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美]周道远（Dao-Yuan Chou）
这里很穷，但穷得有尊严，没有极端情况……士兵、干部和人民全都一个样。——阳早
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差别让他大为震惊。阳早看得出延安地区有多穷，但这里却没有“贫穷”本身。没有儿童在街上跑着乞讨，没有皮条客让妇女卖淫。虽然每个人的衣服都露着线头，只能依稀看出原本的蓝色，但每个人都衣着整洁。没有人迫于饥饿而伸手乞讨，也没有腐败的官员坐着豪华轿车从人群中呼啸而过。取而代之的是有衣穿、有饭吃的男人、女人和儿童，他们不分性别、年龄和等级都受到了尊重。这是阳早下飞机后对延安的第一印象。
除两名美军上校和他们备受虐待的跟班外，延安还有其他一些外国人。阳早待在外国人的客房，一起吃住的有美国军人，以及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 Strong）1。另一个美国人李敦白（Sid Rittenberg）2，名字也叫希德，当时也在延安。第一天吃过晚饭后，阳早就出门散步，去融入到这新环境中：
整个地方基本上没有一块砖是完整的。日本人来轰炸过，因为这里是共产党的总部。于是他们在路边的冲沟里开设了新的小商店，但这条路也不算是真正的路。
一个翻译追上来，并带他看了看重建的市集。
第二天，阳早又一次出门散步时，翻译拦住了他，这个年轻人有礼貌地说：“出门的话，你应该告诉我们一声，这里还是有些危险的。另外，你带介绍信了吗？”阳早脸红了，意识到自己没有把身份或者来意说清楚。东道主只知道他是通过友好人士的安排过来的，但并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做什么。他结结巴巴地对翻译保证说，自己有两封担保信，还答应说自己尽量不再独自外出。
几天后，杨尚昆（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来看望他。杨尚昆负责了解所有在延安的外国人的情况，并确定如何安排他们。他查看了阳早的信件，问他想做什么，有什么专长。作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饥荒调查团的农业代表，阳早发现尽管自己有在康奈尔大学学农的经历，但却并不那么了解中国农业。不过，农业仍然是他懂得最多的领域，如果这里有奶牛的话，至少这方面他还是有一套的。他要求留下来做任何能做的事，杨尚昆就安排他去了市郊的光华农场。
1947年阳早在延安与同志们合影，当时尚未撤退
光华农场的土地加起来大概有10英亩（60亩），有一小片平地种了庄稼，还有很多山地没有种庄稼。农场有30头牛，每天可以产一点牛奶，而在美国卖掉他的牛之后，第一次手又放在牛乳房上、脚又踩在牛粪里，阳早感到格外幸福。这里他还结识了刘德英，并和他成了朋友。刘德英是一个刚上完初中的孩子，刚与其他五个小鬼一起分配到国营农场。3刘德英很早熟，还有一股子坏坏的幽默感，他的工作就是跟着阳早。他只知道几个英语单词，阳早的汉语词汇也仅限于“你好”、“再见”、“上厕所”之类。尽管年龄不同、语言不通，他们却能交流，还成了好朋友。
除了毫无顾忌地跟自己的主管开玩笑和交朋友以外，刘德英还是一个机械能手。4阳早的手表坏了，刘德英这个刚从陕北山区出来、从未见过手表的孩子，把整个表拆了，搞清了它的工作原理，再组装起来，这个表就又能走了。
1947年初阳早在延安见到了上海解放军办事处一干部在延安的妻子熊大姐
这年十二月，光华农场接到通知，解放区政府决定在陕西最北边新建一个畜牧场，以改进本地牲畜品种。农场领导要挑四个人到陕北、内蒙古交界处寻找合适场址。阳早、会讲英语的西北农学院5毕业生康迪6，以及其他两个人被选中执行此任务。
正准备出发，国民党将领胡宗南可能要进攻根据地的警报就拉响了。7由于光华农场是当地的主要研究机构，他们不得不转移农场所有设备。设备并不多，但却是他们那时的全部家当。他们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放置设备，安排老幼人员、一名孕妇以及阳早和刘德英去偏远的农村躲避。这段时间没有什么事情可做，阳早教了刘德英一些英语，并和他一起长途转移。就在那时，一位名叫羊枣8的革命者牺牲了，刘德英建议阳早用同音字作为他的中文名，纪念这位死去的英雄。一个月不到，领导判断这次是假警报，把他们召了回来。
北上考察的计划继续执行，很快，一行四人赶着一辆拖着补给的驴车，开始了一个星期的徒步跋涉。走了一整天，他们找了一个小旅店过夜。旅店实际上是家里有多余的炕的农户，炕是用土坯砌成的、下面有暗火加热的、用于睡觉的长方形平台。9第一晚，阳早高兴地爬上暖炕，睡得很香。早上醒来，肚子疼得厉害，不习惯土炕慢烤效应的人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况。他上吐下泻，但驴车和驾车人等不起，第二天他在路边方便了几次。
他们路过的乡村已经“解放了”，也就是说共产党在军事上控制了该地区，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原则。通过土地改革，农村得以从地主剥削中解放出来，成为了红色军队的脊梁、双腿和灵魂。农民们长期被富裕的地主压迫，为了勉强维持生存而交纳高额租税，他们发自内心地相信自己的双眼所见：共产党人正在为他们——最贫穷和最受压迫的人——的利益而献出生命。共产党获得的支持指数般增长，大量农民参军入伍，人们尽其所能地提供食物和物资。
北上途中，阳早一行人在一个本地积极分子家里住了一晚。这个积极分子虽然行动上支持共产党，在家外支持他们宣传的新思想，但在家里，他每天晚上都会无情地绑紧女儿脚上的裹脚布。10康迪把他拉到一边劝阻他，解释说虽然共产党的法律不禁止裹脚，但也不鼓励封建习俗，因为这种习俗已经演变成迫使女性屈从的行为。最后，这个农民只得说：“我同意她们不应该裹脚，但我们这里，不裹脚就嫁不出去。”那时的解放，还只是刚开始阶级解放。其他的解放要等到内战胜利，那时才能确保他的女儿是最后一代的裹脚女人，最后一代带着骨肉扭曲的腐烂残肢，痛苦蹒跚行走的女人。
到达两省交界处后，他们才发现当地已经有了一个“工作组”，正在那里尝试改善农业环境了。总的说来，在中国的民族构成中，汉族约占90%，其他五十多个民族约占10%。这里靠近内蒙古地区，所以汉族和蒙古族的比例大约是一比一。他们热情欢迎来自光华农场的一行人，渴望加快工作进展，改善该地区以畜牧为生的人民的生活。
阳早一行人在那里花了两个星期勘察土壤，评估当地条件，然后南下返回延安。一个星期北上，停留两个星期，外加一个星期返程，意味着他们回到光华农场已经是二月份了，而且据可靠消息，胡宗南马上就要进攻延安，这是蒋介石对共产党发起西北战役的信号。11阳早和他的朋友们接到了紧急任务，准备全城疏散，包括光华农场里的一小群荷斯坦奶牛。
1947年3月19日，胡宗南和他的部队到达延安，他们在这里的黄土高坡上没有发现共产党存在的任何迹象。12中央委员会无条件放弃了根据地，其游击战术不是为了守住某个城市而打持久战。他们的军队数量和武器数量都不如国民党，但他们利用绝对支持他们的农村来“包围”城市。国民党不可能在占据每个城市的同时，还在中国广阔农村的群山和沟壑中追击共产党军队。如果胡宗南想要延安，他可以占领它。如果他们坚持他们的策略，红军很快就会夺回它。
中央委员会分成了两组。刘少奇、朱德带领一组东渡黄河进入河北，继续指挥土改和生产。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带领主力部队留在陕北，毛泽东在这里指挥着全国的战役。
这时，只有四个美国人在延安：阳早、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李敦白和美国医生马海德（George Haitem）13。四个人都要求跟着自己的工作单位一起撤离，周恩来（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坐下来与他们谈形势。他同意了三个人的要求，但希望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到“白”区——国统区，利用她的记者身份将准确的消息从前线带到世界各国。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激烈反对，很想与组织一起撤退，很不愿意回到腐败、残暴的国民党城市。但她最终想明白了，克服了自己的意愿，因为她知道共产党多么需要进步记者来与西方狂热的反共宣传作斗争。当晚她就离开了延安。
延安的男女老少都回到了自己的村子里。至于阳早所在的光华农场，三四个最能干的人溜出去参加了游击队，其余的不到二十个人，负责保护30头奶牛和一头公牛避开敌军的行进路线。这头公牛也叫阳早，主要是因为它劲儿大而不是性情好。有一对夫妇，家在遥远的华南，回不去，也留了下来。他们把孩子捆在牛背上，和食物和补给物资绑在一起，牛每走一步，孩子都会轻轻地摇晃一下。
几天后，大约凌晨两点，阳早他们的队伍悄悄离开延安，低沉的脚步声和蹄声打破了夜晚的寂静。他们向高桥沟14进发，经过一个名叫枣园的小村庄，然后在一个小山沟里停留了几天。在那里，他们看到国民党的飞机开始炸平延安。
下一晚，农场到了苗店子村，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庄。他们找了一个空屋子把牛赶进去，屋里还有几间空房可以用来睡觉。白天，阳早爬上周围的小山坡勘察土地，都看看有些什么。有一次，他和另一个西北农学院的毕业生张耕野同行，看见一架国民党的飞机出现在地平线上，瞄准了离他们山顶不远的一家小制钉厂。炸弹丢得很不准，像“缝纫的针脚”一样落在了山谷里。阳早爬上一棵树想看得更清楚些，张耕野见状难以置信，他一边跑去找掩护，一边回头喊道：“这样太可怕了！”
在村里住了几晚，警报响了：国民党要来了，他们必须加快速度，不然就会被抓到。他们仓促撤进山里，场面混乱极了，最后却发现只是虚惊一场。回到苗店子后，队伍开了两天的会，认真研究如何开展疏散工作。落下装备和补给草率撤退，每个人都感到很恼火。他们找到了问题及其原因所在，定好下次警报来临时准备撤退的先后顺序，每个人都有具体分工。对事业来说如此宝贵的财产的损失，其严重的程度仅次于人员损失。下次，他们会做得更好。
不久，光华农场的成员就在山里找到了一处有草地可以放牧的地方，50里开外还有一片荒地可以种植谷物。15阳早解释说：
抵抗运动最根本的问题是粮食——谷物，这甚至比枪还要重要。你可以从敌人那里得到枪，但你只能从人民那里得到粮食。如果你是人民军队，你就不能从人民那里随意夺取，必须要有自己的粮食。所以解决办法就是让我们的坚定战士去“开荒”，用他们的话来说，“开垦荒地”……
由于照料奶牛不需要所有人手，四月，阳早和其他三个人就决定试验种梯田，保持山区水土。陕北的这片地区几乎没有平原，农民谋生非常辛苦。山上的土地可以耕种，但水土流失严重，阻碍了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种植活动。他们四个人起草了一份建议书，送交200里开外的重建部。那时的距离和时间，跟现在不一样，往返200里“只”相当于走上几天。
重建部批准了他们的计划，他们开始工作，以为会这样“平静地等着战争结束”。那头叫“阳早”的公牛犁地，还有两头驴用筐子从附近养羊的农民那里拉来粪肥。他们在梯田上种植的作物是苜蓿、青饲料和小米，这些都是能够保持土壤的多年生作物。
工作刚开展没多久，阳早就得了血痢，吃什么拉什么。一次，他想起来走走，结果昏迷了一整天。醒来后，病重了两个星期。身体刚开始恢复，就又听说他们得离开这里，与光华农场在山里养牛的其他朋友会合后一起转移，因为国民党军队正朝这个方向开过来。
他们四人放弃了梯田试验，回到了大部队。阳早可以放松放松了，恢复一下被痢疾带走的气力。他躺在山坡上晒了好几天太阳，直到一天一个朋友跑过来大喊，说国民党就在10里开外。他们稍事停留，收集好藏起来的谷物，然后赶紧向反方向撤离——这一走就是六个月：
那六个月的运动，比我以往二十多年都要多。1947年夏天，蒋介石对红区和共产党军队发起了两个大战役，一个在山东，一个在陕西延安，因为中央委员会在那里，国民党想要消灭他们。
虽然阳早和同志们的主要任务是带着奶牛躲避敌人——不是指挥革命战争——但据说他们与中央委员会同在一个地区。就算不是中央委员会的人，如果被抓，国民党也是不会放他们走的。没有人记得清楚到底过了多少天，但阳早记得，整个六月份，他们在同一个地方住上两晚的情况只有两次。
转移生活意味着随时准备撤离，吃不饱，也睡不了安稳觉。那次假警报造成混乱后，打包和启程就成了井然有序的协作行动，每个人都有明确分工。奶牛必须先撤，“奶牛不怕国民党”，所以它们会拖慢撤离的步伐。负责奶牛的人必须卷起铺盖就赶着牛走。阳早和张耕野负责在最后收拾遗留的杂物，打包放在驴背上。
经过一段时间痛苦不堪的持续夜行军后，一天早晨，农场在一个早就疏散一空的村庄的院子里扎了营。但休息的愿望还是落空了。很快，侦察员哒哒的马蹄声就传来了警报：“快，快！国民党来了——他们在山谷下面只有10里远！”所有人迅速起身行动，差不多打好包了，阳早跑到前线，看到一队士兵不停地向山谷上前进。他紧张地回到自己的岗位上。这时，没有撤离的就只有杂物整理员、两头驴和爬上墙头察看敌情的场长了。
其他人已经下了山，过了河，不见了踪影。阳早他们几个还跟在驮着补给的两头驴后面，不管费多大力气想让它们跑起来，它们都固执地充耳不闻。过河时，一头驴突然感觉到了鞭子，开始往上游狂奔，包裹也掉到了河里。张耕野拽住这头驴，阳早潜到水里捡包裹，两人重新把包裹放上驴背，赶驴过了河。
结果，那队士兵其实是他们自己的游击队，但农场主任带回来的消息说国民党就在10里开外的地方渡过了洛河。16除了侥幸脱险外，赶驴过河这件事让人们记了阳早一辈子。虽然他在光华农场已经度过了几个月的艰难时期，可此前大家并不真正了解这个人：他带了两封介绍信就来了延安，除了在解放区观察和工作一段时间以外，没有真正的理由留在这里。作为美国公民，他有很多其他人没有的门路来摆脱困境，但他不顾个人安危去保护装备和补给的劲头，给同志们留下了持久的印象。那天早上，他自己都没意识到通过了一个考验。
这并不是说他没有什么可以继续学习的了。有一次，农场里的两个人因为某个任务该谁负责的事情发生了争论，双方都有理由说这不是自己的工作，他们一直争个不停，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那天场长不在，没人做决定，最后阳早插嘴建议他们抛硬币。“好家伙，我被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争论对错怎么能够靠抛硬币！’”
到了六月，国民党的战略变得明朗起来：他们认为中央委员会就在洛河谷的某个地方，于是开始包围这一带，想要消灭共产党及其在整个中国农村点燃的星星之火。农场一帮人也在这个洛河谷中，他们花了三十天时间试图突破国民党的包围，每天至少转移一次，有时还一天两次。一有时间就简单吃点儿东西。
总是匆匆忙忙。一天，他们必须赶着牛群过桥，桥很高，有头奶牛失足滑下去摔死了。他们就地宰了它，刚架起锅煮大块的肉，侦察员就回报说必须赶紧离开。肉才煮了一半，但来不及了，只能打包带走。牛群在草地上短暂停留时产的奶被制成了黄油，装在桶里。在躲避国民党的这段时期，他们用半生不熟的牛肉块蘸着黄油吃。阳早，这个来自古斯维尔角的老资格农场主，发现这种吃法很可口，但他有些朋友不喜欢，特别是吃素的那个人。17由于没有时间停下来煮一锅常吃的小米粥，这个肠胃受苦的朋友不得不经常跑去路边方便，整个转移过程多走了一倍的路。
1947年撤退路上与延大学生合影
同在国民党包围圈里的不同队伍偶尔也会碰到一起，如延安大学的队伍。疏散前阳早曾在延安见过这所大学的校长，他年纪较大而且生了病，骑在驴背上。他以前是西安的一个老师，因为公开批评国民政府，被国民党逮捕执行枪决。但大难不死，他的学生们发现了他，一个好心的医生替他包扎了伤口。他们在夜里把他偷偷转移出来，走乡间小路到了延安。18农场与延安大学合并到了一起，但后来还是觉得分头行动更不容易被人发现。
阳早和延安大学校长李敷仁合影
洛河谷两端通往东北和西南方向的路都被国民党切断了，西边又有马鸿逵19的军队，阳早他们最好的选择就是渡河从东边突破包围。东边虽然有狡猾的老军阀阎锡山，但他受够了国民党的操弄，对于追击共产党不是很热心。光华农场的队伍白天潜藏，晚上把疲惫的牛群往北赶，翻山下沟来到洛河岸边，寻找尚未被敌军占领的地方准备渡河。下到沟底后，他们的侦察员悄悄来到谷口，察看谷中是否有国民党军队。连续几个晚上都发现了敌军，只得继续翻另一座山、下另一条沟，终于，貌似有好消息了，下游的农民说他们那边没有敌人。但他们不知道最近的敌人离得有多远，他们必须动作要快。
洛河只有两英尺深——春汛早就过了，现在水流平静，完全可以趟过去。凌晨三点，一队黑影出现了，当中有牲口，也有过河时尽量不溅出水花来。他们一直向东走了一天，才敢放心休息。他们突破了国民党的包围，按阳早的计算，这一天是7月4日。
农场的队伍彻底摆脱追兵后，马上就派人去位于绥德的边区政府请求指示。20这个人带回来指示，让阳早、张耕野以及光华农场的另一个同志白仁生到政府报到，三个人立即步行出发，开始了向东四天的行程。
前往绥德，阳早和他的朋友必须走一条特定的山路。到处都有国民党和游击队，路线得仔细规划好才行。他们接到的指示总是说，他们必须在预定的时间到达预定的地点，只有到达预定地点，才会接到关于下一段行程的指示：
第一天，我们走了一整天，天都黑了，大概是晚上八九点钟。我们本来一直沿着山顶上的一条路走，突然转过一个小山脊，就看到了下面的山谷。山谷里有一个村庄亮着灯，我们看到很多窑洞的纸窗都透着光……农民用的是很小的油灯，他们一般都不点灯，油太贵了。所以我们知道那里有某个组织。
我们往前走……旁边突然传来一个声音：“什么人？！”声音很尖。我们看到一个士兵，掏出了我们的通行证。士兵把我们带到一个小房间里登记，然后换了新的通行证。他们安排我们住宿，还给了我们小米，第二天早上我们继续前进。
那个时候，所有重要的人都要用假名……所以我们不知道在那里的是哪个组织。那种情况下你不能问问题，但我们猜那是中央委员会的一个部门……这里是战争的正中心，所有国民党军队都在满世界搜寻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或者政府。而它就在这个小山谷，这个小村庄里。
难怪农民们不相信国民党说的毛泽东已经逃亡苏联或者在战斗中被击毙的谣言。
在边区政府休息了一天，然后阳早、张耕野和白仁生得到了重建部的新安排。他们的任务是赶到一个村庄，离绥德大约一天路程，光华农场曾在那里做过一些工作。那个农场离榆林大约两天路程，榆林是国民党据守的陕北大城市。有消息称，红军正准备攻打榆林，如果打下来，国民党就会退一步用空军把那里“炸个底儿朝天”。这样的话，阳早他们三个人的任务就是去那里疏散农业物资和设备。
中国人民解放军确实试图攻打榆林，但没有成功。21共产党将领彭德怀领导的这次进攻，有人说是一场灾难，也有人说是一次巧妙的佯攻，目的是把国民党部署在陕西东北方向的军队吸引到榆林，以便共产党在陕南打几个大仗。
阳早和他的朋友们在榆林附近等待，不知道进攻是否正在进行，然后就接到了紧急通知，要他们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省。很明显，边区政府已经收拾东西离开了绥德，所以他们三个人也得赶快行动了。他们在黄河边的一个村庄过了一夜，这里地势较高，水流湍急，沿途冲刷的细泥沙把河水变成了黄褐色。一大清早，他们坐上筏子，筏子一头拴着绳子，用篙撑过河后，再用绳子把筏子从对岸拽回来。他们往山西省内走了好一段路，才停下来休息，等待新的指令。
他们不知道这时为什么必须要赶快走，但当时国民党正在黄河以西地区追赶解放军。国民党不知道他们追赶的解放军并不是仓皇撤退、试图渡过黄河逃跑的残兵败将。解放军留下的老旧机械和牲畜，半生不熟的食物和四处乱丢的物资，战略上刺激了国民党的胃口。他们以为自己终于能从这支神出鬼没的游击队手上取得一场重大胜利了。国民党一路追赶，追到河岸边才发现自己中计了，轻易就被包围，全军覆没。国民党匆忙赶来的增援部队也以同样的方式被歼灭，仅仅几天时间，解放军就消灭了国民党和胡宗南的主力部队。
同大多数其他共产党组织一起安全渡过黄河之后，阳早和他的两个朋友没事可做了。奶牛在其它地方，他们想要开展农业工作的地方还在敌人的包围圈中。所以，九月，阳早请假去拜访马海德，这个美国医生也从延安撤离出来，正在附近的一家医院工作。
马海德是美国公民，祖籍叙利亚，并在叙利亚学习医学。在开始行医生涯之前，他决定出来看世界，于是1935年来到了上海。22他与上海的一些进步力量取得了联系，其中包括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和她的中国福利会。解放区的共产党领导希望中国福利会派两个西方人来解放区：一名诚实的记者和一名医生。记者他们选了埃德加·斯诺，医生选的就是马海德。应马海德的要求，斯诺的书里没有提到这位医生，其实他俩是一起到解放区的，斯诺采访毛泽东时马海德也在场。斯诺搜集好《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的素材后就离开了解放区，离开了中国，马海德则留了下来。1935年秋，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确保红军的粮食沿着长征路线运进来。23
阳早去看马海德的时候，他正在行医，顺便也给阳早做了检查。他发现阳早身体状况基本健康，但有点饥饿过度。在东躲西藏的那六个月中，马海德的饮食质量远好于阳早（阳早刚开始疏散时得的血痢也没有完全恢复）。阳早在那里待了三四天，基本上是看见吃的就抓起来塞嘴里。马海德笑着再端出一盘：“天啊，阳早，现在我总算知道你妈妈为何要在农场里把你养大了！”
阳早回到重建部后，遇到了康迪，就是那个会讲英语、研究植物病理学的大学毕业生。阳早厌倦了无所事事，提议两个人把重建部做过农业工作的地方都走一趟，评估一下工作，了解一下人们正在使用的技术。这样，一旦分配了新任务，他们就能在已有的基础上再接再厉了。政府批准了他们穿过农村北上，远远避开国民党控制的城市的计划。
他们用两头驴驮着食物和补给，徒步出发了（“你可以骑驴，只是驴子和我们差不多一样大——但脾气极其暴躁”）。他们从山西最北端翻过长城，进入了河北北部，然后停留在一个小村庄里，中央委员会第二领导小组的刘少奇和朱德正在那里开大会。两百名游击队员站岗——对于阳早的出现他们都感到很紧张。而康迪的级别足够高，能从会上得到一些消息，这样，他们在这个村庄停留了一个星期左右。
第二领导小组负责指导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阳早后来猜测，那次会议，他们确定了干部如何开展具体工作的“路线”，或者说理论方向。康迪和阳早行经河北时看到了这一路线的一些执行情况，后来被称为“极左倾向”，这与毛泽东的“给出路”、让地主自食其力的路线背道而驰：24
刘邓及其集团25走极左路线，打击中农，不给富农土地。26行经河北时，我们路过了他们推行土改的地方，……他们经常殴打地主，夺走他们的土地，诸如此类。……如果地主不说出财物藏在哪里，他们就用绳子捆住地主的腿，往山下拖一段路：“这会帮你想起钱财在哪里。”
政策……是……如果地主……手上有血债，并且人民要求血偿，那么就可以枪毙他。但不能有体罚。很多地方干部实际上却体罚地主，特别是对那些长期剥削他们的地主。
普通民众欣喜若狂，热烈支持新的政府，不过他们当中也有极左路线的倾向……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让普通人来决定，很多人就会被枪毙，那些没有被枪毙的，后来不少人都工作得很出色。
待在村庄里的时候，阳早和康迪听说有几个外国人在河北更南边的解放区工作。根据与美国那边断断续续的通信，阳早知道韩丁又来中国了，于是猜到是韩丁在那边。而与韩丁在一起的另两个外国人是柯鲁克夫妇——伊莎白和戴维（Isabel and David Crook）27，他们三个人负责发布解放区的英语新闻简报。
转战途中见到了韩丁
韩丁和阳早都渴望重返农业工作，他们请求当地政府允许他们在西北农学院改造农具。两个老朋友在一起非常高兴，他们发明了一些新工具，还经常争论设计问题，就像当年在伊萨卡28（Ithaca）的学院宿舍里争论政治问题一样。他们制造了播种机等几种工具，虽然不完美，但也能节省时间和人力。不过，他们没有预料到的问题是中国农民人多地少。解放区的土改让每个家庭按人头数都得到了一块地，参加分地的人也很多：一个五口之家大概会分到略少于一英亩的土地。几个家庭把他们的土地集中成一大片地以使用机器的集体耕种方式，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中国农民在未来几年还是要扛着锄头在田间劳作，这两个来自不同条件（土地丰富、劳动力短缺）的美国农场主大多数时候并没有做出什么实用的东西来。
阳早和韩丁制作的农具
几个星期后，阳早重新与康迪会合，回到黄河边上。这一次，他们沿着运送救灾粮的路线走。陕西有些地区，先是因为日本人的扫荡和“三光”政策，接着又因为国民党为了切断共产党补给而破坏庄稼，农民们都在忍饥挨饿。共产党开辟了一条运粮路线，从河北出发，一站接着一站把粮食运到最需要的地区。站与站之间的距离相当于一个人背着100斤粮食所能走的最远距离。等这100斤粮食运到陕西时，就只剩60斤了，另外40斤在运粮路上吃掉了。29
运粮队伍
阳早曾在湖南见识过国民党饥荒“救济”，这条运粮路线在缓解饥荒方面的不懈组织和高效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长沙每天有数百人死亡，仓库里却堆着成袋的面粉；而这里，农民背着粮食穿越两省，几乎完全避免了饥荒。
阳早和康迪再次渡过黄河，前往绥德附近的一个村庄，边区政府在那里新开了张。迎接他们的是老干部30、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31，他曾是孙中山的朋友和合作者。很明显，他们都有阳早会不会回来的疑惑，再次见到阳早他们都很高兴。
阳早与他的老朋友刘德英、张耕野又见面了，他们全都被分配到一家铁厂工作，距离瓦窑堡大约两天路程。他们的任务是改进当地农具。住在那里的农民只有三四户，边区政府派来工作的干部倒有二十人左右，他们用一个大鼓风炉融化废品来炼铁。整个工厂由一个熔炉和一小排窑洞组成，附近的一个小煤矿为工厂提供一点点必不可少的燃料。
生活条件很艰苦。因为粮食要靠人背过来，每个人都有粮食定额，但阳早除外，他们担心微薄的口粮定额再也支撑不了阳早的身体了。
阳早刚在铁厂安定下来一两个星期，就传来消息说，榆林的国民党军队意图突袭延安。国民党可能选择的一条路线就是经过瓦窑堡，所以这里的队伍准备好了疏散。但国民党最终选了更西边的一条路线，在去延安的路上就被消灭了。占据延安的部队成了国民党军在陕北仅存的残部，他们试图向南突围，但未能成功。打败他们后，陕北彻底解放了。共产党用了一年零一月又一周的时间，化解了蒋介石的西北战役和胡宗南对陕北咽喉要道的占领，从此黄河和黄河以西的地区都变成了红区。
撤离延安，以及美国支持的机械化国民党军被小米加步枪的游击队彻底打败，是阳早接受长期和彻底的教育的开始。他生于美国，是康奈尔大学的学生（虽然没有毕业），也是成功的奶场主，但这段经历让他想清楚了自己已经心生怀疑的一些事情：他知道的并不如他想象的那么多。他身边的人，从不识字的农民、青少年革命者到经验丰富的干部，都比他知道的“多得多”。躲避国民党的那六个月，让他越来越清楚为什么共产党在人民中、甚至在敌方士兵中都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被俘的士兵没有被当作敌人来对待——共产党给他们食物和医疗护理，还可以自由选择是领车费回家还是留下来参加红军。大多数国民党士兵来自农村或者城市的贫苦家庭，被暴虐的官员逼迫入伍。他们大多数人选择了留下来。
我们撤离延安已经过去一年了。我想说，这一年里我思想上的主要变化是，我变得谦虚了很多……我是在美国这个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国家长大的……身上有一些西方人或者至少说是美国人的沙文主义，尤其是当我来到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时候。我不仅有这种想法，而我又恰恰到了一个非常落后的地方。我确实承认，就与日本人作战而言，这些人都非常棒。但我还是自认为单凭想象，我照样能回答别人提出的大多数（关于解放区，共产党的）问题。这一年我经历了解放战争，从三月到九月，我花了大约六个月的时间翻山越岭躲避国民党……努力让那些奶牛活下来……但在经过了这些事情，目睹了这些除小米加步枪之外什么都没有的人们取得胜利之后，我更谦虚了。我意识到，不仅要尊重这些人，而且要真真正正地向他们学习。
这种情况下你才发现，让人变得聪明的不单是教育。当然，你必须要学习和研究，但正如毛所说：“一切知识，直接的或间接的，都来自于实践。”我有这个机会经历西北的解放战争，在六个月当中，有机会亲眼见到什么叫做人民战争，什么叫做和人民打成一片……，虽然在经历这一切之前我也可以在一次测验中正确回答这些问题，但这次我才刻骨铭心。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正确的领导下之所以战无不胜，正是因为他们依靠普通群众。就像我说的，这是一堂极好的课。
阳早热情洋溢地给寒春写信，倾诉自己学习和经历的各种细节——虽然寄出这些信的机会少之又少。他越发坚定地催促她放下凌乱的原子弹研究工作，亲自来中国看看共产党如何在腐败的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上建设新社会。除了想念她，阳早还确信，她会像自己一样发现，在解放区看到的一切都让人感到好奇和振奋。
寒春也写信给阳早，述说目前自己生活中的激情：黑洞，超新星，展现在她面前的各种现代科学奇迹。阳早收到她的来信总是很高兴，躲避国民党时收到长达几页纸的一封信就更让人喜出望外了。寒春在信上认真写下关于黑洞的内容，但知道这封信的命运后感到很沮丧：“你拿那么好的信来擦屁股了！”在陕北，阳早花了一些时间才习惯用土块擦屁股，这也证明了这些理论性很强的信确有一些实际的应用价值。
注释
1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885-1970），美国进步作家和记者，到苏联和中国之前就在美国从事工人运动。作为记者，亲历过1916年埃弗雷特（Everett）大屠杀事件，当时埃弗雷特工厂主雇佣暴徒把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挡在城外。抗日战争时期两次来华，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斗争和解放区军民的抗战活动。逗留延安时曾采访毛泽东，毛在这次采访中提出了美国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原注释。一生撰有多部关于苏联和中国革命的著作，后者如《中国大众：1927—1935年间的革命斗争》、《人类的五分之一》、《中国出现黎明》、《西藏农奴站起来》、《我为什么在七十二岁时来到中国》等。——译者补注
2 李敦白（1921-2019），美国学者，进步人士，1945年来华。1949年，受苏联“斯特朗间谍案”影响，李敦白在中国被逮捕，直到斯大林逝世后的1955年4月方获释。1968年被作为“五一六”分子逮捕，1977年11月19日获释。——译者注
3 很多年轻人，尤其是来自农村的青年，受到红军以及他们与腐败的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进行的正义战争的激励，离家入伍。他们被称为“小鬼”。他们东奔西走，负责日常杂务，如生火煮饭、送信之类。
4 封建社会有着严格的等级结构，与长辈开玩笑甚至主动说话都是禁忌。在解放区，以及后来赢得革命胜利后，共产党都致力于破除那些旨在道德化和合理化社会等级秩序的压迫性旧习俗。
5 西北农学院，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一部分，1934年成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1938年与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农学院、河南大学农学院畜牧系合并，成立国立西北农学院，解放后更名为西北农学院，1985年更名为西北农业大学。1999年9月并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译者注
6 康迪（1913-1983），植物病理学家，农业教育家。江苏人，原名金光祖，抗日战争期间改名康迪，谐音“抗敌”。193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在广州、昆明执教，1940年从昆明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先后任延安自然科学院教务主任、预科主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农业科科长等。解放后，长期担任西北农学院领导工作。——译者注
7 胡宗南（1896-1962），国民党高级将领，毕业于黄埔军校，是蒋介石最喜欢的学生之一。——原注。抗战胜利后，任西北、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参谋长等职，率部进攻中原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译者补注
8 羊枣（1900-1946），湖北人，原名杨廉政、杨九寰，后定名杨潮，写新闻、评论和译著时多署“羊枣”。1933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同年稍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秋，执掌“左联”宣传部，以笔名“杨丹荪”翻译《今日苏联国》，全面介绍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状况。1945年7月在福建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46年1月在杭州监狱遇害。——译者注
9 炕是一种传统的睡觉的平台，在中国气候寒冷的地方使用，下有灶火，为上面的平台加热。
10 裹脚是中国的一种封建习俗，用布条把女孩的脚紧紧裹住，直到骨弯肉烂。脚越小越好看。这种做法把妇女限制在家中，脚瘸了，也就逃脱不了虐待或封建等级制度。
11 这次内战的特点是国民党发动一系列旨在消灭共产党的军事行动，通常由不同的指挥官指挥，他们说服蒋介石相信自己的策略才是有效的。
12 黄土，粉砂质，颗粒细小，像灰尘一样随风飘散，垂直节理发育，常形成陡壁。
13 马海德（1910-1988），祖籍黎巴嫩，出生于美国，1927年考入北卡罗来纳大学读医学预科，1929年考入黎巴嫩贝鲁特美国大学医科，1933年取得日内瓦医科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为考察中国正在流行的东方热带病，于1933年来到上海，先后在上海广慈医院、来斯特医院工作，并参加路易·艾黎（Louis Eli，1897-1987）等人在上海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1936年，经宋庆龄介绍，与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一起访问陕北，自愿留下来参加红军。1937年，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任陕甘宁边区卫生部顾问。1950年正式加入中国国籍，一生致力于性病和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取得了世界范围内的成果。——译者注
14 原文为Gaochao Valle，疑为“高桥沟”——译者注
15 一里，约半公里或三分之一英里。
16 洛河，黄河支流，陕西、河南两省以这条河为界。——原书注。洛河源出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与蓝田县，洛河东南流入洛南县，横穿中南部，经洛源、眉底、尖角（县城正北）、柏峪寺、灵口及庙湾等乡镇，在沙河口附近流入河南省卢氏县境；经洛宁县、洛阳、偃师等县（市），由巩义（原巩县）东北注入黄河。从地图看，洛河自陕西穿入河南，界河之说可能不妥。原注著有误。——译者注
17 中国人的日常饮食以谷物为主，大多数人（富人除外）不常吃肉。吃肉的话，一般都是猪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除外），而且肉要煮熟。
18 延安大学校长，即李敷仁（1899-1958），原名文会，字敷仁，陕西人。1925年毕业于陕西省立第三中学，1931年赴日本留学，九一八事变后回国，先后在凤翔、汉中、西安、渭南等地任教。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后，先后创办《老百姓》报、《农村周报》，主编《民众导报》，宣传抗日，批评国民党顽固派，1946年5月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幸免于难。同年7月进入延安，任延安大学校长（1946年9月-1953年8月）。解放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主任、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校长、政协西安市副主席。——译者注
19 马鸿逵（1892-1970），回族将领，利用对汉族的仇恨招募军队，西北军阀“四马”之一，先依附冯玉祥，后投靠蒋介石，1933年出任宁夏省主席，在任十七年，集军政大权于一身。1945年12月，任西北军政副长官、西北行辕副主任。——译者注
20 边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三省与内蒙古接壤部门地区，成立有临时政府管理该解放区。
21 日本战败后内战爆发，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红军改称新四军和八路军；根据统一战线协议，这两支部队理论上听从国民党的军事指挥，但实际上由共产党将领朱德指挥。
22 原文有误，马海德祖籍黎巴嫩，学医也在黎巴嫩，来上海时间应为1933年，详见前注。——译者注
23 1934年，中国共产党在苏联军事顾问的指挥下试图攻占国民党控制的城市，结果遭受重创，处于被消灭的边缘。1934年10月，他们大规模撤出江西省，开始长征，到12月，队伍由最初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至三万余人。1935年初，剩余的部队交由反对以传统作战方式攻占大城市的毛泽东指挥，他成了中国共产党有力的领导人。为了摆脱国民党的包围和追击，避免被其连根拔除，毛泽东的用兵路线神出鬼没，爬雪山，过草地，最后挺近陕西，在延安建立了新的根据地。从突破国民党包围圈开始长征，到与延安的其他共产党军队会师，用了一年多时间，部队只剩不到一万人。（对原书注释不符合史实的部分作了删改）
24 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下，极左或极左主义指思想路线、战略、战术或行动不是脱离现实，就是机会主义地利用普通人认识上的反动方面，通常被称为“形左实右”。
25 此处内容不确。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和刘伯承在一起工作，主要的任务是对国民党军队作战，刘伯承、邓小平统率的军队通常被称为“刘邓大军”。邓小平未参加刘少奇所主持的土改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工作。也就是，解放战争期间不存在刘邓集团，且文革期间的“刘邓集团”是指刘少奇、邓小平。——译者注
26 刘少奇和邓小平是内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共产党领导人。解放后，他们是党内主张通过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来建设新中国的主要领导人。
27 戴维·柯鲁克（1910-2000），英国国际主义者，曾作为“国际纵队”成员参加西班牙内战，对抗法西斯主义，后来被招募为苏联间谍，他被派往中国监视和通报托洛茨基分子。伊莎白（1915-）是加拿大传教士和文化人类学家的女儿。1945年两人结婚后赴中国，最终进入解放区。两人都成为了老师并留在了中国，抚养了三个孩子，并参与了新社会的建设。——原注。
据核实，戴维·柯鲁克是被共产国际而非苏联招募，到中国监视托派分子，另外，戴维和伊莎白回到中国的时间是1947年，而非1945年。
伊莎白出生于四川成都，1938年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心理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回四川农村做人类学调查，结识了在四川金陵大学执教的大卫·柯鲁克。1942年，两人在伦敦结婚。二战时，大卫加入英国空军，派驻印度、锡兰和缅甸，伊莎白也加入了英国共产党，并成为加拿大女子军团中的成员。1947年，经英国共产党介绍，柯鲁克夫妇再次来华，驻扎在晋冀鲁豫解放区，调查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和整党运动，他们合著的《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1959年）是著名的社会人类学著作。解放后，夫妻二人留在中国执教，是北京外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创校元老；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外语人才。——译者补注
28 伊萨卡（Ithaca）是康奈尔大学的所在地，阳早和韩丁在这里结识，并成志同道合的朋友。——译者注
29 一斤是“中国镑”或“斤”。在1980年代中国改用公制之前，一斤大约是600克或一英磅。——原注。此说不确，斤的重量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太相同，1930年1月1日起，民国政府规定1斤=500克。——译者补注
30 中国语境下的“干部”一词，最接近的英译是cadre，指献身于革命事业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革命者；他们有些人尽力发挥自己的领导才能，不仅在后勤方面，也体现在以身作则地把公共利益置于个人之上。韩丁《翻身》（Fanshen）一书对“干部”一词作了如下解释：“cadre的汉语是干部，意思是‘骨干人员’。这个词没有令人满意的英语对应词，尽管一般都译为法语词cadre。但英语中的cadre常用来指一群训练有素的人，不太适合用来指这个群体中的个别成员。但汉语中的‘干部’，既指群体，也指个人。本书中的干部一词，指那些能在政府、共产党、农会等各种政治活动领域中发挥完全或部分领导作用的个人，也指政府雇佣的工业、农业、教育等领域的技术人员。”
31 林伯渠（1886年3月20日－1960年5月29日），原名林祖涵，字邃园，号伯渠，湖南安福（今临澧县）修梅镇凉水井村人。早年加入同盟会。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卓越领导人之一。他曾参加南昌起义、长征等重要革命活动，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新中国成立后，林伯渠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二届副委员长。林伯渠同志是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是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之一，与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并称“延安五老”。——译者注
本书原名：Silage Choppers and Snake Spirits
中文书名：踏遍青山人未老
作者：[美]周道远（Dao-Yuan Chou）
本书中文版翻译已获作者授权
翻译：lin ye
校对：Ollie Yang
二校：大钻风
编辑：三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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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道远。来源：正经沙龙。责任编辑：子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