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一位作家，当然首先要研究他创作的文本，但同时也要了解他的生平和他的生活的时代，这样才能做到“知人论世”，更准确地解读其文本。研究鲁迅的路径同样如此。

为鲁迅立传，就应该写出鲁迅的本色，为读者塑造一个确曾存在过的真实的鲁迅。那么，何谓“本色”，究竟能不能再现一个“真实”的鲁迅？

我认为，本色就是指本来面目。这是一个客观的存在，独立的存在，具有自身不变的性质。

鲁迅自幼喜爱美术，所以对色彩很敏感，对色彩的描写很准确。比如鲁迅谈司徒乔的画：“深红和钳碧的栋宇，白石的栏杆，金的佛像……紫糖色脸……”他使用“粉面朱唇”四个字描写绍兴戏里的女吊（女吊死鬼），石灰色的脸，红彤彤的嘴唇，女吊的外貌特征顿时就刻印在读者的心版上了。

那么，用什么颜色形容鲁迅的本色较为妥帖呢？我认为是红色与黑色。“红”象征鲁迅那种火焰般的创作激情，相当于冰谷中那团珊瑚色的死火，相当于地壳深层里的地火，“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野草·题辞》）“黑”象征鲁迅冷峻的性格，坚毅的精神，复仇的意志。鲁迅的新编历史小说《铸剑》，写楚王杀死了铸造干将莫邪剑的工匠，工匠之子眉间赤为父报仇，势单力薄。有一位行侠仗义的黑色人，长得黑瘦，须眉头发都黑，穿一身青衣，背一个青包裹。他砍下自己的头，帮助眉间赤的头将大王的头咬得眼歪鼻塌，满脸鳞伤，直至断气。黑色人自称“宴之敖者”，这正是鲁迅的笔名，也是鲁迅自身形象的艺术写照。我认为这种理解大抵不错。鲁迅挚友许寿裳指出，鲁迅在“冷静与热烈双方都彻底。冷静则气宇深稳，明察万物；热烈则心中博爱，自任以天下为重。其实这二者是交相为用的。经过热烈的冷静，才是真冷静，也就是智；经过冷静的热烈，才是真热烈，也就是仁。”许寿裳建议将鲁迅的《阿Q正传》和《祝福》比照对看，就能发现鲁迅冷热相融的特质。

再谈谈我对“真实”的理解。真是伪的对立面，所以古训提倡真善美，反对假恶丑。正因为真反映的是人的本色，所以古代又把人物肖像称之为“写真”。“实”，也就是实际，实在，诚实，指真实存在的事物或情况。

但是东西方都有一种相对主义观念，表现在否定事物的客观性、稳定性，片面强调其变动性、不稳定性。
在中国，老子和庄子的辩证思想中也包含了相对主义的因素。庄子认为诸子百家的学说，“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意思是：由于时间、空间和所受教育环境的限制，人都具有其主观片面性。我们无法跟夏天的虫子谈冰雪，因为夏虫受到时间季节的限制；无法跟井底的青蛙谈大海的辽阔，因为青蛙受到所处空间的限制；无法跟那些思想偏颇的知识分子谈真理，因为他们受到教育环境的束缚。他们自以为是，把自己的看法当成正确，把别人的看法当成谬误。在庄子看来，要辩论出一个是非，那是对真理的全面性的歪曲。西方哲学史上也有以赫胥黎、休谟、康德等人为代表的“不可知论”，到了上世纪60年代，更出现了相对主义哲学和相对主义史学。

我认为，世界上只有尚未认识的事物，不存在不可认识的事物。同一事物有相对和绝对这两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属性。相对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有限的；绝对是无条件的、永恒的、无限的。任何事物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这两方面不可分割，是辩证的统一。绝对存在于相对之中，并通过无数相对体现出来；在相对中有绝对。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也是绝对和相对的统一。具体到鲁迅这个历史人物而言，他肯定是可以认识的，但又不是任何人能够一次性的穷尽他的本质。但可以通过对其本质不完全的、近似的、有条件的、相对正确的反映，逐步逼近他的本质。

从鲁迅本人的作品来看，他是反对相对主义的。1935年秋，魏金枝先生在《芒种》第8期发表了一篇《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认为是非难定，爱憎也就为难。有似是而非，也有非中之是。据物理学说，地球上的无论如何的黑暗中，总有X分之一的光。但在鲁迅看来，似是而非总体上就是“非”，而非中的是其实就是“是”。尽管黑暗中总有X分之一的光，但白天就是白天，黑夜就是黑夜。

鲁迅《故事新编》中有一个独幕剧，叫《起死》，就是借庄子的形象来批判相对主义和无是非观，剧中的庄子经过一片荒地，捡到一个五百年前的骷髅，便请主管人生死寿命的司命大神让它还魂。结果骷髅变成了一个三十岁左右的乡下汉子，一丝不挂。汉子说他姓杨，小名杨大，学名必荣。他向庄子要衣服、包裹和伞，因为他出门时原来带了这些东西。庄子是主张相对主义的，便说：“鸟有羽，兽有毛，然而王瓜茄子赤条条，此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既不能说没有衣服对，也不能说有衣服对。”汉子认为庄子说的是屁话，揪住庄子剥他的道袍，急得庄子赶紧报警。可见有衣服还是比没有衣服好，人还是应该穿衣服的。所以，凡事物都有其本色，真实也是可以逐步揭示的。否则，我们为历史人物立传，就成了信口开河，随意着墨，从而也就失去了传记的价值和意义。

鲁迅生前写过两篇自传：一篇叫《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序传略》，涉传部分不足千字。从题目可知，这是应《阿Q正传》俄文译本的译者王希礼(B·A·Vassiliev)之约而写的。这篇自叙传略写于1925年，所以对鲁迅生平的简介也就止于上世纪20年代中期。另一篇自传写于1934年，不足900字，对生平的介绍止于1927年。当时美国人伊罗生编译一本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选收了鲁迅作品，书名为《草鞋脚》，需要入选作家的小传，鲁迅就写了这一篇。这两份自传在史料上当然极具权威性，但毕竟文字太短，满足不了读者全面了解鲁迅生平的需求。

在中国出版的第一部鲁迅传记，应该是日本人小田嶽夫的《鲁迅传》，原由日本筑摩书房社出版，上世纪40年代翻译为中文，在长春、上海、北平等地出售。这本书写于日本侵华时期，有一些日本军国主义的偏见，所以鲁迅夫人许广平很不满意。直到1948年，王士菁的《鲁迅传》才由上海新知书店出版，后多次重印或修订再版。许广平认为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鲁迅传，比较客观，值得一看；缺点是征引鲁迅著作的原文过多，而这些引文又极容易看到。后来王士菁接受了许广平先生的意见，对引文作了大量删削。自王士菁的《鲁迅传》问世之后，有关鲁迅的传记大约有五十种，其中包括合传、评传、图传，乃至小说体或戏剧体传的鲁迅。

在已出的这些传记中，哪一本奇峰突起、最值得推荐，又有谁是撰写鲁迅传的不二人选呢？这个问题我真还回答不了。老实讲，其他人写的鲁迅传我没有一本从头到尾认真读过，大部分连手都没碰过。这跟文人相轻、妄自尊大没有关系。鸡不觅食就无法下蛋，蜂不采花就不能酿蜜。我不是一条光会吐丝而不吃桑叶的蚕。只因一直有写鲁迅传的野心，所以其他同行写的鲁迅传我有意不看，目的是避免有意无意的重复。相关的史料我当然是一定要看的。

要写好鲁迅传，首先要对鲁迅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总体把握，也就是要正确回答“鲁迅是谁”的问题。在我的学生时代，这完全不成其问题。因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有十分明确的定位：“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但近三十多年以来，对于上述定位的质疑之声时起时伏。我坦率承认，我研究鲁迅从刚开始直至今日，一直还是从这三个方面把握鲁迅的本质，从来没有动摇过。我认为，对鲁迅的质疑，只要是出于纯正的学术动机，都是一件好事，反映了当今言路的扩展，政治环境的日趋宽裕。至于对不对则是另一回事。

其实，对于鲁迅是谁这个问题，在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之前就有人作出了种种回答。我手头有一部《鲁迅先生纪念集》，是1937年鲁迅先生纪念会编辑出版社的，收集了鲁迅去世之后中外报刊发表的悼文、函电和挽联，基调是对鲁迅的颂扬和缅怀。

这本纪念集的众多读者首先众口一辞地肯定了鲁迅作为伟大的文学家的存在，认为他的创作既吸收了西方文明，又保留了东方特质。蔡元培在《记鲁迅先生轶事》中指出：“鲁迅先生去世，是现代文学界大损失，不但外国人这样说，就是日本与苏俄的文人也这样说，可说是异口同声了。”周作人将鲁迅的文学贡献分为研究和创作两个部分：研究部分包括了辑校古籍，收集汉画石刻，撰写《中国小说史》等学术专著；创作部分包括了鲁迅的小说和散文。周作人认为鲁迅创作成就有大小，但无不有其独特之处。极具原创性，这是周作人对鲁迅创作成就的最高评价。1936年10月2日，茅盾带了一位美国记者格兰尼奇到鲁迅家摄影。离开鲁迅寓所，格兰尼奇十分动情地对茅盾说：“中国只有一个鲁迅，世界文化界也只有几个鲁迅。鲁迅是太可宝贵了！”日本评论家新居格指出，“《阿Q正传》不仅是普罗文学，而是更深广透彻人性根底的文学。”新居格还指出，鲁迅不仅是中国作家群峰中的高峰，而且是国际的大文学家。

鲁迅不仅是文学家，而且是思想家。这本纪念集收录了王瑶的《悼鲁迅先生》一文。他认为把鲁迅仅仅视为一位文人是歪曲了鲁迅，至少也是不了解鲁迅。日本评论界也认为，鲁迅之所以在中国文坛占有最高位置正是因为他具有的思想，他对于政治情势的远见卓识，不是其他作家可以企及的。

鲁迅思想是一种资源性质的思想。2016年2月12日，著名艺术家闫肃以86岁高龄去世。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闫肃创作了千余件作品，《西游记》主题歌《敢问路在何方》即是代表作之一。闫肃生前说，《西游记》的音乐编辑王文华找他写这首歌的歌词，说此前找了好几个人写，导演杨洁都不满意。开头几句写得很顺：“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下面就卡壳了。他在屋里踱步，走来走去，准备高考的儿子烦了，说：“来回走什么呀？你看地面上都走出一条道来了”这句话如醍醐灌顶，让闫肃想起了鲁迅《故乡》的结尾那句名言：“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他说对呀，路在哪里？路在脚下。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闫肃说，他站在巨人肩上看世界，一下子就看得远了。所以鲁迅就是这种精神资源性的作家。

1998年，我为开明出版社编了一套《鲁迅锦言集》，共6册，分别收录了鲁迅谈人生，谈人物，谈文化，谈中国人，谈中国社会，以及辩证谈问题的“锦言”。所为“锦言”，是指鲁迅作品中那些充满睿智、寓于哲理的语言，是精品中的精粹，宝藏中的瑰宝。仅此一套书，就能反映出鲁迅思想的深刻和广泛。现已出版的鲁迅研究著作中，有《鲁迅的教育思想》《鲁迅的哲学思想》》《鲁迅的文学思想》《鲁迅的美学思想》《鲁迅的法律思想》《鲁迅的历史观》，等等，可见称鲁迅为思想家并非溢美之词。

当然，鲁迅有些想法乍听起来让人感到奇怪，但实际上另有内涵值得品味。比如，人们常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有园林，杭州有西湖，但鲁迅偏不喜欢西湖，甚至说“西湖是应该填掉的”（萧军：《十月十五日》，《鲁迅先生纪念集》第76页）那原因并不是否定西湖的自然美，而是每年春夏之交，总有一些穿长衫摇摺扇的“名士”们在湖边摇来摆去，故作风雅状，让鲁迅感到难受。西湖边有十个著名景点，号称“西湖十景”，其中之一是“雷峰夕照”。雷峰塔是一座古建筑，但鲁迅却公开撰文希望它彻底倒掉。这也不是鲁迅主张破坏文物，而是因为传说中白娘子被压在塔低下，成为了中国妇女被压在社会底层的象征，所以鲁迅期盼着雷峰塔早日倒塌。

除了文学家和思想家的身份，鲁迅是不是还可以称之为革命家呢？在这本纪念集中，邹韬奋、胡愈之等人就是侧重从民族民主革命的角度评价鲁迅，指出他是民族革命的伟大斗士，因而才成就了他在文学创作方面的伟大业绩；他是伟大的革命家，才能够在作品中充分表达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动向。鲁迅的生命史就是一部“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的战斗史。他的斗争对象，对内是封建余孽，对外是帝国主义。革命有不同战线，鲁迅是在思想文化战线战斗。他有对革命的独特理解，也有其独特的战斗方式。

作为一位革命家，鲁迅对中国的政治革命持有什么看法呢？1933年至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多次访问鲁迅，准备跟姚克合作，把《阿Q正传》翻译成英文。因为《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为历史背景，他们就谈到了革命这个敏感的问题。斯诺问：“你认为俄国政府形式更加适合中国吗？”鲁迅的回答是：“我不了解苏联的情况，但我读过很多关于革命前俄国情况的东西，它同中国的情况有某些类似之点。没有疑问，我们可以向苏联学习。此外，我们也可以向美国学习。但是，对中国说来，只能够有一种革命——中国的革命。我们也要向我们的历史学习。”（《鲁迅印象记》，《我在旧中国十三年》，三联书店1973年3月版）这回答得多好呵！在70多前，鲁迅就指出中国革命具有中国特色，必须选择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这正体现了一位革命家的政治远见！

在《鲁迅先生纪念集》中，从“三家”的角度全面评价鲁迅的是萧三。在《反对对于鲁迅的侮辱》一文中，萧三一开头就写道：“鲁迅先生不仅是中国伟大的文学者，而且是有权威的思想者和英勇的民族革命斗士——这是无论他的友和敌都不能否认的。”萧三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驻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代表，也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同学和友人。他的文章发表于1936年巴黎出版的中文报纸《救国时报》，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在1940年1月。也就是说，萧三对鲁迅“三家”的评价虽然没有毛泽东论述得全面深刻，但却比毛泽东要早三年多。判断历史人物的功绩，不是根据他有没有提供现代社会所要求的某些东西，而主要是根据他比他的前辈提供了哪些新的东西。比如评价鲁迅，我们不能抱怨他为什么没有预言苏联的解体，为什么没有预言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为什么没有直接回答今天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些棘手问题。因为鲁迅生前苏联还是一个成立不到二十年的年轻共和国，而社会主义阵营直到他去世九年之后才开始形成。至于中国的改革开放，那更是鲁迅去世43年之后才出现的新生事物。我们不能因此否定鲁迅作为革命家的存在。

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西方提出了一个概念，叫“破坏性创新”，或者叫“颠覆性创新”。比如数码相机颠覆了胶卷相机，激光光盘取代了录音带，液晶电视机取代了显像管电视机。但是，要在社会科学领域内搞创新，情况就比较复杂。我们既不能邯郸学步，墨守成规，又不能因人废言，简单化地否定前人。1932年4月29日，鲁迅整理完自己的著译书目，写了一篇附记。他说：“对于为了远大的目的，并非因为个人之力而攻击我者，无论用怎样的方法，我全都没齿无怨言。但对于只想以笔墨问世的青年，我现在却敢据几年的经验，以诚恳的心，进一个苦口的忠告，那就是：不断的（！）努力一些，切勿想以一年半载，几篇文字和几本期刊，便立了空前绝后的大勋业。还有一点，是：不要只用力于抹杀别个，使他和自己一样空无，而必须跨过那站着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对于鲁迅，我们不能光去做那种抹杀，颠覆的工作，也应该潜下心来做认真的研究，做出科学的评价。

不同人撰写鲁迅传，都应该体现自己的特色，这样才可能产生互补性。我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从来没有幻想单靠写一部传就能立下“空前绝后的大勋业”。我把我写的这部鲁迅传定位为普及性读物，以真实可靠和通俗可读为特色，可以推荐为文学青年和高校文科学生学习鲁迅的入门书。我不认为普及可以等同于肤浅，可以等同于没有学术性。相反，我断言，学术肤浅之人，绝不可能写出成功的普及性读物。

为了写好这部鲁迅传，我对如何处理好以下五方面的关系进行了一番思考：一，第一手资料和第二手资料的关系；二，鲁迅跟他同时代人的关系；三，历次论争中鲁迅与其论敌的关系；四，历史性与当代性的关系；五，真实性与文学性的关系。

我理解的“第一手资料”就是自己发现的新资料，具有独家首发的性质，“第二手资料”是利用和援引他人发现和整理的资料。史料一经公开披露，就成为了社会公器。在鲁迅研究园圃中，鲁迅研究资料的挖掘和整理是一个成果至为丰硕且获得公认的领域。早就有学者说过，鉴于鲁迅研究资料业已大体齐备，今后不可能再有什么新的发现足以导致研究界对鲁迅做出颠覆性的评价，至多不过能够丰富鲁迅研究的内容而已。所以，一本成功的传记，既要吸纳前人优秀的学术成果，又要有原创性的观点和新挖掘的史料。我多次讲过，无法要求一本书字字出彩，章章见新，从头到尾讲述的都是前所未闻的事情。任何一本书，如果能有三分新意，就说明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有进展，因而就应该在学术之林有立足之地。

我这本书虽然不足三十万字，是前两年断断续续写成的，但也有我近半个世纪以来学习鲁迅的知识积累。比如这本传记第六章《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记述1912年5月至1926年8月鲁迅在北京的生活。对于这一段历史我就长期进行过独立研究。早在38年前，即1978年，我就在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运动》，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鲁迅在北京》。早在35年前，我又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许广平的一生》——这是关于许广平的第一部完整传记，写序的就是周海婴先生。33年前，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四卷本《鲁迅年谱》，我就是年谱中北京时期的主要执笔者和定稿人。鲁迅在北京生活的十四年中，有两件事对他的一生影响至深，一件是1923年7月跟二弟周作人失和，另一件是1925年10月跟学生许广平恋爱。对于“失和”一事，周氏三兄弟都讳莫如深，但在社会上却有不少传闻。直到前些年，海外还发表了周作人儿子周丰一的信件，说他的舅舅羽太重九目睹了鲁迅跟他姐姐羽太信子在塌塌米上滚床单的一幕。我随即写了一篇《流言应止于智者》，发表在《中华读书报》，用史料证明1923年羽太重九远在日本，根本无法了解在北京八道湾发生的家庭纠纷。我在这本传记中列举了关于周氏兄弟失和的不同说法，结论是问题出在周作人的日本太太身上。证据之一，就是香港的赵聪写过一本《五四文坛点滴》，认为周氏兄弟失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1964年10月17日，周作人在致香港鲍耀明的信中承认赵聪的说法“公平翔实，甚是难得”，“去事实不远”。有了周作人本人的肯定，其他局外人就很难置喙了。周作人用《伤逝》为篇名翻译罗马诗人的作品，鲁迅用《伤逝》为篇名撰写小说，篇名中隐含了对兄弟情谊断绝的伤感，也是我的一个发现。

关于鲁迅跟许广平的婚恋过程，我也认真进行过长时间的考证，因为他们年龄毕竟相差18岁。我开始不理解，许广平为什么会一开始就爱上一个成熟型、师长型的“大叔”。她的青春是在激情飞扬的五四时代中度过的，她在青春萌发难道就没有浪漫情怀和情感经历吗？大约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读到许广平的一篇散文，题为《新年》，发表于1940年1月10日《上海妇女》杂志4卷2期，文章中有一段文字引起了我的好奇。许广平写道：“到了第十八年纪念的今天，也许辉的家里都早已忘了他罢，然而每到此时此际，霞的怆痛，就像患骨节酸痛者的遇到节气一样，自然会敏感到记忆到的，因为它曾经摧毁了一个处女纯净的心，永远没有苏转。”“霞”是许广平的小名，家里人也叫都她“霞姑”，那么文章中提到的“辉”应该是许广平生活中一个刻骨铭心的人。许广平写这篇怀念文章的时候，这位“辉”已经去世18年了；也就是说，“辉”去世那年应该是1922年；那一年，许广平刚考进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即后来的女师大。这18年以来，每逢“辉”的祭日，许广平都会深情地在心中悼念他，就像一个风湿关节炎的患者每遇到气候不好的时候都会感到锥心的酸痛一样。

为了解开许广平与这位“辉”的关系之谜，我走访了许广平在女高师的闺蜜常瑞麟——《两地书》提到过她，鲁迅还给她的丈夫谢敦南写过信。常阿姨告诉我，这位辉全名叫李小辉，是许广平的表弟，也是许广平的初恋情人，当时是北京大学的旁听生。1922年寒假，许广平住在常瑞麟家，不慎染上了猩红热。幸亏请到同仁医院耳鼻喉科的大夫来家诊治，方能起死回生。不幸的是，李小辉并没有许广平这样走运。他在探视许广平的过程中被染上了猩红热，三天后即病故。待许广平从昏迷中清醒过来，才发现李小辉因为给她送藏青果治嗓子，结果却丢掉了自己的性命。从此，感激、悔恨和无法解脱的痛苦一直缠绕在许广平心头，每年新年之际她更为悲伤。

对于其他研究者近些年来发现的有关鲁迅研究新史料，凡涉猎到而又确有价值的，我也尽量予以采用。比如鲁迅从日本留学归国之后，首先到杭州两级师范学堂任职，为该校的日本教师担任翻译，并开设生理学课程。据当年同事夏丏尊1936年回忆，鲁迅教生理卫生，“曾有一次，答应了学生的要求，加讲生殖系统。这事在今日学校里似乎也成问题，何况在三十年以前的前清时代。全校师生们都为惊讶，他却坦然地去教了。他只对学生提出一个条件，就是在他讲的时候，不许笑。他曾向我们说：‘在这些时候，不许笑是个重要条件。因为讲的人的态度是严肃的，如果有人笑，严肃的空气就破坏了。’大家都佩服他的卓见。据说那回教授的情形，果然很好。”（《鲁迅翁杂忆》，《文学》第7卷第5期）201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让我编校一本《鲁迅科学论著集》，我在前言中强调鲁迅生理学讲义的原创性。但前些年有学者从鲁迅藏书中发现，这部教材主要是鲁迅根据日本教材《解剖生理及卫生》编译的，并没有什么原创性。不过在闭塞落后的中国开设生理学课程，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还是新潮的。

从这件事我受到一个启发。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鲁研界一度对鲁迅的早期思想评价过低，而且扣上了一顶大唯心主义帽子，以偏概全。近几十年又有另一种倾向，即抬高鲁迅早期思想，贬低鲁迅后期思想。这是不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鲁迅并不像他的老师章太炎，“原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膀也粗”，到了晚年跟时代隔绝，拉着车屁股向后转了。（《花边文学·趋时和复古》）他的晚年正是他的成熟期，思想和作品怎么会反不如早年有价值呢？试想，鲁迅留学日本期间正值22岁到29岁，他在中国只学了几年西学，对于科学知识可以说只掌握了一点ABC，日文尚在初学阶段，英文、德文、俄文大概只懂得一点皮毛。他对西方的了解大多是通过日文转译，而日本明治、大正时代对外国著作的翻译又很不严谨，这从鲁迅翻译的《月界旅行》《地底旅行》《造人术》就可以了解，不但日译本内容不完整，而且连原作者的姓名国籍都搞错了。鲁迅在《集外集·序言》中曾谈到他自编文集时曾故意删掉介绍镭元素的那篇文章和另一篇《斯巴达之魂》，就是因为他记得自己那时的化学和历史程度并没有那样高，“所以大概总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不过后来无论怎么记，也再也记不起它们的老家。”所以鲁迅自己把这类文字说成“抄译”，承认这些文章的内容可疑得很。鲁迅的这些表白是坦诚的，是实事求是的。不过从鲁迅的翻译取向，可以看出他青年时代的政治抱负和学术追求，但无论如何，鲁迅早期毕竟只能成为一个伟大人物的伟大起点。

在处理跟同时代人的关系上，我改变了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的狭隘观念，采取了比较平实客观的表述方式。这一点在描写鲁迅厦门时期生活的章节中表现得最为明显。鲁迅原计划在厦门生活两年，共730天，到1928年再离开。但由于有度日如年之感，由两年改为一年，再由一年改为半年，实际只待了135天。过去的解释，说厦门大学是一个金钱世界，校长尊孔，理科排挤文科，削减国学院经费；同时国学院的顾颉刚拉帮结伙，现代派势力侵入厦大，让鲁迅忍无可忍。这时，南方革命勃兴，成为了革命策源地，于是鲁迅南下广州，投奔革命。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我们不能单凭鲁迅在给许广平情书中的诉说来判断是非。比如鲁迅说厦大校长林文庆是英国籍的中国人，鼓吹“尊孔读经”。林文庆是新加坡人，新加坡当时是英国殖民地，所以他加入了英国籍。为了凝聚殖民地华裔同胞的人心，他运用了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方式。所以尽管林文庆的观点在鲁迅看来显得有些迂腐，但是他的尊孔跟袁世凯、张勋等封建复辟势力的“尊孔”有着本质的不同。厦门大学是爱国华侨陈嘉庚创办的一所民办大学，经费完全靠陈嘉庚做橡胶生意的利润支撑，以橡胶的售价折合成学校经费。上世纪20年代，全球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经济萧条时期。橡胶降价，学校经费自然就得削减。尽管如此，厦门大学仍按时支付教职员比较丰厚的薪酬，而校长林文庆却捐出了他1927年在厦大全年的工资6000元，又将他在新加坡的三十多英亩土地捐赠厦大。大学理科的经费超过文科，跟文理科的不同性质有关，至今教育界的状况仍然如此。至于顾颉刚，他是胡适的崇拜者，也散播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剽窃日本盐谷温著作的流言，但他毕竟不是鲁迅所说的“现代派”人物。“现代派”这个提法就不准确。顾颉刚跟西方现代派全不搭界，是中国史学界“疑古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也不是“现代评论派”
的正式成员。所谓“现代评论派”成员本来就流品不齐。如果一定要分派，那在现代文学界鲁迅和顾颉刚反倒都是“语丝派”成员。鲁迅说顾颉刚“日日夜夜布置安插私人”，多达七人，情况有所夸大。顾所荐之人其实只有潘家洵和陈乃乾两位：潘家洵是翻译家，厦门大学外语系急需的教师，而陈乃乾后来并没有来厦大任职。如果一定要说鲁迅跟顾颉刚之间有什么派别之分，那只能说在北京教育界“英美派”和“法日派”的矛盾纠葛中，顾颉刚倾向“英美派”，而鲁迅倾向“法日派”。那么鲁迅在厦门大学为什么郁郁寡欢？这固然跟对南方的教学环境和生活习惯不适应有关，同时跟异地恋带来的情绪波动也不无关联。鲁迅当时在致友人信中就说过，厦大的教员中，凡太太在身边的，脾气都会好些。这句话看似说笑，实际上符合心理学原理。所以，我认为自己的传记再现了当年厦门大学职场的原生态，没有将鲁迅认为面目可憎、语言无味的同事们一个个漫画化，这是存真求实的做法。

鲁迅的同时代人中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文学青年。深谙中国国情的鲁迅懂得，旧中国的根柢盘根错节，要摧毁这间铁屋子，掀掉屋子里摆设的人肉筵席，单枪匹马是不行的，必须结成一条战线，而这条战线上的主力军就是青年。鲁迅虽然看到同是青年流品不齐，仍寄希望于青年；虽然曾经上当，但不因为有一个人做了小偷就怀疑一切人。不过，青年人大多涉世未深，文学青年又有神经过敏、狂妄自大的通病，加之鲁迅也有多疑善怒的性格缺陷，所以跟他周边的青年既有磨合也有摩擦，在我的《鲁迅传》中，对此也有比较客观、公正的描写。比如这本传第九章第八节叫《奴隶之爱》，写鲁迅跟奴隶社作家萧军、萧红和叶紫的关系。叶紫是湖南籍左翼作家，革命经历丰富，但创作经验不足，又贫病交加，妻儿经常挣扎在饥饿线上。鲁迅不仅多次用铅笔认真为他改稿（用铅笔是因为叶紫如有不同意见，可以随时迅速擦掉），还曾怀揣刚出炉的烧饼来到他住的亭子间，将烫手的烧饼分给他俩个急切索食的孩子。但叶紫性格中有湖南人的蛮性，又不通人情世故，表现在他不仅自己登门让体弱多病的鲁迅替他改稿，还写信要求鲁迅替他做买卖的朋友写商店招牌。叶紫有位研究政治问题的朋友，写了一本《殖民地问题》，居然也要鲁迅为之作序，让鲁迅十分为难，感到就像要他批评诸葛亮的八卦阵那样无从下笔。“两个口号”论争期间，叶紫受同乡周扬委托，居然以谈“公事”为由要求病中的鲁迅出门谈话，官气十足，被鲁迅断然拒绝。此后叶紫生病，鲁迅仍然送给他五十块治疗费，让叶紫的妻子到内山书店去取，实可谓仁至义尽。

不过鲁迅对青年人也未必没有误解的时候，这一点在他跟高长虹的冲突中有所表现。《鲁迅日记》中，关于高长虹的记载有85处；鲁迅杂文中，涉及高长虹的有10余篇30余处。鲁迅书信特别是《两地书》中更是多次提到高长虹。鲁迅批评高长虹文风晦涩且有尼采气息，这是对的。高长虹借《民报》广告称鲁迅为“思想界之权威者”兴风作浪，这是不对的。但导致鲁迅跟高长虹彻底决裂的却是题为《给——》的组诗，俗称“月亮诗”，其中有这样一段：“我在天涯行走，月儿向我点首，我是白日的儿子，月亮呵，请你住口。我在天涯行走，夜作了我的门徒，月儿我交给他了，我交给夜去消受。夜是阴冷黑暗，月儿逃出在白天，只剩着今日的形骸，失却了当年的风光。我在天涯行走，太阳是我的朋友，月儿我交给他了，带她向夜归去。夜是阴冷黑暗，他嫉妒那太阳，太阳丢开他走了，从此再未相见。我在天涯行走，月儿向我点首，我是白日的儿子，月儿啊，请你住口。”

上述诗句中的主要意象是“太阳”“夜”“月亮”。鲁迅听别人说，高长虹在诗中自比为太阳，月亮是许广平，“夜”是鲁迅，于是勃然大怒，决定对高长虹拳来拳对，刀来刀挡，绝不退让。鲁迅说：“我是夜，则当然要有月亮的……”于是对许广平改变了态度，由觉得“不配爱”变为“我可以爱”。

像《给——》这样的朦胧诗，将其中的意象跟现实生活中的人物直接对号是十分牵强的，至少缺少确证。更何况诗中的“我”并没有自比为“太阳”，而说自己是“白日的儿子”，“太阳是我的朋友”。高长虹否认他对许广平单相思，据高长虹研究专家说，他暗恋的对象其实是女作家石评梅。在介绍鲁迅跟瞿秋白的亲密战友关系时，我当然首先肯定了二者之间的“知己”关系，详细描写了瞿秋白在鲁迅家四次避难的动人情景，但也指出瞿秋白一度低估鲁迅小说的价值（瞿认为《狂人日记》幼稚），指出了他们在翻译问题上存在某些分歧（鲁强调“信”，瞿强调“达”）。传中还指出了瞿秋白执笔、用鲁迅笔名发表的《王道诗话》一文中存在失实之处：胡适是应友人朱经农之邀到湖南讲学的，教学内容并没有“卖廉耻”，更没有收受湖南军阀何键的五千大洋讲课费，仅仅收取了四百元旅费。对鲁迅跟同时代人的关系秉笔直书，我认为更加符合史传的要求。

如何处理历次论争中鲁迅和他的论敌的关系，更是撰写鲁迅传过程中的一大难点。文化人有不同的文化性格，有的人性格峻急，是非分明，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遇到错误观点就予以批驳，行文不留情面，直到对方偃旗息鼓方肯罢休。另外一种类型的文化人性格平和，温文尔雅，习惯于正面陈述自己的看法，而回避跟他人的观点交锋。105岁的文化老人杨绛女士曾借翻译英国诗人兰德的诗作写下了自己的心语：“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认为对于不同的文化个性都应该尊重，不能以此判定他们人生境界的高下。

有人认为在传记中插入文坛论争，容易使行文枯燥，不如用其他故事性强的情节取代。我没有接受这种建议。鲁迅说：“文学的修养，绝不能使人变为木石，所以文人还是人，既然还是人，他心里就仍然有是非，有爱憎；但又因为是文人，他的是非就愈分明，爱憎也愈热烈。”（《再论“文人相轻”》）。在我看来，鲁迅的文章，都是是非分明、爱憎分明的血性文章，他的这种文化个性在论争文章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果抽掉了论争文章，鲁迅文化宝库中就会流失很多璀璨的明珠，就会从根本上失去一个作为文坛斗士的本色鲁迅。

1998年，我编过一本《鲁迅论争集》，分上、下两册，共210万字，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录了鲁迅一生亲历的17次大大小小的论争，其中1927年以前的共6次，如批判甲寅派、学衡派，现代评论派；1927年以后的十余次，如革命文学论争，跟梁实秋围绕人性论、翻译观的论争，批判自由人、第三种人，以及“两个口号”论争。还有个人之间展开的论争，论争对象有顾颉刚、高长虹、林语堂、朱光潜等。这些论争中，最为复杂、影响面最广的是发生在1935年至1936年的“两个口号”论争。

“两个口号”指周扬率先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和鲁迅、冯雪峰、胡风等为纠正“国防文学”口号的偏颇而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国防文学”口号是1935年秋提出的，原以为最先写文章的是周立波，1967年在编辑《鲁迅研究资料》的过程中我才发现最早写文章的是周扬，他当时使用的笔名叫“企”，因为周扬名“起应”，“起”跟 “企”同音同调。因为文章短，周扬本人也搞忘了，我发现后复印了一份请他验证，才唤起了他的记忆。

“国防文学”口号提出的背景，是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提出要在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起草了一份宣言，简称“八一宣言”，以中共中央名义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政治主张，标志着中共的国内政策由反蒋抗日逐步转变为逼蒋抗日、联蒋抗日，直到1937年以后的“拥蒋抗日”。以周扬为首的上海文化界地下党组织看到相关文件，就自发地提出了“国防文学”主张，作为文化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中共政策的大调整，自然激活了人们的思想，产生了不同意见，引起了激烈争论。正如同毛泽东1938年在延安对徐懋庸讲的那样：“这个论争，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何尝只有你们在争论呢？我们在延安，也争论得激烈。不过你们是动笔的，一争争到报纸上去，就弄得通国皆知。我们是躲在山沟里面争论，所以外面不知道罢了。”毛泽东当年这番话是实事求是的，不过后来把“两个口号”之争视为路线之争，翻云覆雨，把相关人往死里整，实在是太惨酷了。比如1957年据此把冯雪峰这个长征干部打成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期间，又把周扬等“四条汉子”及其追随者都扣上了执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帽子，田汉被迫害致死，夏衍被打断了腿。

其实当时王明还没有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他起草的“八一宣言”是正确的。毛泽东在1935年初的遵义会议上被重新取用，成为了周恩来的主要军事助手；毛在组织上被正式却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应该是1942年延安整风之后的事情，在1935年秋和1936年根本不存在什么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也不存在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今天看来，周扬等人提出“国防文学”口号在大方向上是正确的，所以在文学界获得了广泛赞同，虽然他们把写国防题材的作品作为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的入场券是片面的，容易导致关门主义；虽然某些国防文学的代表作也有倾向性的问题，比如夏衍的剧本《赛金花》，把一个“夜事夷寝”的妓女写成了救北京居民于水火的“九天护国娘娘”，说她“替中国尽了很大的责任”，受到了鲁迅的冷嘲，但无论如何都不是路线问题。周扬当年28岁，夏衍当年36岁，都很年轻。年轻人犯错误，上帝也会原谅。

鲁迅当年被夏衍戏称为“老头子”，但也只有56岁，比现在的我小20岁，在今天还可能被视为中年人。鲁迅1927年在广州见过国民党在清党过程中如何杀人，“血的游戏”曾经吓得他目瞪口呆。他担心有些左联成员会忘记仇恨，想借统一战线之名到新政权里去混个一官半职，从此由地下转入地上，思想上一时转不过弯。周扬等人一贯以党的领导自居，跟左联的党外人士缺少沟通，做出重大决策事前也不跟鲁迅商量。夏衍直到晚年仍然说鲁迅毕竟不是党员，言外之意，就是凡党员都要比党外人士高明。鲁迅名义上被捧为左翼文坛盟主，实际上得不到应有尊重，所以心情感到愤懑：愤就是愤怒，懑就是烦闷，压抑。这种心情跟他的病体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身体不好容易心情不好，心情不好更加剧了鲁迅的病情。我在鲁迅传中客观介绍了两个口号论争过程中双方的不同观点，以及不同人对同一件事的不同回忆，供本书的读者进一步深入研究。在介绍“两个口号”论证的过程中我有一个感触，就是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说的，“宗派主义是一种罪恶”，实在是至理名言。试想，当年左翼文坛内部如果没有宗派主义，不存在所谓“鲁迅派”和“周扬派”的对立，怎么会使一场正常的论争发展成为一场恶斗？

中国文坛的宗派主义绝迹没有？我对当代文学的状况十分隔膜，没有发言权，但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文艺界在拨乱反正过程中，这种宗派情绪仍然存在。当时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设有一个鲁迅研究室，所长是陈荒煤，鲁迅博物馆也有一个鲁迅研究室，馆长是李何林。这两个单位被称之为“西鲁”和“东鲁”：西鲁维护鲁迅、冯雪峰，东鲁维护周扬，在重新评价“两个口号”论争时仍然搞得箭拔驽张。今天回想起来，深感自己当时肤浅幼稚。

在介绍鲁迅经历的其他论争时，我行文也是力求客观持平。如介绍以章士钊为代表的《甲寅派》时，我否定了1925年之后主张“尊孔读经”的《甲寅》，同时肯定了在反对袁世凯复辟时期虎虎有生气的《甲寅》。在介绍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时，我也肯定了陈西滢的两重性。在介绍鲁迅跟“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论争时，我肯定了“自由人”胡秋当年的进步倾向和晚年推动两岸和平统一的历史贡献。这些都是历史事实，作为一部史传理应如实再现。

作为一本史传自然应该让读者读起来有一种历史感，但历史是往昔的存在，而对历史的书写则是在当下，因此又必然带有当下的“在场感”。我在撰写这部鲁迅传时，不仅没有回避当下现实提出的问题，而且积极予以回应。近些年来，围绕鲁迅有一些极不靠谱的说法，比如说鲁迅缺失母爱，主要论据就是鲁迅笔下的长妈妈、衍太太等都形象鲜明，而却很少回忆自己的母亲。这位论者忘记了回忆文章的对象多为逝者，而鲁迅的母亲是在鲁迅去世之后七年才离开人世。又说鲁迅《琐记》中那位唆使他偷家里东西的衍太太兼具了母亲兼情人的角色，因为16岁的鲁迅常去找她聊天，而忘记了这个人物的原型是鲁迅的一位叔祖母，而鲁迅同时还去找她的男人聊天。在鲁迅笔下，衍太太是一位流言家。18岁的鲁迅之所以决定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是因为看透了衍太太之流的嘴脸和心肝。

近些年来对鲁迅攻击最全面、最恶毒的人叫孙乃修。此人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职，目前居住在加拿大多伦多，靠教中国文学及鲁迅专题课为生。2014年他在香港出版了一部鲁迅传，书名叫《思想的毁灭》。全书基本上没有学术气息，充斥的全是恶毒的咒骂，诬蔑鲁迅有钱，有闲，纵酒，招妓……扬言要把鲁迅这尊“用谎言垒砌的巨像”推倒，把鲁迅“阴暗偏狭的灵魂”撕开。然而支撑他全部著作的几乎都是谎言，所以在攻击鲁迅的过程中反倒暴露了攻击者自己阴暗偏狭的灵魂。

孙乃修的书中有一章，题为《对日军罪行保持缄默与亲日立场》，说鲁迅与日本人内山完造有着难见阳光的关系，即超乎友谊和商业性质之上的秘密政治关系；说白了，就是认为内山完造是日本政府的间谍，而鲁迅是这个间谍卵翼庇护下的臣民。孙乃修还曲解鲁迅致日本友人的书信，以证明鲁迅不仅不抗日，反而媚日。孙乃修的这种说法在某些人群中有一定影响而且颇具代表性。比如有人就在网上发帖子，说什么《鲁迅承认内山完造是日本间谍》，不仅责问鲁迅为什么不宣传抗日，而且责问鲁迅为什么不指名道姓地骂蒋介石。

针对这些歪理邪说，我特意在鲁迅传中增补了两节：一节题为《一位被视为“间谍”的日本朋友》，全面介绍了内山完造的生平及其与鲁迅的真实关系。事实上，内山完造不仅被国民政府迫害遣返，而且因客观介绍中国情况和掩护中国进步人士两次被日本特务课和警视厅拘押审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驻日机构曾对内山完造的情况进行过调查，并没有发现他在政治上有什么疑点。相反，内山完造是日中友好协会的主要发起人和负责人之一，1959年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之邀参加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不幸因脑溢血病逝于北京，他跟夫人美喜子的骨灰合葬于上海万国公墓，即今宋庆龄陵园，真正做到了生为中华友、死葬中华士。

另一节题为《一个天方夜谭的话题》，援引鲁迅近30篇杂文，证明鲁迅既宣传团结御侮，反对国民党当局“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又宣传切实抗日，反对在国难的时期营私利己，将神圣的抗日战争游戏化。至于责备鲁迅没有直接批判蒋介石，更是一种哗众取宠的说法，既跟事实有出入，又完全不顾鲁迅身处的险恶环境。1931年，上海《中学生》杂志社曾采访鲁迅，问题是：“假如先生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处此内忧外患交迫的非常时代，将对他讲怎样的话，做努力的方针？”鲁迅的回答是：“请先生也许我回答你一句，就是：我们现在有言论的自由么？假如先生说‘不’，那么我知道一定也不会怪我不作声的。”

我写上述为鲁迅辩诬的文字，有些好心的朋友觉得没有必要。他们认为这些贬损鲁迅的观点过于肤浅，认真反驳反而扩大了他们的影响，我也会由此自掉身价。我其实毫不在乎自己的“身价”。只记得《韩非子》一书中有一个故事。有人对魏王说，邯郸城里出现了一只老虎，魏王不信。又有第二个人说城里有虎，魏王仍表示不信。然而第三个人也说城里有虎，魏王就信了。其实当时邯郸城内确实没有老虎，只是传谣的人多了，就增强了谣言的蛊惑力。中国人有传谣信谣的毛病。鲁迅写过一篇《太平歌诀》，讽刺南京市民信谣传谣；还写过一篇《谣言世家》，说谣言可以杀人，也可因谣言被杀，可见写点辟谣文章也许多少能正一些视听。

在撰写鲁迅传的过程中我还碰到了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即如何处理好真实性与文学性的关系？真实性是传记写作的基本追求，离开了真实性，史传即丧失了生命；而文学创作的特点是虚构，即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这两者之间其实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假中见真”是文学作品的特色。比如脍炙人口的《西游记》，只有唐僧这个人物有历史原型。像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白骨精、太上老君、王母娘娘则通通是虚构的，但假得有趣，没有一个读者或观众会去较真，质问吴承恩，石头里面怎么会蹦出一个神通广大的猴子呵？更何况这部作品充满了信仰追求、宗教哲理、人生智慧和精神魅力，更加为读者和观众喜爱。所以文学创作“假中见真”不足为奇。然而，号称真实的史传中如果出现了失实之处，那就叫“真中见假”，会因此失去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基本信任，所以这种错误叫做硬伤。一个人伤痕累累会危及生命，一本传记硬伤随处可见必然被时光淘汰。

在《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大型图书的“出版说明”中，丛书编委会是这样要求作者的：“必须在尊重史实基础上进行文学艺术创作，力求生动传神，追求本质的真实，塑造出饱满的人物形象，具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性和可读性。”我估计，有些为古代人物立传的作者是按照这种精神写作的，因为他们可以依据的史料相对较少。而我的写作原则与此不同。我这本传可以说是无一字无来历，丝毫没有刻意创作的成分，不仅追求本质的真实，而且注重细节的真实。简单地讲，就是完全排斥想象和虚构。如果缺乏史料依据，我宁可让文字枯燥一下，也诀不添油加醋，去追求什么故事性和可读性。

不过，为了这本传记能吸引读者眼球，我采用了三个补救措施：一，尽可能从现存史料中撷取那些生动的细节；二，竭尽绵力锤炼语言，是文字明白、晓畅、生动、传神；三，讲究叙述方式，避免平铺直叙。

比如，关于鲁迅临终的状况，我是这样描写的。鲁迅临终前，在病榻旁照顾的是许广平和须藤医院的一名护士。鲁迅对许广平说：“时间不早了，你也可以睡了。”许广平说：“我不困。”两人深情对视，默默无语。当时鲁迅两腿冰凉，但上身不时出汗。许广平替鲁迅擦手，鲁迅紧紧握住了许广平的手。许广平怕鲁迅动情，装作不知道，轻轻把鲁迅的手放开，给他盖好被子。这时我用倒叙的手法回放了1925年10月鲁迅与许广平定情的那个夜晚，是许广平首先握住了鲁迅的手，鲁迅回报许广平以轻柔的回握，从此开始了他们相濡以沫的新生活，不知不觉有了十一个年头。鲁迅去世之后，许广平责怪自己没有紧握住鲁迅临终前的手，没有紧紧地拥抱住鲁迅，成为了难以治愈的伤痛。鲁迅和许广平这两次握手的细节是生动感人的，又是确凿可信的，因为这不是出于我的虚构，而是根据许广平的两篇回忆录：一篇叫《风子是我的爱》，另一篇叫《最后的一天》。

介绍鲁迅与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关系，原本容易写得学术化，让人读后感到枯涩，但我充分利用了很多真实的细节，就顿时将读者引入了历史现场。《新兴木刻园圃的拓荒者》一节是这样开头的：“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七日一早，有十三位美术青年来到了上海北四川路底长春路北的日语学校。他们并不是来补习日语，而是学习一门崭新的课程：木刻创作法。这十三名学员中有十人来自一八艺社，两名来自中华艺大，一名来自白鹅绘画研究所。当年热爱木刻艺术的青年大多左倾，为避开当局的耳目，参加的人数不宜太多。九时整，身着白色夏布长衫的鲁迅走进一间教室——这件长衫的料子是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馈赠的，鲁迅一般在庄重场合才穿。鲁迅身后紧随着一位身着白色西服的日本讲师。他拎着一个小包，里面装着三套木刻刀和一只马楝（印制版画的圆形刷子），还有一些拓印木刻的日本纸。这位讲师叫内山嘉吉，鲁迅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的弟弟，当年三十一岁，是日本东京成城学园小学部的美术老师，暑假因探亲到上海，正巧被临时抓差。”这一段描写，有准确的时间、地点、人物，连鲁迅的长衫、内山嘉吉的西服都写得具体逼真，这就让读者有一种穿越时空、如临其境的感觉。这一节还援引了木刻青年曹白的《坐牢略记》，读者更从中感受到了木刻提倡者的艰辛及当时社会的空前黑暗。

在文学作品形式诸要素中，第一要素是文学语言。因为完全排斥了虚构，哪怕是合理虚构，我只能主要靠锤炼语言来增强这部传记的文学性。比如描写鲁迅去世的一段文字:“鲁迅安详地躺在卧室的床上。他额头上的皱纹，是历史的大波留下的印痕；浓黑的双眉，好像勇士破敌的利剑。爱和恨的线条，交织在他刚毅的眼角。他面孔清癯，颧骨高耸，两颊下陷，黑发中夹着缕缕银丝，显示着他坚忍倔强的个性和鞠躬尽瘁的品德。床边，是鲁迅打腹稿时常坐的破旧藤躺椅。靠门的旧式红漆木桌上，整齐地堆放着参考书，以及未完成的文稿；两支‘金不换’毛笔挺立站在笔插里。鲁迅正是用这种价廉物美的土产毛笔，绵绵不断地写下了近千万字的译文和著作，好像春蚕在悄然无声的吐司作茧，直到耗尽最后一次精力；好像耕牛紧拽着犁杖，在莽原上不知疲惫地耕耘……那衣橱中，依然挂着鲁迅最后出门时所穿的那件青紫色哔叽长袍，鲁迅生前囚首垢面而读诗书，从不注意自己的衣着。直至最后一年，因身体瘦弱，不堪重压，才特意地做了一件丝绵的棕色湖绉长袍，不料这竟成了他临终穿在身上的寿衣……”

这一段文字，有描写，有比喻，有排比，从鲁迅面容写到他的躺椅、毛笔、长袍，使人回想鲁迅辛勤笔耕的一生，从而走出悲哀的氛围，进而缅怀他光辉的业绩。

叙事策略是增强文学性的一个重要手段，因而在西方文论中形成了各式各样的叙事学：有结构主义叙事学，后经典叙事学，社会叙事学，女性主义叙事学，等等。据我理解，叙事就是用语言——尤其是书面语言来表现一系列事件，有真实的，有虚构的。中国传统小说更讲究叙事的起承结合，以达到引人入胜的目的。宋元话本中的开头部分叫做“入话”，讲一点跟正文相似或相反的故事，作为引子，吸引人读下去或听下去。我这部鲁迅传没有虚构叙事，一般采用第三人称客观叙事模式，但又尽可能避免平铺直叙。比如介绍鲁迅与瞿秋白的友谊，就没有直接从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写起，而是先写陈云到鲁迅家接瞿秋白夫妇转移的情景：“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晚约十一时，当时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陈云化名‘史平’，乘坐了一辆黄包车，穿过弯弯曲曲的小路，奔向北四川路的拉摩斯公寓，去接送在鲁迅家避难的瞿秋白夫妇转移。这是一幢坐南朝北的四层平顶大楼。黄包车先在一路电车的掉头处停下。陈云把头上的礼帽帽檐压低到眉毛以下，悄悄地巡视四周，发现没有可疑的人盯梢，才去轻轻地敲鲁迅的家门。开门的是许广平，她热情地把陈云迎进来。这时，早已做好准备的瞿秋白夫妇走下楼来。秋白夫人杨之华挽着一个小包袱，里面只有几件换洗衣服，以及几篇文稿和几本书。陈云纳闷地问：‘就这些行李吗？怎么连提箱也没有一只？’秋白爽朗地笑出声来，说：‘我一生的财产尽在于此。’”

陈云是党中央的负责同志，又是鲁迅与瞿秋白友谊的历史见证人。上述描写根据陈云以“史平”为笔名发表的一篇回忆文章，表现了秋白一生的清贫洁白，也表现了鲁迅对秋白的关怀备至。读完这段开头，读者就容易有兴趣了解鲁迅和瞿秋白友谊的始末。

以上讲了写作这本鲁迅传时我的一些学术追求，但追求并不等于现实。我清醒看到，这本书必然还有很多缺点。有人把电影称之为遗憾的艺术，因为拍摄剪辑完毕，就没法在胶卷上修改了。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何尝不也是遗憾的艺术？只不过这本传刚印出来，还没广泛征求读者的意见，所以对这本书的缺点认识还不够深刻，只能先谈几点我的初步认识。一，动笔前，缺乏对全书的总体把握。记得鲁迅写作的特点是静观默察，烂熟于心，凝神结想，一挥而就。也就是说，鲁迅行文习惯于先打好腹稿，而后一气呵成，写成后少有改动。但我写的是长篇文字，不是千字杂文。关于这本书的书名，申报时我填的是《叛逆的猛士》，这个词组出自《野草·淡淡的血痕中》，突出了鲁迅对旧社会、旧传统的决裂态度。这是鲁迅的性格核心，最后改成了《搏击暗夜》。原因之一，是这套丛书多取四字书名，在现已出版的50本传中，书名用四个字的有43本。原因之二，我认为“搏击暗夜”的含义要比“叛逆的猛士”丰富。我所说的“暗夜”不仅指社会的黑暗面，传统的黑暗面，而且也包括了传主心灵的黑暗面。这些都是传主抗争的对象。不过，如果执笔之初就有这种立意，那在行文时就要尽可能突出“暗夜”与传主之间的紧张关系，既要充分写出“暗夜”的浓黑，又要让读者充分感受到传主的反抗性和搏击力。由于这本书动笔前构思不够成熟，写作又时断时续，所以缺乏一种黄河奔流一泻千里的气势。另一个不足，表现在对鲁迅作品进行文学层面的分析非常不够，比如周作人说，《阿Q正传》受到显克微支、夏目漱石的影响，鲁迅也承认这一点。但我在传中却未能涉及。这说明我研究外国文学的功力不够，深怕分析得牵强附会。第三个不足是对鲁迅精神世界的揭示不够深刻。现代传记必须以人为中心，而写人又要厘清其精神脉络。鲁迅的精神世界是多重思想元素交融渗透而形成的复合体。其中有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的消长起伏，也有绝望和希望、消极和积极、阴暗和光明、求索和彷徨、苦闷和乐观、退避和抗争的厮扭。正是这些对立而又统一的因素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这样一个伟大的启蒙者的光华四射的生命体。倘加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加真实。然而在有些鲁迅传记中，过度地渲染鲁迅的孤独、绝望和虚无，有意凸显他的精神危机与内心苦痛，而背离了鲁迅作为一个“绝望而反抗者”的主导方面。但是我没有准确把握和再现鲁迅精神世界的能力，深怕曲解了鲁迅，故回避了一些容易引起争议的描写。

不过，写鲁迅的精神世界，特别是揭示鲁迅“深层心理”动因，又确实太不容易把握分寸。比如，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时，有一天看到有一头猪在啃相思树的叶子，就冲上前来赶走这头猪。这件事被章衣萍写进他的一本随笔中。有人解释说，鲁迅之所以跟猪决斗，是因为他正在思念许广平，所以容不得有什么动物来祸害相思树。这样剖析鲁迅的心理动因虽然生动有趣，但你不是鲁迅，怎么知道鲁迅跟猪决斗时心里在想着的是许广平呢？心理分析的方法固然深刻，但首先要有可靠的心理分析依据。我缺少这方面的科学依据，这是我为自己辩解的一个理由。

最近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在中国国家大剧院演出《亨利四世》和《亨利五世》这两部历史剧，有一篇剧评题为《欲戴王冠，必承其重》，让我产生了联想。一个研究者出书，给他带来了一定的荣誉，但同时也要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正确面对随之而来的各种批评。更何况古语说得好：“画鬼容易画人难。”鲁迅在中国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人人心中都有一个专属他自己而且具有排他性的鲁迅，因此为鲁迅立传不可能受到众口一词的赞誉。我希望一部更好的鲁迅传记会出自中青年研究者的笔下，正如鲁迅所言：“诚望杰构于来哲也”（《中国小说史略·题记》）

(本文是作者应红色文化宣讲小组邀请，于2016年10月29日在清华大学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