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被房东赶走的仓惶

闹钟响起时，常晓虹习惯性向左伸手，想把它关掉，继续睡个十分钟。但恼人的声音来源并不在原本该在的位置上，她的手直接砸在了床头柜上。

疼痛让她清醒过来，她想起自己已经无家可归的事实。

事实上，毕业以来一直租房的她，在帝都并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家”。但她本以为那个已经签下第二年租约的小房子，是可以令人心安的、港湾一样的存在。

这一幻象在三天前终于宣告破灭。

她被赶出来了。

在常晓虹所遇到过的所有房东里，把她赶出来的房东，或许算是比较好相处的一个，为人和气，各方面要求也不会太多，又加上房子本身状况不错，她才放心续签了第二年租约。即使在解约过程里，房东也仍然保持了风度。他说了好几声抱歉，因为孩子要留学，算下来开销挺大，手头没那么多现金，只好卖掉套房子周转。

买主那边也急着用房，好不容易看上一套合适的，立马就签了合同。过户后不久，新房东就找了过来，爽快付了违约金。

整个过程里，有人唱红脸，有人唱白脸，她根本没有参与剧本创作的权利。

直到开始收拾行李，搬家这件事才有了真实感。

一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却足够一个人在房子里留下相当多的个人印记。扔掉很多不必需的小物件后，常晓虹把多数家当都装入了五个大纸盒，只另外分了一个小行李箱，装些衣物和日常用品。

她本想住几天快捷酒店，作为找到新房子前的过渡。人和行李箱倒是好处理，但五个纸盒却成了大问题，直接放在酒店太不安全。曾经逛了一天才挑到的衣物，阅读时得到许多感悟的书籍，来自闺蜜的礼物，似乎都变成了负担。

常晓虹第一次真正明白什么叫“身外之物”。它们是记忆剩下的累赘，是离开一个地方时无处托付的存在。

翻过两遍通讯录后，她鼓起勇气给相熟的学姐发了条短信，询问是否能暂时寄存那些箱子。

二、你知道初老青年吗？

看到学妹那条措辞十分小心翼翼的短信时，刘静刚从给客户接风的酒席上离开。

同时进来的还有来自上司周松的短信，布置了新任务，需要她根据客户酒席上表现出的意向，修改原本的方案，并在明天上午前发到工作邮箱。她放下手机，长呼一口气，疲惫地靠到地铁椅背上。

说不烦心是不可能的。生活是这样，各有各的不易，并没有太多余裕留给关心他人。她本想拒绝学妹，重又看了遍消息，想起刚来北京时的自己，又有点心软。

刘静从小在南方长大，是长三角某所名校的毕业生，她的能力毋庸置疑，是公司新进员工中的佼佼者。

但这一切在她和老公买完一个两居的房子之后都变得不一样起来。

她在工作里逐渐失去了年轻时的锐气，不再愿意提出冒险的方案，不再会在与上司意见相左时据理力争，更不敢贸然动跳槽的念头，害怕或许突然有一天不顺老板的心思，再无晋升的可能不说，一旦被炒，房贷的压力马上就会压得她喘不过气。

事实上，她对周松不满已久，以往还有呛声的勇气，现在，多数时候却只能忍气吞声。

房供几乎要压断她的脊梁。

除了这些，刘静逐渐变了。旅游时内心充满的是负罪感而非轻松，稍微大牌一点的衣服鞋包，可能犹豫很久都不忍心刷卡，父母问起孩子的事，也总是没法回答。

明明收入算是不错，却还是把日子过出了底层感。

房子是倚仗也是隐患，每月看着卡余额，她会灰心，查一下房价，又稍稍高兴起来，虽然数字的变化对生活并没有实质性改善，但好歹是种安慰，提醒着她还有多少人的境况比她还差。

比如眼下正来求助的常晓虹。她回了句“好，别灰心，来之前和我联系”，就打开原本的方案，迅速过了一遍，准备回家后就熬夜修改。

三、谁让你爸买不起学区房

周松进门后，轻轻将门合上，确定没发出大声响，才脱下鞋子走进去。

孩子刚升上六年级，正是关键时候，家里时刻都是静悄悄的，以免打扰到他学习。

他在班里处于中上游水平，勉强能够上重点中学分数线，但终究不稳妥，周松和妻子讨论了几次，决定购入一套学区房，增加点把握。

跟中介看过几个符合条件的二手房，和户主确认完有对口学校的名额，他们终于挑定了一个，付下定金，准备过几天就走过户手续。不过，房子已经是上世纪建的，看上去老旧不说，空间也很逼仄，连个像样的书房都没有。年轻人自己住还好，一家三口肯定没法住。于是他和妻子准备把这套租出去，到时再另外租个三居室作居住用。

想想也是好笑，人到中年，自己住着一套房子，还不得不买套学区的小房子，结果还是得在小房子边上租个房，也不知道在折腾些什么。但为了孩子，怎么也得咬牙坚持。

问题在于，原本说好的房主，这几天突然没了消息，打电话过去，也总是推脱工作忙，怎么也不肯开始走过户流程。

周松当然知道，最近楼市又开始大涨，恨不得一天换一个价，房主要么还在观望，要么很可能已经开始接触其他买家。他喝了几口茶，驱驱酒气，给房主发了条短信，说孩子急着入学，自己愿意接受提价，只要能按时交房就好。

妻子过来给他续了点水，凑近闻了闻，皱眉道：“又是去陪客户了？喝这么多，明早还能送儿子吗？”

周松焦躁地扯了几下领带，躺倒在沙发上：“明天你开车送吧，我乘地铁。”说完后，不免想到工作上的事，想刘静今晚能否改完方案，自己明天又能否和客户签下合约。这些事迅速在脑海里划过，眼皮渐渐重起来。他在沙发上睡了一夜。

到第二天上了地铁，他的头脑还昏沉着。

——直到某一句传进耳朵的闲聊，像重锤一样将他击醒。

“我们家在三环内有房，谁让你爸买不起学区房？”

他看向声音的主人，一个十来岁的、穿着校服的小学生，正是儿子的年纪。

再听下去，不过是小孩子在打闹，大概是一个想借另一个的作业抄一下，被拒绝了，所以说了句狠话。但听到这句话的另一个孩子，居然没有生气，而是转而开始抱怨自己不得不多上了两门课外班。

他只觉毛骨悚然。原来孩子都知道，原来他们知道了，也并不一定能体会家长的苦心。

他们辛辛苦苦用爱、用钱、用精力培养出的孩子，就是这样的：“谁让你爸买不起学区房？”

如果今年这套房子真泡汤了，儿子会被这样取笑吗？他自己又会怎么想？

周松坐过了站。

四、被戳破的虚荣

刘静感觉上司周松今天的表现漏洞百出，简直辜负自己熬夜赶出来的方案。

说实话，她感觉自己的忍耐力已经到了极限，无论是对于周松的不靠谱程度，还是对于这份工作本身。但她不敢，不敢据理力争，不敢潇洒辞职。

下班后，她在地铁站旁的牛肉面店简单吃了吃，匆匆赶回家收拾那些散落各处的外卖饭盒和淘宝包装，无论如何，总不能以平时那种杂乱的状态来迎接学妹。

常晓虹按门铃时，她还没找到地方放之前超市促销时买了很多的日用品，它们还是被堆在电视柜旁的角落里，进门就能看到。

开门的一瞬间，她几乎后悔起自己的一时心软。说是有房，但装修却几乎称得上落魄了，常晓虹会怎么看呢？在她眼中光鲜的学姐，过的居然是这种紧巴巴的日子。

常晓虹习惯的是光芒四射的学姐，而非现在这个苦于工作和房贷的初老青年。

幸好常晓虹只是和雇的工人一起，把箱子搬进她腾出来的储物间，很快就连声说着感谢离开了。

常晓虹离开后，刘静在堆满了衣服的沙发上找了个地方一瘫，打开手机看到微信群里的消息已经过百，里面一个人力部门的小姐妹在讲她今天听到的小道消息：每天衣着光鲜的周松经理，为了给孩子买个学区房，趁着如今房价暴涨，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的速度卖掉了父母留下的三四十平米老房子，真是心机。

而且为了迅速卖掉，不惜赶走了住在里面的小年轻们，真是黑心呢！

刘静看着群里绘声绘色地讲着周松是如何卖房赶走租户、租户是两个女孩子，她们多么可怜地拖着行李走出小区的故事，愣住了。

五、荒诞合奏

常晓虹被租了一年的房东赶了出来，即使她事后才了解，其实可以通过法律渠道来追究新房东的责任，但打官司的费用和精力让她望而却步，情愿拿赔偿金了事；

常晓虹曾真心艳羡的刘静，生怕房贷断供，还是过着人前光鲜人后受罪的苦日子；

而刘静觉得压榨着她的的周松，却为学区房苦恼不已，他寄予厚望的儿子日后会变成地铁上那个小孩吗？没人能够预见。

然而除了他们之外，在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无时无刻不发生着形形色色的曲折与离奇，和房子一同扮演着不同的荒诞戏剧：

那些花半辈子钱才能买到大城市一个13平米的胶囊房的人；

那些不得已身处钢铁围墙之中，抬头却怎么也望不见天空的人；
 那些听说武清（地处北京和天津交界）的房价相较低廉，于是大帮20多岁的白领们自发组成“年轻人看房团”琢磨着怎么买房做投机的人。

在许多个思维暂时抽离躯体的瞬间，我们或许会这样问自己：

“这应该吗？

这合理吗？

这难道不荒诞吗？“

我不时会想起我曾经看过的一篇美剧《毒枭》的影评，里面说：

“当我们在屏幕前大呼：‘这也可以！’的时候，对于那时的哥伦比亚而言，现实主义就是魔幻主义。这个国家每天都在上演颠覆三观的故事。毒贩不再是传统缉毒剧中东躲西藏的存在，而是军警绕行的恐怖势力。”

把这个理论运用到如今中国的房价大作战中也是一样，当我们明明感觉生活的荒诞已经令人难以忍受、房价高得离谱，而房子又小得可怜的时候，在下一个瞬间往往又若无其事地回归正常轨道，男孩子们告诫自己努力赚钱，才能娶妻买房；女孩子们纷纷感叹，不知道自己的情郎什么时候能买到一间三居室来安全度过自己父母这一难关。

在房子面前，好像每一个最平凡的人都会自导自演一出追求自由正义而迫于环境同归于尽的悲剧。

“就像海啸还会再来，还会退去，我们清理垃圾坚守家园，直到被彻底淹没。”

（本文作者：zyz。来源：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