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战时期的台日关系中，尚有一件极端怪异，却意义凸显的历史悬案。是为存在于1949—1968年的日本地下军事顾问团，俗称日本覆面部队，又称"白团"的秘密团体。该组织以极端隐密的方式在台湾运作了长达二十年，如非当年独裁者蒋介石的无上权威，是难于想象的。按蒋氏素抱所谓"先安内后攘外"的论调，那是本世纪落后地区反动化了的既得利益阶级和集团，把阶级及个人利益放在国家民族共同利益之上的想法。他们唯恐民族统一爱国战线的反帝运动会耗去他们的权益基础，且也有可能让工农阶级的力量在联合抗外的过程中坐大，因而对"枪口一致对外"的社会舆论在内心里是反对的。他们认为与其联合本国工农及广大人民大众去推行艰难的反帝反强权，不如和国际强权达成暂时性的妥协，造成稳定的对外关系，然后进行内部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这种立场，导致了1928年的"清党"事件和第一次国共内战。

后来在全国民众日益高涨的抗日救国的声浪和各界爱国团体的压力下（如西安事变），蒋氏一班人才不得不接受抗日救国的民族爱国统一战线。但蒋氏的上述原有立场，即使身负抗战最高指挥责任期间，仍然未变。在抗战军情十分吃紧的情况下，仍然保留着数十万装备精良的部队围住并监控中共基地而不投入于抗日战场。他深知日本军部和国民党政权之间并非全无立场上的交集点。也就是政权本质上的反共共同立场。在一些地方战场上时而出现国民党军队和日军互通讯息联合进攻红军的事件。到了1945年日军全面投降，中国的八年抗战以胜利结束。但在国民党说，1937年因共同抗战而暂时中断的国共斗争，在抗战结束后会是如何的局面呢？共产党会不会再度发动阶级斗争呢？国民党是否应该重新开始剿共政策呢？而在日本这一边，帝国在15年军事扩张主义的冒险后终于崩溃，无条件投降后沦为被占领区，国家未来的存亡、国民的生活前景，会是如何的惨状呢？当战地的炮声停息后，交战两边的最高责任者，胜方的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败方的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官冈村宁次，两人胸中起伏的思潮，恐怕不出这样的问题吧。虽然两人各站在一场战争胜败的相对位置上，但由于那是高度政治性的位置，掌握着一定的战略信息，或可推测战后世界中两国各自面临的可能局面。

具体地说，二战后存续着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苏联，一个拥有相当规模的武装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在亚洲其他地区的战场上曾经取得了民间反侵略武装力量的主导权的，东南亚地区的民族解放组织等。英美西方联盟究竟准备以何种态度立场去面对这些新的不安因素？战败国日本本土，其战前殖民地朝鲜半岛，因为战时体制的解构，社会机制的转辙，30年代的人民左翼势力会否重新兴起，汇合而成世界性的国际共产主义大浪潮？果其如此，则刚刚经历失败和挫折的侵略战争的执行者，和甫获对外战争的胜利却将要面对新内战危机的胜利者之间，在意识的深层里，恐怕会达成一种共同认知-大战后将是超地区、超国家的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大对决。至此，两人将发现，过去的敌对关系在新的现实条件下可能转化成新的提携关系。

1945年8月15日，日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翌日，蒋介石电告冈村如下几点指示：

1.继续坚守岗位；2.维持各地秩序；3.所有武器只可缴给重庆中央军；4.若遇扰乱者可自卫反击。3、4两点显然在暗示不可以红军为缴械对象，如对方强求，可用武力击退。当时中央军主力多布置在内陆，沿海一带占领区却有不少红军游击区。蒋氏怕中央军一时鞭长莫及，红军可能就近收缴日军武器而急速膨胀。正因为全面投降后百万日军仍被允许武装"自卫"，致使接收期间全国各地发生了大大小小的红军或地方武力和日军之间的交火事件，据日方统计日军死伤达两万多名。稍后蒋氏再对冈村通电提出进一步的交换条件，包括不把冈村送交盟军军事法庭，在中国战区中无罪释放，不愿回日的军官可以留在中国，保证其在华特权不受损害，包括军阶，只要他们愿意协助国府反共。

到了8月20日，冈村把亲自订立的对华处理要纲通知各地日军，主要内容如下：日本倾全力支持中国，奠定尔后日本重建及东亚复兴的契机；尊重中国方面规定（武器则只可交给中央军），确保治安爱护人民。但为自卫使用武力时，应采取断然行动；不可在秩序转换之间，予中共机会；中共军若有抗日侮日行为，断然施以惩罚。对冈村如此坚决的反共立场，蒋氏十分高兴。乃于9月10日由何应钦接见冈村，以一份中国政府的派令交给他，任命他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官，赋予指挥权。且在另一日，蒋氏亲自接见他，坦然说："以后我们的剿共任务很艰苦，美国的支持不足以解决，我们正需要你这一位军事家"云云。从此日起，这一位接任大日本帝国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官八个月期间，攻占中国领土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占领四个省会、摧毁了一百多座城市、七个重要空军基地、三十六个机场，使中国军付出了死伤六十万牺牲的侵略军总帅，变成了蒋介石的最高军事顾问。且在全国人民一致的抗议声中被判无罪送还日本。

回日后的冈村，就个人而言感激蒋氏不杀之恩，以一个旧帝国将领而言，以其专长的战略视野评估战后亚洲的可能走向，重新思考蒋介石所提为中日共同反共而互相协力的建议，乃于1949年间，制订了"义勇军招募工作要领"一份，呈给蒋介石，其主要内容有： 方针：集结多数反共意志坚定之旧日军将校为核心，参加民主集团反共前哨的中国作战，以确保台湾，进而反攻大陆，并谋东西反共联合态势之确立；名额：三千名。做为种子部队动员台湾壮丁混合编成十个师；进度：以1950年8月底以前为准备期。其他具体规定甚详。值得注意的是，在其"试行招募"一项中，规定由著名的右翼团体"玄洋社"负责。不过本计划案因技术性困难太多，后经蒋氏否决。最后，才提出"助台第二案"，便是大规模的日本地下军事顾问团案。1950年7月间，经蒋介石亲自核定成案。

关于所谓"白团"的经纬，大致可归结如下几点：

成立时间大约1949年11月间，总人数八十三名。工作记录：11月随蒋氏赴四川重庆，参加南川作战的指挥策划。1950年3月起，开台北圆山军官训练班：普通班结训四千零五十六人，高级班六百五十一人。实践学社（地下陆军大学）联战班六百九十四人。战史班六十七人。科停班一百六十三人。高兵班一百一十八人。战术教育研究班一百六十人。海军参谋学校五十七人。联勤后方教育班二百人。其他动员训练，32师示范演习训练实践小组（附设在陆军指挥参谋大学内）等。整个运作期间自1949年到1968年。受训总人数两万。白团是一种包括陆、海、空三军的联合军事顾问团，其实力据说相当于战前日本三个师团的干部。

化名乔本的大桥策郎说："民国38年（1949年）正是国民政府军民自大陆撤台，台湾岛民在战后疲弊经济中喘息，人心在二二八事件暨其后之白色恐怖笼罩下，更惧中共来攻的惶惶不安期。就在这时白团人员来台展开训练，对恢复国军信心，给予国军精神支持的效果不容忽视??。"

显然，白团工作的开始，和50年代白色恐怖的开始是重迭的。且和美军顾问团的设立时间也相差不远。有关该团训练教育的具体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但对当时台湾的政治社会情势，我们是熟稔的。那是憎念和恐惧混杂的精神症状的时代。我们身为时代的蒙难者，对当年蒋介石一班人和在败战的屈辱感下寻找精神补偿的旧日本军官之间的如此怪异的结合，时隔半世纪的今天，仍然感受到一种错乱或倒错的伤疼。按理，当时的中（台）日尚无邦交，和约也未订，法理上还处在战争状态中。日本战败后废除了军队，白团团员都是被整肃人员，不准出国。在如此情况下还和美军顾问团同地同时段活跃在台湾先后长达廿年。这证明一切国际法制规范的内层里窝藏着的是超越国界的，出于阶级同构型的认同立场。白团工作的实际效果也许不易量化，但在风雨飘摇中稳住了蒋政权赖以生存的败战军队的士气、重建了纪律、提高干部素质、重整教育训练计划等也不能完全否定。

二十年来在日、美政府的默许下，在美、日安保，台、美共同防卫的大架构下，有这么一个技术性的小环节，虽然违规，却不无实效。不过这一类"实效"究竟算甚么呢。一位独裁者的执着和妄念竟使一班败战之将犹谈兵，一起做了廿年的白日梦。至于蒋介石请白团团长向中华民国将校学员讲解日本武士道的"真髓"一节，几乎荒唐到令人怀疑蒋某人彼时的精神状态了。白团活动的结束在1968年。结束的理由不难理解。客观条件的限制-包括团员年龄和专业素养。军事科学毕竟是日新月进的。再高的个人成就还是有止境的。再说客观情势的变化，主要是台湾岛内政情的相对稳定化，也有关系。虽然还是戒严统治，但诸般政治运作的轨道化、制度化还是自然趋势。体制外的一个地下顾问团，要使其永久化根本是不可能的。当初设立时的动机和必要性、可能性都已经事过境迁，存在理由的合理性也就稀薄化了。到1968年，最后五名团员的实践小组解散，白团正式结束。

最后，让我们总结一下历史正面舞台上的台、日关系。1951年9月3日，日本暗藏心机的《旧金山和约》第二条只表示放弃台、澎，却未明言归还于中国，制造了"台湾地位未定论"的依据。1952年4月8日，美国宣布《旧金山和约》生效，同日台湾与日本在台北签订了《中（蒋）日和平条约》。但争议中的第二条，台北国府无力挽回。同年5月5日，中国兼外长周恩来发表声明："美国宣布和约生效是非法的。美国策动台湾与日本缔结条约，意在把两个傀儡联在一起，构成对中国的军事威胁。"7月29日，台、日成立"台湾日本经济协会"。张群、何应钦等"知日派"大老鼓吹"台日合作，经济上共同发展，政治上共同反共"。到了50年代中期，日台经济关系回复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的水平。当年台湾对日本出口占总出口50％左右。1952?1970年，日对台投资占外资总额的65.7％。1972年9月29日，日本首相田中访北京，中日恢复邦交。在此时点上，白团八十三人多数已作古。白团中有数位宪兵军官，也有一位陆军中野学校出身的情报官，令人怀疑当年的训练科目中是否也包括诸如谍报学、调查、侦讯学等与白色恐怖直接有关的部门。不过即使有，白团也参与过白色恐怖，对这一段传奇性历史插曲，在意义上也不致有所增减。

【林书扬，台湾省台南麻豆人，1926年生。台湾光复后参与新民主主义革命。1950年因“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麻豆支部案”被捕并判无期徒刑，1984年出狱，长达34年7个月，是迄今为止海峡两岸在白色恐怖下坐牢最久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犯。林书扬先生出狱后又以三十年的时间领导台湾的工人运动与民族再统一运动，是当代台湾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林书扬先后参与发起“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工党、劳动党。林书扬历任劳动党副主席、荣誉主席，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会长，劳动人权协会会长，以及中国统一联盟主席。2012年10月11日晚间23时50分因病赴北京治疗期间逝世。】

（作者：林书扬　来源：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