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会山，暴徒们的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帽子和邦联旗帜形成一片海洋，美国的附庸国、反共政权和未经革命的傀儡国的旗帜点缀其间。要理解其中的原因，就需要明白美国国外帝国主义和其国内法西斯主义的融合。

2021年1月6日，为了阻止总统大选结果确认，成千上万的特朗普支持者响应预谋的“阻止这场偷窃”的行动计划，冲进了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大厦。暴动者遇上了国会警察部队，但警察只是眨眨眼、点点头，就直接“打开了门”，暴徒们随之成群地涌向了美国权力机构的中心，他们占领了众议院和参议院的会议厅，并在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和其他民主党对手匆匆逃离的办公室里自拍。

这场“暴动”是白人至上的极端主义赤裸裸的宣言：从奥斯维辛的汗衫到荒诞的海盗服装，种族法西斯主义的美学主宰了整个场景。然而，除了白人至上的明确象征，代表前南越伪政权、印度、日本和革命前古巴等的旗帜，都在各种有关混乱的镜头中出现。

这种公开的白人至上主义示威与其展示的多元文化维度并不矛盾：相反，它反映了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法西斯主义的融合。自由主义评论员对“我们的”“民主的标志性象征”遭到破坏表示了自以为正义的愤慨，担心这些事件会对美国光辉的“山巅之城”的神圣形象造成什么影响。相比之下，也许共和党的批评者们在谴责暴徒们使用种族主义的美国例外论时更为明确：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将这些事件比作在“第三世界国家”发生的事件，而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则将这种混乱比作“香蕉共和国”（注：指政府无能、依赖外援的贫穷国家）。

对这些来自美国的附庸国、被推翻的君主政体和反共堡垒的国际性旗帜的肤浅理解，传达了一个严酷的事实：美国国会大厦“暴动”所标志的，不是形容第三世界不稳定的这种比喻的输入，在脱离语境地用于形容美国，而恰恰是美帝国在所谓的“美式和平的时代”期间，用于在世界各地阻挠选举、煽动颜色革命、推翻左派政治领导人的策略向国内的回归。在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 X，注：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家）的著名观点中，对国会大厦的冲击并不是对美国民主的莫名其妙的攻击，而仅仅是“自由世界的领袖”帝国主义的拥护者自食其果了。

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历史为法西斯主义辩护

自由主义评论员称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对民主的攻击”是与美国民主规范对立的，将他们的暴力比作渐渐蔓延的威权主义，而真正的威权国家——中国、俄罗斯、伊朗或委内瑞拉——看似能从中获利。但是，把法西斯主义与美国民主相对立的自由主义表达回避了大量的激进思想。这些激进思想认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是自由民主通向法西斯主义的桥梁。

马提尼克的反殖民主义者艾梅·塞泽尔（Aimé Césaire）在1950年的一篇文章中，揭露了西方对纳粹主义的自以为正直的否定，认为事实上同盟国——现代帝国主义的领导者——“在遭受纳粹主义打击之前是忍受它的……因为在那之前，它只被用于非欧洲的人群。” 作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奴隶制的代理人，二战后时代所谓的民主堡垒实际上“培育”了纳粹主义，他们却声称其与自己的政治经济体系不可调和。塞泽尔称：“资本主义发展到尽头……就是希特勒”，暗示资本主义剥削是法西斯主义的指导逻辑。

塞泽尔写到了这样一个政治时刻，同盟国在崛起的美帝国的领导下，匆忙地将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恐怖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混在一起。巩固由美国主导的霸权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需要将共产主义——以苏联为代表——描绘成一种几乎与纳粹主义在形式上相同的“极权主义”。此举使美国将韩国、古巴、印尼、中国、越南等国家不断增长的非殖民化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都称作蔓延的极权主义的形式，以此合理化美国在冷战年代源源不断的入侵、占领、大屠杀和禁运，称其为正义的捍卫“自由”之举。

杜鲁门（Harry Truman）总统见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向冷战的过渡，他一直把反对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混为一谈。杜鲁门将西方对希特勒崛起的不作为，与美国“应对共产主义威胁”的“勇气和果断”做了对比，赞扬了美国对韩国的干预，他宣称：“在自由的人们以前未能经受考验的地方，这一次我们来直面考验。”

事实上，杜鲁门的高谈阔论掩盖了美国随时准备部署法西斯力量巩固帝国权威的事实。在全球民主领袖的幌子下，美国积极地招募和平反德国和日本法西斯主义者，这些法西斯主义者被证明对美帝国有用。例如，日本战犯在中国囚犯身上进行生物实验，在中国、韩国和菲律宾推行“慰安妇”性奴役制度，他们与美国分享研究秘密换取逃避苏联的审判，与此同时，日本殖民主义在“后殖民”的韩国和菲律宾的政治基础设施经常在美国的领导下保留和重新部署，这在日本殖民法西斯主义和美国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民主管理”之间提供一个近乎无缝的过渡。在“回形针行动”下，数千名纳粹高级科学家从德国空运到美国，为美军工作，在冷战太空竞赛中争取美国对苏联的科学霸权。

通过对二战和冷战历史的反事实渲染，德国和日本法西斯主义与美帝国主义之间的历史合作与融合继续受到压制，例如，2019年，欧洲议会通过了一项“关于欧洲记忆对欧洲未来的重要性”的决议，将“共产主义、纳粹和其他独裁政权犯下的罪行”的历史记忆提升为“欧洲统一”的基础，当然，在这种“历史性”的渲染之外，还有一些令人不安的事实：每一名美军士兵在与德国人作战时阵亡，就有80名苏联士兵死于同样的情况；或者在日本投降时，日本350万军队中有一半以上被用于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军队的战斗。

西方帝国史把共产主义当作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继承者，而不是击败法西斯主义的主要担当者。但随着特朗普时代暴露出资产阶级民主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界线之模糊，这些反共神话终于在它们自己的重压下瓦解。

国际法西斯主义回潮

就在特朗普的支持者占领美国国会大厦之前，现场直播的镜头中，杰克·安吉利这位戴着角皮帽、不久将在国会大厦后面昂首阔步的“QAnon萨满”（译者注：QAnon，是从2017年起所诞生的一个极右派白人至上的政治邪教组织。Q是第17个英文字母，2017年是美国种族主义开始爆发的时候，一直到今天特朗普已经成为QAnon的精神领袖，他们眼中上帝不是耶和华，是川普；萨满，据信能和善恶神灵沟通的巫师）发出了一个可疑的呼吁，要求采取国际行动：

“对委内瑞拉人民说：你知道你也可以夺回你的国家。我们正在树立榜样……你们可以结束共产主义和全球化。你也可以把你的国家从这邪恶中夺回。你可以赢回你的国家！”

讽刺的是，被绝大多数民主党人和“法治”共和党人谴责的特朗普极端分子，表达了对美国政权更迭、对抗委内瑞拉民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as Maduro)的两党合作计划的合作态度。尽管候任总统拜登将国会山暴动者称为“近乎煽动”，但他仍然认同他们的信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马杜罗等社会主义人士是“暴徒和独裁者”，极右暴动分子和维持现状的权力精英的利益围绕着支持反共政权更迭而凝聚在一起，说明帝国主义完全垄断了美国的政治可能性。

自由主义媒体都抱有一种滑稽的愚钝，包括对特朗普暴乱者的国际主义的认同，拒绝对作为海外帝国主义与国内的白人至上的融合标志的南越、巴蒂斯坦古巴旗帜在国会山出现的分析研究。例如，石英网（Quartz）沉思道：“不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旗帜。”

但是，在特朗普骚乱中，美国的附庸国、反共政权和革命前的傀儡国的旗帜伴随着MAGA帽和邦联旗帜的海洋，这并不奇怪。黑人革命和政治犯乔治·杰克逊（George Jackson）于1971年遇害前在圣昆廷监狱撰文，形容美国法西斯主义是美帝国主义和反共主义合乎逻辑的产物。在《我眼中的血》中，杰克逊认为：

“我们一直被法西斯主义的民族主义的伪装所误导。我们未能理解其基本的国际性……法西斯主义最明确的特征之一是其国际性。”

如果像杰克逊所说的那样，法西斯主义是“国际资本主义对国际科学社会主义挑战的回应”，那么反共就是把支持特朗普的暴徒背后的广泛法西斯联盟绑在一起的粘合剂。以1月6日聚集在迈阿密小哈瓦那的一小群人为例，古巴共和国在1959年革命之前一直是美国在普拉特修正案（Platt Amendment）等立法下的实际殖民地，抗议者挥舞着古巴共和国的旗帜，谴责他们认为是“偷来的”选举。在拥有大量越南侨民的加州圣何塞，“越南争取特朗普运动”的组织者也同样挥舞着“美国永远不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标语，许多人见证了他们在越南战争结束时从共产党手中“逃脱”。在不加批判地接受美国自由的语言（“我们很幸运，我们在这里”），这些演员故意掩盖“民主”在国内的使用，以促进美国法西斯占领和干预世界各地。

实际上，川普的联盟长期以来聚集着一批“多元化”的移民和“流亡者”，他们在川普的MAGA（使美国再次伟大）口号中附和着他们自己恢复主义的议题，即让美国恢复对他们原来国家的傀儡政府的支持。从“伊朗人为川普”挥舞着巴列维王朝的旗帜（巴列维王朝是伊朗历史上一个君主制国家，曾经帮助美国防止共产主义扩张，被普遍认为是英国和美国新殖民主义的傀儡政府）到香港的干涉主义者要求川普“让香港再次伟大”，这些右翼演员们利用“多样性”和“真实性”这种言语去给他们这些帝国主义者的庇护主义（这种精英利用特权和资源向较为弱势者提供保护和利益、换取支持和服务的交换关系被政治学家称为“庇护主义”）行径增添进步主义的外衣。

反华和法西斯反共

同样，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的旗帜也出现在国会山的人群当中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三个国家和美国一起组成了“四方”反华安全联盟。如果说反共主义将川普的支持者绑定在了一起，那么反华的情绪似乎就是推动这个危险联盟的引擎。

或许，反华反共主义趋同的最明显标志并不在国会山而是在日本东京。在“停止偷盗”活动席卷国会山的几个小时前，日本的同情者们在东京市中心举行了一场和平的示威游行。在这里，很多人带着支持特朗普、支持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华的装饰物，并且高举日本和美国的国旗，同时伴随着日本帝国的“旭日”旗和香港右翼所普及的“反华兹”（反纳粹独裁）旗。东京的那个“停止偷窃”集会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明确敬意（以及它所监管的殖民占领和纳粹联盟），又将纳粹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混为一谈的言论只能说明法西斯主义和反共主义所固有的堕落逻辑和任性的反历史主义。

同样，在全国各地的特朗普集会上都出现代表西藏、香港和“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旗帜，这是美国海外帝国主义与国内法西斯主义融合的又一征兆（讽刺的是，抗议者挥舞着由中国共产党为香港回归而做的旗帜）。就像香港示威者挥舞着招牌，呼吁特朗普总统“使香港再次变得伟大”一样，国会山上的特朗普暴徒挥舞着香港的“国旗”，形成了直观上反映的右翼煽动者、殖民地怀旧主义者和白人至上主义者的跨国联盟。

面对一个“多文化的”帝国

理解法西斯和反共主义的国际性质，对识破美国所说的关于自身的谎言是很重要的，这其中就包括了美国颇为自豪的“世界自由之墙上的守望者”这一角色。然而，走近一点看，发现所谓的“世界自由之墙”只不过是所谓多元化的美帝国的装饰罢了。

在1月7日，印第安纳州共和党激进主义者文森特·泽维尔（Vincent Xavier）在推特上发布了在国会山抗议活动中不同人群的照片。标题写着：“越南，印度，韩国和伊朗血统的爱国者，以及来自许多其他国家和种族的爱国者，他们相信发生了大规模选民欺诈，并在昨天团结在一起，一起参加了声援川普的集会。” 极右翼，更普遍地说，与美国帝国一样，成功地将右翼散居的老百姓工具化，为基本上仍然是种族资本主义的国家提供一个多元文化的门面而已。

因为一部分经过挑选的本土线人和买办愿意向美国国家暴力机器屈服，以换取政治权力，这将永远不会改变美国例外论及其特朗普式反复的反动性质。如果我们要摆脱“它”不可能在“这里”发生的简单观念，我们必须首先掌握法西斯主义的国际层面及其在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奴役中的主要表现。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严重混为一谈的背后，有一个更令人不安的事实：如果说自由主义滋生法西斯主义，那么反共主义必将点燃法西斯主义。

原文链接：https://www.qiaocollective.com/en/articles/fascism-imperialism-capitol-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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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桥组，翻译：日珥 从头越 无烟，校对：杜平。本文为激流网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