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苦防疫，苦官僚主义也

文|李鹏程

伴随着吉林疫情长期处于高位发展阶段，上海疫情的愈演愈烈，社会对防疫的态度也越来越割裂，在去年前年作为西方民众反智主义、政府不作为的化身被广受嘲讽的“与病毒共存”的观点终于在国内舆论场上有了一席之地，和坚持防疫清零的观点正面打起了擂台。

究其原因，时代变了。病毒传染能力大幅增加导致过去常规的防控措施不再有效，精准防疫更是成了笑话；疫苗接种比例的提高使得大部分人感染病毒后均为轻症，更给流调造成了困难，今年多地爆发疫情后的流调已经无法追溯到最初源头。清零成本上升对应的是国外一些地区因为疫苗接种比例极高，放开防控后也没有给社会带来太大冲击的消息。清零还是放开，已经成了不少人心中值得放在天平上衡量的两个选项。

如果说以上是民众的态度发生转变的外因的话，那么对从2020年以来防疫由量变到质变的厌烦可以说是内因了。从2020年初武汉疫情开始，防疫的大棒挥舞了两年，共克时艰的口号喊了两年。防疫成为了政府、医院、社区等机构部门最高的政治正确，只要出一点岔子，那面对的就是重重追责。基层公务员、医生、社区工作人员被这个压倒一切的KPI压得喘不过气，为了让防疫绝对不出岔子，转头就制订了许多不合理的规章，给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添堵。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对病毒的恐惧，对政府的信任加上对国家防疫“独领风骚”的自豪，这些不合理处被民众暂时忽略了。但随着不快的积累和抵消因素的消失，民众的情绪是越来越激烈了。

民众在厌烦什么，苦于何事呢？第一苦于疫情和防疫的种种措施导致许多人工作受到影响，收入下降，原本的生活难以维持。在2020年的第一轮防控中，就有大量店面关张。后续的两年中，除了防疫相关的如疫苗、核酸检测、口罩以及在线办公等行业相比疫情前火热之外，其余的行业均较疫情前凋敝。更何况经历多年的发展，国内除了金字塔尖的一群人之外，大多数人的生活实质上都处在毫无余裕的状态，每月挣到的钱都花在了各种各样的地方，租房、饮食、衣物、子女教学，足以把每个人辛辛苦苦每个月挣得的收入掏空。多年房价的飞涨使得哪怕是社会的中上层也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高昂的首付吸干了父辈的积蓄，房贷则占去了每月大部分的花销份额。一旦收入下降或失业，就要面临断供的风险。可相较于官僚对防疫的“狠抓落实”，对民生的保障却只停留在官样文章里的“不能因为防疫影响民生”里，一切后果需要民众自己承担。核酸检测社区有人催着做，可要是失业了，社区又有谁关注、有谁愿意管，有谁能帮忙？不可能的，连单纯的因为防疫措施影响到民众生活了，体制基层和社区都不会愿意改变的。

民众第二苦，苦于不合理的防疫措施对民众生活的破坏。在2021年，每有散发疫情，就是一个一个社区的核酸普查，春秋时节还好，若到冬夏，就是成百上千人在大太阳或者是寒风中排上数个小时的队，等着核酸检测。偶尔因为检测点试剂准备数量不够，排上几个小时队最后却被告知试剂不够了，今天测不了了，不知等待的群众又是什么心情？社区有没有可能做不同人群之间的分流，让群众少排些队？没人知道。民众只知道对个人来说，核酸检测是必须得做的，在有疫情发生的地方，没有核酸阴性证明寸步难行，没法上地铁，没法上班，没法进商店。

民众第三苦，苦于各级官僚管理者相互推诿，敷衍塞责。固然明面上的指导思想是“既要防疫，也要民生”，可是在官僚系统内部，是一旦防疫出现漏洞，必会追责；做到什么程度算影响民生，没人知道。或许只有到出现大规模的舆情事件了，才算影响民生了。那么各级官僚自然就在防疫上丝毫不讲情面，然后在碰到民众求助时装出一副理解民众生活诉求又爱莫能助的样子，让民众再去找其他部门，其他同级单位，或者是自己的领导。给群众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大量的障碍。这两年之间，民众不知道放弃了多少正常的生活需求？发生疫情之时，哪家医院的门诊依旧开放，能够接收正常就诊的病人？过年过节之时，到底找到哪一级领导能够决定自己能不能够回家？需要搬家的时候，是社区、物业还是片警能够决定自己能否搬进小区？这样的事情经历多了，人的精神必会消磨。

民众第四苦，苦于防疫措施驴粪蛋外面光，只做表面功夫，严格定规，普遍违反，选择执法。办公楼商场进出门有人提醒戴口罩，进入之后不戴口罩的比比皆是，尤其是餐馆餐厅，堂食的时候必不可能戴口罩，可进门还是要求大家佩戴。测核酸的时候要求保持一米五的间距，可队伍根本无人组织。一些园区上班人脸识别打卡，明明上班时人群聚集，可还是要求大家打卡时摘下口罩以便人脸识别，高铁检票口亦是如此。部分高校要求学生不得离开校园，可校园居住的教职工家属随意进出，游客和留学生亦是来去自由。表面上的严格是应付上级检查的，实际的松垮是对现实的种种妥协。只是民众看了未免心里嘀咕，明明防疫起的是这样的一个高调，可真正做起来怎么这么随意，那我们还防个什么劲啊？时间一长，越来越多人开始怀疑防疫的意义。

民众第五苦，苦于官僚制订的政策明明在实质上已经把民众的选择堵死了，还要在那儿玩弄文字，虚情假意地表示对民众自由选择的尊重。如今年三月，归国人员要求获得12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核酸检测本身获得结果都得数小时，再加上在不同机构之间的信息传递，也就意味着归国人员必须在获得结果后再买飞机票安排好行程，且这些事情必须在12小时内完成，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实质上已经把归国人员回国的路基本封死了。可官僚还是可以凭着这一规定在民众面前惺惺作态。国企也是如此，讨论职工过年回家政策一直讨论到腊月二十八，拿出结果说回家可以，但必须经过领导审批，腊月二十九主管领导纷纷赴外单位开会，问起来就说我们没有阻碍大家回家过年啊。这样的行径，作为官僚当然很聪明，不管是“严格防疫”的绝对原则还是“保障民生”的相对原则都兼顾了。只是民众也都有记忆在。

民众第六苦，苦于对于大多数群众，无论是健康码系统还是各级官僚，执行防疫政策均死板僵化，毫无人情味。没有核酸证明就是不让进医院，再着急也不让进。

民众第七苦，苦于部分基层干部基层组织借着防疫大棒宣示自己的权威，焊门的有之，征用宿舍的有之，破坏财物的也有之。

民众第八苦，苦于部分商家和个人借特殊权限，游离于防疫重压之外，借机哄抬物价，发良心财国难财。2020年初的口罩，今年多地的蔬菜均是如此。

民众第九苦，苦于不同地方不同层级防疫标准不统一，防疫政策朝令夕改，地方的防疫政策规定难以获知，在需要出行时有时已做了周密的准备，临到头还是缺少了某个部门某个层级规定的材料。

民众辛苦，可基层公务员、医务人员、社区工作人员难道不苦了么？他们也苦。一有散发疫情就要加班加点统计，组织核酸检测，开展流调，进行隔离，四处救火。常有防疫工作人员在碰到散发疫情之后，连着两三日连续工作，无法睡觉。严格防疫了两年多，他们就不疲倦么？更何况，有的时候一地发生疫情，可能并非当地工作人员的错误，追责的时候还是要把当地的防疫相关人员揪出来，安上一个态度错误或者政治站位不高之类的罪名。

那是什么让民众，让基层的防疫人员都不得不这么苦的呢？究其根本是官僚主义的问题。国内的公务系统是科层组织，命令自上而下发出，每一个层级都是对上负责，上层发出的命令下级实质上无从置喙。固然在科层之中有所谓的民主，但在系统内上级给下级穿小鞋相当容易，下级又没有什么反制的措施，那下级履行内部民主发表意见时又有什么勇气什么动力给上级的想法政策提意见呢？在定位上是民主和集中并重，可在实际中集中从来压倒民主。那么在科层之中上级制定的指标下级只能是坚定不移地完成，甚至为了邀功如果是正向指标还要再完成地更漂亮一些；上级制定的规章下级只能死板按规章执行，甚至要求地更加严格一些，这样出了问题在执行层面不会追责到自己头上。制订规章的部门和层级为了躲避责任，也会更倾向于把规章模糊化处理，这样基层做什么事情都能解释到规章范畴内，出了什么岔子都追究不到自己头上；部分基层部门看到不明所以既要又要的指导规章，为了避责，只会保障最优先的KPI，按着最严苛的标准执行，对于其他的指标，诸如“保障民生”，还是要开个象征性的口子意思一下备上级检查，至于真的有没有保障好，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在这个系统里面，民众是什么？民众处在层级的最下层，连基层的公务人员都没法直接影响到。面对不合理的政策，民众在科层系统里面有发声的权力么？只能是在社交平台上嚎两嗓子罢了，偶尔引发了局部的舆论事件，上级自上而下地撸掉了当地的部分官员。但在这个过程里面民众本身是没有权力的，他们的权力反而来自于上层的赐予，那在科层体系内部又有谁会把具体的民众放在眼中呢？实际执行的时候又有谁会把民众的利益和诉求想在心上呢？

至于科层中的基层执行人员，作为科层中的倒数第二层，他们的意见也是无人重视的，而且因为他们是直接对疫情负责的，所有上级的压力都压在他们肩上。如牛马般工作、奋斗、牺牲就是他们在目前唯一能走的路了。

过去的几十年中，如防疫一般压倒一切的单一KPI执行了很多次，钢产量、粮食产量、严打指标、计划生育、GDP……每次完成KPI都在社会其他方面造成了巨大的代价，粮食产量放的卫星、冤假错案、扒房牵牛和超生游击队、环境污染和无规划投资，再到现在防疫时的种种乱象。社会管理是复杂的工程，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单一KPI呢？究其原因只有权力集中于上层的科层组织官僚系统能够给组织各级制定一个压倒一切的KPI，而组织的各个层级都无法提出反驳只能贯彻执行。归根结底，依旧是官僚主义之害。

最近某市的疫情愈演愈烈，因为早期防控反应过于迟缓，大量感染者从防控的漏勺中漏了出去，形势已经越来越不可收拾。某市现在着手大力防控，一方面调动资源过多超出行政能力极限，多处隔离点方舱医院物资不足；另一方面因为社会原有的物流体系因为封控严格无法运行，物流效率大幅下降，不少居民的生活资料也无法得到保障。在支持防控的国家主义者群体中逐渐流行起了这样的阴谋论：某市现在所做的事情是为了在保障病毒传播的前提下让民众竭力感受防控的弊端，从而为日后放开做好准备；某市有国外买办的代言人，想要等放开之后引进国外高价新冠治疗药物，从而从中牟利；某市是在打着红旗反红旗，现在派驻军队医疗力量进入某市不单单是去救援的也是去维持秩序的。这些国家主义者，经历了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事的挫败和国内疫情反弹的双重打击，他们在心中构想的无敌的中俄联盟已经被撕得稀碎。对他们来说，一个直辖市行政能力拉胯是不可以接受的。毕竟，如果一个代表最先进行政水平的直辖市都拉胯了，那全国其他地方不得更拉胯啊？有人不承认拉胯的现实，甚至认为有人故意传播病毒。只是，某市所有的基层防疫人员难道都能这么好地领会到某些人曲折的意图，既要严格防疫，还要让病毒肆意传播？国家主义者也是时候认清现实了，拉胯就是拉胯，没有理由可找。过去一年防疫的成果一方面来自于民众的良好配合，另一方面来自于客观上病毒的传染能力还没有能够把这张本就漏洞百出的网击穿而已。

可在这么拉胯的行政能力下，主张放开防疫的一方，他们的建议又能好到哪里去呢？放开防疫需要极高的疫苗乃至加强针接种率，才能把病毒危害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先别说国内现在远没到那个水平吧，2021年时天津防疫人员曾到北京有偿征集志愿者，到天津当地施打疫苗，以便提升当地的疫苗接种率。如果放开防疫让病毒传染，在注水的疫苗接种率下，又不知有多少人会受影响？医疗系统会受多大冲击？所以问题的关键根本就不在防疫和放开的二元对立，问题在官僚主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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