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文学”又称“革命文学”，狭义上指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与“左联”有关的文学创作活动，广义上包括四十年代以反映抗战和无产阶级反抗压迫和剥削的“解放区文学”“工农兵文学”。文学史上对左翼文学有着两种极端的评价：一是惟左翼文学为正统，忽略或排斥非左翼作家（以建国初的文学史叙述为代表）；一是否定或贬低左翼文学的成就（文革十年对30年代“文艺黑线论”的批判和八九十年代的一些学术观点），2000年以来，“左翼文学”重新成为研究热点，对“左翼文学”的评价也日益趋于理性和客观。

“社会主义文学”又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般指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以前的文学创作，秉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注重文艺大众化，强调文艺的人民性，主张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艺术上遵循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产生了一大批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其中又分为“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如同对左翼文学那样，文学史家对“十七年文学”也经历了一个从贬斥到肯定和基本肯定的过程，由于政治的原因，对“文革文学”则始终持否定和贬斥的态度。

作为曾经对20世纪中国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两种文艺思潮，左翼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自不待言。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暴露出其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作为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支配下的文学艺术，在价值空心化和商业化的文化工业齿轮下，也越来越丧失了文艺应有的精神品格和批判力量。在此背景下，左翼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如何避免被业已成为主流的资产阶级文学体系不断被边缘化和“博物馆化”，重新激活文学中消失已久批判现实和追求社会公正平等的理想主义精神，便成为了一种“当务之急”。

有鉴于此，我们拟编选《二十世纪左翼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经典》，对这两种重要文艺思潮中的经典作家和作品进行系统的回顾和梳理，全书上下册，将有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并授权硬壳笔记本和新世纪评论公众号陆续推送，以飨读者。

丁玲

丁玲（1904年10月12日-1986年3月4日），现代女作家。原名蒋伟，字冰之，又名蒋炜、蒋玮、丁冰之。笔名彬芷、从喧等。湖南临澧人。1918年就读于桃源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预科，次年转入长沙周南女子中学。1922年初赴上海，曾在陈独秀、李达等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学习。在长沙等地上中学时，受到五四运动思潮的影响。1923年经瞿秋白等介绍，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次年夏转赴北京，曾在北京大学旁听文学课程。1925年与胡也频结婚，1927年开始发表揭露旧中国黑暗现实的小说作品。处女作《梦珂》于同年年底发表于《小说月报》，不久又完成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引起文坛的热烈反响。1928年10月，出版第一本小说集《在黑暗中》。1929年冬，完成第一部长篇小说《韦护》。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及左联党团书记（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期她创作的《水》《母亲》等作品，显示了左翼革命文学的实绩。

《水》是丁玲的中篇小说，最早发表于《北斗》，后与其他小说结集为《水》，一九三一年由上海湖风书局出版。小说以一九三一年中国十六省特大水灾为背景，描绘了农民的悲惨境遇、他们同水灾作斗争的惊心动魄。

关于丁玲

孙犁

一

三十年代初，我在保定读高中，那里有个秘密印刷厂，专翻印革命书籍，丁玲的早期小说也在内，我读了一些，她是革命作家，又是女作家，这是容易得到年轻人的崇拜的。过了二年，我在北平流浪，有一次在地摊上买了几期《北斗》杂志，这也是丁玲主编的，她的著名小说《水》，就登在上面。

这几期杂志很完整，也很干净。我想是哪个穷学生，读过以后忍痛卖了。我甚至想，也许是革命组织，故意以这种方式，使这家刊物，广为流传。我保存了很多年，直到抗日战争或土地改革时，才失掉了。

二

不久，丁玲被捕，《现代》杂志上登了她几张照片，我都剪存了，直到我认识了丁玲，还天真地写信问过她，要不要寄她保存。丁玲没有复信，可能是以为我既然爱好它，就自己保存吧。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了她的小说《母亲》，我很想买一本，因为经济困难作罢，但借来读过了。同时我读了沈从文写的《记胡也频》和《记丁玲》，后者被删了好多处。

三

一九四四年，我在延安。有一次严文井同志带我和邵子南去听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屋子不大，人也不多，我第一次见到了丁玲。她坐在一条板凳上，好像感冒了，带着口罩，陈明同志给她倒了一杯开水。我坐在地上，她那时还不认识我。

一九四八年秋天，她到了冀中，给我写了一封信。那时我正在参加土改，有两篇文章，受了批评。她在信中安慰了我几句，很有感情。

四

一九五○年，我到北京开会，散会后同魏巍到丁玲家去。

她请晋察冀边区的几个青年作家吃饭，饭菜很丰盛，饭后，我第一次吃到了哈密瓜。

也是这年冬季，我住在北京文学研究所，等候出差。丁玲是那里的负责人。星期六下午，同院的人都回家去了。丁玲来了，找谁谁不在。我正在房子里看书，听到传达室的人说：

“孙犁……”

丁玲很快回答说：

“孙犁回天津去了。”

传达室的人不说话了，我也就没有出去。我不好见人，丁玲也可能从接触中，了解到我这一弱点。

五

又过了几年，北京召开批判丁、陈的大会，天津也去了几个人，我在内。大家都很紧张。在小组会上确定谁在大会发言时，有人推我。我想：你对他们更熟悉，更了解，为什么不上？我以有病辞。当时中宣部一位负责人说：

“他身体不好，就算了吧。”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这句为我排忧解难的好话。

我真病了。一九五七年住进北京的红十字会医院，严重神经衰弱。丁玲托人给我带来一封信，还给我介绍了一位湖南医学院的李大夫，进院看病。当年夏季，我转到小汤山疗养，在那里，从广播上听到了丁玲的不幸遭际。

从此，中断信息很多年。前几年，她到天津来了一次，到家来看了我，我也到旅舍去看望了她和陈明同志。不久我见到了中央给她做的很好的结论，我很高兴。

六

丁玲，她在三十年代的出现，她的名望，她的影响，她的吸引力，对当时的文学青年来说，是能使万人空巷的，举国若狂的。这不只因为她写小说，更因为她献身革命。风云兴会，作家离不开时代。后来的丁玲，屡遭颠踬，社会风尚不断变化，虽然创作不少衰，名声不少减，比起三十年代，文坛上下，对她的热情与瞩望，究竟是有些程度上的差异了。

一颗明亮的，曾经子夜高悬，几度隐现云端，多灾多难，与祖国的命运相伴随，而终于不失其光辉的星，殒落了。

谨记私人交往过从，以寄哀思。

1986年3月7日下午二时写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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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刘继明。来源：硬壳笔记本。责任编辑：卢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