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明

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三风的报告，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正式开始，这场运动到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做出历史决议结束，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标志性事件。中共克服了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宗派的影响，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集团，整个党的革命性、组织性和战斗性大大增强。在1920年前后成立的亚洲地区的十几个共产党，只有中共以及在中共直接帮助下的朝鲜、越南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延安整风在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延安整风是整什么风呢？这个反映在毛泽东的三个报告当中。1941年，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提出要把“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批判主观主义的学风，这是整风运动的序曲。1942年2月1日，在《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后改称《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毛泽东同志生动比喻：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不过是一股逆风，一股歪风，是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的”，我们全党都要来做这个塞洞工作。一周后，毛泽东同志又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的报告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全党整风就此正式拉开帷幕。

总之，延安整风整的是主观主义的学风，宗派主义的党风和党八股的文风，其中主要的是主观主义的学风。主观主义又包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表现形式，前者又是更主要的。

主观主义作为唯心主义哲学的表现形式，有深刻的阶级根源和认识论根源。在阶级社会里，出现了脑体分离的现象，被剥削阶级被迫承担着全部沉重的体力劳动，被剥夺了从事精神文化活动的权利，剥削阶级过着不劳而获的生活，垄断了对社会、国家的管理和精神文化活动。由于剥削阶级和他们的思想家长期脱离生产实践活动，往往片面夸大精神活动的作用，颠倒地考察现实生活。主观主义还有认识论根源，列宁认为，“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认识的某一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膨化为脱离了自然和物质的、神化了的绝对。”“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谈谈辩证法问题》）

主观主义的学风在党内的阶级根源是小资产阶级的成分。产生于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带有大量的小资产阶级成分，他们“向无产阶级队伍寻求出路，使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也占了大多数。此外，即使工人群众和工人党员，在中国的经济条件下，也容易染有小资产阶级的色彩。因此，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党内常常有各色各样的反映，这是必然的，不足为怪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中国经过了漫长的封建社会，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深深影响了中国的知识分子，毛泽东曾经说过，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反对本本主义》）。另外，建党初期，中共受苏共领导，党的领导层又有不少留苏学生，形成了“言必称希腊”的教条主义学风。

教条主义学风对中国革命的危害甚大。在土地革命时期，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白区损失了百分之百。遵义会议只解决了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但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问题还没有解决。1940年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不过，此时在中国共产党内，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尚未完全树立起来，以教条主义为主要形态的主观主义仍有不小影响，主要代表是王明。王明的人生经历类似古代读书人，只不过古人是“学而优则仕”，王明是“学而优则党”，由读四书五经变成读马列经典，王明从苏联回国后，党组织为了帮助王明成长，安排他到沪东区委做宣传干事，深入了工厂一段时间，但不久就被捕了，最后又去了苏联，王明虽然出生、成长于中国，但缺乏基层工作的经验，对国情知之甚少，习惯于夸夸其谈，引经据典，不能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有一次，王明作报告，有人问他：“抗日战争几年能胜利？”王明回答：“4年。”问他根据什么说4年能胜利，王明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4年。”这种学风在全党流毒深远。

“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句话形象地地说明了延安整风的精髓。毛泽东为此大声疾呼，是因为改变这种主观主义的学风，对于革命成功是至关重要的，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反对本本主义》）

当时教条主义的学风到了什么程度呢？“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十七八岁的娃娃，教他们啃《资本论》，啃《反杜林论》。这样一来，就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了一种反常心理，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他们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改造我们的学习》）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思想建党”的方式，都不是马列经典著作里面既有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艰苦卓绝的工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所以，毛泽东自己说，毛选是血的著作。

在皖南事变之后，血的教训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清算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左倾错误。

整风是如何进行的呢？中共六大试图通过提高领导层的工人成分的方式以克服小资产阶级倾向，这种尝试并不成功。毛泽东在古田会议采取了“思想建党”的独特方式对中共进行了真正布尔什维克化的改造，无产阶级党性和作风开始在党内发展起来。

具体来说，延安整风运动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方针，方法是认真阅读整风文件，联系个人的思想、工作、历史以及自己所在地区、部门的工作进行检查，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强调自我批评。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吸取了苏维埃革命后期“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教训的正确方针。毛泽东亲自做王明、博古的工作，以极大的耐心等待犯错误的同志转变，并在中共七大上为王明、博古进入中央委员候选名单苦口婆心地对代表做了大量说服工作。

转变作风需要有具体的方法，调查研究就成为基础一环。毛泽东为推动调查研究工作做了两件事：一、替《鲁忠才长征记》写了按语。他高度赞扬了这部“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它是“调查会之后写出的”；二、向妇委、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作关于农村调查的报告，着重强调：“调查研究要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得到了全党的积极响应。一些高层领导自觉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检讨了以往轻忽调查研究而犯有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如张闻天说：“过去（共产）国际把我们一批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机关来，这给党的事业带来了很大损失。过去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现在还要补课。”他带头从1942年1月起，主动去陕北神府、绥德、米脂等地农村搞调查研究，为期一年半，受到毛泽东多次赞扬。在这一榜样的感召下，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在延安地区蔚然成风。

整风运动的发动时间和方式都是形势使然。皖南事变血的教训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要解决对革命危害甚大的主观主义学风，整风采取大规模的党内学习和自我批评的方式是因为教条主义学风并不仅仅存在于几个上层领导人脑袋当中，而在中下层干部中也有广泛的影响，要肃清的话必须要大张旗鼓自上而下地进行，必须覆盖全党。这些都不是毛泽东主观意志所决定。当时延安有个较为流行的说法，叫“王明的理论，博古的口才，毛泽东的实践”，其实，王明缺乏在国内的实际工作经验，讲话很空洞，历史上在左右倾错误之间不断摇摆，国民党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血的事实证明王明是错的。除意见对立外，王明还有宗派主义毛病，闹独立性，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有心争当领袖。

高华的《红太阳》一书中妄断毛泽东发动整风的意图，对毛泽东心理活动进行细致描述然后猜测动机，把延安整风描述成一种权力斗争。他没有看到任何一场政治运动都有深刻的社会背景，权力斗争背后是阶级斗争，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都不是领导者主观意志能实现的。高华的研究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深渊。

延安整风不仅是整顿党风学风，还有文风。毛泽东提醒大家“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所列举的内容空洞、言之无物、语言无味、甲乙丙丁开中药铺都是党内主观主义在文风上的表现。如果脱离群众生活、不了解实际情况，文章就无法具体、生动和有条理。

整风不仅是党内，而且还涉及到文艺界。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共第一次形成了自己的文艺政策。文艺界人士是延安令人瞩目的一个群体，大多来自上海等大城市，有爱国热情，思想活跃，多才多艺，但在文艺为谁服务等问题上存在许多错误认识。1942年5月，延安召开了为期21天的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发表讲话并作总结，系统回答了文艺运动中许多有争议的问题，指出革命文艺的根本方向是为人民、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强调革命文艺工作者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立场、态度问题。会后，延安文艺界切实整风，深入基层，创作出一大批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鲁艺的新歌剧《白毛女》便是其一。毛泽东极为关注革命文艺创作。1944年7月，毛泽东同志为丁玲、欧阳山描写边区新人新事的作品发表专门写信说：“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

对小资产阶级的改造本身并没有因为整风结束而完结，整风文件中提出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等概念仍然有助于我们认识新中国成立后党内分歧的实质。同时，对经验主义的批判，也是延安整风没有完成的历史任务。作为改革开放思想先导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哲学命题就是经验主义的世界观。

总之，正确总结延安整风的经验，特别是无产阶级政党内部路线斗争的规律、整党建党的经验，对于指导当代新一轮社会主义革命包括印度、菲律宾等正在进行的人民战争，也包括还未成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国家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延安整风最大的现实意义就是，主观主义的学风仍然广泛地存在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队伍当中，同样需要进行批判和改变。

首先，最严重的问题是学理主义。进步青年开始热心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极大的好事，但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往往停留在书本上，不能结合实际，或者热衷于使用一些时髦的词句，没有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同时，许多同志对于群众生活非常陌生，基本不了解中国实际，从不做周密的调查，写文章只能寻章摘句，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无法解决现实问题。比如，许多人在没有接触过几个工人的情况下，就轻易否定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再如，日常生活中不能使用群众的语言说话。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要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习马克思主义。

其次，是组织上的自由主义化。表现在思想上能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但浮在表面，不愿做艰苦的工作，个人生活至上，自由散漫，而组织上的自由主义化又反过来影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接受，比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潮。这些形式上接近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迎合了革命队伍内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需要。

最后，学习马克思主义不结合对自身的改造。中国是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的国度，所以毛主席特别强调人生观的改造，集中表现在延安时期诞生的“老三篇”当中——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精神，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精神和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的愚公移山精神。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不能“对人是马克思主义，对己是自由主义”（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要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与自身的改造结合起来，改变自私自利，自由散漫，敷衍了事，不负责任，感情脆弱等非无产阶级作风。

谨以此文纪念延安整风运动正式发动八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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