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一名被指控为共产主义者的男子在印尼士兵的枪口下接受审讯。(图片来自墨尔本大学)

1965年至1966年间，印尼政府在华盛顿的支持下对印尼左派的屠杀是二十世纪最严重的恶行之一。新一代的学者揭露了这被长期掩盖的、在反共名义下屠杀多达上百万人的历史。

本文为《被埋葬的历史:1965-1966年印度尼西亚的反共大屠杀》的书评，此书由约翰·罗萨（John Roosa）(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2020年)所著。

1965年9月30日晚，一场失败的政变导致几名印尼将军、一名中尉和一名逃脱绑架的将军的五岁女儿死亡。几天之内，一个从前相对不知名的军事人物——苏哈托接管了军权。苏哈托指责印尼共产党(PKI)——除苏联和中国之外最大的共产党——应该为这起谋杀负责。他叫嚣对印尼共产党采取反制措施。

这引起了一系列神秘而令人困惑的事件，导致印尼的开国总统苏加诺（联合宗教力量、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发起不结盟运动的反帝主义者）的倒台，和威权主义将军苏哈托领导的极右军事独裁政府的上台，这其后带来的是大规模腐败与外资不受限制的“新秩序”。苏哈托既早于他的智利同道皮诺切特上台，也比他在位时间更长。

苏哈托的幕僚们立即煽动了反对印尼共产党的舆论。他们声称这是一个大规模的阴谋，他们称之为930事件或G30S/PKI(“9月30日运动/PKI”的缩写)，他们警告说一场全国性的共产主义起义的威胁迫在眉睫。在雅加达（译者注：印尼首都，此处指代印尼中央政权）的命令下，地方指挥官开始了逮捕、严刑拷打和处决共产党的行动。

我们没有确切的数字，但军队和它的盟友在一年的时间里杀害了大约50万到100万人，近乎同样数量的人被送进了遍布在全国范围内各个群岛上的野蛮的监狱，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布鲁岛。囚犯们做了多年的苦力。获释后，他们受到官方的排挤，被视为社会弃儿。甚至前囚犯的孩子也面临严重的歧视。

印尼共产党被声明是这场血腥清洗的目标，但屠杀也殃及了许多其他左翼分子，包括女权主义者、劳工组织者和艺术家。由于凶手统治了这个国家几十年，一代印尼人接受了持续不断的骇人的虚假宣传，宣称印尼共产党一直在策划自己的大规模屠杀行动。尽管苏哈托倒台，印尼恢复了民主制，但这个谎言仍然是印尼政府的官方说辞。正如最近雅加达的反共示威活动和省会城市的图书查禁事件所显示的那样，反共迫害在当代印尼政治中仍然是一股强大的力量。（译者注：2018年12月26日，印尼国民军（TNI）在东爪哇省凯迪里突袭了一名书商。他们查获了一些关于20世纪60年代印尼动荡政治的书籍，这些书籍都是历史书籍，军方声称这些书籍是非法的，因为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类似的事件在巴东，西苏门答腊，塔拉坎，北加里曼丹都有发生。）

国际噤声

这些事件在1965年登上了国际头条，但在西方它们很快就被忘却。为什么“20世纪最严重的大屠杀之一”——如CIA在1968年的一份报告中所描述的那样——这么快就被掩盖了呢？中情局一份1973年的秘密文件，表达了他们对印尼高层巨变的欣慰：

苏加诺用颠覆性的言辞表达了他的领导动力，并相信印尼应该支配它的邻国;苏哈托谈到了该地区问题的务实解决方案，并将印尼视为周边首屈一指的国家。

苏哈托对共产主义直言不讳的反对以及他愿意为美国冷战利益服务的态度，为其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军事援助和外国资本。华盛顿方面选择对“新秩序”的罪行视而不见，这也成为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共识。

在最初庆祝苏加诺的倒台和印尼共产党的中立化、并对印尼新政府令人遗憾的血腥特征进行了些许描述后，西方媒体对印尼的报道很少。一旦苏哈托消灭了印尼共产党，越南战争就进入了舞台中央。1975年以后，在关于东南亚的报道中充斥着共产主义的暴行，不管它是真实的还是捏造的。

一个游客走过印度尼西亚前独裁者苏哈托的肖像，摄于雅加达苏哈托博物馆，2016年5月6日(Ulet Ifansasti / Getty Images)

只有少数记者报道了印尼的新闻。约翰•休斯(John Hughes)在1967年的《印度尼西亚动乱》(Indonesian Upheaval)中批驳了印尼军队为自身洗脱罪名的陈述。休斯贩卖东方的刻板印象:爪哇农民在原始的暴力狂欢中变得疯狂，虔诚的巴厘岛印度教徒平静地向屠刀行进。理查德·劳埃德·帕里(Richard Lloyd Parry)在2006年出版的《疯狂时期:混乱边缘的印度尼西亚》(In the Time of Madness: Indonesia on the Edge of Chaos)中的叙述与此大同小异。

诺姆·乔姆斯基在《制造共识》中指出，西方媒体没有像报道共产主义国家的人权侵犯那样仔细地报道右翼反共暴力事件。他将《纽约时报》对红色高棉政权(1975-1978年)的大量报道与对苏哈托对东帝汶的种族灭绝入侵和占领(1975-1999年)的漠视进行了对比。

数十年来，政治活动人士和学者为大众对印尼数十万人的错误拘留、残酷折磨和大规模屠杀普遍漠不关心感到沮丧。1991年，大赦国际和东帝汶人权行动网参与了揭露“新秩序”侵犯人权的运动。然而，他们的努力似乎常常是徒劳的，因为媒体很少关注这个事件。

许多学者对于65年的屠杀讳莫如深。本尼迪克安德森和露丝麦克维在1966年对此事写了一个批评印尼政府的秘密报告，1971年乔治卡欣让康奈尔大学将此出版，俗称“康奈尔文件”，其后所有这些相关的印尼研究专家都被印尼政府禁止入境。此事产生了使其他学者噤声的效果。

在苏哈托政权的高压统治下对此事的系统研究是几乎不可能的。许多学者选择了主动噤声，以求得到珍贵的研究签证。在我1990年第一次以研究生身份去印尼前，教授提醒过我不要提到1965年的事情。

历史叙事的突然解封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对印尼经济打击尤为严重，其后民众革命在1998年推翻了苏哈托政权。印尼政治环境一夜间天翻地覆：政治犯被纷纷释放，时任临时总统哈比比允许东帝汶举行独立公投。之后哈比比的继任者，阿布杜拉赫曼瓦希德，俗称古斯德尔，承认了伊斯兰组织是1965年至1966年屠杀的共犯，并且讨论了和解的需要。

学者们和社运分子抓住了这个机会。我的朋友，那时还是本科生的伯尼特里亚纳，后来创立了印尼首个大众历史杂志《历史》。他通过游说得到了一个地方军事档案中关于一个爪哇中部的村庄被摧毁的详细记录。那时刚在美国得到东南亚历史博士的约翰·罗萨有亲戚曾被苏哈托政权监禁。他利用探监时建立的关系，及当地社会运动人士的帮助，开始了对前政治犯的访谈。

罗萨这时期的部分工作成为了他的书《大屠杀的借口：印尼的九三零运动及苏哈托兵变》的基础。此书出版于2006年，是关于印尼大屠杀开端的一部极详尽的政治史，开创了对1965年屠杀的研究的新篇章。现在罗萨是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系副教授，我们这次介绍的书就是他的《大屠杀的借口》的续篇。

《被掩埋的历史：1965-1966年印尼反共屠杀》是罗萨在《大屠杀的借口》之后，汇集他超过二十年的研究成果，基于大量访问和档案研究，写出的续篇。此书揭示了许多大屠杀中之前不为人知的细节，驳斥了许多关于印尼史的这黑暗一页的谎言，大大增进了对这次政治大屠杀的学术研究。

一个83岁，曾目睹印尼反共屠杀的村民苏卡站在社运人士和受难者家人设立的印尼中爪哇普兰布村柚树林里屠杀受害者被埋的地方。（Ulet Ifansasti / Getty Images）

雅各宾的读者们应该知道我们近年已经介绍了许多关于1965-1966年屠杀的书。您或许想知道在已经有了杰弗里罗宾森，杰斯迈尔文和安妮波尔曼等历史学家，及文森特贝文斯等记者的杰出作品之后，是否还有写这本新书的必要。我们认为答案是非常肯定的。

《被掩埋的历史》一书分为两部分。此书前言用充满人性关怀的如椽大笔概述了这段恐怖的历史中的诸事件及史学史。一至四章解释了当时影响印尼整个国家历史进程的诸因素，四至七章则对具体地区做了具体研究。

这几章的分析植根于各地的具体情况，但每章的结论也适用于对印尼全国历史的研究。书末的结语言简意赅地列出了对屠杀责任最大的机构：上层军官，地方将领，和右翼民兵组织。书的最后一节讨论了在今日印尼直面这段历史的困难和危险。

葛兰西式的对立

开篇罗萨讨论了印尼共产党和军队在苏加诺的 “指导式民主”（1957-1965）体制下的斗争。罗萨首先提到了在此之前，在时任印尼共产党领导人艾迪特领导下，印尼共产党放弃了武装斗争转为议会斗争。之后，他用葛兰西关于文化霸权的理论，描述了在苏加诺废止民主制度之后，艾迪特如何通过发展诸亲共群众组织增强共产党的影响。

例如，印尼共产党用全印尼劳工联合会联合了工会组织，人民文化学会组织了文艺工作者，印尼农民阵线帮助农民推进土地改革。印尼共产党也和与之独立的印尼妇女运动有紧密合作。印尼妇女运动可能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世界上最大的妇女组织。

与印尼共产党葛兰西式的策略针锋相对，印尼军队通过区域总部的方式扩张其影响。这种组织结构使军队得以渗透地方政府，以此得到对行政官僚的影响乃至控制，也因此获得很好的情报来源。

虽然印尼共产党和军队都成功地将其影响力扩大到整个广阔的群岛，但是只有军队可以获得武器。当1965年10月爆发冲突的时候，军队可以很容易地夺取国家控制权，并对手无寸铁和毫无防备的对手采取行动。罗萨（Roosa）指出有大量证据表明，美国训练的军官在等待借口去攻击印尼共产党，文森特·贝文斯（Vincent Bevins）在《雅达加方法》中强调了这一主题。

心理行动

罗萨的下两个篇章解释了军队是如何使用宣传手段和酷刑的。在政变失败之后，军队控制的报纸和电台立刻开展了被将军们称之为“心理行动”的活动，将谋杀的罪责归咎于印尼共产党，并且警告说将会开展更大规模的流血行动。根据这场很可能是有预谋的、肯定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宣传运动，军队必须粉碎印尼共产党，以阻止该党进行大规模屠杀。

这种“要么杀，要么被杀”的说法是个谎言。新闻界错误地、不合逻辑地声称，印尼共产党正在存储秘密武器，并且为其受害者秘密地挖掘万人坑。军队散布虚假但令人着迷的谣言，称疯狂的印尼妇女运动组织成员对将军进行性侵害，军队利用厌女症去煽动反共产党的情绪。

一旦开始大规模逮捕，军队就转而系统地使用酷刑。乍一看，例行使用酷刑似乎只是虐待狂，没有任何实际目的，但罗萨令人信服地论证，它有助于宣传机器的谎言。囚犯将持续受到酷刑，直到他们作出荒唐的供词。

在安妮·波尔曼（Annie Pohlman）和萨斯基压·维林加（Saskia Wieringa）工作的基础上，罗萨（Roosa）表明，妇女遭受了广泛的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尽管她们对艾迪特的共产党领导人内部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但普通党员、工会成员和其他数十万陷入军队魔爪的人都受到了酷刑，直到他们承认参与了一个大规模的阴谋，而且往往牵连到其他无辜者。

75岁的埃科·索提克诺（Eko Soetikno）指着他与印尼作家普拉莫迪亚（Pramodeya Ananta Toer）的合影，后者于2016年5月4日被囚禁在他的家中。（Ulet Ifansasti / Getty Images ）

尽管这些陈述显然是虚假的，但是可以用作证据，为军队的暴力运动辩护。一旦一个人在供词上签字，它就成了国家眼中的法律事实，为逮捕他们提供了理由，并使逮捕更多的所谓印尼共产党阴谋成员的工作合理化。酷刑基本上使心理行动的阴谋理论得以存在。

致命惊喜

《被埋藏的历史》的第二部分探讨了苏拉卡尔达的共产党被摧毁、巴厘岛的失踪事件、巴厘岛的卡帕尔大屠杀以及军队对苏门答腊的工会石油工人的攻击。在每一个案例中，罗萨都消除了约翰·休斯的东方主义神话，即将杀戮归咎于歇斯底里的反共爱国者、愤怒的穆斯林和宿命论的印度教徒。相反，像罗宾逊（Robinson）和梅尔文（Melvin）一样，他证明了雅加达的军队领导层精心策划了暴力事件，而这些暴力事件是由地区官员在当地实施的，他们往往依靠有组织的犯罪和反共产主义的群众组织，如穆斯林的宗教复兴会（Nahdlatul Ulama）来获得支持。

军队的成功基于对毫无准备的平民有计划地部署军事力量。由于计划早在共产党成员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处于危险之中时就已经开始实施，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抵抗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场全国性的大屠杀运动大约持续了6个月。从最西部的亚齐开始，然后向东穿过苏门答腊、爪哇和巴厘岛，大屠杀是对一个合法的平民党及其同盟组织的一系列突然袭击。罗萨展示了中爪哇和巴厘岛的印尼共产党成员是如何在被传唤时心甘情愿地前往警察局的，他们根本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怎样的梦魇。

通过将全国性章节和区域性事件相结合的方式，《被埋葬的历史》向我们展示了事件的全貌。罗萨从未忽视那些不知道自己处于危险之中的个人所遭受的恐怖。在书的最后，他谈到了各种承认这些罪行的尝试，以及对这段黑暗历史进行道德和公正评估的持续反弹。

在这个专制主义抬头和政治暴力两极化的时代，《被埋葬的历史》是必不可少的读物。在身份不明的联邦特工在波特兰街头抓捕美国公民的一年后，我们最好把1965年的印度尼西亚作为一个实例课来研究。

原文链接：https://www.jacobinmag.com/2021/01/indonesia-anti-communist-mass-murder-genocide

作者/迈克尔·G·范

翻译/一飞 xdyj 无烟

校对/杜平 发际线向列宁看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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