电话喊她回去上班。

母亲的去世是艾芬心里永远的痛，没法弥补。艾芬有意识地将对母亲的亏欠还给病人。她想努力做一名好医生，多为患者着想。她对自己说：以后没什么困难可以把我压倒了。

2010年，艾芬被武汉中心医院的院长选中，从心内科调到急诊科当主任。

她从小是比较活跃的人物。高中时，她获得了武汉市优秀学生干部，高考还加了10分。大学时，她是班里第一个入党的，还是团总支书记。“我是被国家和党教育得非常好的人，天生觉得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责任。我也很感恩国家。如果当初校长没给我妈做工作，也许现在我就是一个下岗工人。我希望尽我的力量帮助到更多的人。”

心内科主任还问她，要不要跟老公商量一下？艾芬觉得老公不是学医的，平时在家里，自己也是不听话的人，跟他商量没什么用，当即决定去了。一待就是十年。

在她的带领下，急诊科由40名员工发展到200多名，成为湖北省急诊科重点专科第一名。艾芬也当上了省市急诊重点专科学科带头人。急诊科像是她的孩子。

急诊科是一个复杂的地方，艾芬经常教育自己科室的职工——多替患者考虑。

在爱尔眼科的就诊经历与艾芬自己的从医理念形成了“巨大反差”。同样是医务人员，“为什么我们能处处为患者着想，而爱尔却处处只为自己的私利呢？”

最让艾芬感到悲哀的是几次复诊，王勇只字未提“眼底”的事。在视网膜脱落后要来的病历中，上面清楚地记录着“眼底未查”四个字。

病历应该跟着病人走，追溯的话，能够百分之百还原真实病情。但在爱尔眼科，如果不是艾芬作为医生知道病历的重要性，爱尔可能就蒙混过关了。

爱尔眼科的病历本。

在艾芬12月29日的通话中，尽管王勇始终没有承认错误，但却多次松口谈到：“眼底的病变我们做了一些检查，做得不够充分，实事求是讲，周边的一些视网膜的变性没给你看到。”

艾芬有些气不过：“做眼底检查，就跟急诊科的医护人员做心电图一样，是一个常规操作，很难吗？”

不管是治疗近视还是白内障，只要视力下降，首先要查眼底。何况，艾芬小时候眼睛受过外伤，还有高度近视。高度近视的人，视网膜比较薄，周边容易出现裂孔。这些是安装多焦晶体的禁忌症。事先发现眼底问题，只需花几百块，便能通过打激光加固视网膜。

趴在家里，无事可做，艾芬日想夜琢磨，抽丝剥茧才发现， “爱尔眼科不仅是医疗处置不当，更重要的是没有医德，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触犯了法律。”艾芬感到心痛，坚定了站出来说话的勇气。“我一定要揭露他们不规范的行为，避免类似的悲剧发生。”

一只眼睛做事很辛苦，看不了仪器，插不了管，没法给病人做任何操作。急诊室的工作强大，容不得闪失。从 10 月以来，她一直请病假，没再上班。

艾芬心急返岗，但右眼迟迟不见恢复。除了当医生，她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她不会做饭，不怎么做家务，眼睛不好车也不能开了。“整个人生都要被毁了。”

很多人劝艾芬以治疗眼睛为主，不要生气，过去的事就算了。但艾芬不接受。

也许，沉默获利更多。爱尔眼科通过各方人士联系艾芬，包括武汉中心医院的眼科同仁。“他们提出上门面谈，我都拒绝了。”艾芬不希望有什么暗箱操作，只认一条路：爱尔医院公开承认错误。

艾芬希望爱尔眼科私下跟自己讲的话，也可以跟老百姓讲。如果只是个人得了一笔丰厚的赔偿金，而没有改变某些民营医院不规范的风气和违背医疗原则的做法，艾芬觉得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也对不起微博上跟她诉说相同遭遇的患者，“光我一个人幸福了没有用。”

她不奢望彻底改变，只希望借用自己的力量，让爱尔眼科有所收敛，能被监督。

经历了 2020 年，艾芬觉得每个人的力量都是无穷的。她回想 1 月 2 日那个早上，自己被蔡莉叫到办公室，被恐吓的言语吓住。“医院的人给我打电话，我都不敢跟他们说病毒。”

艾芬不愿重蹈覆辙。她还要到处说。 “每个人都可以像我一样，站出来说话，挑战不合理的事情。”爱尔集团再大，如果没有把患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迟早会暴露，“只不过它遇到了艾芬。如果不是艾芬，也会出现李芬、张芬的。”

社会虽然有不公平，但实际上也有很多光。“世上还是好人多，善良的人多，追求正义的人多。”艾芬坚信邪不压正。

“你越掩盖，有人就越战越勇。我是一颗钉子，每天敲敲敲。你就是庞然大物，我总有一天也能把你敲倒。”

（应受访者要求，杨涛、黎医生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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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茜。来源： 在人间living。责任编辑：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