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桃似血——纪念巴黎公社150周年（二）

三、巴黎公社的的经过

1.起义前夜

从九月到十月，组织起来的法国人民积极同普鲁士展开斗争，即便在软弱的“国防政府”的阻挠下，法国无产者的激情依然没有被浇灭，反而越来越旺盛。然而在10月27日，驻守麦茨的巴赞经过长期与普鲁士的谈判，最后终于率领17万法军投降。加之“国防政府”的投敌卖国行为接连传到巴黎人民的耳中，愤怒的巴黎人民再也无法忍耐，于10月31日爆发起义，这成为了几个月后巴黎公社革命的预演。愤怒的国民自卫军士兵与劳动人民冲击了市政厅，希望推翻这个“国防政府”，并在这个过程中自发成立了“民众救亡委员会”。然而自发与匆忙的起义并没有太多的凝聚力，不少委员因惧怕而不敢任职，只剩下布朗基主义者独自坚持下来并希望进一步成立公社。但是在缺乏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缺乏成熟的斗争经验、缺乏科学严谨的斗争纲领的条件下，10月31日的人民起义显然抵挡不住反动政府的军队，这次起义最终失败。

然而当时间进入11月份往后，寒冷的冬季使无数无产者生活凄惨。更为严峻的是，由于普鲁士的围城，巴黎已经缺粮。“饥饿的痛苦一小时比一小时加深，马肉成了珍馐，人们吃起狗、猫和老鼠来。为了等候领取像船只遇难时的一点点口粮，家庭主妇要在寒冷和灰尘中站上几个小时，面包黑的像灰泥，婴儿死在母亲干瘪的乳房前，木材与黄金等价，而穷人只能靠经常捏造战果的甘比大的电报取暖”[i]在整个城市的饥饿与寒冷中，资产阶级却依然在温暖的别墅里花天酒地。1871年1月22日，国民自卫军与巴黎人民再次发动了第二次起义，人们冲进市政厅，占领各个重要的地方，然而反动的政府指挥军队——资产阶级的营（巴黎公社的国防自卫军分成两部分，有60个营属于1870年10月前建立的，属于特罗胥资产阶级政府管辖，军官大多是小资产阶级，因此被称为“资产阶级的营”。对应的还有10月后无产阶级强烈要求下建立的190多个营，习惯上叫“无产阶级的营”），向群众开枪。在付出了五十余人的伤亡后，这一次起义行动再次被镇压下去。

在1月28日，经过茹尔·法夫尔低声下气地与俾斯麦的交涉，“国防政府”代表法国人民与普鲁士签订了停战协议。2月份，在波尔多召开了国民大会，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客、资本家与地主们推出了他们的共同代表——梯也尔，来担任他们的代言人。这位“侏儒怪物”甚至在大家开始辩论前就直接了当地讲到：不接受初步的和约与条款，普鲁士当局将不会允许他们发动镇压巴黎工人的战争。如同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所说：“反革命势力实在不能再耽搁时间了。第二帝国已使【国债】增加了一倍多，使所有的大城市都背上了沉重的地方债务。战争极度地加重了债负，无情地耗尽了全国的财源。造成彻底崩溃的是，普鲁士的夏洛克手持票据勒索供养他在法国土地上的50万军队的粮饷，要求支付他的50亿赔款，对其中留待以后分期交付的款额加收5%的利息。……由谁来支付呢？只有用暴力推翻共和国，【财富占有者】才有希望把他们【自己所发动的战争的费用】转嫁到财富【生产者】的肩上。所以，法国的大破产就促使地产和资本的这班爱国的代理人，在外国侵略者的监视和卵翼下把对外战争变成一场国内战争——一场奴隶主叛乱。”[ii]在这里不能不引来《法兰西内战》中的另一端精彩的话“现在我们要向梯也尔先生和他手下的国防人士们提出一个问题。大家知道，梯也尔通过他的财政部长普耶－克尔蒂埃先生谈妥了一项为数20亿的借款。我们要问：(1)说在这笔生意中，安排了几亿金以饱梯也尔、茹尔·法夫尔、厄内斯特·皮卡尔、普耶－克尔蒂埃和茹尔·西蒙的私囊，此事是真是假？(2)说只有在“平定”巴黎以后才支付这笔借款，此话是虚是实？”[iii]为了填补战争开支的巨大窟窿、为了保持资本家“千辛万苦”挣得的地位、为了维持剥削无产者的资本主义秩序，即便无能的“国防政府”也获得了镇压工人阶级的绝对理由。2月26日，梯也尔政府同普鲁士当局签订了“法兰克福和约”，普法战争就此结束。然而统治阶级的战争结束了，被压迫阶级与压迫阶级的战争才刚刚开始。

从2月15日起，反动的政府就进行了一系列打击工人运动的行动。包括取消国民自卫军的薪资、解除武装、追缴房租、查封报纸、逮捕工人运动领袖（如布朗基就于3月17日在路里埃被捕）等等，这一系列政策无疑使劳动者的怒火陡然上升，凡是有压迫的地方就有反抗，一场更为惊人运动已经要呼之欲出。

3月18日，梯也尔政府指挥资产阶级营前往蒙马特尔高地抢夺那里的大炮（蒙马特尔高地的大炮是由巴黎人民捐款集资购得的，因此不属于政府财产，被划归为国民自卫军的私产。梯也尔政府竟然无耻地宣布军队的财产就属于“政府的财产”并要收回，其意图主要在于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愤怒的国民自卫军与巴黎劳动人民忍无可忍，爆发更为惊人的起义。从市区到郊区，从白天到黑夜，从男人到妇女，从老人到小孩，整个巴黎陷入了空前规模的巷战。劳动人民惊人的毅力与坚强的斗争决心使那些软弱的资产阶级政客和资本家们瞬间胆寒。梯也尔政府仓皇逃窜到凡尔赛，巴黎的资产阶级政府被它的人民驱逐了出去，并陷入了权力的真空。

2.中央委员会时期

3月19日，由215个营选举产生了国民自卫军的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该委员会成为实际上的巴黎的临时政府。中央委员会迅速发出了“1号公告”宣告“巴黎人民终于摆脱了别人一直想强加于他们的桎梏。”[iv]一个真正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政权第一次在人类世界里建立。它的光辉永远指引着一切后来的革命者们。

中央委员会在宣告巴黎人民摆脱了梯也尔政府的无能统治后，第一件事就是宣布举行选举。然而这却是一招败笔。对他们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举行民主的选举并建立公社，以证明政权的“合法性”。这种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却戕害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不加区分的进行选举必然导致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谈判和妥协——民主必然只能施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必须专政。而专政的思想在当时并不流行，因此大量资产阶级也被囊括在民主的范围之内。除此以外，他们还错过了进攻凡尔赛的最佳时机，蒲鲁东主义的错误思想在此时起了不小的作用。

中央委员会迅速领导国民自卫军占领了巴黎的各个政府部门，并派遣无产阶级的代表在各个部门里领导工作。然而，当起义胜利的那一刻起，资产阶级就从来没有停止过破坏它的行动。资产阶级本能地抵制着这个新的政权，在各个工作单位上鼓动怠工行为，委员会对此进行了压制。我们以邮政局为例：当时的邮政局长拉姆庞是一位资产阶级的代表，中央委员会则派驻了委员泰斯（一位蒲鲁东主义者）领导邮政局的工作。然而，在起义刚胜利之后没多久，拉姆庞就宣布将邮政局的全部文件、库款、邮票和职员均带往凡尔赛。有工人秘密通知了中央委员会，泰斯便迅速带领国民自卫军占领了邮政局，发布了一些命令，并要求对那些怠工者予以撤职。随后，邮政局出现分化：高级职员中有242人前往凡尔赛，只有85人留了下来；中级职员中有222人前往凡尔赛，907人留了下来；低级职员中132人离职，794人留职。高级官员只有1/4愿意与公社合作，而中级低级职员则达到了4/5和7/8。可见，无产者对公社的支持是十分积极的。接着，泰斯成立了邮政局委员会直接领导工作，并从中低级职员中提拔人手担任高级职员，基本稳定了巴黎公社时期的邮政通讯。此外，泰斯还调整了邮政局各级的薪资：低级职员年薪从600法郎增加到1200法郎，高级职员的薪资则是6000法郎（公社规定一切人的工资不得超过这个数）有所下降。邮政局的现象不是个例，在许多部门里，资产阶级的官僚们都表现了不合作的态度。中央委员会和后来的公社积极进行干涉，基本稳定了各部门情况，使政权有效运转起来。

随后，中央委员会暂时地实施了一些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政策——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向社会主义方向转变的进程。例如迅速停止了典当行出卖穷人抵押品的行为；推迟巴黎市的房租缴纳期限（这个政策事实上并不区分无产者还是资本家，因此不少资产阶级都在此受益）；禁止房东强逐没有缴纳房租的租客；拨出100万法郎救济贫穷的家庭（这笔钱实际上是从法兰西银行手中得到的）；疏通要道保障粮食供应等等。政治上，委员会发出邮件和公告号召其他城市和农村地区效仿巴黎举行起义（在3月22日里昂、马赛、图卢兹成立公社；3月23日圣太田、里摩日成立公社；3月24日纳尔榜成立公社，巴黎公社初步得到外省的支持）。在社会上，中央委员会组织军队维持治安，打击偷盗和犯罪（事实上，除了个别犯罪现象以外，整个巴黎市的偷盗、抢劫行为几乎绝尽了，革命不仅赢得了政权，甚至直接改变了社会），并多次驱逐资产阶级势力（主要是“秩序党”的人）组织的反对起义的游行示威，并解除了代表资产阶级势力的国民自卫军部分营（事实上，当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试图解除资产阶级区的武装力量的时候，这些区的士兵也没有打算反抗，双方甚至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士兵甚至置他们长官的阻拦于不顾，纷纷回家去了。国民自卫军就这样解除了反革命的武装，清除了“秩序党”的党徒[v]）。

然而，此时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依然在策划许多反革命事件。在巴黎，有多达30余家报纸疯狂批评这次起义，他们对国民自卫军和日后的公社都进行了恶劣的诽谤，以至于后来在马克思致库格曼的信中都写到巴黎内的许多关于公社的文章是一个字也不能相信的。在3月21日，起义后的第三天，遗留的资产阶级的区长和军官们组织了1000人规模的游行示威，次日，又组织了2000人规模的游行，这些都被国民自卫军驱逐了。可是，在被梯也尔任命的国民自卫军司令西瑟将军3月24日后逃亡凡尔赛，3月28日选举产生了公社的时候，巴黎通向凡尔赛的几个大门居然还把持在支持凡尔赛政府的国民自卫军手中。而在凡尔赛，梯也尔的流亡政府组织舆论武器在全国范围内疯狂攻击公社和中央委员会。他指示留在巴黎的区长们尽可能地拖延和破坏巴黎所进行着的一切政策，并积极联络在巴黎市内活动的反革命分子。最为要紧的是，梯也尔卑躬屈膝地向俾斯麦求援，希望普军能够遣返在普法战争中被俘虏的法军士兵并由此扩充凡尔赛的军事实力。那些留在巴黎市内的资产阶级的区长们借着中央委员会筹备选举的名义，以一个个参与者的身份出现了，这些人们手中掌握着各地区的公民的名单、选区划分方法等等并处理技术性工作。而且一讲到选举，好像他们都具有“天然的负责的权力”，秉持着一种调和思想的中央委员会只得同他们进行协商。然而这些资产阶级的走狗们在梯也尔的指示下尽可能的把会议开的冗长些，不断拖延选举的进程，为凡尔赛政府争取喘息之机。

经过一番周折后，原定于3月22日进行的选举推迟至3月28日开始。3月28日，巴黎街头人山人海，无产阶级以极大的热情参与了这次选举，这次选举同资产阶级虚伪的民主表现出云泥之别。当晚，选举结果公布，巴黎公社正式宣告成立。

三、巴黎公社时期

1.公社的政权组织

3月28日这一天，巴黎人民进行了他们人生中唯一一次也是世界上无产者第一次选举，并选出真正代表无产者利益的政府：巴黎公社。巴黎公社的当选委员有86人，但是在最初的时候，资产阶级的当选代表有21人退出了公社，这表明资产阶级从来都是不愿意与无产阶级的政权为伍的。剩余的代表为65人，由于3月17日布朗基本人被捕，虽然他本人被巴黎人民选为委员，但实际不能到任，因此实际代表为64名。这些委员当中，工人代表有28人；职员8人；自由职业者29人。其中，布朗基主义者21人；蒲鲁东主义者20人；雅各宾派10-12人，无党派10-12人。在这些派系中，布朗基派与雅各宾派处于多数地位，占2/3；蒲鲁东派处于少数地位，约占1/3。[vi]他们同时成立了巴黎公社的中央机构：主席团。然而由于受到了蒲鲁东主义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公社拒绝设立由选举产生的常任主席团，代之以“选举任期仅有1周的主席团”（主席团有主席1人，委员2人，秘书2人）。因此，在整个公社的存续期间，由于主席团更换频繁，并没有形成有效的核心和领导的权威——公社在事实上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在主席团下，公社成立了十个委员会，相当于政府的各个部门：执行委员会（执行公社的法令和其他委员会的决议，是常设机构）和军事、司法、粮食、公安、教育、对外联络、社会服务事业、劳动与交换、财政等九个委员会具体处理各项事务。在这些委员会中，布朗基主义者在执行、军事、公安委员会占多数；蒲鲁东派在财政、劳动和交换两个委员会占多数。其他委员会成分相对复杂。除此以外，公社还委派了委员前往法院、铸币局、电报局、邮政局、国家印刷局任职，继续管理这些部门。由于资产阶级代表陆陆续续又有10人退出（可见在选举上对资产阶级的妥协与包容是多么愚蠢的行为），公社决定在4月5日进行补充选举。可是，在紧张的军事对抗时期进行耗费心力的选举是不得人心的。公社由于种种原因不得不把选举再次推迟到4月16日，并在巴黎的14个区中进行。选举冷冷清清，效果出奇的差：14个补充选举的区中很多地方只有几千人参与了投票。最后只选出了20人，实际参加工作的有17人。毫无疑问，公社在它诞生的那一刻就把选举的优点和缺点都展示给了历史。

2.公社的任务

公社的任务是什么？这始终是一个混乱的问题。公社的委员们也不能回答这个问题。虽然公社的委员们都确认公社是属于革命的政权，这是工人的“1789年”，然而“阶级调和”的思想比想象中显著——雅各宾派、蒲鲁东派甚至是布朗基派都多少接受了这种观点的影响。具有代表性的报纸“杜歇老爹报”在3月22日写到：“团结起来！给人民办喜事，给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做媒！”3月26日又写到“我们不同意把人民与资产阶级隔离开来，不同意宣扬仇恨和国内战争。我们要使一切公民和解，指出人民与资产阶级，工人与老板，雇工与资本家在利益上是一致的，一方的幸福必然使另一方也幸福。蒲鲁东是这样说的，我国的爱国者是这样说的。”[vii]蒲鲁东主义者认为公社应当是寻求自治和共和制，让一切阶级都能在公社中和平相处，寻求劳动的解放。蒲鲁东派创办的“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报”认为公社应当“不发生什么震荡、不引起什么混乱，没有政变、没有暴动、不侵犯任何人的合法权利”，不需要斗争、不需要同资产阶级发生冲突，和平的进行革命。布朗基主义者中有不少人是希望专政的，然而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布朗基主义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在工人阶级利益的经济举措方面，布朗基主义者很少涉及这个问题；关于社会主义总的方向上，布朗基主义的探讨也是不充分的而且伴有诸多错误。总的来说：各个势力都承认工人阶级的巨大作用，然而，阶级调和的思想一直甚嚣尘上——只有工人阶级本身直接了当地提出了限制剥削阶级权力的思想。在关于国家制度问题上，布朗基主义者、雅各宾派和蒲鲁东主义者都认可高度自治、共和制和联邦制度的观点：这也许是各个派别走在一起的主要基础。可惜的是，混乱的思想只能表现出各个派别的偏见，这使得公社没能够在社会主义的方向上更为前进，妥协必然预示着公社的覆灭。因为，在公社讨论妥协调和还是镇压的时候，凡尔赛的反动政府对于镇压工人阶级起义的信念却是一刻也没有动摇过。

3.公社的依靠阶级

公社有哪些阶级支持或参与呢？毫无疑问，工人阶级一直是公社最坚定的支持者。工人阶级是巴黎最受压迫的那一批人，在巴黎前后多次起义中，工人阶级都展现了空前的革命决心。国民自卫军主要是由工人阶级所组成，而公社的委员中工人阶级的代表也占据了相当的比例。更为重要的事是，工人阶级的活动一直在推动着公社向前进，而这绝不是错误的蒲鲁东主义亦或是布朗基主义的功劳。

关于争取农民支持的问题上，公社也做出了努力：自1815年拿破仑失败以后，整个法国的10亿法郎的赔偿金毫无悬念的施加在了法国农民的身上，“1848年资产者对农民的土地征收了每法郎加四十五生丁的附加税，这是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现在他们则挑起了反对革命的国内战争，借以把他们约定要付给普鲁士人的50亿赔款的主要重担转嫁到农民身上。”而公社则声称“战争的费用要让真正的战争发动者来偿付。公社能使农民免除血税，能给他们一个廉价政府，能把现今吸吮着他们鲜血的公证人、律师、法警和其它法庭吸血鬼，换成由他们自己选出并对他们负责的领工资的公社勤务员。公社能使他们免除乡警、宪兵和省长的残暴压迫，能用启发他们智能的学校教师去代替麻痹他们头脑的教士。”[viii]毫无疑问，公社是农民唯一可以寻得解脱的方式，公社帮助农民免除债务，使农村的无产者避免被剥削的命运。这也同样成为凡尔赛的反动势力执意要包围整个巴黎的原因：因为一旦公社的消息传到了农村，整个农村的农民都会响应公社的号召。届时，剥削阶级在农村的吸血统治就不能维持。可惜的是公社没有意识到工农联盟的重要性，虽然在宣传上作出诸多努力，终究没有将农村唤醒。列宁说“（没有工农联盟）民主制度就不能稳固，社会主义改造就不能完成，大家知道，巴黎公社曾为自己开辟过实现这个联盟的道路，但是由于许多内外部的原因没有达到这个目的。”[ix]

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也被吸收到公社里来了。由于小资产阶级饱受房租、典当等的压迫，而公社的措施使他们受益，于是他们倒向了公社这一边：许多小商人、小店主，甚至是小工厂主都来参与到这场运动中来。然而这些人的成分是复杂的：有的人仅仅是因为公社有利于底层的民生措施惠及到了他们，所以来支持公社；小资产阶级共和派则认为公社可以打击保皇派，巩固共和制度，维护一个“真正民主的”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民族主义者则认为公社是有骨气的，可以撕毁对普鲁士的丧权辱国的合约并发动反对普鲁士的战争。结果，在公社同凡尔赛的对抗日趋激烈的时候，以及公社的社会主义倾向不断表现出来的时候，他们就逐渐抛弃了公社，转而批判公社的作为。列宁说“只有工人始终是忠于公社的。[x]”

知识分子中间也有一批是支持公社的，他们主要是工程师、医生、新闻作家和教师。在公社覆灭后，梯也尔政府在公社的陆军部就找出了1200封来自知识界的效忠公社的信。但知识分子支持公社的的比例是很低的，大概只有那些左派的、同情底层的知识分子会这么做，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鄙夷无产阶级的革命行为，精英主义的偏见和资产阶级的身份认同使大多数知识分子敌视公社。他们说“真是一群顽固分子，真是一群野蛮人！”

而那些被吸收进来的资产阶级中间派们则更是敌对公社了。他们突出的特点是阳奉阴违，表面上承认现状，实际上反对公社。在公社会议上，他们希望通过公社的让步，寻求与凡尔赛和解。甚至在4月份成立了一个组织“巴黎权利联盟”，由资本家阶级、旧官僚、旧知识分子组成，并策划了一些反革命的活动。他们实际上扮演了梯也尔政府在公社的代理人的角色。

4.公社在经济上的改革

公社实施了一系列保障无产阶级利益的措施，这些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公社的诸多经济政策既没有按照蒲鲁东主义的学说来进行，布朗基主义者和雅各宾派也没有提出过多少想法，因为他们对这些不大感兴趣。公社的改革大多是在工人阶级的直接利益的要求下进行的。换句话说，是工人阶级指导了改革，而不是蒲鲁东或布朗基主义。工人的要求直接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恩格斯说“蒲鲁东主义者所实行的唯一的社会措施就是拒绝没收法兰西银行，这也是公社灭亡的原因之一。”

公社废除了面包工人的夜班制度：面包工人是整个巴黎市最为辛苦的工人，两班倒的工作机制对工人的伤害极大，激起了工人们的极大不满。在4月27日到4月28日的公社会议上，工人代表们坚决要求废除夜班制度，而面包厂主们则坚决反对：“夜班制度的废除将极大损害面包的生产效率，也将威胁公社的存在”。在当晚，工人的代表们就获得胜利，公社的委员们被说服了，废除夜班制度的法令被制定出来并从5月3日开始实施。次日，近2000名面包工人走向街头，并在马戏院里召开庆祝大会（资产阶级的报刊们却说工人们走上街头进行了游行示威）。夜班制度的废除代表着公社向社会主义方向的进步——这是对工作日进行的限制。

在4月27日，公社同时宣布废除罚款制度——毫无疑问，罚款是对工人工资的变相压低。“杜歇老爹报”曾报道了一个工人的心声：“我是一名老铁路职员，已经工作20年了……每天上班18-20小时，日工资是1法郎50生丁，即45法郎一个月……半个月白班，半个月夜班，从傍晚4点一直干到早晨7、8点……为了一点点极小的差错，就要交罚款2-5法郎，有时我们甚至猜不透罚款的原因。”

在成立之初，公社就酝酿了对闲置房屋的征用。公社颁布法令，将空置的房屋全部征用过来，交给曾遭到凡尔赛分子炮轰而无家可归的住户们——这是消灭私有财产权和消灭私有制的一个巨大进步。事实上，在公社存续期间，在群众集会和各个俱乐部的集会上，工人阶级已经要求占用资产阶级的空置房屋——在走向社会主义这一方向上，无产阶级总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创造力。

在处理废弃工厂的问题上，公社的处理卓有成效。在革命爆发后，大量工厂主由于畏惧，抛弃工厂等生产资料并逃离了巴黎，这使得巴黎市内的大量工厂实际停运，工人也纷纷失业。在4月16日，劳动和交换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处理被厂主抛弃的工厂的法令”，法令要求：1.统计工厂的情况和财产；2.拟定措施使工厂重新运作起来；3.将工厂交给工人协作社，给予工厂主以补偿金。这一措施立即得到了工人们的普遍拥护，缓解了巴黎的失业问题，其中兵工厂的运行有利保障了巴黎的防务。这是经典的“赎买政策”，它探索出了实现国有化和公有制的方法，是向社会主义前进的一步。

在关于债务支付的问题上，公社依然做的很漂亮：公社规定所有债务全部无息延期支付三年，并且限制了高利贷。这一措施主要使小资产阶级获益，在争取小资产阶级支持公社这一目标上无疑是有意义的。

在关于典当问题上，公社宣布：停止变卖抵押品（由于穷人主要依靠贷款过活，抵押品大多属于他们的），并在5月6日宣布将价值不满20法郎的物品无偿退还原主。公社存续期间总共退还了80万件，价值为800万法郎（巴黎的抵押品一共就170万件，不满20法郎的占到了一半左右，都是来自穷人的）。

这里还需要提到一点，那就是公社对工厂制度的改革。在5月3日，公社批准了对巴黎的“罗浮军械厂”的改革方案。该工厂在过去属于政府的国营工厂，在公社成立后直接由公社接管（大量资本家的工厂除了前述废弃的以外仍然属于资本家所有，公社在“剥夺剥夺者”这一问题上是举步不前的，公社的妥协政策使它不能在私人工厂里也进行这样的改革），因此工人的积极性更高，改革的阻力更小。首先，工人们要求工厂的公社代表、车间主任、工长等一切职务由“全体工人大会”选举产生，并且宣布一切选举产生的职员应当对大会负责，并可以被随时撤换（这一方式毫无疑问是秉持了公社的选举和罢免原则）；其次，要求在工厂中选举产生“工厂理事会”，并由各领导职员和各个车间的工人代表组成。该理事会每天开会一次，听取各个车间主任的工作报告、制定工作计划，而理事会则向工人报告工作。理事会中的工人代表们组成专门的“监察委员会”，负责监察工人的工作和工厂会计报表；再次，工人调整了工作日：每天工作10小时，从早上7点到晚上18点工作（中午有一小时休息和午饭时间），并每晚免费加班1-2小时为公社工作（这同原来的14-18小时的工时相比不仅大大减少了，而且工人主动要求的1-2小时加班更反映出工人对公社的超乎寻常的热情）；最后，工人们要求对薪资进行调整，规定：工人工资提高到月薪150法郎，工长月薪175法郎，车间主任则是210法郎，厂长月薪250法郎——工资的改革秉持了“限制高薪、提高底薪”的原则。罗浮军械厂的改革成效是极为显著的，选举、监督、负责、罢免的重要原则都被工人们一一转化到工厂中去实现，工人们参与工厂管理的积极性空前提高。这是属于社会主义的工厂管理原则，它是反对“一长制”、“专家治厂”的精英主义模式而光辉的体现了社会主义工厂制度的。

5.公社在意识形态与教育上的改革

公社首先对教育进行了改革。公社规定：一切学校都应当将宗教剥离出去，同时重新挑选师资：因为在巴黎的学校中，有大量的宗教界人士在担任教师一职，因此公社要从各个地方聘来不信教的男女老师，将宗教的影响彻底从学校中清除出去；对公社的孩子实施“义务教育”，并要求增加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因为此前一个资产阶级区的入学率也仅有40%多一点，无产阶级区（在巴黎，富人聚居的区被称为资产阶级区，穷人聚居的地方则被称为无产阶级区）中这个比例只会更低；实施男女混校（事实上，在这个措施实施前有不少人是反对的，男女平等的观念并不多么深入人心，然而在公社妇女的巨大热情下，没有人能阻止性别平等这一目标在公社实现）；调整教师的薪资，将占比多数的底层普通教师的年薪从750-900法郎提高到2000法郎，并实行男女同酬（此前，学校中女性的工资只有同职务的男性工资的40%-50%）；最后，公社宣布建立职业学校，教授儿童们各种各样的手艺，以直接适应工厂的需要，同时开办专门培养护士和医生的学校以适应战争需要。当然，公社因为存在时间过短，没有对高等教育这一方面开展多少探索。

在关于宗教的问题上，公社进行了相对强力的改革（这在同公社处理舆论问题上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整个巴黎市有111个各式教堂，101各式宗教团体，六千名修士修女。其中，参加宗教活动的以妇女为主。毫无疑问，宗教势力是巴黎市里一个较大的群体。然而事实上，工人阶级大多是不信教的，宗教对于群众来说已经沦为一种仪式，而不是一种信仰。然而宗教团体本身却是坚决反对公社的。公社成立后便先后封闭了12-15个教堂，并把这些教堂的场地用作医院、仓库，在楼顶设置了大炮等军事武器；有20个教堂被用作俱乐部的活动场地，人们甚至提议唱着革命歌曲去做礼拜。在这些宗教势力中，公社主要打击的是天主教，对其他教派则几乎没有干涉。

在关于舆论问题上，不得不说，公社的改革是诸多改革中的一大败笔。在公社刚刚成立时，仅巴黎市内就有多达30多种资产阶级报纸疯狂诽谤和污蔑公社。然而，公社却天真地强调对“言论自由”的维护，放弃对舆论报纸的控制，以至于放任资产阶级报纸对公社进行肆意批评。这些资产阶级报纸上时常刊登反对公社、抹黑各种改革措施的文章，而公社方面却只拥有10-12种具有战斗力的报纸，在舆论上一直处于劣势，甚至公社的机关报都被把持在私人的手中。这些人同公社的行政官员相互敌对，当然不会执行公社的命令并大量发行“公报”，以至于公社的公报每期也只能发行几千份。公社在舆论问题上的作为可以说就是没有作为，资产阶级的“言论自由”的观点再一次限制了公社的脚步，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不理解与恐惧使公社在相当多的问题上都犯了严重错误。

六、群众性组织

毫无疑问，整个巴黎公社的群众运动一直处于活跃的状态。在圣尼古拉教堂俱乐部里，常有五六千人参与集会。他们在开会的时候高唱着马赛曲；人们在这里发表演说、讨论当下的各项政治问题，头脑风暴在这里迸发：他们给公社提建议，要求限制商人的权利，要求让当选代表们向选民做工作报告、要求没收房租在6000法郎以上的人的财产等等。“俱乐部的一切就像一场盛大的节日”，人们在这中间欢呼、呼喊各种口号。群众参与政治的热情空前地提高了。可以肯定地说，无产阶级中间潜藏着无数的优秀的演说家，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属于无产阶级的舞台。公社甚至在很多方面落后于无产阶级本身所产生的思想，在俱乐部中，无产阶级不止一次提出“剥夺剥夺者”的思想，要求掌握法兰西银行，而这些是公社都拒绝了的。俱乐部经常的显示出自己的创造性，虽然他们帮助公社贯彻各种指令，然而对公社政策的批评和建议才是中心。圣伯纳教堂俱乐部提出废除旧的法院体系、查封妓院等等。关于典当的法令也是由于俱乐部的建议而不断推动的。

在公社被推翻前，经常活动的俱乐部多达40多个，他们地点设置在教堂或者民房中，每日参加俱乐部的人数在1.5万-2万人。毫无疑问，这些俱乐部是巴黎人民同公社进行联系的重要方式。在这里，公社宣传它的法令和公告，组织舆论的力量；同时，俱乐部是监督公社和公社委员们的重要力量；俱乐部常常能够创造性地提出诸多建议并使他们变为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政策。

除了俱乐部以外，巴黎的工会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早在1831年里昂工人罢工中工会就起到了巨大的组织作用，工人们甚至在工会的组织下赶走了军队，掌握了里昂市几天。然而这个时候的工会是不成熟的，参与工会的工人阶级数量不够庞大，还有许多地下的秘密工人组织。在第二帝国统治时期，由于法国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工人阶级的数量飞速的扩张了起来。然而法国所流行的思想对工会却并不友好：蒲鲁东主义醉心于工人互助原则与经济合作，反对政治运动和罢工。这样的思想曾在第一国际中流行过一段时间，马克思语恩格斯对此给予了强烈的批判；而布朗基主义则渴望通过起义的方法直接打碎统治阶级的统治，对于建立工会并逐步推进工人工作的方法缺乏兴趣和耐心。只有马克思主义者坚定地举起了组织工会推动政治运动的大旗。在普法战争爆发前，巴黎就有多达70个各式各样的工会，法国的第一国际会员约有20万人。[xi]在4月16日，公社处理废弃的工厂的时候，公社发布法令要求通过工会组织合作社，以接管工厂恢复生产。随后，在巴黎现有工会的基础上，公社成立了43个生产合作社和7个消费合作社，对扭转生产停滞的局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7.女权运动

在公社，妇女的地位提高到了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的最高程度。毫无疑问，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政权是妇女解放的唯一途径。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写到“真正的巴黎妇女又出现在最前列，她们像古典古代的妇女那样具有英勇、高尚和献身的精神。努力劳动、用心思索、战斗不息、流血牺牲的巴黎——它在培育着一个新社会的同时几乎把大门口外的食人者忘得一干二净——正放射着它的历史首创精神的炽烈的光芒！”[xii]在3月18日的起义中，公社就出现许多女性战斗英雄，如“蒙马特尔红色姑娘”路易斯·米歇尔、装订女工纳塔利·勒梅尔、俄国女革命家德米特里耶娃、克鲁科夫斯卡娅（是著名的科瓦列夫斯卡娅的姐姐）等等，还有许多无名的女英雄，如国民自卫军中61营的售货员出身的女士兵在战争中打死了反动政府的几个宪兵和三个警察。4月中旬，巴黎成立了许多女性群众组织，“保卫巴黎和救助伤员妇女协会”此时成立，该协会由巴黎各区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组成。主要职能包括：组织并建设医院、随军伙房或构筑街垒工地、宣传保卫巴黎的意义、召集妇女集会和会议等。[xiii]该协会的发起人——俄国著名女革命家德米特里耶娃（她还同马克思有过联系）在致第一国际的信中写道：“我们在各个区政府所在地设立妇女委员会，我们的集会通常总有三四千妇女参加。”[xiv]

妇女们积极行动，她们团结起来组织了女工的工会，帮助争取妇女的各项权利，如参加俱乐部集会的权利（在原来，有相当多的俱乐部排斥妇女的参与或者限制妇女发言），实现男女同工同酬，实现男女混校并让适龄女童进入学校学习，打击宗教团体将妇女们从宗教的枷锁下解救出来，帮助扫除妓院，解救被圈禁在这个肮脏地方的无助的女性（在1870年整个巴黎有152个妓院，多达12万妓女；而在巴黎公社建立后，整个巴黎的卖淫想象几乎绝迹[xv]）。妇女们甚至帮助公社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贯彻各项公社的法令。毫无疑问，公社中的妇女是空前团结而且热情十足的！她们以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和莫大的勇气积极参与到公社的组织和建设中来，她们亲手创造了解放自己的条件！

5月份，公社号召建立妇女营队，几天之内一个几百人组成的全副武装的妇女营队就成立了。该营队虽然没有开赴前线，但是在最后一周的巷战中表现的极为英勇。在5月下旬公社到了极为危险的关头时，公社的妇女们又秉持着昂扬的态度涌上街头，沿街建起堡垒与凡尔赛的敌人战斗。马克思写道：“巴黎妇女在街垒旁和刑场上都是视死如归！”[xvi]公社的妇女们在全世界资产阶级震惊的注视下用自己的坚定意志同罪恶的剥削制度作斗争。从来没有哪一个地区的妇女能够像公社的妇女这样以男子般的气概去改造世界，用自己的双手来解放自己！

在公社失败之后，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府开始了疯狂的迫害公社的社员们。在凡尔赛的所谓“军事法庭”中就审判了1051名妇女。

[i] 《外国历史小丛书》编辑委员会：《普法战争》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4页。

[ii]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1页。

[iii]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2页。

[iv] 罗新璋编译：《巴黎公社公告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页。

[v] [苏]凯尔任策夫著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巴黎公社史》三联书店出版社1961年版第297页。

[vi] [苏]凯尔任策夫著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巴黎公社史》三联书店出版社1961年版第320页。

[vii] [苏]凯尔任策夫著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巴黎公社史》三联书店出版社1961年版第345页。

[viii]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9页。

[ix]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5卷第404页。

[x]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7卷第122页。

[xi] [美] 威廉·福斯特著《世界工会运动史纲》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