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暑期，在日寇入侵、民族危亡的严重时刻，我从北平中法大学附中高中毕业。我们一些参加了“民先”的青年学生，一个个热血沸腾，再也没有心思考大学了。同学们有的奔赴延安，有的去了大后方。“民先”组织安排我第二批去延安，后来因为交通问题未能成行，组织上又让我们暂时先回老家，听候通知。我是河北易县人。我回到老家易县，左等也没有消息，右等也没有消息，急得什么似的，1938年初又回到北平找“民先”组织。这时，“民先”的同志们已经纷纷奔向抗日战场，我扑了一个空。无可奈何，我只好试试“运气”，写信给冀中根据地高阳县的齐英华（齐岩）同学，打听能不能去参加抗战工作。齐回信说：“你来吧，来了一定会满意。”就这样，我在1938年5月初奔向了冀中根据地，找到了党，并于同月参加了党。我象孤儿找到母亲一样，多么庆幸自己从此能跟亲人朝夕相处，再也不去沦陷区受日本鬼子和汉奸走狗的气了。但是，我这种单纯而又幼稚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1942年初的一天，忽然，党组织派我单枪匹马地回北平，让我这个只有三年多党龄的新党员去敌占城市搞建党工作。我在日寇残酷统治下的北平搞了近三年的地下斗争，于1944年夏回到根据地。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深入人心，民族的日益觉醒，群众的广泛支持，使我比较顺利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任务。近三年的时光，许多的人和事，至今仍在脑海里盘旋。有的事恍如昨日，至今记忆犹新：有的事若隐若现，只能记个大概；有的事却回忆不起来了。现在根据记忆，把这段往事追述如后。

刘仁同志对我的教育

1938年5月我到根据地后，先后在高阳、河间县妇救会和河间县委宣传部工作，不久又调到冀中区党委宣传部工作（部长是周小舟）。1939年冬，组织上又调我到晋察冀华北联合大学（简称联大）社会科学院学习。那时，联大校长是成仿吾，教务长是江隆基。三个月毕业后，又留在高级队学习（队长是张淮三），旋又转到预科队学习（队长是陈琊环），结业后被留在联大中国问题研究室工作。不久，联大成立中学部，组织上又调我到中学部工作。记得当时中学部的负责人是何干之，工作人员还有：殷之越、陈琊环、汪志天（项子明）、廖斗寅、向荣等人。中学部分甲、乙两队，甲队队长是我，乙队队长是汪志天。中学部成立了党总支，书记是殷之越，副书记是陈琊环，汪志天是宣传委员，我是组织委员。

1941年秋末冬初，晋察冀秋季反扫荡的斗争胜利结束不久，我带着华北联大中学部的一部分同学从分散的山沟里回到了学校的所在地一—平山县东西漂里村（实际上学校无固定校址，师生分散住在老乡家中）。反扫荡回来后，我们一个个穿得破破烂烂，饿得面黄肌瘦，累得精疲力尽，但心情愉快，精神饱满，立即投入了反扫荡的总结工作。总结开始不久，组织上忽然通知我去校部。我到校部后，才知道是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部长许建国）派苏亦然来找我谈话。他询问了我的一些基本情况后，过了一两天，组织上要我到赵庄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招待所去报到。在战争年代，服从命令听指挥已经成了革命战士的习惯。我打起背包，立即出发去赵庄。在赵庄住了一天，第二天晚上，招待所的同志告诉我：“明天早饭后别外出，刘仁同志要找你谈话。”我的心情顿时又兴奋又紧张。当时，刘仁是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组织部的负责人，在根据地的威信很高。第二天上午9点钟左右，刘仁叫我到招待所一间办公室去谈话。他用带着浓重四川口音的北京话问我：“你就是王若君同志吗?我是刘仁。”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刘仁。我赶紧回答了一个“是”字。刘仁见我很拘束，便微笑着说：“不要怕，刘仁有什么可怕呀?”我也笑了，紧张的空气松弛下来了。他招呼我坐下。接着，他就象聊家常一样问我：“你老家住在哪里？家里有什么人？北平还有什么人？家里生活情况怎么样?……”我一一作了汇报。他对我的情况似乎很熟悉。他听了我的汇报以后说道：“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各学校的许多党员都奔赴各抗日根据地去了。最近，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在北平的破坏很疯狂，北平地下党的力量相当薄弱。现在党中央发出了开展敌后城市工作的指示，提出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城市工作方针。我们执行中央指示，要从根据地派力量去北平开展工作，一方面团结进步青年，向根据地输送干部；一方面积极慎重地开展建党工作，发展党员。我们要积蓄力量，准备里应外合解放大城市，迎接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组织上考虑派你回北平去工作，不知你的意见怎样?”当时我马上想到的，不是害怕地下工作的危险，而是对组织上的信任的感激。但我也有两点顾虑：一，舍不得离开革命集体；二，我和陈琊环已在恋爱，怕分开后可能中断关系。我把自己的想法如实地对刘仁讲了。刘仁严肃地说：“关于第一点，你去北平，看起来单枪匹马，离开了集体，但你和组织是紧密相联的，你是在党组织的关怀下工作的，组织上会派人来和你联系。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党内没有什么订婚不订婚的规矩，搞地下工作，不但不能和爱人联系，而且难免有牺牲。你要是能去北平，就去；如果不愿意去，组织上对你不勉强，也不处分，可以分配你别的工作。你好好想一想。”刘仁说完，就静静地等待着我的回答。组织上决定派我回北平，使我感到十分突然。我意识到在去不去北平这个问题上，党的需要和个人利益有了矛盾。我入党后上的第一次党课，内容就是怎样处理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矛盾的问题。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当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这就是党性。我现在面临的问题对我正是一次现实的考验。想到这里，我便果断地回答说：“我服从组织上的决定，去！”我的答复显然使刘仁很高兴。他听后满面笑容地对我说：“前些天我跟另一个同志谈话，希望她去城市搞地下工作。她推说有爱人，要和爱人商量。组织上没有派她去，因为思想不通，去了也做不好工作。但作为一个党员，这样很不对。你的态度是正确的。”

接着，刘仁进一步细谈了我在北平的工作。他说：“你回北平后想法考大学，然后在青年学生中开展工作。你可以在学校建党，发展党员，也可以介绍一些进步青年来根据地，够条件的在根据地吸收入党。”刘仁还告诉我，我的工作直接由分局组织部领导，不与北平地下党接关系，也不与分局社会部（专搞敌工工作）联系。那天，刘仁和我一直谈到中午。当天黄昏时，我就随刘仁以及张瑞华和另几个男同志一起去分局组织部（平山县老封沟村）。在路上，他嘱咐我，要我在老封沟学习一个时期。村子里还有其他一些准备去敌占区工作的同志，不管认识不认识，都不许与他们交谈。联大来人，也不能接触，并且不能写信。这是纪律，必须遵守。

到老封沟村后，我果然见到几个熟人。如张鸿舜、王过兵的爸爸王老头（名字已忘了），还有准备去开滦煤矿的几个老工人。我们严守纪律，互不来往，也不交谈，碰到时彼此心照不宣，最多用眼神打个招呼。我在老封沟住了约半个来月。在这期间，我学习了毛主席著作《论持久战》和有关形势的文件，党关于在敌占区的荫蔽精干政策及敌占城市建党问题的材料。刘慎之给我讲了城市工作的方法，还讲了如何看敌伪报纸等一些技术问题。在学习期间听了一次聂荣臻的形势报告。

1942年元旦，我在老封沟参加了会餐，吃的是炖肉烩菜、白面馒头。在那艰苦的岁月，算得是十分丰盛的宴会了。第二天，刘仁找我谈话，他说：“你学习得差不多了，可以出去了。你考虑还有什么困难没有？”我回答说：“没有什么困难。”刘仁教育我说：“共产党员好比种子，到任何地方都要想办法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你到了北平，先回家荫蔽一段时间，扎下根，再慢慢活动。如果碰到根据地的熟人，不能发生横的关系，也不要和根据地的任何同志联系，但是你可以回来。”讲到这里，刘仁严肃地说：“战争环境，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你下次回来，也许我们已经牺牲了。那不要紧，组织还在。你的情况已向中央组织部备案了。万一我不在了，组织上会同你联系的。”听到这些话，望着刘仁平静而坚定的神情，心中很不好过。

临动身前，刘仁又和我谈了一次话。他说：“如果能考上大学，那是最好不过了。知识分子大多数是爱国的，有正义感的。在大学里，要多团结同学，发展有觉悟的青年入党。你自己也要趁这个机会多学点本领，将来我们胜利了，建设新中国，真才实学是有用处的。”刘仁关切地叮嘱我，既要积极工作，又要注意安全。他给了我一点伪币作路费，并让人给我送来适合城市穿着的衣服。正好不久前周彬从北平来到了根据地，我就穿上了她的一套“行头”：一件旗袍、一件咖啡色呢大衣，还有一双皮鞋，由廖斗寅陪同，启程向北平进发。

路途上的周折

动身的前夕，组织上又派一位饲养员带一匹马，送我和廖斗寅一程。1月上旬一个晴朗的日子，我们三人离开老封沟，一路爬山涉水，有说有笑，每天行程约60里，向平西根据地前进。当时，只有从平西根据地能直接潜进北平；从其他地方走，都要有一定的边沿地区的社会关系，要有“良民证”，要经过许多检查哨口，要有符合城市的装饰等。我们蹬水过了拒马河，又气喘吁吁地翻过摩天岭，才到达平西区党委所在地宛平县的一个村子。区党委的负责同志马辉之、黄致远等接待了我们，并告诉我们，这里原有的边沿地区的关系都被破坏了，暂时出不去。我们等了快半个月，还是出不去。怎么办?区党委同分局组织部联系后，让我们去北岳区寻找机会。到北岳区后，我忽然想起我的老家易县东娄山村离县城只有四十里路，我可以利用原来的亲友关系搞到“良民证”混进县城去，然后再由县城混进北平。我的这个想法得到组织上的同意。于是，我们三人又急急忙忙赶到一分区地委，通过地委组织部长牛树才介绍找到易县县委，然后转到五区区委。区委书记杨磊之（文化大革命前曾任河北省副省长）和我有点亲戚关系，他对我说：“东娄山村原来是巩固的根据地，经过敌人的扫荡、蚕食，现在已变成敌我双方的交错区。你可要当心。”当晚，我和廖斗寅告别后，杨磊之就派人送我回了村。我回到村子，在本家一个伯母家住下。我对她说：“离开母亲好几年了，我想去北平看母亲。”伯母托人到县城办了一张“良民证”，还找了一位老大爷准备给我带路，送我去县城。动身的那天，天还没亮，忽然村北响起了枪声。伯母说：“不好，日本鬼子来了。”这时，带路的老大爷也来了。我急忙脱下那一身土布中式棉袄，换上旗袍和皮鞋，由那位老大爷带路，从村东绕路向北，闯入了易县城。当天，我就买了一张去北平的火车票。火车站的进出口，都有日伪军的检查岗哨，但他们都没有怀疑我，我终于又回到了我的第二故乡——北平。

在北平开展活动

1942年2月初的一天晚上，我在北平下了火车就直奔西四牌楼附近的回子营3号我的家。当我突然出现在母亲身边时，她又惊又喜地抱住我，眼泪象断了线的珍珠似地落个不停。我环顾四周，一间不到九平米的小屋，屋内除了用几块铺板支的床以外，还有一个小煤球炉和两只破箱子，一点炊事用具，其他就什么也没有了。11岁的小弟弟和14岁的残废的妹妹和母亲一起过着凄凉贫困的日子。

我母亲是一个破落地主家庭的儿媳妇，具有初中文化水平。我父亲在35岁那年因肺病去世。母亲好不容易把我们六个孩子拉扯大。1938年初，我和大弟王前到冀中根据地时，大哥王尊礼随宋哲元（国民党二十九军军长）去了大后方。日寇占领易县后，不断下乡扫荡，母亲被迫带着孩子从老家跑到北平。在逃难中路过易县城，住在一个亲戚家里，不幸中了煤气，二弟被熏死了，小妹妹成了残废。民族的危难，家庭的不幸，生活的煎熬，使我母亲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刺激，但她还是坚强地活下来了。母亲告诉我，她们娘儿三个，靠她做点针线活，小妹妹在织袜厂当童工，有点微薄的收入，亲友再接济点，凑凑合合地活下来了。就这样，有时还接不上下顿，只好在床上躺一天。母亲问我：“你是回来看看，还是准备长呆下去？”

看着母亲憔悴苍老的面容，我的心一阵阵痛楚。我是带着党组织的使命回来的。但是，我牢记刘仁的谆谆嘱咐，即使对自己亲爱的妈妈也绝不泄露半点党的机密。我回答说：“你们生活这么困难，我不走了。我留下来找个事作，挣钱养活你们吧！”母亲知道我去过根据地，但又不知详情。她疑疑惑惑地对我说：“你回来看看，我就很高兴。北平不是好呆的地方，你还是走吧！”我说：“妈，我决定不走了，您就想办法给我报户口吧！”

第二天，母亲早早起来，托人带我去警察分驻所报了户口。她见到邻居、亲戚、朋友都要说：“我大女儿从她姥姥家回来了，您给帮忙找个事做吧！”离开根据地时，组织上嘱咐我最好能上大学，但根据我家庭的经济情况，我根本没有条件上大学。如果向根据地要钱上大学，势必会引起人们的怀疑，不利于荫蔽。从实际出发，我只好先找个事儿作，有了职业掩护，再作其他打算。我每天帮助母亲干家务事，不乱串门，不打听事，在街坊的眼里，我成了个安分守己的“孝女”。

我的四个职业

由于亲朋好友的引荐，我在地下工作时期先后从事过四个职业。

我的第一个职业是：1942年暑假前，在地安门东街小学代课一个月。在代课中，我痛心地看到孩子们天天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长此以往，他们连祖国都会忘记。我在上课时就从侧面讲一点祖国的情况，孩子们非常爱听。有一次我讲到朝鲜亡国的悲惨情景，教室里分外肃静，一个男学生竟当场哭了。第二天，他把一张小时候的照片送给我，并且对我说：“王老师，我永远不会忘记您。”孩子们纯朴的感情给了我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使我深深体会到：北平虽已沦陷，但中国人民并没有屈服，他们热爱祖国，隐藏在心中的民族仇恨的怒火总有一天要熊熊燃烧起来，把日本侵略者烧成灰烬。在这样有觉悟的人民中进行工作。是不愁得不到真心实意的支持的。

我的第二个职业是：在西单一个专为日本人开设的豆酱店当记帐员。这个小店除一名中国仆人外，其他六七个都是日本人。日本人那种骄横傲慢的态度使我十分愤慨：但我一想在这里工作可以起很好的掩护作用，也就忍下来了。可惜的是，我在这里只呆了一个来月，日本老板就因为我不懂会计业务而把我辞退了。

我的第三个职业是：在日本人办的中兴煤矿附属小学（在西郊三家店东北的香峪村）当教员。从1942年冬到1943年暑假，一共干了五六个月。日本人发给煤矿职员每人一枚矿徽，徽章中间有个日本国旗，挺唬人的样子。附小的教员每人也发了一个。我胸前别上这么一个矿徽，跑来跑去，伪军警不知我是干什么的，也不敢盘问，使我获得不少方便。我和附小的另一位女教员很要好，常常在课余到工人家串门，还下过煤窑。工人住的是又矮又破的小土房，大人衣衫褴楼，小孩在冬天也光着屁股，吃的跟猪食差不多。而矿上的日本人，吸吮着中国工人的血汗，住洋房、吃大菜、生活阔绰。工人阶级的深重苦难，更加激起了我心中的斗争怒火，坚定了我进行地下斗争的决心。

我的第四个职业是：在北京新闻学院当学生。1943年暑假，我在报上看到北平新闻学院的招生广告，广告说，在这个学院学习期间除免费供给一顿饭外，还发给一袋面粉。我想，新闻学院好歹也算个高等学府，组织上不是让我最好上大学吗?如果能考上新闻学院，既上了大学，又解决了生活问题，学院就在城里，便于开展活动，多好的机会呀！但是，要考进这个学院，要有大学毕业文凭。怎么办?我就借了本家妹妹王彦的师大文凭去考，结果考取了。而王彦考大学时是借的另一个本家姐姐王渲礼的女师毕业文凭。因此，后来我们三个人都叫王逗礼。新闻学院的院址在中南海内，院长是大汉奸管翼贤。学生成份复杂，什么人都有。学习不到一年，就分配我到日伪中华通讯社妇女股当记者。到1944年5月我离开北平，我实际上过了不到两个月的记者生涯。

作地下工作，职业是一种掩护。有了合法身分的掩护，才可以进行活动。但我从不在从事职业的本单位开展工作，以避免暴露，我在新闻学院时，发现有的同学是自己人，我都不曾与他们发生任何联系。

向根据地输送进步青年

我到北平扎下根以后，就积极考虑怎么开展工作。我分析了在北平的老同学进步的已经到延安和华北各根据地去了；还有一部分随着学校去了大后方；剩下的一部分留在北平，情况比较复杂。我在高中读书时是“民先”、学运中的积极分子，同学们都知道，如果找老同学去做工作，就容易暴露。

那么，从哪儿入手呢?我想起我有个好条件。我们王家是个封建大家庭，我家族中的人在北平的就有100多人，光本家兄弟姊妹这一辈就有三四十人。他们之中，大多数是普通老百姓，但也有达官贵人，如王式玖（大排行19），当过宋哲元的秘书长，王尔实（排行20），是冯治安的秘书长，都是我的堂叔。当然，这么大的家族，难免也有败类，他们有的人甚至当了汉奸、伪县长、日本的翻译，也有在日本人控制的“新民会”里作事的。如果我先在家族成员中活动，既稳妥可靠，便于掩护，不易引起怀疑，又知根知底，了解情况易于开展工作。即使我露出点马脚，本家族的人往往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为了不受株连，也不至于去告密。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我决定利用我的这个社会关系去开展工作。

我第一个进行工作的对象是从师大女附中毕业不久的本家妹妹王岫（高焰）。她当时在日本人开办的豆酱店当记帐员。她喜欢看苏联小说，如高尔基的《母亲》，以及《铁流》、《被开垦的处女地》等。开始我常和她谈文艺作品，逐渐地越谈越深。她知道我在根据地呆过，就常问我：“哪边情形怎么样？”我逐步向她介绍一些共产党、八路军抗日的情况。一天她忽然向我提出：“我真想去根据地，你有办法让我去吗?”我答复她说：“等有机会我再通知你吧。”就这样，我们彼此信任，成了知心的朋友。后来，我设法把王岫送到了根据地。王岫后来在根据地参加了党。王岫把她在日本人开办的豆酱店的记帐员的职务让给了我。她临走之前，我曾问过她：“你认识的人当中，还有谁可以信任，可以进行工作？”她就把另外几个女三中的本家妹妹王敏、王羽以及北京师范大学上学的王彦介绍给我。从此，我和王敏、王羽、王彦等发生了联系。那时，她们看到日寇横行，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对现实不满，苦闷，想找出路。我介绍她们看进步小说，和她们一块讨论问题。慢慢地，我们相互之间也产生了信任，她们也提出了要去根据地，投奔共产党、八路军。当然，她们的要求得到了满足。我把我来北平时的路线告诉她们，她们也通过回老家的途径去参加革命了，而且也都在根据地先后入了党。

王敏、王羽曾把她们在女三中的同学梁瑜（张良瑜）介绍给我，通过梁瑜我又认识了师大女附中的甘英（卢攸庵）、卜一（樊巧），女三中的李青（张玉鸣）、赵晓军（赵淑华）、贺磊（贺顺义）、高英（刘朴英）、艾山、方亭等，还有铁道学院的张力（张毅石）、电信局的郭毅（郭秀珍）…。他们之中有的人早就参加过“民先”、是党的积极分子，后来失去了联系，现在又找到了党的关系。

我的本家妹妹王津礼也来找我。她又把山东中学的曲行、孙知行、丁一几个同学介绍给我。

我的另一个在艺文中学读书的亲戚候觉民和我联系以后，又介绍我认识了他的朋友、在孔德中学读书的陆游（陆元炽）。

我在新闻学院学习时，通过同学刘家玺的关系，又认识了北师大的石澎、王文、于英、何朔、李健等人。

甘英后来又介绍我和燕京造纸厂的技术员王庆澜建立了关系。1946年余涤清到北平来主持地下学委的工作，就由王庆澜介绍入燕京造纸厂以职员的身份作为掩护。

就这样，我打开了工作局面。我在可靠的青年学生和进步的社会青年中活动，象滚雪球一样，联系的人不断增多。在那个时期，和我有联系、能够进行工作的学校就有女三中、师大女附中、女一中、光华女中、师大、女师大、铁道学院，还有燕京造纸厂、电信局、伪市政府等。

从1943年到1944年一年当中，我的工作不断发展，先后向根据地输送进步青年53人。他们到根据地后，绝大多数都参加了党组织。其中有一部分同志，在解放战争时期又回到北平从事地下斗争，很好地发挥了骨干作用。

当我积极开展工作的时候，我本家亲戚中有的人察觉了，害怕了。我的堂叔王尔实就对我母亲说过：“若君的行事（指我去过根据地）够使人佩服的了。她不用做事了。你生活困难我来接济。”他虽然害怕我的活动，但看在亲戚面上，加上作为一个中国人（他还是很有民族气节，始终没有给日本人做过事），他又不得不掩护我。我当然不会因为他讲了几句话就停止活动。不到万不得已，我决不停止斗争。

谨慎地发展党员

我遵照党组织的指示，在留下的青年中逐渐发展党员。我发展的第一个党员是李青的弟弟张力，铁道学院的学生。他的家庭成份好，社会关系单纯，表现也不错，而他当时学的铁路业务又是将来我们党所需要的。我和他多次接触，并从他完成任务的情况进行考察，认为他具备了条件之后，便把他吸收入党。以后又通过他把电信局的话务员郭毅吸收入党。前后陆续发展的党员还有：师大女附中的甘英、燕京造纸厂的王庆澜、师大的何朔和李健、女师大的王彦和俞立（杨荣竹）、尹明、女二中的王津礼、艺文中学的侯觉民、手工业工人张惕等等。

我在北平扎下根以后，曾以回家“探亲”为名，在寒暑假回根据地汇报工作。我在北平3年，曾回根据地3次。我每次回去，刘仁都亲自听汇报，详细询问我的工作对象的情况，然后给予具体的指示：哪些人该输送来根据地，哪些人可以就地发展入党，哪些人可以继续观察、培养。我现在还记得，1943年冬，我第二次回根据地到分局组织部向刘仁汇报工作的情形。屋外下着雪，刘仁坐在炕上，旁边坐着余涤清，还有另一个不认识的男同志。我把发展对象郭毅、甘英、张力的情况一一作了汇报，刘仁听了还不满足，又继续提出了一些问题。刘仁把情况了解得比较透彻了，才作出决定。我每准备发展一个党员，都要先向刘仁请示；得到批准后，才算正式入党。在刘仁的领导下工作，我常感到很幸福：他使人既感到有明确的原则可以遵循，又觉得自己能够很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

我在地下工作时期，碰到了从根据地其他系统派到北平的关系。在新闻学院，遇到从冀东区党委派出来的同志；还遇到过从延安派来的同志。当我知道他们是自己的同志时，我都严格遵守地下工作纪律主动避开，不发生任何横的联系。但我心里十分喜悦和激动。我深信：我们党在北平多方面开展工作。壮大力量，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我在地下进行斗争的信心更增强了。

我的母亲跑“交通”

我联系的对象越来越多，经常要向根据地输送爱国青年。怎样送他们走呢?这时，我母亲受我的影响，懂得了许多抗日救国的大道理，她觉悟提高了，并且勇挑重担，成了我的第一个同根据地联系的“交通员”。她以“回家探亲”为名。把人先送到我在易县的老家东娄山村，然后由村里的干部送到五区区委，再由区委送到刘仁那里去。我母亲第二次送人时，刘仁已派候儒林在易县边沿地区建立了交通站。我母亲把人送到交通站，并把我在北平的情况告诉老侯。她在根据地住了几天，亲眼看到了根据地的新天地。老人家知道自己在从事一个伟大的事业，感到生活很有意义，精神境界大大提高了。后来，她毫不惧怕，在敌占区和根据地之间跑出跑进，做了许多工作。她回北平时还常捎来一些宣传、学习材料。记得1938年初我离开家去冀中时，她曾嚎啕大哭。1943年春天，她身边唯一的小儿子、我的三弟王汉去根据地，她不哭了。1944年春天，她又接受组织上的任务，把我的妹妹王娴礼（高志）送到易县车站去当伪警察，这样一来，我们地下党从北平到易县这一条线上的“交通”有了内线，就更可靠了。后来，这条“交通线”成了一条可靠的路线，许多同志通过这条路线去了根据地。

因为去根据地的北平青年愈来愈多，刘仁又派了董华亭作我的“交通”，并且在易县城到根据地的中途一—东霍山村建立了地下交通站，由这个村的老党员尚荣跃负责。这两位农民出身的党员非常朴实，他们在工作中从未出过差错，非常出色地完成了“地下交通”的任务。

三十六计走为上

1944年5月，我刚到伪中华通讯社当记者不久，当我正准备利用我的合法身份更加放手大干的时候，一天，我本家一个在“新民会”做事的妹妹告诉我，敌人已经注意到我，并且把我列入了抓人的名单之中。她还告诉我：情况十分危急，可能当天晚上敌人就要动手。我听后半信半疑。当天上午，我匆匆安排了一下工作，设法通知了和我联系的人暂时不要活动，然后从东城东堂子胡同中华通讯社出来，坐人力车向东皇城根去。半路上，我偏回头一看，发现有个戴墨镜的人在车后一、两丈远的地方紧紧地跟着我。当车从王府井向东皇城根方向转弯时，我急忙下车，钻进了小胡同，把那家伙甩掉了。我相信本家妹妹的情报是真实的了。

当天，我找到了甘英，让她和我一起走。她当时工作很活跃，联系的人也多，和我接触也多，也有被捕的可能。我和她买了两张火车票，乘车直达保定。我们没有找到组织上指定的接头人。我想起以前上中学时，经常从平汉路固城车站下车，然后再走回易县东娄山村我的老家。我们又从保定坐火车到了固城，下车后徒步走了50多里进入了根据地。我们到了阜平康儿沟（中共晋察冀分局城工部所在地），向刘仁汇报为什么离开北平的原因时，我心里直打鼓，生怕刘仁批评我。刘仁听了我的汇报，并没有批评我，却连声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就这样，我结束了在北平将近3年的地下斗争生活，又回到了根据地的亲人中间，走上了新的战斗岗位。

为了避免失联请加+激流网小编微信号wind_1917 

（作者：王若君。来源：《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责任编辑：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