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出生在一个历史大崩溃的时代，不仅中国的历史发生了彻底的崩溃－－这是“千古未有之变局”，而且西方的历史也发生了彻底的崩溃－－尼采高呼“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这个世界的基础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鲁迅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说：“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有时则竟因为希望生命从速消磨”。鲁迅的深渊意识，鲁迅浓重的虚无情绪，与现代普遍泛滥的廉价的感伤和乐观区别开来。鲁迅厌恶那些冠冕堂皇的论述和说辞，那种窒息生命的历史目的论，他把自己的反抗看作不过是“捣乱”。他从来不为自己的斗争寻找可以依靠的“理路”，他也否定所谓“黄金世界”。鲁迅与很多人的区别在于，那些人总在热烈地拥抱每一个正在到来的“新纪元”和“新世界”。然而，鲁迅却说，“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

他在《影的告别》中写道：“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呜乎呜乎，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我们一直在功利地对待鲁迅，我们总是拿我们已经习惯了的“圣人”之类的标准来估价鲁迅。我们很多人强加于鲁迅启蒙者、青年导师的“荣名”；然而，实际上鲁迅却是一个“怀疑主义者”，鲁迅的思想远远超越了启蒙者的“方案”和“蓝图”，从深渊中生长出来的鲁迅的思想总是面对着矛盾和难局。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假使我真有指导青年的本领－－无论指导得错不错－－我决不藏匿起来，但可惜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还是乱闯。倘若闯入深渊，自己有自己负责，领着别人又怎么好呢？我之怕上讲台讲空话者就为此。”在鲁迅的身上集中了那个时代的黑暗，他承担了那个时代的压力。鲁迅一直对自己身上的黑暗有着清醒的认识，鲁迅对自己一直有着自觉的反省。我常常觉得鲁迅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伟大的地方就在于他的朴素，不像正人君子、知识分子那样装神弄鬼：“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鲁迅厌恶中国的士大夫知识分子，把他们称为“做戏的虚无党”。

鲁迅早在1908年发表的《破恶声论》里即指出：“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鲁迅伟大的地方首先在于他为中国知识分子开辟了新的生存格局，这是他根本不同于胡适等“帝王师”的地方。“帝王师”要驯服帝王，同时被帝王所驯服。与胡适、沈从文等人不同，鲁迅始终是从被压迫者的立场，从被压迫人民的立场出发来看问题。沈从文自称为“乡下人”，然而实际上，正如丁玲所说的那样，他一生努力要爬进绅士阶级的里面去。我不想从阶级的观点来褒贬鲁迅、胡适、沈从文，我只是从所谓“最普遍的人性”来区别他们。胡适、沈从文他们遵循着“最普遍的人性”的游戏规则－－势利。鲁迅和胡适与国民党的关系就耐人寻味。有人说胡适是亲国民党的，鲁迅是反国民党的，这样的说法是缺乏历史感的愚昧和搅和。其实，1926年“三·一八”惨案前后，鲁迅与国民党站在一起的时候，胡适正在与北洋军阀、“宣统皇帝”调情。国民党南京政权建立，国民党得势以后，胡适又改从北洋军阀阵营投入国民党怀抱。为了做“诤友”，为了投怀送抱，煞费苦心。为了引起蒋介石的注意，“对大局有所垂询”，演出了“人权”的闹剧。胡适做上了国民党和蒋介石的“诤友”以后，也就“抛却人权说王权”了。他退出“民权保障同盟”，终于剥下了自己的画皮。正像瞿秋白所说的那样：“哲学班头博士衔，人权抛却说王权。朝廷自古多屠戮，此理今凭实验传。”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说：“中国的一般的民众，尤其是愚民，虽称孔子为圣人，却不觉得他是圣人；对于他，是恭谨的，却不亲密。但我想，能像中国的愚民那样，懂得孔夫子的，恐怕世界上是再也没有的了。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这就是‘礼不下庶人’。”对于“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或者“我的朋友胡适之”，广大的民众也是敬而远之的；然而，鲁迅却是一直活在我们的思想血肉之中，活在被压迫者的反抗性格之中。

鲁迅把自己的集子叫做“二心集”，他感叹我们没有抚慰“叛徒”的吊客。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是一部剿灭“叛徒”和“异端”的历史，我们每一个思想家都是“叛徒”和“异端”的歼灭者。鲁迅是很丰富的，鲁迅的丰富性却被专制的时代剥夺了，鲁迅被专制思想化妆和控制起来，鲁迅被“规范化”了，鲁迅被贫乏化了。这是鲁迅最可悲的地方。很多对于鲁迅的反感，其实不过是对于有关控制鲁迅的“阐释”的反感。当我们否定鲁迅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提出一个问题：鲁迅已经成为了一种公开的遗产吗？鲁迅说：“自由主义么，我们连发表思想都要犯罪，讲几句话也为难；人道主义么，我们人身还可以买卖呢。”这些话包含了多少辛酸。尽管鲁迅说“我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度中国人的”；然而，他死后却被别人做成了木乃伊，这是一种怎样的思想恐怖！恐怕他自己是怎么也想象不了吧。

有人惋惜鲁迅放弃了文学创作去写杂文，现在暂且撇开鲁迅杂文的文学价值不说，我们退一步说，即使鲁迅的杂文没有丝毫的文学价值，对于鲁迅自己来说，也是应该没有什么遗憾的，因为鲁迅从他一开始文学创作，就并不是“为艺术而艺术”，并不是为了取悦于某些高尚的文人雅士，而是为了卑微的生命，为了生存而写作。用鲁迅的话来说，他甚至只是为了一种自私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使某些人不舒服而写。然而，我们也未尝不可以这样说，在那样残酷的时代，沈从文写出那样美丽的文字来，不仅是一种虚伪，而且是一种残忍。

鲁迅是病态的，毛泽东也是病态的，他们的病态来源于历史，来源于我们民族的现代历史，因为我们现代中国是一个被践踏、蹂躏、强暴的民族。我们每一个有感觉的人都会有一种耻辱感。如果我们不愿意永远都保持一种匍匐的姿态，如果我们的民族要从历史的罪恶深渊中站立起来；那么，首先我们必须认清我们脚下的土地。在我看来，对于鲁迅最准确也是最简炼的评价莫过于“民族魂”这三个字。如果没有鲁迅，我们中华民族就失去现代的地平线；如果没有鲁迅，我们中华民族也就失去了灵魂；如果没有鲁迅，我们就不知道怎样做人，怎样说话，我们就不过是没有心灵痛苦的“支那人”。作为一个现代的中国人，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多重压迫，而没有痛苦感，是不可想象的。像胡适、林语堂、周作人，他们与我们民族的生存经验是脱节的。他们活得那样精致漂亮，和我们粗暴的灵魂灾难的历史有什么关系呢？胡适和林语堂的身上挂满了西方的奖章，周作人“得体地活着”的归宿就是汉奸。毛泽东说，我的心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泽东和鲁迅都同样厌恶武训，都批判《水浒》。因为这些东西从来没有从根本上反对过现行的体制，而是相反是维护现行的体制的。

在很多人看来，中国的武训，有点像印度的甘地，美国的马丁·路德·金。到了20世纪末，每一个正人君子都在诅咒革命，尤其是暴力革命。因为统治者总是在掩盖这样一个事实：所有的统治从根本上都是用暴力维持的，都是暴力统治。只要统治阶级没有放弃暴力统治，那么我们就没有资格指责人民的暴力革命。统治阶级一方面用暴力维持他们的罪恶统治，一方面却幻想着天下太平，他们希望人民像家畜一样听任他们任意宰割。美国资产阶级只喜欢一个黑人－－马丁·路德·金。张承志在《真正的人是X》中说得好：“非暴力主义完全可以当成体制的招牌或粉饰；它有那么一股奴才气，把正义通过下贱表达”。他发觉，在美国每一座大城市都有一条“马丁·路德·金胡同”。这是因为美国资产阶级体制可以消化马丁·路德·金，但是他们却没有办法消化马克西姆·X。张承志说，每一个美国混血黑人身上都有着白人强奸犯的罪恶印记：“每一个混血黑人，溯本求源，都可能出身于一个被白人强奸的黑女奴之腹。美国黑人的姓氏其实是不清楚的。在摆脱白人强加的烙印姓氏、重新找到自己的‘灵魂的姓氏’之前，黑人的姓氏应该是X.”被压迫者和被奴役者怎样才能找到他们真正的“自我”？那就是首先对于自己奴隶身份的认同和认识。被压迫者向压迫者乞求施舍，被统治者却奢谈宽恕，我为此感到荒唐和羞愧。“宽容”是胡适的标志，也是他的身份；然而，“堕落文人”鲁迅是没有资格谈“宽容”的。从根本上来说，“宽容”是统治者的标志，奴隶是没有权力谈论“宽容”的，被压迫是他们的宿命，奴隶们洗刷耻辱和摆脱奴役的唯一的可能性是反抗。张承志在比较美国黑人和中国历史的时候指出：“他们尽管被骇人听闻地奴役过，但是没有像中国产生汉奸传统那样，产生特殊的出卖阶层。”他还指出：“在西方国家挣扎的中国人只求个人摆脱歧视，而并不反对歧视的世界。”中国现代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买办阶级的衍生，买办阶级进一步毒化了我们这个从来没有争取到过人的价值的民族。像周作人这样的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最终沦为了汉奸，在中国这样病态的历史里买办文化很容易繁殖，这样一种买办文化在“历史进步”这一外衣之下容易使我们遗忘奴隶的身份瓦解我们被奴役者要求自主的愿望。我们中国现代的汉奸传统的后面是这种买办文化的传统。是不是这种“新文化”中本来就有一种可怕的东西存在？周作人在今天还受到那么多人的赏识，决不是偶然的。

我们不应该忘记，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中华民族正像美国的黑人一样，我们的姓氏是X。我们的身上同样打上了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强暴所带来的罪恶的印记，比如我们不再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是说：“物竞天存，适者生存”，“落后就要挨打”。然而，鲁迅和毛泽东一直在不屈不挠地反抗着并且战胜了西方帝国主义的强盗逻辑。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他们没有失掉生命的尊严和生存的自信。早在1908年发表的《破恶声论》里，鲁迅就批评那些赞美侵略，讥嘲被侵略民族的所谓“志士”：“今志士奈何独不念之，谓自取其殃而加之谤，岂其屡蒙兵火，久匍伏于强暴者之足下，则旧性失，同情漓，灵台之中，满以势利，因迷谬亡识而为此与！故总度今日佳兵之士，自屈于强暴久，因渐成奴子之性，忘其本来而崇侵略者最下；人云亦云，不持自见者上也。”今天周作人的义子们，他们说不知道什么叫做汉奸，他们不仅为美国侵略南斯拉夫而欢欣鼓舞，而且为美国用导弹轰击中国大使馆举杯相庆。周作人沦为汉奸多少有些无奈，而今天的那些为虎作伥的人却是心甘情愿，这是他们和周作人不同的地方。他们把征服和剿灭叫做“文明”，他们把有奶便是娘叫做“进步”。然而鲁迅却反抗这种“文明”和“进步”。毛泽东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这就是与现代买办文化和汉奸传统根本对立的鲁迅精神。

无可讳言，鲁迅出生在一个变态的时代，鲁迅的性格是病态的；然而，在这样的时代，谁的性格是“正常的”，你难道不觉得恐怖吗？

鲁迅是普通的，也正是这样，“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在某种意义上，鲁迅精神是传统道德所发出的新的光辉。“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为传统精神注入了新的历史内容。

鲁迅是不朽的吗？鲁迅会过时吗？这不是鲁迅所关心的问题。鲁迅没有像那些“圣贤”那样要求过不朽，而是相反盼望着自己速朽，盼望着自己的文字和黑暗的时代一起迅速消失。鲁迅会不会过时，那要看我们是不是已经摧毁了奴役的历史，创造了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