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什么时候冒出来了“民国范儿” 这个词儿。在“民国范儿”那里，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南京大屠杀。所谓的中华民国实际上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普通中国人命如草芥。这样的半殖民地，在民国国父孙中山看来，连殖民地都不如，因此，他称之为“次殖民地”。在这样的“次殖民地”里，“民国范儿”尽管享受着高等华人的特殊优待，其实也并没有获得人的资格。在一些“民国范儿”的“新闻”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是解放后共产党的“爱国主义虚构”。然而，即使是“爱国主义虚构”，这一“虚构”的版权也属于中华民国的国父们，而不属于共产党，在中国人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义愤填膺、痛不欲生的时候，共产党还未诞生。“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记载至少可以追溯到为了唤醒中国而在日本蹈海自杀的陈天华1903年写的《猛回头》。 国父孙中山也像许许多多他的同时代人一样重述了这一“爱国主义虚构”：“上海的黄浦滩和北四川路那两个公园，我们中国人至今都是不能进去。从前在那些公园的门口，并挂一块牌说：‘狗同中国人不许入。’现在虽然是取消了那块牌，还没有取消那个禁例。”因此，孙中山对治国平天下这一传统理念进行了重新阐释：“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责任。如果中国不能够担负这个责任，那末中国强盛了，对于世界便有大害，没有大利。中国对于世界究竟要负什么责任呢？现在世界列强所走的路是灭人国家的；如果中国强盛起来，也要去灭人国家，也去学列强的帝国主义，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们的覆辙。所以我们要先决定一种政策，要济弱扶倾，才是尽我们民族的天职。我们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的列强要抵抗他。如果全国人民都立定这个志愿，中国民族才可以发达。若是不立这个志愿，中国民族便没有希望。我们今日在没有发达之先，立定扶倾济弱的志愿，将来到了强盛的时候，想到今日身受过了列强政治经济压迫的痛苦，将来弱小民族如果也受这种痛苦，我们便要把那些帝国主义来消灭，那才算是治国平天下。”

“ 民国范儿”历史研究与历史考证最典型、最著名的成果是把1948年发生在北平而震动了天下的美国大兵皮尔逊强奸北大女生的沈崇事件改写为延安派来的“共党”色诱美军的故事。但是，并非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而是中国自由主义的领袖和知识界反共的领军人物胡适，以北大校长和监护人的身份亲自介入了沈崇案件，并对美军的不公正判决表达了不满。“民国范儿”觉得不仅人民可以忽悠和愚弄，而且历史也可以涂抹和篡改。香港许礼平揭开了历史真相：沈崇即著名画家丁聪的妻子沈峻，晚清名臣沈葆桢、林则徐之后，满门都是国民党，她直到1959年才加入共产党。在污蔑和谣言横生之时，她仍然活在世上。沈崇事件并非偶然，沈崇事件发生的同一年，在湖北武汉发生了美国大兵集体强奸民国名媛的“景明楼事件”，类似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城，满清王公贵族的内眷一院子一院子地被强奸，却只能忍羞含垢。

与孙中山相反，今天“民国范儿”完全是一双唯帝国主义列强马首是瞻的势利眼和将帝国主义强权当干爹的奴才相。我不知道那个黑暗腐败到了极点，对内特务统治，政治暗杀，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对外束手无策，执行不抵抗政策，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最终酿成了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民族悲剧，甚至差点被小小的日本灭了国的这个所谓的民国有什么范儿可言？袁世凯总统任命王闿运为国史馆馆长，民国名联于焉诞生：“民犹昔也，国犹昔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我们可以将国史馆长送给民国总统的“不是东西”这四个字送给今天的“民国范儿”。

说到“民国范儿”，首先会想到张爱玲。张爱玲不仅雅俗共享，而且成了“民国范儿”的一个重要指标和参数。国粉们不单迷恋张爱玲的创作，而且说起张爱玲的贵族血统来更是津津乐道。甚至由于张爱玲的走红，连轻薄之徒、汉奸小文人胡兰成也搭着张爱玲的顺风车，成了“民国范儿”的后起之秀。

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大陆出版的张爱玲作品几乎只有一本薄薄的《传奇》。当时，沦陷区文学还是未垦的荒地，因此，我的一位师妹进入了沦陷区文学研究这块未辟的荒地。有关张爱玲的评论，例如胡兰成对她的评论，当时几乎只有在已经发黄的旧期刊上才能读到。我们几位研究生几乎天天在北大西门档案馆读旧期刊，读到精彩的关于张爱玲的评论，经常是奇文共欣赏。有一次，读到了潘柳黛的张爱玲评论，真是妙语天成。潘柳黛的创作几乎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但她的张爱玲评论却称得上画龙点睛。因为胡兰成在张爱玲的评论中将自己的姨太太肉麻地吹捧为自恋的公主，“和她相处，总觉得她是贵族”，“这决不是因为她有着传统的贵族的血液，却是她的放恣的才华与爱悦自己，作成她的这种贵族气氛的。” 所以，潘柳黛用数学式的精确的科学方法分析张爱玲的贵族血液：就好比太平洋里淹死了一只鸡，上海人喝了一口黄浦江里的水，便说是喝了鸡汤。潘柳黛的评论尽管刻薄，却一针见血，因此张爱玲一直耿耿于怀。实际上，潘柳黛的这一评论几乎可以用在所有“民国范儿”身上。我的这位师妹研究了几年沦陷区文学以后，终于自己也“沦陷”了，对沦陷区文学由发掘变成了作呕。

张爱玲有“姨太太文学”之称。姨太太是现代作家张爱玲独特的身份及其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视点。不仅张爱玲的创作有“姨太太文学”的特点，而且作为“海派传人”和“张派传人”的王安忆与苏童的《长恨歌》、《妻妾成群》也都不自觉地承续了这一“姨太太文学”的传统。张爱玲渊源于《红楼梦》，然而，《红楼梦》中的姨太太赵姨娘却是曹雪芹最厌憎、鄙视的人物，因此，曹雪芹与张爱玲云泥自别。《红楼梦》是传奇的传奇，顶峰的顶峰，而张爱玲的创作最根本的特点却是“反传奇”。这既是她卓异的地方，也是其局限所在。张爱玲表现的是被扭曲了的人性。她小说中的人物往往是变态的。曹雪芹不仅真实地描绘了贾府那个血泪的、黑暗的、腐朽的、扭曲的世界，而且还创造了一个理想的世界——大观园。如果借用一下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之说，张爱玲仅仅剩下《红楼梦》中贾府那个现实的、晦暗的、肮脏的世界，《红楼梦》里大观园那个理想、纯粹、美好的世界却是缺位的，因此，丧失了《红楼梦》两个世界所构成的巨大的想象空间和艺术张力。换句话说，张爱玲根本没有为《红楼梦》这部中国最伟大的小说的主人公贾宝玉和林黛玉及其“理想的人性”留下任何空间和位置。那些嗜痂成癖的“民国范儿”心中缺乏高贵、光明与美好，习惯于用一种赵姨娘式的卑俗、阴暗、怨毒的心理来看世界、人物与历史。于是，他们就像张爱玲的代表作《金锁记》里的主人公曹七巧——那个最具张爱玲气质的人物——的女儿长安一样，“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

陈寅恪是现代最博学的学者，是现代的学术神话，堪称民国学术的象征符号，他自己也以民国遗民自居。陈寅恪是世家子弟，极为重视门第，门第氏族也成为他历史研究的一个最重要的视角，因此，在某种意义上，陈寅恪可以称得上最顶级的“民国范儿”了。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吴宓在日记中记下了陈寅恪对中日战争的看法：“寅恪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云云。”陈寅恪和吴宓自比顾炎武，他们把亡国视为必然。周作人认为，中国没有海军，根本无法与日本作战，因此，在周作人的词典里，根本就没有“抵抗”这个词。陈寅恪和吴宓尽管不像周作人那样毫无抗拒地追随“历史的力量”与顺应“时代的潮流”，甘心认贼作父，而是保持了可贵的民族气节；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在根本认识上却像周作人一样，看不到中国潜在的力量，看不到中国的希望和未来，从而陷于消极绝望。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入侵苏联。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苏联和美国加入了反法西斯战线。美国是当时的“世界工厂”，具有巨大的生产能力，通过租借法案，奠定了苏联打败纳粹德国的强大物质基础。然而，陈独秀1942年3月发表的《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仍然对战争抱着悲观的态度，因此1942年5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李心清的《斥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理论》。

委员长常凯申是“民国范儿”当之无愧的代表。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1935年11月19日，他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演讲对外政策时宣称：“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它充分表达了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抵抗政策”。1980年，梁漱溟在与美国学者艾恺的谈话中这样评论常凯申同志：“起初我们没有料到蒋介石、国民党能够被赶出大陆，以前没有料到，因为显然国民党是中国政府嘛，共产党只占局部地方，对外国民党代表中国，美国无论哪一方面，军事方面什么都是支持国民党，我们没有料想在兵力多、有美国的武器帮助、外交上的援助，种种好条件、便利，被赶出大陆，这个没想到，实在没想到，为什么就是这样子被赶出大陆了？就是蒋介石太坏了，蒋介石太不得人心，他一点信义没有，说话不算数⋯⋯”他说常凯申最大的贡献是造成了共产党的成功。最具喜感的常凯申的无赖，是他用国际条约的形式丢掉了外蒙，但等到他把整个中国大陆都丢给了共产党，逃到了台湾岛上之后，他又重新把外蒙“纳入”了中华民国的版图。他的那个所谓中华民国不过是一个虚构，只存在于他蒋某的地图上，尤其是1971年那个所谓的“中华民国”被逐出联合国之后，连代表中国的虚假名义也失掉了。殷海光将蒋介石统治集团称为马戏团。尽管台湾岛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是美国“不沉的航空母舰”，但尼克松访华后，美国干爹还是毫不犹豫地把它抛弃了，马戏团再也表演不下去了，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在台湾长大的民国子民李安“爱国主义”的虚妄感和荒诞感，也因此李安才会用无比华丽的修辞拍出《色戒》这种虚无的“被X”的电影。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后来，又进一步策动分裂华北。胡适要求国民政府正式承认伪满洲国，并且与汪精卫一伙组成低调俱乐部，主张对日妥协。如果常凯申委员长听从了胡适博士的建议，以条约的形式在法理上承认日本占领中国东北的事实，那么，也许中国的版图便又因此失去很大一块。不过，胡适博士和常凯申委员长都了解美国的强大。胡适在1935年6月20日致王世杰的信中阐述了两个重要观点：（一）在最近期间，日本独霸东亚，为所欲为，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制裁。这是毫无可疑的眼前局势。（二）在一个不很远的将来，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大战，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可以使我们的敌人的霸权消灭。这也是不很可疑的。七七事变之后阅旬，常凯申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谈话”：“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抵抗到底！唯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我对常凯申几乎没有什么好感,然而，比起当时的许多“民国范儿”来，他仍然显示了一个政治家不同的见识、担当、决心与勇气。常凯申也正是通过抗战在某种程度上赢得了民族领袖的称号。不过，发国难财，五子登科，民国一代，实际上只成就了四大家族。马寅初痛陈四大家族的腐败，谓常凯申“非民族伟人，为亲族伟人”。 民国腐败登峰造极，太子蒋经国“打老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赚得“傅大炮”的称号，都在一致述说着天方夜谭般的民国腐败故事。

常凯申和胡适一样相信乃至迷信美国，尤其是把抵抗日本的希望寄托在英美的干涉上。常凯申幻想使苏联、英美卷入战争，其根本战略思想可以四字概括：“苦撑待变。”常凯申没有脱离晚清以来“以夷制夷”的思路与策略，不图自我的革新和根本的建设。抗战初期，不惜代价发动大规模的淞沪会战，就是出于这种战略目的。1941年12月9日，在美英对日宣战以后，常凯申领导的国民政府才追随其后对日宣战。直到这时，这场已经进行了4年多时间的战争才开始有了正式的名目。

梁漱溟晚年这样回忆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国内的思想情绪与氛围：“全国有一种崩溃之象。”于是，他到延安去，看共产党有没有办法。他见到了毛泽东以后，对世界获得了完全不同的看法。毛泽东告诉他，中国非有这么一天不可，非有这么一个大灾难不可。毛泽东将《论持久战》的思想讲给他听，日本想要吞并中国是妄想和笑话。与陈寅恪一样曾经留学德国的蒋百里，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假托一个外国人之口，用简单的一句话结束了《日本人》一书，表达了和毛泽东相同的持久战思想：“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早在1919年和1920年，苏俄政府即已主动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并建议根据平等互惠原则，谈判缔结新条约。越飞建议中国废除与其他西方国家缔结的不平等条约，苏俄将支持中国的这一立场。然而，顾维钧告诉苏俄政府：“中国政府已考虑了苏俄的建议，我们十分赞赏苏俄给予支持和实行合作的表示，不过中国政府对于不平等条约并不想采取单方面行动的政策。”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国联中的英法等大国不敢得罪日本，十九国委员会中只有瑞士、西班牙、爱尔兰和捷克四个小国提出四国决议草案，谴责日本侵略，不承认伪满洲国。顾维钧作为民国最著名的外交官回忆在此期间国联的一次公开辩论说：“我为中国发言时，我自己都感到平淡无味。因为政府指示，不要在大会发言中提到日本侵略的问题，我不得不删掉有关中、日问题的一大段。它几乎占原稿三分之一。”今天鼓吹和平外交的翻译官错生了时代，如果替蒋介石当外交官，尤其为汪精卫“和平运动”前驱，可谓得其所哉。

有一次，我看到两位“鲁迅研究专家”在媒体上一本正经地讨论鲁迅反不反日本侵略的问题。他们的结论是：反日还是不反日，在鲁迅那里找不到文字根据。比起那些公然造谣污蔑鲁迅是日本特务和汉奸的卑劣文人来，他们这种说法看起来很客观、中立、公允和学术。不过，我很奇怪，也很惊讶，并且大为“佩服”的是，鲁迅抗日的文字是怎样在这些“鲁迅研究专家”眼前消失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鲁迅的杂文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鞭挞，充分表达了其鲜明的、坚定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立场。在鲁迅的胞弟，同时也是极端敌视他的大汉奸周作人眼里，鲁迅是一位民族主义者。如果用民族主义者来称呼常凯申同志还算勉强的话，用它来概括鲁迅就完全失掉了尺寸。鲁迅不是什么民族主义者，而是一位左翼作家。作为左翼作家，鲁迅自然地站在弱小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立场上。针对主张与日本帝国主义亲善妥协的胡适博士，1933年以鲁迅的笔名发表的著名的《出卖灵魂的秘诀》进行了毫不容情的鞭挞：“据博士说：‘日本军阀在中国暴行所造成之仇恨，到今日已颇难消除’，‘而日本决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国’（见报载胡适之的最近谈话，下同）。这是值得忧虑的：难道真的没有方法征服中国么？不，法子是有的。‘九世之仇，百年之友，均在觉悟不觉悟之关系头上，’——‘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这据说是‘征服中国的唯一方法’。不错，古代的儒教军师，总说‘以德服人者王，其心诚服也’。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怒斥和鞭挞“低调俱乐部”的胡适博士，难道不是充分反映了鲁迅坚定的反日立场吗？这篇瞿秋白撰写却是用鲁迅的笔名发表，并且收录在鲁迅的杂文集《伪自由书》里的文章，无疑代表了鲁迅的立场与观点，表明了鲁迅与胡适等党国文人针锋相对的坚决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由于鲁迅作品鲜明的抗日立场与漫溢的抗日精神，因此，在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在日本的殖民地朝鲜半岛，鲁迅的作品成为了禁书。这也充分证明了某些所谓“鲁迅研究专家”实际上是鲁迅谣言专家。

潘光旦将汉奸归结为病、贫、愚、私四种原因。他认为，前三种情有可原，最不可原谅的是基于私的汉奸，他们才是真正的汉奸。而同样是基于私的汉奸，“市侩土劣也还有几分可恕之处，因为他们所贪的是赤裸裸的利，他们一面贪，一面也不讳饰其为贪，一面做汉奸，一面也不避忌汉奸的名号，他们是些真小人，真小人比较可恕。最不堪的是士绅官吏以及曾经在党、政、教等界当过领袖的人；他们所贪的是比较抽象的权势，所争的是一口私人的怨气；他们一面贪与争，一面必讳其所贪所争，不但讳，且从而为之辞，例如‘民族前途的福利’‘东亚永久的和平’之类；他们一面做汉奸，一面却自承为民族的救星；他们是伪君子，是侫人，侫人最不可恕。”潘光旦认为，中国这种自私自利心的畸形发展是淘汰的结果，中国这样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尤其是在灾荒的淘汰影响之下，“惟有最自私、最能搜括、最会保身家的分子才最有生存与繁殖的机会。”今天，在“民族魂”鲁迅被污蔑为日本汉奸特务的同时，刻骨地自私而置民族大义于不顾，一边吃着鲁迅、一边骂着鲁迅的真正的汉奸文人周作人却被“民国范儿”捧到了天上。即使上个世纪40年代在日本占领下，汉奸文人对周作人的吹捧也没有到今天“民国范儿”这样荒唐离奇、颠倒黑白的程度。胡兰成的《周作人与鲁迅》一文认为，鲁迅与周作人的思想出发点是相同的，两人晚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原因在于，“周作人是寻味人间，而鲁迅则是生活于人间，有着更大的人生爱。”他借周作人的弟子沈启无的话说：“和鲁迅分离，于他的影响甚大，鲁迅的死于他更是一种损失！因为鲁迅在时，究竟是他的一个敌手，也可以说是唯一的敌手，没有了鲁迅，他是要感觉更荒凉的。”

胡适是民国最大的范儿，是“民国范儿”的范儿。当时，人人都以“我的朋友胡适之”为无尚荣光。据说鲁迅被神化了，因此，新时期要将鲁迅请下神台。在鲁迅被请下神台之时，胡适却被供上了神台。精英们，尤其是“民国范儿”纷纷以胡粉自居，为胡适自由主义在中国现代不能通行大吐其血。胡适对自己的政治能量颇为自负。1948年，在国民党政权垮台前夕，蒋介石声明自己不竞选总统并提议胡适为总统候选人。胡适与蒋介石一唱一和，配合得天衣无缝，称赞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在蒋介石登上总统宝座以后，胡适以国民大会主席团主席和民意代表的身份向蒋介石送上了总统当选证书。胡适一直自命为中国自由的使者与光明的象征，他为1932年出版的《招商局三大案》一书题辞：“公开检举，是打倒黑暗政治的唯一武器，光明所到，黑暗自消。”因为民权保障同盟揭露国民党监狱的黑暗，胡适在《北京通信》中公开检举并且愤而退出了民权保障同盟。鲁迅因此写了《光明所到⋯⋯》一文：“我于是大彻大悟。监狱里是不准用外国语和犯人会谈的，但胡适博士一到，就开了特例，因为他能够‘公开检举’，他能够和外国人‘很亲爱的’谈话，他就是‘光明’，所以‘光明’所到，‘黑暗’就‘自消’了。他于是向外国人‘公开检举’了民权保障同盟，‘黑暗’倒在这一面。”历史学家汪荣祖在《当胡适遇到蒋介石：论自由主义的挫折》一文中这样评论置身于历史潮流中的胡适：“蒋介石在表面上对胡适的礼遇与尊重，过度夸大了胡的影响力，民众不免对胡有过度的期盼。其实，胡在蒋面前并无招架之功，因蒋自以为有恩于胡，而胡亦不能自外于蒋，虽欲置身于体制之外，然大使、院长皆为蒋所授之官，实已参与了蒋政府，更何况暗中接受蒋私下金钱的馈赠，从国史馆所藏蒋介石嘱俞国华电文可知，自1951年至1955年间，胡一共收了蒋九笔钱，总金额45000美元，难怪蒋私底下如此瞧不起胡，甚至骂胡是‘无耻政客’。在这种蒋胡关系的框架里，胡适所领导的自由民主，只能成为专权者的点缀，而其本人在独裁者的眼里又是何等的卑下与屈辱。”

其实，比起这些“民国范儿”来，倒是“民国媳妇”端庄大度，是非分明，才真正称得上范儿，哪怕她们没有接受过正规、新式的学校教育。被许多人认为与胡适这位新文化运动领袖极不般配的小脚媳妇江冬秀一再告诫胡适：你若做了官，我们就不便相见了。1938年11月24日，胡适在致江冬秀的信中感叹：“你总劝我不要走上政治路上去，这是你的帮助我。若是不明大体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我总觉得，胡适的步子之所以走得不是太乱，脸面没有丢光，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江冬秀这样一位从农村出来的没有文凭和学位的普通妇女。

“民国范儿”是病态历史的折射。它回避南京大屠杀这一民国最重要的历史记忆，试图通过对“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等历史记忆的重新“发掘”、“考证”与颠覆，通过对“民族魂”鲁迅的八卦式“研究”与流言性书写，掩盖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消解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现代文学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内核，通过对“民国范儿”虚假的贵族身份的伪饰，为中国社会的重新封建化招魂。这种封建性与流言性的写作将“民族魂”鲁迅改写为“大先生”，与汉奸“二先生”并列，以此消解“民族魂”与“汉奸”根本不同的性格特点。“民国范儿”消抹了“民族魂”，将周作人、胡兰成、张爱玲抬上了神坛。被夏志清书写为民国文学的最高典范的张爱玲文学在根本上是一种畸形的、病态的“姨太太文学”，它体现了“民国范儿”畸形的、病态的姨太太心态。只有从舍勒的“怨恨与现代性”这一角度，我们才可以说，“民国范儿”也具有某种现代性。

这些历史上不入流的人物受到如此顶礼膜拜，用张爱玲的说法——低到了尘埃里，乃是当代文化陷落的结果和证明。最近，看到王朔在一篇文章里说，中国当代作家是不及格的，男超不过胡兰成，女超不过张爱玲。新时期文学取法“民国范儿”，与鲁迅及其现代文学背道而驰。用今年北大一篇博士论文的说法，胡兰成不过是汪伪政权里的一个三流政客。今天装模作样、装神弄鬼，把自己打扮成文学大师的某些作协高官被胡兰成甩出去了好几条街。确实，胡兰成是他们望尘莫及的。因此除了跪舔，我们还能指望他们做什么呢？

（作者：旷新年。本文来源：微信公众号“艺术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