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发挥革命者的历史主动性——苏联解体对当代共产党人的启示

文 | 天明

内容提要：正确总结苏联解体，最重要的是总结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原因以及反复辟斗争的经验教训。现实社会主义还实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保留了部分资产阶级法权，这是社会主义内部的保守力量及其政治代表走资派产生的经济基础。政治上缺乏社会主义民主是走资派上台的政治条件。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在修正主义统治下，无产阶级革命派不能采取党内斗争的形式，必须要发挥历史主动性，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这是苏联资本主义复辟带给当代共产党人最大的启示。要避免再次复辟，一方面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在生产力水平和人们文化水平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已经不难做到了，另一方面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党是先锋队，承担领导任务，政府在党的领导下承担行政任务，对政府公职人员要实行巴黎公社原则即选举制、随时罢免制和普通工人工资制，取消一切特权，建立廉价政府。具有参政议政和自我教育功能的群众组织的半独立状态是监督党和政府保持无产阶级性质的关键。无产阶级专政本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群众专政，国家职能应该逐渐被社会所取代，这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也是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条件。

苏联解体已经整整三十年了，作为二十世纪重大的历史事件，正确总结苏联解体，特别是正确总结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原因以及反复辟斗争的经验教训，对当代共产党人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一、区分苏联解体、苏共下台和苏联资本主义复辟

首先要界定的是，苏联解体和苏共下台是同一年发生的有联系但又有区分的两件事情。而苏联资本主义复辟要远早于苏共下台和苏联解体。

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作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实际上放弃了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这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标志性事件。列宁说：“什么是复辟?复辟就是国家政权落到旧制度的政治代表手里。”[1]赫鲁晓夫就是在共产党内部的这种旧制度的代表，政治上主张全民党、全民国家，经济上鼓励物质刺激，外交上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共运路线上鼓吹和平过渡，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2]

苏联资本主义复辟后，苏共由无产阶级政党变为官僚资产阶级政党，发展到80年代末，党内存在以叶利钦为代表的自由派、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和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为代表的保守派三股力量。这三股力量在如何对待苏共执政地位和是否保留联盟方面存在分歧。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下台方面是同盟关系，共同粉碎了试图挽救苏共执政地位的保守派发动的八一九事变，事变之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于1991年8月23日签署了“关于暂停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活动的命令”。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各共和国共产党和地方党组织的命运由它们自己决定”。

苏共下台，实质是自由派的胜利，经济上的意义是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撕掉掩护，通过“休克疗法”瓜分国有资产，公开走资本主义道路，苏共的书记和国营企业的经理摇身一变，成为大资本家，大卫·科兹说，苏共是唯一在自己葬礼上致富的政党。

苏共下台并不是复辟的开始，而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深化和公开化，是官僚资产阶级内部分赃的新形式，所以，苏共下台时，没有群众去保卫这个党，因为苏联劳动群众怎么会去保卫这个早已复辟的政权呢？

休克疗法是对苏联人民程度更深的一次洗劫，但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国保留了苏联时代的福利体系。因此，不能认为“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不问姓资姓社，大规模让工人下岗的结果比苏联解体要好多少。

苏共下台后，博弈转向了是否要保留联盟上，叶利钦主张独立，戈尔巴乔夫主张保留联盟。在加盟共和国之间，波罗的海三国早就不满苏联，最想独立，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三国工业基础好，也想独立，中亚五国是农业区域，需要中央政府的补贴，最不愿意独立，特别是哈萨克斯坦。戈尔巴乔夫试图保留苏联的努力很快被占上风的叶利钦制止。作为多民族联邦的苏联解体是必然的，因为苏联是社会主义运动的结果，苏共是维系这个多民族联邦的唯一的纽带。苏联解体是联盟国家的解体，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

苏联解体的原因与斯大林时期开始没有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也有关系。斯大林认为民族问题已经彻底解决，掩盖了存在的民族问题，存在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之后的几任领导人继承了这个传统，逐渐使得加盟共和国不满情绪增长，演变成苏联解体。列宁的民族自决权思想仍然值得学习和继承。[3]

正确总结苏联解体，最重要的不是追究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谁的责任大的问题，而是总结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原因以及反复辟斗争的经验教训。

二、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原因

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原因，是需要很好总结的，这是正确总结反复辟的前提。

首先，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不可避免地带有资本主义的痕迹，这是复辟的经济条件。

第一，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苏联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仍然存在着三种所有制，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以及少量的小私有制（包括个体经济和个人副业）。

第二，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资产阶级法权还严重存在。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开始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当时不得不对资产阶级专家实行高薪赎买政策，并赋予他们一定的企业领导权力，后来这些人逐步被苏维埃自己培养的技术人员所代替。苏维埃时代培养的这些技术人员、经理等，许多人在组织上入了党，但他们都是在资产阶级统治的旧学校里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一九二九年普遍实行一长制领导以后，许多企业的领导大权，实际上是被掌握在这些经理、厂长、技术人员等人手中。在集体农庄的管理中，农庄主席拥有很大的权限，有的农庄主席要求：“每个庄员都绝对执行我的指示”。在知识界中，实行学位学衔制。实行这些制度的结果，使资产阶级法权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不断强化和扩大。资本主义企业中那种管理人员和工人之间的鸿沟依然存在，企业领导人员对工人实行管、卡、压的资产阶级管理制度，形成了与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尖锐对立的官僚主义者阶级。

第三，在分配方面，资产阶级法权更是占统治地位。本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货币交换关系不能马上取消，在消费品分配方面实行按劳分配的等级工资制，这些资产阶级法权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但是，当时苏联在工资制度方面，逐渐背离了巴黎公社的分配原则，把列宁时期规定的仅限于资产阶级专家范围的高薪制，逐步扩大到党政领导干部和新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给他们极高的工资待遇。比如原本是为了能让为人民日夜操劳同志们吃饱肚子的“疗养食堂”，慢慢扩展成了特供商店，从吃饱穿暖进而演变为骄奢淫逸。 1980年，鱼子酱事件、勃列日涅夫女婿丘尔巴诺夫腐败案件，1982年马戏团走私钻石、珠宝事件等案件的频发也是必然的结果。[4]

走资派并不像一般资本家那样直接占有生产资料，而是利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把对生产资料的管理权变为垄断权、剥削权、压迫权，实际上是把权力转化为资本。他们通过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以合法和大量非法途径，无偿地占有他人的劳动，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恩格斯指出，“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5] 党内走资派所以能够把职位和权力变成无偿地占有别人劳动的特权，把权力转化为资本，正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分工，还存在着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领导和管理国家的职能还不能做到普遍地由人们来轮流行使，还是一部分人的特殊职能。

其次，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得不保留了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的情况下，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就变得非常重要。列宁说，政治相比于经济，不能不占有首要地位。毛泽东1959年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每一个时期，总会有这样一部分人，保持旧制度对他们有利，用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对他们不利，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谈到苏联的既得利益集团，毛泽东说：苏联有个高薪阶层，在农村还有富裕农民阶层。对这些人来说，保持和扩大物质刺激，对他们是有利的，取消物质刺激对他们不利，他们就会进行反抗。苏联在斯大林后期开始，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拿着高薪，享受着政治权利和生活方面的特殊待遇，这部分人构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既得利益阶层或者说保守力量，他们对社会主义如何进一步发展是不关心的，反而试图用资本主义的方法去解决社会主义存在的问题。正如毛泽东1959年所说，苏联的工业和农业虽然还在发展，但是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多年来基本上是停顿的，而且还出现了值得引人严重注意的倒退现象。[6]

由于现实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落后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们的文化水平比较低，保守力量就其活动能量和影响来说，在社会上还是一个很大的力量，这里面既然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又有新的富裕阶层和特权阶层，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就会寻找党内的代理人，这就是走资派。走资派在苏联进行资本主义复辟，首先是从放弃马列主义指导思想开始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全面否定了斯大林，实际上是放弃了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

领导权变更后，经济领域资本主义倾向的改革随即开始。赫鲁晓夫认为苏联经济发展迟滞的原因，是经济机构组织不好。他多次下令改组苏联的经济机构，但仍然失败。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上台后，以为仿效资本主义的一套方法，也许可以促进苏联经济的发展。

他们提出了一套“物质上关心的法则”和“物质刺激的原则”，以此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这一套作法，就是资本主义国家这样提出来，也未免过于露骨。而他们现在就把这一套，硬说是列宁的原则。实行这一套原则的结果，苏联的经济情况越来越糟糕。因为这一套“原则”，归根到底是鼓励人们去大肆追求私利私欲。实行这一套“原则”，使庞大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把国家和世界大事忘得一干二净，一心为了肥私囊而精神都变了。在苏联，贪污受贿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总而言之，人们都是为了怎样才能发财而奔忙。人们的思想腐化到了这种地步，所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陷于一片混乱了。[7]

官僚集团事实上占有了大量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积累资金受到影响，再加上工人因不满官僚主义产生消极怠工，苏联的经济发展迟滞，后来的一系列改革继续采取资本主义的方法试图扭转经济颓势，直到1990年戈尔巴乔夫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放弃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

最后，复辟是不是必然发生的呢？当然不是，否则就陷入宿命论。走资派及其社会基础虽然比较强大，但如果领导权能始终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复辟也不会发生，毕竟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是能让人民群众感受到的，大多数人是不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权不被篡夺不能靠少数领袖的魅力和威望，需要靠社会主义民主，否则就会出现人亡政息的结果。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在对旧势力和剥削阶级的镇压结束之后，探索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形式显得尤为重要。这种形式可以保证领导权得到群众有效监督，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一类的倒行逆施能得到抵制而无法推行。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曾经发表《十月革命百年和当代共产党人的教训》，总结苏联复辟的教训，他们认为，除了理论错误和经济错误之外，还有一个严重的政治民主的失误，1936年苏联宪法将苏维埃的生产单位选举制改为选区选举制，为国家机关脱离劳动群众留下了隐患，让无产阶级的苏维埃逐渐蜕变成为资产阶级的议会（从一个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纠正特权阶级错误的机构，变成了资产阶级利益分配的机构）。他们认为，确保人民对政治生活的普遍参与，是无产阶级专政最重要的职能。这个观点值得参考，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代表的产生办法确实需要总结。

总之，社会主义社会还实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保留了部分资产阶级法权，这是社会主义保守力量及其政治代走资派产生的经济基础。政治上缺乏社会主义民主，是走资派上台的政治条件。如果领导权落入走资派手中，资本主义复辟就会发生。

三，苏联资本主义复辟后国内反复辟斗争的经验教训

苏联资本主义复辟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满意的，人民也是不满意的，但苏联发生了反复辟斗争吗？应该来说，有，但并不多。从50年代后期到苏联解体前，苏联国内出现了一些毛派托派小组以及群众斗争，但并没有扭转复辟的趋势。苏联人民反对苏修统治的革命斗争层出不穷。他们曾举行罢工、集会、游行示威，并成立地下革命组织，散发传单，发表斗争呼吁书，直到举行暴动。1975年11月，信仰列宁主义的青年海军军官萨布林，不满苏修统治，举行哗变，准备逃脱苏修的统治，后来起义失败，萨布林本人被处决。就在苏修二十五大开场的当天，列宁格勒某工厂的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列宁格勒有的青年学生散发传单，号召举行一场 “新的革命”。[8]

一切反复辟斗争的失败，最重要的原因是，左派没有形成类似布尔什维克的独立的无产阶级政治力量去领导分散的群众自发反抗。究其原因，是因为修正主义这种统治方式，与资产阶级的公开统治相比，有极强的欺骗性，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并不能很快的认识到党的修正变成了修正的党，认知上的不全面，也就无法形成全面的实践，加上修正主义形式上继承了列宁主义的建党路线，不允许党内公开的派别斗争。因此，苏联解体前，国内只存在反复辟的毛派小组和托派小组，但并没有形成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

之所以要形成独立的无产阶级政治力量，是由反复辟斗争的性质决定的，反复辟斗争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而不是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斗争。

毛泽东精准地预测了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命运，但我们更应该重视的是毛主席对苏联反复辟斗争的思考，特别是对共产党内部派别的决裂和团结的辩证法。

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曾说：“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这个时候的毛泽东是倾向于靠党内斗争的办法解决修正主义的。

1965年8月，毛主席在谈话中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10月10日，毛主席在同大区第一书记和大军区司令员谈话时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

中苏大论战后，受到中国继续革命的感召，印度共产党的革命派代表马宗达与印度修正主义政党决裂，另建新党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非常正确的革命行动，是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决裂在六十年代的继续。但印度无产阶级政党在与修正主义政党决裂后，自身又发生了多次分裂，分散了无产阶级力量。

1971年庐山会议后，毛主席在南方多次提到，党内斗争要坚持“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要造修正主义的反，又要团结，这是不是矛盾的呢？

应该说，要区别对待。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派别内部，还是要争取团结，“三要三不要”是正确的，但与修正主义没有团结的问题。因为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无产阶级政党已经变为资产阶级政党。如果修正主义已经夺权，那么革命派一定是被清洗镇压，没有任何合法斗争的空间，所有修正主义统治都是如此，这个时候，真正的共产党人应该组织起来，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而不能抱有幻想，消极等待。这个与无产阶级政党内部与小资产阶级派别的斗争的性质是完全不同，比如，毛泽东对王明左倾教条宗派不能采取分裂的方式，因为这个是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遵义会议则是一次成功的无产阶级通过内部斗争纠正错误路线的实践。遵义会议的成功在于无产阶级政党错误路线的主要人物是不自觉的犯错误，本质还是无产阶级革命同志，在毛泽东的争取下，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张闻天和政治局委员王稼祥转到了正确路线一边。而陈独秀和罗章龙的分裂主义对无产阶级革命是极为不利的。

总之，在修正主义统治下，无产阶级革命派不能采取党内斗争的形式，必须要发挥历史主动性，另起炉灶，这是苏联资本主义复辟带给当代共产党人最大的启示。

为什么在苏联复辟后，没有出现反对复辟的无产阶级政党呢？这里面的原因值得认真总结。除了修正主义统治的欺骗性外，无产阶级革命者自身缺乏历史主动性是更重要的内因。毛主席1966年说：“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9]事实上，发达国家的共产党确实是最早开始放弃列宁主义路线，修正主义化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发达国家永远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发达国家国内照样还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存在无产阶级贫困化的趋势，存在不可克服的经济危机，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最重要的基础。这里面存在一个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历史主动性的问题，就是能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进行艰苦卓越的工作，找到正确的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候主要和唯心主义思潮作斗争，所以在宣传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比较强调唯物的这一面。列宁在落后国家进行革命，非常强调革命者的主观能动性，没有列宁的历史主动性，就不会有十月革命。这一精神被在更为落后的中国进行革命的毛泽东所继承。那个时候的中国从客观条件方面，搞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明显是不够的，但是，中国革命者创造了中国式的革命新道路、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搞成了社会主义。

经过上一轮资本主义复辟，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意识到，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不能抱有任何幻想。这种复辟的后果是严重的，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完全被剥夺，劳动人民是不满意的，但苦于没有力量去改变。

很多糊涂认识认为，修正主义是不是比公开的资产阶级统治要好一些呢？不是的。因为修正主义的统治方式是借助于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名义，搞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这种做法类似于皇帝的新装，是注定无法自圆其说的，是害怕人们揭露的，所以修正主义国家一般都要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导致官僚主义和特权阶层横行霸道，社会矛盾的激化。

四、如何防止胜利后再次复辟

按照苏联复辟的原因的分析，为了防止革命胜利后的复辟，必须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应该说前者在现在生产力和文化水平已经高度发展的状态下是不难做到了。关键还是后者。无产阶级专政在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时期，主要职能是镇压旧的剥削阶级的反抗和国外敌人的入侵，但是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建立起来之后，国内外阶级敌人被粉碎，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职能就转变为继续革命（或者说继续阶级斗争）以遏制保守力量复辟资本主义和组织国内社会主义建设。

在旧的剥削阶级被镇压之后，党内既得利益者、保守力量（不斗争就会发展为走资派）成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对象，而这种专政不能仅仅寄希望于领袖和先锋队，必须在党的领导下依靠无产阶级民主的实现。民主和专政是对立统一的，没有无产阶级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破坏资产阶级民主和建立无产阶级民主”[10]。

无产阶级民主如何实现呢？列宁认为“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并没有陷于空想，而是期待群众运动的经验来解答。”[11]马克思总结了巴黎公社经验，认为巴黎公社建立了“真正的民主制”，使“人民自己当家作主”。

在《法兰西内战》序言中，恩格斯概括了巴黎公社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它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6000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代表机构的代表签发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12]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高度评价巴黎公社原则，认为巴黎公社原则是一切公职人员毫无例外地完全由选举产生并可以随时撤换，把他们的薪金减到普通的“工人工资”的水平，这些简单的和“不言而喻”的民主措施使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利益完全一致起来，同时成为从资本主义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13]

文革十六条再次确认了巴黎公社原则作为无产阶级民主的实现形式，“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文化革命期间，升官发财的机制被打破了，陈永贵等工农干部没有因为升官而涨薪水。罢免权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实现了，但陷入无政府状态，全面的选举制也在少数地区短暂的搞过一段时间，但没有延续下去，各级干部主要还是上级任命的，但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曾明确反对等级授职制[14]。

从社会主义历史看，等级授职制在经济文化不发达状态下实行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因为人民的民主习惯和意识是要时间培养的，这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历史责任。但等级授职制不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公职人员产生的典型形式长期存在下去。

实行公职人员的普通工人工资制，不升官发财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列宁说，在社会主义社会，旧的“国家政权”的大多数职能已经变得极其简单，已经可以简化为登记、记录、检查这样一些极其简单的手续，以致每一个识字的人都完全能够胜任这些职能，行使这些职能只须付给普通的“工人工资”，并且可以（也应当）把这些职能中任何特权制、“长官制”的痕迹铲除干净。[15]

难点是选举和罢免，这需要一定的程序。文革十六条提出的先在群众中酝酿候选人、反复讨论再选举就是一种程序，这个办法的具体操作可以借鉴中国民主革命时期“豆选”、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现在一些群众组织选举的经验，包括候选人的产生办法、竞选演说、辩论等，只要排除掉金钱和宗派影响就可以。西方民主的一些形式也不能完全否定，毛主席曾说过，“美国发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学习之处。我们反对它，只是反对它的帝国主义。”[16] 周恩来也曾说：“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的方面来发现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允许唱‘对台戏’。”[17]

现在的条件比五十年前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大工业已经遍地开花，小生产逐渐消亡，人们的文化程度和眼界都大大提高，从近年村委会、业委会等一些基层民主实践来看，群众的民主意识是大大提高了的，但处于被压制的状态，如果加上社会主义制度和先锋队领导，那么现在落实巴黎公社原则会比上一轮社会主义实践的条件更好。

巴黎公社的选举制、随时罢免和普通工人工资制是解决人民群众与政府公职人员关系的方法。巴黎公社的缺点之一是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党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是不能选举的，谁是党员也不能选举。

无产阶级专政下，党处于领导地位，领导政府、军队和群众组织，政府在党的领导下承担具体行政事务。那么，如何保证党和政府不变质呢？组织起来的群众是铜墙铁壁，半独立化状态的群众组织[18]的监督是保证政权不变质的关键。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群众是需要组织的。不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或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人们的政治觉悟和积极程度都是各不相同的，不可能都达到先锋队的水平，而且总是只有一少部分能成为先进分子，大部分群众则只能通过其他各种群众性组织，如工会、农会、青年团和妇联组织起来，通过群众组织来培养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的习惯和能力，使他们也成为有组织的队伍。在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反对取消群众组织，让群众退回家庭，“要求群众走出家庭”，“在毛泽东这里，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既是革命实践的需要，也是革命实践的目标。” [19]这和刘少奇把群众组织仅仅作为党和革命的工具的群众观有根本的差别。

群众组织不是唱歌跳舞的兴趣组织，而是具有参政议政和自我教育功能的政治组织，只不过层次和觉悟低于党。所以也必须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少数服从多数，现实当中社团、工会组织的章程一般都有民主集中制的内容，否则容易陷入无政府主义状态，无法实现群众组织的功能。

但文革的教训之一就是出现了群众组织对立和打派仗的问题。原因何在？

毛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20] 除了毛主席说的走资派的破坏、混进坏人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之外，派性还有一个内因，就是因为社会化大生产程度不高，工人阶级内部分成不同阶层，中央国营、地方国营和街道集体企业的工人，工厂工人和服务业工人，正式工和合同工、临时工，城市贫民等都是工人阶级内部形成派别的社会基础。毛主席说，“对派别要进行阶级分析”、“派别是阶级的一翼”[21]。

随着机器大生产的普及，雇佣劳动制度的普遍化，工人阶级内部的分层大大减少了，如果这个内因基本消失了，那么打派仗就不是工人运动的必然，否则工人阶级的先进性、组织性和团结性体现在哪里呢？工人阶级就和小资产阶级没有区别了。建立在工人阶级先进性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更不可能出现了。

在1927年，上海工人在生产力更不发达且工人大量分散于帮会组织和国民党工会的状态下，仍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了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赶走了军阀。文革时期上海比较好地实现了“三结合”，就是因为上海是那个时候工业最发达的地区，工人阶级已经经过几代，农民和小生产者的影响比较小。这充分说明了工人阶级是能克服自身派性的。不能认为打派仗是工人运动带有规律性的必然发生的现象。

无产阶级专政本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群众专政，党的领导体现在思想、政治上和组织上，但不能长期包办所有的事务，国家职能应该越来越多的被社会所取代，比如文革后期把犯人放回去接受群众监督改造就是一种很好的尝试，那个时候犯罪率是很低的，群众安全感也很强[22]。再如，民兵尽可能地代替常备军。这就是列宁说的“半国家”状态即“它已经打碎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居民已经自己上台来代替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所有一切都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国家职能就直接转变为社会职能，国家不再尽可能的将社会事务控制起来，而是尽可能的将社会生产和生活管理的职能交由社会行使，实现社会自治”[23]。

总之，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党承担领导任务，对公职人员实行巴黎公社原则，半独立化的群众组织实现对党的有效监督，国家职能越来越多地被社会所取代，这样就能真正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社会主义迈向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