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无需剧本，但发言提纲还是要的，它长什么样呢？就以小夏飞刀为例吧

启蒙思想的内容与形式：从康德到福柯

——兼论在何种意义上马克思是启蒙思想的继承者

夏莹

对于启蒙思想的研究，包含着两条路径：立足于启蒙运动的研究，发现国别启蒙之间存在着的质性差异；将启蒙视为一种精神在不同领域中的表现（启蒙是一项涉及到科学、宗教、历史、社会、法律以及审美等各个方面的共有精神）。将启蒙做差异化理解，显然在学界并不占据主流。启蒙思想以及启蒙运动所带有的共同属性使得对于启蒙思想做一个普遍性的反思成为在不同时代可以不断回归的一种思想冲动。

从康德到福柯，对于启蒙思想的反思经历了一个根本的变迁。如果说对于康德来说，启蒙意味着人摆脱自己不成熟的思想状态，那么对于福柯来说，启蒙则意味一种对时代之断裂的自觉反思。而处于两者之间的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在我看来，则大体是对康德之启蒙思想的批判与反思。其对于启蒙的基本设想并没有脱离康德的框架。因此，对我而言，对于启蒙思想富有代表性的贡献只有康德和福柯两种，前者着力于反思启蒙之为一种普遍的时代精神所富有的基本内容；后者则基于对康德之启蒙思想的基本规定强调了启蒙所特有的形式特质。换言之，对于福柯而言，启蒙作为理性至上的设定，本身没有问题，这一点他完全赞同康德，只是康德言明，这种启蒙所开启的时代是一个崭新的“现在”（présent），这个“现在”与此前存在决绝的断裂。因此，如果我们试图坚持启蒙，即意味着坚持一种哲学态度：这种态度本身在内容仍然可以坚持理性至上的基本原则，但更为根本上则是要持有一种界限态度。（limite-attitude）因此他们所带来的哲学观念，将不再是为自然、宗教、历史以及国家探寻同一性，（这只是一种理论态度）。它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把以必然性界限形式展开的批判，转化为以某种可能性逾越（franchissement）形式出现的实践批判”。（一种实践态度的生成）

这里的关键在于从理论向实践的转变，它将从根本上改变哲学的基本属性，用马克思的表述方式：即哲学不是解释世界，而是以改变世界。而马克思与启蒙思想的关联，或许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得到一种真正的链接。

在这里，我们首先需要思考的福柯这一思考的转变如何可能？启蒙如何从理性至上的内容规定转变为界限以及对界限之逾越的形式规定？在这里，理性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了吗？理性是否已经不再是哲学的至上原则？

在我看来，启蒙思想性质的转变并没有动摇理性所处的基本位置。特别是就其康德思想中的理性而言更是如此。理性在康德思想中本身就意味着一种界限。勇敢运用你的理性，更多的是要懂得在何种界限之内合理的运用理性。因此产生了所谓理性的公共应用，以及理性的私下运用。理性，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是思想统一性的假定。而这种假定所带来的二律背反证明了使得理性在认识论中失去其合法性的地位。但却成为了其向实践理性过渡的关键一环。但这种过渡并不意味着福柯所谓的对于界限的逾越，而是恪守不同视域之内的有效应用。恪守理性的运用只能带来审视的理论态度，（旁观者），而不会带来行动的动力。这是康德与福柯最大的区分。福柯的实践批判带有着某种行动主义的色彩。因此它是越界本身。启蒙，对于福柯而言，不仅意味着对界限的发现与恪守，更多的意味着一种越界的可能性。福柯的越界，是否是对康德反叛？是非法的吗？

我认为，两者没有根本的对立。两者都是对待启蒙思想以及其所产生的后果的一种恰当的反应。启蒙思想就其所具有的根本属性而言，是理性的觉醒，对神学的拒斥。最为典型的表现在其对于宗教的论证之上，除了自然神论的普遍流行之外，启蒙时代的哲学家对于宗教的反思路径如下：不是神的全知全能保证了理性的我存在，而是相反，如伏尔泰所言：“我存在；故一种必然而永恒的存在存在”（卡西尔：第135页）。而这种理性觉醒也产生了一些原本在神学（超验体系）中不成为问题的问题：没有了神与超验性的保障，现实的、有限的个人的感知如何获得确定性。在感知与理智之间是否仅仅是一种量的积累？或许对于当时的启蒙思想家来说，这不是一个问题，例如孔狄亚克的雕塑：在不断获得其感知的丰富性之后自然会成为富有理智的人。这里的质的飞跃，意味着感性可以上升为理性。这是经验主义的基本原则。最终才会带来如休谟的因果必然性的习惯性联想的推论方式。这种推论方式坚持了内在性原则，拒斥了超验的存在，但却并没有真正的回答了知识的确定性来源的问题。伏尔泰等人的做法其实不过是最终将理性推上了神学的宝座，例如他们在历史领域中所努力试图对普遍人性的确信，证明了他们其实已经让理性具有了上帝之眼，它可以看到事物的本质，可以有全景视角。其实，这在本质上是对经验主义基本原则的彻底反叛。经验主义的有限性假定所能推出的只能是有限性视角，而非理性的全知全能。

在这一点上，康德是启蒙哲学家中最富有自觉意识的人。他自觉到启蒙带来的问题，并运用物自体的观念将这种理性的全知全能推到不可知的黑夜之中，从而构筑了一种断裂，在认知与应当，理论与实践之间放置了一个鸿沟。这一鸿沟的存在是康德对启蒙问题的自觉揭示。他让问题凸显出来，并让其如其所是的摆在那里。他以划界方式绕开了这个问题。谨慎的让认知遵守着启蒙所带来的基本假设。

后康德时代的谢林与黑格尔，在这种意义上继承了法国启蒙的传统，他们最初依赖直观（谢林）而后依赖绝对精神（黑格尔）重构了理性的全知全能。而放弃了康德启蒙的特质。

当福柯强调了一种越界的时候，他是否与谢林、黑格尔一般恢复了理性可能的全知全能？恰恰相反，他是恰恰是接续了康德的启蒙问题而提出了越界的问题。因为在这里越界，并不意味着对理性的全知全能的回复。

“这又将导致一种显见的后果：批判不再是以寻求具有普遍价值的形式结构为目的的实践展开，而是深入某些事件的历史考察，这些事件曾经引导我们建构自身，并把自身作为我们所为、所思及所言的主体来加以认识。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批判不是超越性的，其目标也不在于促成一种形而上学，而是具有谱系学的方案和考古学的方法。之所以说是这种批判是考古学而不是先验超越的，是因为它所致力的并不在于确定所有知识（connaissance）或所有可能的道德行动的普遍结构，而是在于将表达我们所思、所言及所为的话语实例作为如此繁多的历史事件来探讨；同时，之所以说这种批判是谱系学的，是因为它不再根据我们所是的形式推演出我们所不可能做、不可能知的东西，而将从使我们成为我们所是的那种偶然性（contingency）中，分离出某种可能性来。在这种可能性下，我们得以不再依我们所是、所为或所思去是、去行、去思。”

其中的关键在于，越界的实践批判，第一，并不建立普遍结构，因此不是促成一种形而上学，第二，它只是敞开一种可能性。它不是从已知推出未知（全知全能的视角），而是从偶然的已知推出可能性（有限性视角）。因此这种越界是对康德所构建的鸿沟的一次尝试性的越界。因为它是实验性的，是试错的，因此它的跨越是合法的，它的非确定性保证了它的经验主义的前提，（这是启蒙精神的基本假定）。

康德与福柯，同时凸显了启蒙精神的兴起所带来的一个历史上从未出现的一个问题：即神的死亡所带来的认知的有限性。这一有限性被启蒙精神的理性的无限拓展所吞没，只是康德那里得以凸显出来，因此康德对启蒙的推崇，以及谢林与黑格尔对启蒙的坚持具有两个不同维度。而康德这一维度，在当代法国思想中被重新复活，表现为一种认识论的断裂。即我们的所知与事物本身之间存在着非一致性。我们需要假定这种非一致性的存在，因为在其中，我们的行动的可能性才得以敞开。

马克思对于形而上学的批判，他对于思辨哲学的拒斥，使得其带有了康德式启蒙的基本假定。他最为经典历史唯物主义著作都以事件分析的形态存在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以及《法兰西内战》）。我并不认为他具有普遍人性的基本假定，而更多的是对社会情境的设想。而社会情境的具体性与现实性决定了人的行为与本性的具体性与现实性，人只能解决历史交给他的任务，他只能在给定的条件下来完成对历史的改造。在这种带有强烈的情景主义的观念中，马克思用现实去批判理论的预先构造。因此他也是一种实践批判。一种在有限性意义上的越界的实践批判。而改造世界的可能性也只有在其中才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