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白羊肚手巾的副总理

——陈永贵传

秦怀录 著

第二部 陈永贵参政

三、王牌下的轶闻轶事

陈永贵的言论和行动有光的线条,但也有锈的污点,这从大寨的几宗小事里也可以透视出来。

大寨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以后,和数以万计的普通农村拉开了不小的距离。大寨的形象不容任何人来损害,如果有人说了大寨的坏话,可以想到他会有什么后果。这里说的是在农业学大寨期间昔阳县东风林场召开的批判会。几天来就为解决一个问题:本单位一个工人的“反大寨”言论。

昔阳学大寨,率先走在了全国的前头。从县革委成立起,就组织各大队,各单位的工人、农民,在职干部到大寨参观学习,听取经验介绍。回来以后,各单位还要召集他们讨论参观体会,寻找差距,对比学习大寨的具体措施。林场职工们在讨论中也和其他地方一样,对大寨夸得神乎其神:庄稼的颜色如何黑啦,地块如何大啦,高线运输效率如何高啦,等等。偏偏有这么一位不识时务者,对大寨提出了一点疑问,说大寨的茴子白长得不好。

罪证,借茴子白长得不好,蓄意否定大寨!

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日子里,哪怕一丁点儿小事也要成为批和斗的活靶子,何况触动了名扬四海的大寨!

被斗者日不进餐夜不入眠,如感冒又不是感冒,似头疼又不像头疼。他从心里掏出一句真话,却遭到了如此结果,政治气候给了他一个小小的不幸。这事后来被在林场工作的大寨人贾计祥发现后,才为这个工人解了围。本来向大寨提点意见嘛,怎么能够按反大寨对待?大寨有缺点有错误还是欢迎批评的,把提意见和反大寨混同起来就不够公道了,也影响学大寨的声誉。要退东吴兵,还需东吴人。没有贾计祥的话还澄清不了这一是非。

同样,在学大寨还是提意见的问题上,在当时的一个学大寨先进大队——东冶头公社葱窝大队也发生过一次。那时,县委领导到葱窝检查工作,提出他的地如何如何,葱窝党支部书记顶撞了他们几句,县常委要以对大寨的态度问题论处,提出要开除党籍。这事还是由陈明珠出面,才妥善得到了处理,弄清这位支部书记的言行不是反大寨,不能按反大寨处理。

如果说它是一个小小的误会,也能足以说明无限度的上纲上线造成人们心理上的恐惧。一些老干部说,他们在大寨不好工作,因为稍有一点跟不上,就会犯错误。这是有损一个先进大队的形象的。

中国人崇拜神,敬仰神,这是几千年造成的习惯传统势力。但是,把毛泽东主席树立起来的红旗当神来对待,就难免要起到相反的效果。这里再介绍一桩发生在大寨大队的事情。

七十年代的一个春天,一批刚栽完树的人拖着疲乏的身体从山上走下来,不声不响地走进接待站的大院,懒懒散散地端起一碗开水,从挎包里掏出自带的冷馒头,各自找个角落安慰一下饿肚饥肠。

热开水就着冷馒头,嚼啊嚼,嚼着干活以后浑身的酸痛。冷馒头咽进肚里,也咽下了谁也不敢说的牢骚。

大寨是全国农业战线上的模范,也是各行各业各项工作的典范。昔阳县的机关干部,厂矿工人来大寨参加劳动,按那时的要求绝不是单纯的栽几棵松树,收几亩谷子的问题,而是在关键的行动上检验你的思想,检验你的作风,检验你的路线斗争觉悟,检验你对大寨的感情和态度,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每年都有成群结队的人来大寨栽树、收割。

说他们没有怨言,谁信!再说,怨有何用?只能惹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这是一种无形的压力。这种无形的压力是怎么形成的?仅仅是大寨人和陈永贵吗?

1975年芒种前后,大寨的谷子因为大队长的思想疏忽造成严重缺苗,如不采取紧急措施,势必影响当年的产量和大寨红旗的声誉。鉴于大寨劳动力有限,只有动员昔阳县机关工作人员支援。说实话,谁愿意来?不来又不行。到中午一点左右,机关干部们又热又累又饿实在支撑不住了,身边的大寨社员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干不惯就歇歇,这一上午可把你们拖累了!”机关干部故作轻松,勉强笑笑:“没关系,锻炼锻炼也好!”中午两点钟了,支部书记郭凤莲才对大队长贾承让说:“叫人家机关的人走吧,人家成天坐在办公室,哪能受了这么大的苦头?咱也够呛了!”因为生产上的事是贾承让负责,谷子缺苗和他有直接的责任,可是大中午又不能再叫人家干下去,就放话说:“走吧,还能不叫人家走?”带队的才下令收工。这天大寨也比往日优待了些,给安排了绿豆米汤,稍稍休息,还得继续上山。

再说栽树的事。人们下山以后,领队的板起面孔,冷冰冰地问:“自己先报一下,劳动时谁挨着谁?”

怎,这人是不是吃了枪药了,有人心下说。

原来,上午有关领导检查质量,发现有一处质量不合格,要追查责任。在无限上纲的那个时代,这问题本身就可以追究了,可有人偏不识时务,领队的还没走远,就有人大发牢骚:“就这样的质量还是他们逼着来的。”

在毛主席亲手树立的红旗下发牢骚,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好在领队无意深究,听了权当没听。

偏有人政治热情高,事后向上面打了小报告,向那位领导的报告时却连名字也记不清了。上边认为在大寨出现这样的问题非同小可,所以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这事到后来也没有查出一个结果。只不过是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特殊的地方,也出现了一些特殊的事情。其实当时就不去那么多人干活,大寨的农活也不至于影响多少。大寨人本身也不是对人那么苛刻的。秋天收谷子,机关干部割谷草,大寨人对质量要求很严。贾承让、贾进才不断解释:“不怕大家慢,就怕大家干不好。茬不能太高,今年干旱,谷子种的不多,好几个公社的牲口还没草吃,大家还是割得茬低一些!”这些话,挺客气,也有人情味儿。可是,县里的干部和职工为何对到大寨劳动一事为难呢?笔者只能认识到两个字:特殊!特殊的使人不好接受!

在那个特殊年代,大寨对外如此,对内也在斗争哲学指导下逐步升级。这里再介绍一件发生在大寨村内部的一件事。

“大寨人的脾气就爱斗,七斗八斗不停休。”曾经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口皆碑。斗斗斗,进一路;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与资本主义斗,与自己头脑里的民主派思想斗……,不批不斗则变修!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一切经验,一切理论都需要这个神奇的村寨做出样板。那么,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解决民主派思想和老好人掌权的问题,更变成了大寨人的座右铭。

事情发生在一个材料上。当这个材料将要作为文件下达而又需要征求大寨人的意见时,满脸像挂上霜的宋立英找见支部领导人,提出了强烈抗议:“他们下文件,就叫他们下吧!我是去不了北京?我是找不见老陈?我倒问问他,贾进才哪一次不配合他的工作?刚入社,老陈怕集体的牛叫别人饲养不好,专派贾进才上西寨放牛,哪一头牛不是胖的滚瓜流油?老陈提出修半个新农村,是谁开了那么多石窝,是谁打了那么多石头?他们凭什么捏造贾进才是民主派呀走资派?他们要是下了文件,我是要说话哩!”

平素,宋立英发牢骚,瞪眼睛是很少见的。少年时代,她在财主家做干的,揩湿的,茹苦含辛,煎熬度日。青年时代,她领导妇女们闹生产,样样起带头作用。但在这件事情上,她发脾气了!提抗议了!因为材料把本来是几宗小事任意扩大,上纲上线,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上去了,谁受得了?

当时正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毛泽东主席对学理论作了十八条批示,提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接着,姚文元发表了《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的文章。此后,张春桥发表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文章。再以后,从“梁效”等署名,各大报纸发表了不计其数的文章,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加以掸述。大寨和昔阳也理所当然地在学理论运动中带好这个头,为全国拿出具体经验。主持昔阳日常工作的县委领导便在大寨党支部身上“身先士卒”了。他想用陈永贵和贾进才作对比,说明大寨党支部也同样存在革命派和民主派之间的斗争,揭示出大寨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的道理。要说明这个道理,只能端出合作化以前的两个例子。一是老少组和好汉组之间的斗争。事实上,这两个组都是当时县上的模范互助组,好汉组落后于老少组并不是因为组长贾进才存在什么民主派思想,而是因为这个组有贫农,有中农,还有地主,富农,人心不齐鬼吹灯。第二个例子就是关于“要想发财快,庄稼搅买卖”的问题。实际情况是,当时为了给村里找一点发财门路,不少人建议贾进才集股凿煤窑。陈永贵开始集了一股,后来从中退出。按那时的条件,凿窑只能手工进行。一直凿了好长时间,把分果实换来的小米都贴进去了,最后凿出一窟窿水,以失败而告终。

这两个例子在陈永贵口中是经常讲,反复讲,都是作为大批资本主义的具体内容进行的,不讲就不合当时的政治需要。但是陈永贵在批好汉组和庄稼搅买卖的同时,从来不点贾进才的名字,而且对外宣传上把贾进才树得很高。贾进才也提不出什么意见。这个文件把贾进才的名字公开抬出来,宋立英当然忍受不了,她要为和自己患难一生的老丈夫正名!文件也被宋立英顶住了。可是在这种潮流下,昔阳县的学理论就批了猪圈里的资本主义,兔窝里的资本主义,使正当的家庭副业受到限制,也为全国带了一个限制社员小自由的头,甚至把厚庄、东沟的工副业批为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使事物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不过,在大寨精神的滚滚洪流下,这些轶闻轶事毕竟只是几股小小的支流,陈永贵在昔阳执政的本质还是使昔阳建成大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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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今日头条“阳和平说事儿”。责任编辑: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