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年来，随着英国教育领域内新自由主义治理范式的确立，教师罢工行动不断增多，社会分歧日益扩大。在新自由主义治理逻辑的主导下，市场化改革加剧了教育主体间的矛盾，教育工作者同政府和雇主之间围绕教育权力、雇佣公平、职业身份以及社会地位等问题产生了分歧。教师罢工从根本上反映了当代英国新自由主义治理范式的实践困境。在新自由主义的支配下，市场逻辑主导了英国国家治理范式，公众诉求无法被纳入政府的政治议程，社会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失衡，社会分化的加剧和社会正义的缺失引起了民众的普遍不满，新自由主义治理范式因此面临广泛的合法性危机。
近年来，英国教育领域的劳资关系日趋紧张，教师群体不断发起针对雇主和政府的罢工行动，其规模不断扩大、持续时间显著增长，引发了各界的关注。一些学者从英国所处的国际局势展开分析，认为教师罢工是英国脱欧带来的不确定性因素在教育领域引发的连锁反应。也有学者从经济层面指出，在日益市场化的教育体系中，大学管理层试图通过削减教师的薪资以弥补财政亏空，而市场竞争和绩效考核又给教师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这些导致了冲突加剧，引发了教师群体的普遍不满。”[1]从政治层面来看，金·马瑟（Kim Mather）和罗杰·赛弗特（Roger Seifert）认为，英国政府的改革改变了教育领域的权力格局，罢工是教师对实施新政的诉求与资本权力碰撞后双方关系趋于紧张的表现。[2]教师罢工问题实则是英国社会冲突问题的典型表现，它从根本上反映了当代英国国家治理体系面临的系统性问题。本文围绕英国教师罢工，分析和梳理了罢工的态势及其本质，以透视当代英国新自由主义治理范式面临的困境。
一、分歧与挑战：教师集体罢工的态势
英国有着悠久且相对完善的教育体系，这为其保持世界领先的发展水平提供了坚实的知识基础。二战后，教育被置于福利国家建设的关键位置，教育领域的劳资关系也一度表现出了相对稳定的发展状况。在劳资争议中，教师一直保持着极大的克制。即使在1960年代政府为应对经济通胀而冻结公共部门工资的情况下，教师也只是发起过小规模的、短暂的和地方性的罢工行动。[3]
自1980年代开始，英国政府秉持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在公共部门推行市场化改革，将自由和竞争等市场价值观引入教育领域，劳资关系因此变得不稳定。但在工会运动遭到政府打压和失业率上升的背景下，教师并未采取大规模对抗行动。1997年工党上台后仍坚持新自由主义理念，承袭并推进了保守党的撒切尔政府和梅杰政府的教育改革举措。[4]此后，英国教师开始通过工会发起对抗行动。教师工会的规模持续壮大，到2002年，英国大学教师联合会（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Teachers）的会员数量达到了44051人。[5]教师工会为教师罢工提供了组织力量，加之改革期间英国经济衰退，因此英国教师不断通过罢工和游行来表达对政府与雇主的不满。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英国政府将教师福利同市场直接挂钩，导致教师福利面临的市场风险加剧，教师与政府和雇主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化，罢工因而增多。
从教师与政府和雇主的对抗态势来看，罢工是教育工作者表达不满的主要形式，且数量不断增加；罢工波及的范围及其带来的社会后果也日益严重。2005年11月，英国的大学讲师罢工抗议学校的工资方案，约220所大学的26000名员工受到了罢工的影响。[6]2011年，来自布拉德福德、埃塞克斯、利物浦、牛津和伯明翰等地的47所大学和高等教育学院的教师通过罢工抗议“大学退休金计划”（Universities Superannuation Scheme）提出的养老金改革方案，约1/3的大学讲师加入了此次罢工。[7]随着冲突范围的扩大，来自英国500所大学和学院的上万名讲师加入了与校方的对抗，将罢工推向了高潮。[8]在2016年7月的教师罢工中，全国上千所学校被迫关闭。[9]2018年，当“大学退休金计划”提出不再保障教师退休金后，超过88%的英国大学和学院工会投票支持发起罢工。2019年11月底，英国大学和学院工会发起了为期8天的罢工行动，来自英国60所大学、总人数超过4万的讲师、专业技术人员和图书馆工作人员加入了罢工行列，100多万名学生的课程受到影响。
相较于其他部门和行业的劳资冲突，英国教育部门的劳资对抗呈现出新的特征和趋势。从罢工者的群体身份来看，尽管参与罢工的教育工作者涵盖教师、技术人员和图书管理员等群体，但在新自由主义改革中利益受到的冲击最大的大学讲师始终是罢工活动的主要发动者和参与者，其罢工倾向最为强烈。从罢工的动员方式来看，在新媒体时代，教师们充分利用了网络媒体的信息传播功能，对罢工进行宣传和组织动员。罢工领导人通过群发邮件动员教师群体，在个人社交账号上与相关教师、学生和家长互动，实时更新冲突的动态。[10]在2016年教师大罢工期间，英国教师工会（Na-tional Union of Teachers）总理事凯文·考特尼（Kevin Courtney）在其个人社交账号上发布了各地民众和学生家长支持罢工的信息。[11]英国校方管理层也通过媒体和网络应对教师罢工行动。在2011年教师大罢工期间，英国城市大学人力资源主管向该校员工发送电子邮件，威胁将扣除罢工参与者的工资并认定其违反雇佣合同。[12]
英国教师罢工加剧了教育工作者与学校管理层的矛盾，教育主体间的分歧日益扩大。政府教育开支的削减、市场化改革以及学费制度的推广引发了学生和家长的不满，他们希望借助教师罢工来维护自身利益。2004年，当大学讲师通过罢工表达工资诉求时，英国学生联合会（National Union of Students）也采取了集体行动以表达对学费制度的不满，这导致了冲突的主体呈扩大化趋势。[13]在2011年的教师罢工中，英国学生联合会表示：“大学生联合会将同大学和学院工会采取一致行动，反对政府削减教育开支。”[14]在教师与校方的对抗中，大多数学生对罢工表示同情和支持。英国舆观调查网（YouGov）的调查显示，有60%的学生支持教师罢工，有超过50%的学生认为作为资方代表的高校联盟应对冲突负责。在不断高涨的教师罢工浪潮中，民众和家长也对教师的行动表示了支持。例如，2016年的教师罢工尽管与民众的关系不大，但后者同学生家长和教师工会一道致力于罢工活动。[15]教育主体间的多元诉求使罢工问题更加复杂，尽管教师工会同政府和学校雇主进行了多次协商，但教师的福利待遇问题仍未得到解决，罢工问题依然困扰着英国政府。
以上的研究表明，尽管英国政府从1980年代在教育领域确立了新自由主义治理范式，但在政府打压和失业率较高的政治经济形势下，教师并未采取大规模对抗行动。进入21世纪之后，由于政府改革的推进和英国经济的衰退，教师开始通过工会频繁发起罢工，英国学校教育和社会秩序面临着严峻挑战。
二、新自由主义改革：教师罢工的主导诱因
在教师罢工问题日益严峻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动因。1980年代，英国政府将新自由主义治理范式引入教育领域，推动了教育商品化的趋势，改变了教育领域原有的利益格局和教育主体间的关系平衡。教师的工资、工作强度和工作稳定性无法得到保障，其职业身份和社会地位也面临着市场化的冲击，这构成了教育领域劳资对抗的主要诱因。
从政治层面来说，政府改革削弱了教师的权利，导致其难以通过制度化的路径表达利益诉求，这是教师罢工的主要原因。
在新自由主义理念的主导下，英国政府在教育治理方面大力推行市场化改革。在1979—1997年间，保守党采纳了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作为教育系统改革的核心原则。[16]政府通过多部立法打破了国家在教育治理方面的主导地位，放弃了对教育的监管；恢复公立学校的选择性教育，支持私立教育，通过家长选择学校等措施将市场力量引入了教育系统；取消国家补贴，降低教育成本，确保在教育领域建立纯粹的市场竞争。[17]1997年工党上台后继续推进和细化教育市场化改革。工党接受了保守党关于选择和竞争的理论，使教育发展成为受消费者需求驱动的商品。各学校也采取多种措施保持市场竞争力，在学校排名、学校选择、重点学校和淘汰制等因素的推动下，教育竞争呈现出与市场竞争的逻辑趋同的现象。[18]市场化改革改变了英国教育的权力关系和管理模式，新建立的全国性课程指导、教师评价和问责制、不断变化的政策法令和学校治理模式等使教师处于不利地位。[19]
政府改革打破了教育领域的利益平衡，却并未建立制度化的教师利益表达机制。在新自由主义理念的主导下，私有资本在学校中拥有绝对的权力，包括任命校长和其他工作人员，任命学校理事会成员，决定课程性质、学校基础设施的设计以及生源选择。[20]较之于私有资本的扩张，政府削弱了家长和民选政客曾经享有的各种权利，校长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威。政府废除了教师与学校管理部门的集体谈判制，工会在教师工资方面的谈判权被剥夺。[21]尽管政府设立了工资审查机构，但教师依然难以通过制度化路径维护自身权益。随着教师权利的削减，其对教育决策的参与权也因谈判权的丧失而受到侵蚀。[22]因此，教师的集体利益遭到了极大的损害。安迪·哈格里弗斯（Andy Hargreaves）认为：“改革对教师群体表现出了极度的不尊重和漠视，在改革的政治热潮中，教师的诉求被忽视。改革是在教师不被认可的情况下开展的，教师在改革内容和改革重点的确定方面几乎没有发言权。”[23]在制度环境日益不利的条件下，罢工成为教师表达政治诉求的主要路径。
从经济层面来看，市场化改革使教育领域长期存在的工资和工作强度等雇佣公平问题更加突出，这引起了教师群体的广泛不满。
在市场化改革之后，工资和绩效成为教育领域雇佣关系的两大核心要素。[24]英国教师在工资方面长期遭受不公平待遇，他们自1950年代起就开始追求建立制度化的工资体系。[25]1969年，围绕工资问题，英国250所学校的4000名教师发起了罢工行动。[26]自1980年代起，政府以立法的方式将市场力量引入学校教育，大学雇主主导了教师工资体系，工资问题遂成为劳资争议的焦点。在2004年教师罢工期间，大学教师联合会总理事萨利·亨特（Sally Hunt）指出，相较于其他教师群体，2004—2005年度的工资方案使大学讲师的工资水平同比下降了40%。[27]英国高校教师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eachers in Further and Higher Education）领导人巴里·洛夫乔伊（Barry Lovejoy）认为：“英国大学混乱的工资体系由来已久，讲师们接受低廉的工资方案，这使其与其他教师的工资差距进一步扩大。”[28]在2010—2018年间，教师的实际工资水平下降了约15%，这极大地降低了教师薪酬的竞争力。[29]英国朴茨茅斯大学劳资关系专家斯蒂芬·威廉姆斯（Stephen Williams）认为：“罢工从根本上体现了市场化改革在教育领域带来的劳资关系困境。在日趋市场化的制度环境中，大学被迫削减成本以追求效率，校方和教师在工作条件和薪酬方面的争端不断加剧。”[30]
在工资水平未能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教育工作者的劳动强度却不断增加。随着市场逻辑在教育领域雇佣关系中的推进，学校为节约开支而增加了教师的工作强度。调查显示，1992年，有10%的英国教师认为其在部分时段或所有工作时间内必须进行高强度工作，而在非教师群体中，有18%的雇员长期从事高强度工作；到了2002年，这一比例发生逆转，从事高强度劳动的教师人数占教师群体总人数的比例上升到33%，而在非教师群体中，有25%的雇员长期进行高强度劳动。这一时期，对工作现状不满的教师数量占总调查人数的比例从6%增至13%。[31]教育问题研究专家安德莉亚·贝克曼（AndreaBeckmann）认为：“教师群体日益增加的压力并非源于其学术、教育活动的增多，或提高教学水平的努力，而是校方在不信任教师的基础上扩大了管理范围，致使教师被官僚主义的监管手段分散了精力。”[32]2016年7月，伦敦、曼彻斯特和布莱顿等地的教师发起罢工，抗议政府在教育领域裁员并增加工作强度。在罢工期间，约7000所英国公立学校被迫关闭。[33]政府在推行教育改革之时恰逢金融危机的蔓延导致英国经济进入了长期的衰退阶段，教育部门出现了劳多酬少的现象，这种不公平的雇佣关系成为教师罢工的直接原因。
在社会层面，新自由主义改革冲击了教师的职业身份和社会地位，降低了教师的福利水平，这加剧了教师群体的不公正感。
英国的教育工作者是一股庞大的社会力量，自1997年至2006年，英国教育部门的从业规模从113.1万人增加到139.7万人，增幅达24%。[34]自1980年代起，政府改革限制了教师的职业自主权。到了1990年代，教师成为受管理和控制的技术劳动力，而非受人尊敬的教育者。[35]在教育服务商品化的趋势下，教师被视为加工者、原材料或教育机器的附属品，学生成为教师的加工产品，教师的社会地位和职业身份受到冲击。[36]随着竞争机制的引进，对教师的职业认可让位于市场绩效。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社会学教授艾瑞克·霍伊尔（EricHoyle）认为：“从职业声望的影响因素来看，工资水平是决定职业声望的重要因素。平均工资低于主要职业和中高层管理人员的工资水平限制了教师的职业声望和地位。”[37]正如《卫报》的报道所揭示的：“很多人认为教师收入高且生活安逸，但事实完全相反。不稳定的工作条件、长时间的工作和不良的精神健康状况已经成为教师的生活常态。54%的教师雇佣合同无法得到保障，他们面临严重的性别和种族歧视以及收入惩罚，临时雇佣的教师不得不依靠福利和自由职业而生存。”[38]教师职业不再具有稳定性。
在职业身份受到冲击的同时，教师享受的社会福利却在缩减。二战后，英国开展了广泛的福利国家建设，旨在为民众提供充足的、维持基本生活水平的养老金。[39]受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的影响，英国政府自1980年代开始大规模削减福利开支。这意味着民众逐渐脱离了此前的政治制度安排，职业群体在福利国家框架下的专业权威面临着不信任、疏远和挑战，其在专业领域的特定权力和社会地位面临威胁。[40]近年来，英国学校的养老金难题对教师的福利待遇造成了冲击。劳资关系学者史蒂芬·巴赫（Stephen Bach）认为：“到21世纪初，公共部门的雇员经历着迅速老龄化和退休潮，福利开支迅速攀升，政府财政面临着巨大压力。”[41]为应对教育领域的福利开支问题，英国政府成立了由高校教育工作者和高级行政人员组成的“大学退休金计划”，旨在处理教师的退休待遇等问题。随着教师的社会福利被推向市场，校方将教师的福利置于股票市场进行交易的做法加剧了教师社会地位的不稳定性，这也是近年来历次教师罢工的焦点。2012年，在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提出改革公共部门养老金制度时，全国教师工会总理事克里斯丁·布洛尔（Christine Blower）声称：全国教师工会的30万会员拒绝接受该计划，工会将向会员传达进一步采取罢工行动的必要性。[42]
以上研究表明，教师罢工现象的出现及其演进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新自由主义理念的主导下，市场化改革对教师群体的利益带来了冲击，教师的职业身份和社会地位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多，其不公正感和不安全感上升，教育领域的劳资关系因此恶化。
三、新自由主义治理范式的困境
教育领域不断恶化的罢工态势及其复杂的催生因素反映了当代英国新自由主义治理范式的系统性困境。从表面上看，英国教师罢工主要围绕工资、工作条件、工作量以及教师职业身份和社会地位等问题展开，但问题的本质则是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治理模式难以将民众诉求纳入政府议程和治理实践，无法平衡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也难以促进社会正义。
首先，在新自由主义治理体系下，政府将更多的国家力量用于保护市场自由，公众诉求很难被纳入政治议程。
自1980年代以来，英国政府在社会各领域推行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市场化改革，市场对自由和效率的过度追求导致了社会公平的缺失，民众利益无法得到保障。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教育治理模式使教师群体面临着四个方面的危机：随着对公共开支的管控，政府教育投入缩减；私有部门的管理实践被引入学校；集体谈判机制被废除；中央以削弱地方教育部门权力为代价强化对教育的管理权。[43]在这些危机对教师群体利益造成冲击的情况下，英国主流政党无法在政治上回应教师群体的诉求。在2016年英国教师大罢工期间，保守党批判罢工活动，认为罢工对家长和学生的利益造成冲击，损害了教师的社会形象。工党影子内阁教育大臣安吉拉·蕾娜（Angela Rayner）则认为，家长、学生和教师对保守党政府感到失望，在保守党政府的监管下，英国的学校规模不断扩大，不合格教师的数量也在增加。自由民主党教育发言人约翰·皮尤（John Pugh）表示：“在政府不听取意见、无视教育现状且继续进行毫无意义的改革的情况下，即使最敬业的员工也会失去士气和耐心。”[44]主流政党的相互推诿使得英国民主政治流于形式，教师的群体利益不能获得实质性改善。
新自由主义治理体系的困境在于其难以将民众诉求转化为政府治理实践。政府作为国家集体利益的代表，本应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但英国政府奉行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治理理念，将民众集体利益让位于个人自由，其结果是私有资本不断侵蚀民众权益。教师罢工问题只是新自由主义治理范式引发的社会冲突的一个侧面。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部门雇员及私有企业工人的利益很难通过制度化途径实现。当代西方劳资关系专家詹森·海斯（Jason Heyes）认为：“在新自由主义治理范式的主导下，英国经济需要更多的国家干预和更多的法律来限制劳动者权利，也需要更多的政府力量将私人资本推向公共服务领域。”[45]私有资本的扩张及其对利润的过度追求导致雇员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在传统上，公共部门的雇员一直通过集体谈判维护自身利益，但在市场化塑造的资强劳弱的产业力量格局下，他们的谈判能力下降。在教育领域，政府取消了教师的集体谈判权。在1984—1990年间，教师集体谈判覆盖率下降了1/3。在1984—1998年间，卫生部门集体谈判覆盖率下降了一半以上。[46]民众无法通过制度化路径维护自身利益，新自由主义在治理实践中也因此而面临广泛的合法性危机。
其次，新自由主义治理范式无法解决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矛盾，其对自由和竞争的过分强调使经济领域的不平等问题更加严峻。
新自由主义治理范式重塑了英国教育系统，学校原有的合作关系被市场竞争关系取代。通过改革，关于市场、自主预算以及教师薪酬和工作条件的新制度打破了教师之间的团结，工会的作用受到排挤，教师和校长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市场生存方面。[47]但在追求效率的同时，教师的利益未能得到保障，工作热情也随之降低了。在教师未能积极配合改革的情况下，校方缺乏关于学科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的知识，很难监管课堂活动的时间分配，无法在教师工作与考试结果之间建立明确关系。学校管理层也意识到了教育领域的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难以成功。[48]上述问题反映了新自由主义治理范式在实践中无法平衡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加之政府财政没有注入新资金，教育开支产生的利益被新增成本（如更高的国民保险、养老金和工资等）抵消且受到通胀的侵蚀。其结果是，学校的教育质量未能得到改善，家长对学校的抱怨逐渐增多，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教育体系遭到广泛质疑。[49]
除教育领域外，新自由主义治理范式面临的困境在社会各领域普遍存在，这从根本上体现了该治理体系无法平衡社会生产中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在新自由主义理念的主导下，英国在教育、医疗、交通、煤气、电力、自来水、电信等国民经济基础部门实行私有化改革，公共部门的薪酬决定权也被政府服务外包和半自治机构代理的方式取代。[50]市场对利润的过度追求导致雇员的利益遭到排斥，雇佣关系中的不平等现象逐渐增多：一方面是资本力量的不断壮大，另一方面是广大劳动者的利益被忽视，其结果是英国社会分化问题日益严峻。1979—1998年间，市场化改革使公共部门的雇员规模减少了1/3。[51]随之而来的是收入不平等的加剧，贫富家庭之间生活水平的差距不断扩大。英国社会学家艾伦·沃克（Alan Walker）和卡罗尔·沃克（Carol Walker）认为：“在自由和竞争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治理框架下，政府鼓励收入不平等，认为这是激励人们工作的一种手段，结果却导致了贫困人口的增多。根据欧共体在1979—1993年间对贫困的定义，这一时期，英国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8%上升到了19%。”[52]劳资关系是工业社会最基本的社会关系，雇佣公平的缺失不仅导致劳资对抗的增多，也危及整个社会生产的可持续性，进而从根本上挑战着新自由主义治理范式。
第三，新自由主义治理范式难以促进社会正义，社会冲突扩大化给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社会秩序带来了冲击。
教师通过罢工等对抗途径表达利益诉求，反映出英国社会冲突的主体由体力劳动者扩大到了中产阶级。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部门承担着向全民提供福利的公共服务职能，巴赫认为：“自1945年以来，作为福利国家发展的一部分，卫生、教育和社会服务等公共部门的就业迅速增长。”[53]公共部门提供的社会福利不断增多，这在促进社会正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但随着新自由主义治理理念的渗透，市场化改革削弱了教育承载的社会福利职能，教育对社会正义的促进作用受到限制。对政府或主流政党而言，在教育方面追求竞争的市场政策与其对社会正义的承诺相互矛盾并将造成重大问题。尽管政府宣扬包容并采取缓和的措施，但市场和选择性权力将大部分工人阶层和少数族裔儿童以及有学习困难的人排除在理想学校之外。[54]贝克曼认为：“差异化收费制阻碍了弱势群体进入高等教育机构，如精英教育部门和罗素大学集团（The Russell Group），该群体在选择有预期经济效益的法律和医学等专业时面临阻碍。市场化改革加剧的社会不平等与政府宣称的社会正义相矛盾。”[55]
新自由主义治理范式带来的社会正义缺失对英国的社会秩序带来了威胁。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大卫·莱恩（DavidLane）认为：“新自由主义的结果是私有化和国家作为综合福利提供者的退出。随着国家提供的综合福利的下降，社会团结逐渐减弱。”[56]新自由主义在社会各领域的推进重新塑造了英国的社会关系，其特征是社会不平等加剧、社区关系紧张和民众的社会福利下降。在新自由主义秩序下，社会问题被重新定义为个人问题。如在教育领域，政府认为教师应对教育系统出现的问题负责。教师罢工问题由此加剧，公众对犯罪、混乱、社会冲突和危险的恐惧急剧上升。英国霍尔大学政治社会学者查理·库珀（Char-lieCooper）认为，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恢复社会安全与团结、处理“反社会”行为被置于英国政府决策的优先位置。[57]针对私有资本渗透到公共领域引起的产业、社会和经济动荡，政府更多是通过权力机构如警察来维护秩序。[58]2016年，特雷莎·梅政府通过了旨在限制罢工活动的法案，但不到两年，英国就发生了现代史上最严重的教师大罢工，地铁、公交、航空等部门的罢工也此起彼伏。这表明，在新自由主义治理体系无法促进社会正义的情况下，英国政府倾向于采取权力压制而非通过促进社会福利和正义的手段来应对冲突，这必然导致社会冲突的扩大并加剧新自由主义治理范式的危机。
四、结语
在后工业社会到来之际，英国政府不断寻求建立适应自身发展的治理范式。自1980年代起，在保守党政府的推动下，新自由主义成为英国政府建构治理体系的主导力量。1997年工党上台后，在迈向新自由主义的道路上也采取了多种举措。在新自由主义理念的主导下，政府日益重视自由、竞争和效率等市场因素，通过私有化和市场化等手段，在社会各领域确立了新自由主义治理范式。其中，教育作为公共服务部门被转型为营利机构，这重塑了英国教育体系的结构、功能及其承载的社会价值。
然而，新自由主义治理范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英国面临的诸多问题。将市场价值引入教育领域的做法不仅损害了教师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的既得利益，也对英国教育体系造成了损害。私有资本支配下的教育体制排斥了教师的角色和地位，打击了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不言而喻，资本的逐利性压缩了教师在教育领域的权益，教师群体与学校雇主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教育的市场化和商品化又使英国学校教育系统的等级化色彩日益浓厚，社会的不平等趋势扩大并招致更多社会群体的反对。英国的教师罢工运动凸显出新自由主义治理范式的系统性问题。特别是在推动社会公平和实现全民福利的名义下，新自由主义将经济效率等同于社会效率，民众诉求遭到压制，社会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失衡，新自由主义治理范式因此面临广泛的合法性危机。
英国政府至今未对教师罢工问题拿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尽管其多次呼吁冲突各方保持克制，并采取了冲突化解措施，如号召雇主和校方代表与教师工会展开谈判，但这些方案并未触及新自由主义治理范式的根本。换言之，市场逻辑在教育领域的渗透仍在继续，由此造成的利益分配失衡与社会冲突剧烈化的趋势难以从根本上得以扭转。从更加宏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来看，当今英国社会冲突的性质及其根本原因并未改变。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带来社会分化加剧以及社会公平缺失的情况下，其治理体系也必将面临广泛的合法性危机并以不断加剧的社会冲突体现出来。未来，英国政府只有从根本上对新自由主义治理范式作出调整，消除其对英国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的主导，才有可能实现对社会冲突问题的有效治理。
注释：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0 世纪以来英国劳资关系史”( 15AZD041) 的阶段性成果。
[1]Andrea Beckmann ＆ Charlie Cooper，“‘Globalisation’，The New Managerialism and Education: Rethinking the Purpose of Education in Britain”，Journal for Critical Education Policy Studies，Vol．2，No．2，2004，p．162．
[2]Kim Mather and Roger Seifert，“Teacher，Lecturer or Labou- rer? Performance Management Issues in Education”，Manage- ment in Education，Vol．25，No．1，2011，pp．29－30．
[3]Mike Ironside and Roger Seifert，Industrial Relations in Schools，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5，p．13．
[4]Paul Webb and Tim Bale，“No Place Else to Go: The Labour Party and the Trade Unionsin the UK”，in Elin Haugsgjerd Allern and Tim Bale ( eds．) ，Left－of－Centre Partiesand Trade Unions in the Twenty － First Centur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p．248．
[5]John Kelly and Vidu Badigannavar，“Union Organizing”，in John Kelly and Paul Willman ( eds．)，Union Organizing and Activity，2004，London: Routledge，p．35．
[6]Donald MacLeod，“College Lecturers Strike over Pay”，The Guardian，November 16，2005．
[7]Jessica Shepherd，“Thousands of Lecturers to Strike over Changes to Pensions and Pay”，The Guardian，March 20， 2011．
[8]Jessica Shepherd，“Lecturers Strike over Pay and Pensions”， The Guardian，March 24，2011．
[9]Richard Adams and Josh Halliday，“One－day Teachers' Strike Closes Thousands of Schools in England”，The Guardi- an，July 5，2016．
[10]Sally Weale，“UK University Lecturers Strike over Pay”，The Guardian，May 25，2016．
[11]Richard Adams and Josh Halliday，“One － day Teachers' Strike Closes Thousands of Schools in England”，The Guardi- an，July 5，2016．
[12]Jessica Shepherd，“Thousands of Lecturers to Strike over Changes to Pensions and Pay”，The Guardian，March 20，2011．
[13]Liz Lightfoot，“University Lecturers to Strike over Pay”，The Telegraph，February 13，2004．
[14]Jessica Shepherd，“Lecturers Strike over Pay and Pensions”， The Guardian，March 24，2011．
[15]Richard Adams and Josh Halliday，“One－day Teachers' Strike Closes Thousands of Schools in England”，The Guardi- an，July 5，2016．
[16]Sally Tomlinson，Education in a Post－Welfare Society，New York: Open University Press，2005，p．29．
[17]Jenny Ozga，“Education Governance in the United Kingdom: the Modernisation Project”，Europe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Vol．1，No．2，2002，pp．333－334．
[18]Sally Tomlinson，Education in a Post－Welfare Society，p．90．
[19]Ivor Goodson，“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the Teacher's Life and Work”，in Christopher Day，Alicia Fernandez，Trond E．Hauge and Jorunn Mller ( eds．) ，The Life and Work of Teach- ers，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Falmer，2000，p．14．
[20]Terry Wrigley，“Academies: Privatising Englands Schools”， Soundings，No．42，2009，p．50．
[21]Stephen Bach，“Public Sector Industrial Relations: The Chal- lenge of Modernization”，in Trevor Colling and Michael Terry ( eds．) ，Industrial Relations: Theory and Practice，London: Wiley－Blackwell，2010，p．152．
[22] Christine Lewis，Dave Hill and Barry Fawcett，“England and Wales: Neoliberalised Education and its Impacts”，in Dave Hill ( ed．) ，The Rich World and the Impoverishment of Educa- tion: Diminishing Democracy，Equity and Workers Rights，New York: Routledge，2009，pp．107－109．
[23]Andy Hargreaves， Changing Teachers， Changing Times: Teachers' Work and Culture in the Postmodern Age，London: Cassell，1995，p．6．
[24]Mike Ironside and Roger Seifert，Industrial Relations in Schools，p．1．
[25]Chris Wrigley，British Trade Unions Since 1933，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70．
[26]Mike Ironside and Roger Seifert，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Schools，p．35．
[27]Liz Lightfoot，“University Lecturers to Strike over Pay”，The Telegraph，February 13，2004．
[28]Donald MacLeod，“College Lecturers Ballot to Strike over Pay”，The Guardian，October19，2005．
[29]Eleanor Busby，“Teacher Unions Threaten National Strike Ac- tion Ballot over Pay”，The Independent，March 31，2018．
[30]Stephen Williams，“Conflict in the Colleges: Industrial Rela- tions in Further Education since Incorporation”，Journal of Further and Higher Education，Vol．27，No．3，2003，p．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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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Stephen Bach，“Public Sector Industrial Relations: The Chal- lenge of Modernization”，in Trevor Colling and Michael Terry ( eds．) ，Industrial Relations: Theory and Practice，p．153．
[54]Sally Tomlinson，Education in a Post－Welfare Society，p．14．
[55]Andrea Beckmann ＆ Charlie Cooper，“‘Globalisation’，the New Managerialism and Education: Rethinking the Purpose of Education in Britain”，Journal for Critical Education Policy Studies，Vol．2，No．2，2004，p．158．
[56]张茂钰: 《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及其替代方案———访剑桥大学大卫·莱恩教授》，载《国外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57]Charlie Cooper，Community，Conflict and the State: Rethin- king Notions of“Safety”，“Cohesion”and“Wellbeing”，pp．1－2．
[58]Jason Heyes ＆ Peter Nolan，“State，Capital and Labour Rela- tions in Crisis”，in Trevor Colling and Michael Terry ( eds．) ，Industrial Relations: Theory and Practice，p．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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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莫磊。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第5期。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