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破折号
列宁：“那位厨师（指斯大林）会烧出一手麻辣的菜来。”至1917年底，斯大林已经成为苏维埃国家须臾不可离的柱石。他身兼多职——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四人“常务局”成员、《真理报》主编和全俄出版监督委员会主席、对乌克兰联系小组负责人、全俄肃反委员会部务委员会的监督人和委员以及人民委员会代理主席（列宁休假期间）。他在完成任务中显示出非常擅长使用权力。作为一个扎根国内、从事了20年严酷地下斗争的实干家，他拥有与他的那些长期旅居欧洲的同志们不同的经历和能力。
本文为《俄国革命家小传｜钢铁领袖·斯大林》连载之十七
中篇·中央委员斯大林（1912-1924）
6.革命之后
斯大林，列宁，托洛茨基
1917年10月25日至27日（俄历11月7日至9日）的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无可置疑的成为改变俄国和整个世界历史的一次重要会议。
这次会议将十月革命的成果以决议的形式确立了下来：宣布了俄国一切政权归苏维埃；通过了由列宁起草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宣布成立新政府——人民委员会。苏俄（苏维埃俄国），作为一个崭新的国家，诞生了！
经过选举，人民委员会的第一届成员为：列宁（主席）；托洛茨基（外交人民委员）；李可夫（内务人民委员）；斯大林（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克雷连柯、德边科（陆海军事务委员会）。此外，苏俄的最高权力机关为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并由斯维尔德洛夫担任其常设机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主席[1]，即名义上的“国家元首”。
在野党一夜之间变成了执政党，新组建的班子在斯莫尔尼宫内为革命胜利后的复杂局面和接踵而来的大小事务紧张地忙碌着。莫洛托夫说：“我和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坐在一边，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坐在对面。我们试图把新生活的图景描绘出来。”费奥多·阿利卢耶夫说：“刚开始3天，我们一步都没有离开过。”在这个新班子中，斯大林与列宁的关系尤为紧密。斯塔尼斯劳·帕斯特科夫斯基[2]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列宁没有一天缺得了斯大林”，“他每天会叫斯大林无数次，有时会直接来我们的办公室把他叫走。”[3]斯大林实际上充当了列宁处理各项事务的第一助手和主要顾问。
在革命胜利的最初时期，就立刻出现了旧势力的反扑。10月28日，由逃跑的克伦斯基拉起的一支叛军开始向彼得格勒进攻。29日，彼得格勒发生了由部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支持的士官生叛乱。同时，莫斯科也发生了反动力量的叛乱。经过布尔什维克党、苏维埃政府和革命群众的努力，到11月2日晚，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叛乱均被镇压下去。
11月2日（俄历11月15日），列宁与斯大林共同签署了由斯大林起草的《俄国各民族人民权利宣言》，向境内各民族宣布了苏俄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第一，俄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并享有自主权；第二，俄国各民族拥有自由自决直至分离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第三，取消俄国一切民族和民族宗教特权和限制；第四，居住在俄国的少数民族和民族群体可以自由发展。[4]
11月3日，斯大林参与了讨论由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5]提出的成立联合政府提议的会议，并发言。当时，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不满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后独掌大权的局面，便支持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向新政权提出改组人民委员会，成立由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联合执政的“社会党人政府”的提议。这一方案意味着布尔什维克要放弃部分十月革命的成果，并使革命的进程向后倒退。提议出发后，得到了布尔什维克部分中央委员的支持，其中包括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等人。在激烈的讨论后，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多数派（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等人）宣布拒绝接受改组提议，并向党中央少数派签发《最后通牒》，要求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等人必须服从党的纪律，执行多数派的决议。会后，加米涅夫辞去了在党中央的职务，由斯维尔德洛夫接任。这是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严肃和重大的党内斗争。
11月7日，为了更有效地镇压反革命和破坏活动、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列宁主导创建了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即大名鼎鼎的“契卡”，由菲利克斯·捷尔任斯基担任主席。列宁对身边人解释说：“我们正在执行灭绝行动……连火枪队都没有还革什么命？如果我们连白卫军的破坏分子都对付不了，还革什么命？如果那样的话，一切不过是一场清谈和一碗玉米糊！”后来，这个铁与血的组织将在斯大林的手上锻造为更加强大的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并在斯大林去世后以克格勃（KGB）闻名于世。
11月9日，由于前线俄军总司令杜鹤宁拒绝执行人民委员会的停战命令，列宁、斯大林和克雷连柯代表新政府致电杜鹤宁问责，并宣布解除后者的总司令职务。[6]
11月10日，斯大林获得了由列宁签发的可以自由出入斯莫尔尼宫二层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住所的通行证。同样享有这一权利的还有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及其妻子，以及列宁的秘书。斯大林成为当时唯一可以随意进出列宁住所的中央委员。
接下来，斯大林集中精力处理了几项重要的民族事务：
11月13日，他发布了归还被沙俄强占的乌克兰国宝的命令。
14日，他出席了在赫尔辛福斯[7]召开的芬兰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并向芬兰同志们发表演说。在演讲中，斯大林介绍了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工农当家做主的新景象，反驳了各种质疑和看衰苏维埃政府的流言，强调了苏维埃政权的生命力和必将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决心。同时，他再次解释了“民族自决权”政策的重要性：
“我必须非常肯定地说，如果我们不承认俄国各民族有自由自决的权利,那我们就不是民主主义者了(更谈不上社会主义了！)。我认为，如果我们不采取一切办法来恢复芬兰工人和俄罗斯工人之间的兄弟般的信任，那我们就是背叛了社会主义。但是谁都知道，不坚决承认芬兰人民有自由自决的权利，就不可能恢复这种信任……因为讲空话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因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老口号应当实现的时代已经来到了。”
“只有实现这种政策,俄国各族人民之间的相互信任才能建立起来。 只有在这种信任的基础上，俄国各族人民才能团结成一支大军。只有实现这种团结，十月革命的成果才能巩固，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才能向前推进。”[8]
19日，他参加了人民委员会会议，并作了关于芬兰和乌克兰问题的报告。
20日，再次参加人民委员会会议，并将自己起草的《告俄国和东方全体穆斯林劳动人民书》草案提交会议审核。
27日，与列宁共同起草《和平谈判纲要》，指导停战谈判。此文件的前半部分由列宁执笔，后半部分则主要由斯大林写成。斯大林在其中再次强调“民族自决权”概念，提出“正式承认有关参战国的每个（非统治的）民族都享有自由自决直至分离和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
12月2日，参加了人民委员会会议，并作了有关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事务的报告。
3日，再次参加人民委员会会议，参与修改列宁和托洛茨基[9]共同起草的《告乌克兰人民书》。
6日，起草并与列宁共同签署《关于将奥斯曼本古兰经归还穆斯林的命令》。
12月8日至15日，他就乌克兰问题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演讲，如《拉达总书记处和立宪民主党人》（12月8日，《真理报》）、《告乌克兰工人、士兵、农民及全体乌克兰人民书》（12月10日，《工农俄国陆军和海军报》）、《答后方和前线的乌克兰同志们》（12月12日，《真理报》）、《关于乌克兰拉达》（12月14日，演讲）和《乌克兰拉达是什么？》（12月15日，《真理报》）等。
在《答后方和前线的乌克兰同志们》[10]一文中，斯大林详细分析了十月革命后乌克兰官方（中央拉达[11]）与新生的苏维埃俄国之间的冲突。他指出，中央拉达与苏俄的冲突并非是两个民族或两国人民之间的冲突，而在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政权与工农专政政权之间的冲突：
“他们有时把和拉达的冲突说成乌克兰人民和俄罗斯人民之间的冲突。这是不对的。在乌克兰人民和俄罗斯人民之间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冲突。乌克兰人民和俄罗斯人民以及俄国其他各族人民都是由工人和农民，士兵和水兵构成的。他们曾一起反对沙皇制度和克伦斯基统治，反对地主和资本家，反对战争和帝国主义。他们一起为争取土地和和平、争取自由和社会主义流过血。在同地主和资本家作斗争中,他们都是兄弟和同志……当然，把和拉达的冲突说成俄罗斯人民和乌克兰人民之间的冲突是有利于劳动人民的敌人的，因为这样最容易唆使两个亲如骨肉的民族的工人和农民互相攻击，而使这两族人民的压迫者拍手称。”
“冲突并不是发生在俄罗斯人民和乌克兰人民之间，而是发生在人民委员会和拉达总书记处之间。”
“有人说，冲突是在中央集权制和自决问题上发生的，人民委员会不让乌克兰人民自己掌握政权和自由决定自己的命运。这种说法对不对呢？不，不对。人民委员会所力求达到的正是使乌克兰的全部政权归乌克兰人民，即归乌克兰的工人和士兵,农民和水兵。苏维埃政权，即没有地主和资本家参加的工人和农民、士兵和水兵的政权……总书记处不要这种政权，因为它不愿意离开地主和资本家。全部实质就在这里，而不在中央集权制。人民委员会一开始就主张而且现在仍然主张自由的自决。即使乌克兰人民分离出去成立独立的国家，它也丝毫不反对。”
“有人说，冲突是在乌克兰共和国问题上发生的，人民委员会不承认乌克兰共和国。这种说法对不对呢？不，不对……它准备承认俄国任何民族区域的共和国，只要那个区域的劳动人民希望这样做。[12]它准备承认我国政治生活中的联邦制度，只要俄国各区域的劳动人民希望这样做。但是，当有人把人民共和国和卡列金的军事专政混为一谈的时候，当拉达总书记处企图把保皇派卡列金和罗将柯捧为共和国的台柱的时候，人民委员会就不能不指出：总书记处是在打出共和国的幌子来掩饰它对豪门保皇派的完全依附。我们主张成立乌克兰共和国，但是我们反对拿共和国的旗号来掩护人民的死敌……”
“有人谈到乌克兰和俄国之间‘交换’军队、划定境界等等。人民委员会完全知道划定境界的必要性。但是划定境界应该以兄弟般的友善态度按照协议来进行，而不是以暴力手段按照‘能抢什么就抢什么’、‘能缴谁的械就缴谁的械’的‘原则’来进行。”
最后，斯大林写道：“使总书记处俯首听命，或者改选它使危险的冲突能够和平解决， 这取决于乌克兰工人和士兵的觉悟性和革命性……冲突的和平解决掌握在乌克兰人民的手里。”
这些论述在2022年的俄乌危机后读起来尤其令人振聋发聩。
之后，12月18日，他与列宁共同签署了承认芬兰独立的法令，并在23日的《真理报》上发表了《关于芬兰的独立》的报告。
不过，如果认为斯大林在11月和12月间仅在处理民族事务那就太小看他了。实际上，他在此期间几乎参与了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全部重大的内外决策，与他的同志们一起创建了这个新生国家的大厦：
10月28日，他与列宁共同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禁止资产阶级报纸出版的决定》。
11月9日，他起草了《人民委员会关于没收〈交易所通报〉印刷厂的决定》。
11月19日，与列宁讨论粮食、农业和煤炭工业国有化等问题。
24日，参加人民委员会会议，讨论高加索局势。
27日，再次参加人民委员会会议，讨论财经和停战谈判问题。
28日，与列宁共同签署《关于逮捕反革命内战祸首的法令》。
29日，当选新成立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常务局”成员。该“常务局”拥有对一切紧急事务的临机决断权力[13]，共有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四人组成，又称“四人核心小组”。由于斯维尔德洛夫主持全俄苏维埃工作非常繁忙，“常务局”的职责实际上主要落在列宁、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三人身上。“常务局”的成立，意味着在列宁病逝、斯维尔德洛夫早逝和托洛茨基倒台后，最高权力必然落到斯大林身上。
12月5日，他与列宁、斯维尔德洛夫共同签署《关于成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法令》。
12月20日，参加人民委员会会议，讨论国内外重大问题。
21日，出席全俄红军组织和编制委员会会议，讨论红军事务。
23日，列宁休假，斯大林临时代理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
到1917年年末，我们的主人公已经成为苏维埃国家须臾不可离的柱石。他身兼多职——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四人“常务局”成员、《真理报》主编和全俄出版监督委员会主席、对乌克兰联系小组负责人、全俄肃反委员会部务委员会的监督人和委员以及人民委员会代理主席（列宁休假期间）。
雷巴斯评论说：“（党）把最困难的任务交给他，而他则在完成任务中显示出非常擅长使用权力。为了今后能够成为一个强国的领袖，他现在就必须表现出毅力、智慧和组织才能……环境迫使他们迅速作出调整。谁跟不上变化，谁就靠边站……斯大林总是能够很好地完成这些任务。不管当时情况多么复杂，斯大林在政府里实际上担任了非正式的副主席职务，他负责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和紧急问题。”此外，作为一个扎根国内、从事了20年严酷地下斗争的实干家，他拥有与他的那些长期旅居欧洲的同志们不同的经历和能力。雷巴斯认为：“十月革命后势单力孤的共产党独自承担着巨大的责任……特别需要那些不惧风险并善于制服对手的人才”，“斯大林的经验与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他们相比明显更加实用。斯大林经历过生存这所大学的考验，并具有管理社会各阶层的经验。”[14]
正因为如此，斯大林才能在革命后的新政权里快速上升，获得列宁超乎寻常的倚重和提拔。
如果认为列宁是由于不了解斯大林才不断地提拔他，那就太小看列宁了。这位有着火眼金睛的革命领袖向来“看人真准”，他非常清楚斯大林的能力和品格，并完全知道提拔斯大林意味着什么。对此，列宁曾说：
“那位厨师（注：指斯大林）会烧出一手麻辣的菜来。”[15]
注释：
[1] 类似中国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2] 斯大林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中的一个秘书。
[3] 列宁对斯大林的依赖和倚重在十月革命中便已十分明显。托洛茨基曾说，在革命最紧张的那段时间里，连他想找列宁都必须通过斯大林才能见到。
[4] 引自《斯大林年谱》。
[5] 铁路工会曾在平定科尔尼洛夫叛乱中发挥重要作用。
[6] 斯大林能成为与杜鹤宁谈判的人选是比较意外。因为，列宁是人民委员会主席，政府首脑，有权威性；克雷连柯是陆海军事务委员会成员，掌管军事，有代表性；而斯大林作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其职务并不与军事或战争有直接关系，按理不应出现在这个场合。这里依然可以看到斯大林在苏维埃政权中的特殊位置以及列宁对他的倚重。不过，斯大林在这次谈判中的作用是辅助性的，发挥主导地位的还是列宁。斯大林后来回忆此事时说：“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天，人民委员会打算使叛乱的将军杜鹤宁总司令停止军事行动并开始同德军进行停战谈判。我记得当时列宁、克雷连柯(后来的总司令)和我前往设在彼得堡的总参谋部去用电报同杜鹤宁直接谈判。时机十分危急，杜鹤宁和大本营坚决拒绝执行人民委员会的命令。当时军队的指挥人员完全掌握在大本营手里。至于士兵，谁也不知道这1400万隶属于蓄意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所谓各集团军的军队会表示什么态度。大家知道，当时在彼得堡正酝酿着士官生的暴动。此外，克伦斯基正向彼得堡进军。我记得列宁在电报机旁沉默了一会,忽然容光焕发。他显然是打定主意了。他说:‘我们到无线电台去吧,无线电台会帮助我们：我们下一道特别命令把杜鹤宁将军撤职,委任克雷连柯同志做总司令，越过指挥人员去号召士兵们包围将军，停止军事行动，同德奥士兵联欢,把和平事业掌握到自己手里。’这真是‘冒险的一搏’。但是列宁不怕这‘一搏’,反而乐于如此，因为他知道军队希望和平,军队将扫除通向和平道路上的一切障碍而争得和平；因为他知道用这种方法来奠定和平对德奥士兵不会没有影响，用这种方法一定会毫无例外地使所有战线上要求和平的取趋向加强起来。”（引自雷巴斯《斯大林传》）
[7] 今名赫尔辛基，芬兰首都。
[8] 引自《在赫尔辛福斯芬兰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上的演说》，现收录于《斯大林全集》第四卷。
[9] 托洛茨基本人出生于乌克兰。
[10] 现收录于《斯大林全集》第四卷。
[11] 乌克兰的中央拉达是一九一七年四月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党派联盟在基辅建立的。十月革命胜利后，拉达拒绝承认苏维埃政府，并支持顿河的卡列金和其他白卫将军，公开反对苏维埃政权。
[12] 在此之前，列宁已在《告乌克兰人民书》（12月3日）中正式承认了乌克兰从俄国独立。列宁写道：“我们人民委员会承认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承认它有权同俄国完全分离或同俄罗斯共和国缔结建立联邦关系或其他类似的相互关系的条约。我们人民委员会现在就无保留无条件地承认有关乌克兰人民的民族权利和民族独立的一切事项。”
[13] 地位类似于今天的“政治局常委”。
[14] 引自雷巴斯《斯大林传：命运与传略》。
[15] 引自蒙蒂菲奥里《青年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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