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九十年代“思想淡出、学术凸显”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之后，大多数知识分子选择回到书斋，“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另一部分人则投身于市场经济大潮，成为利益共同体的博弈者或追逐者。应该说，慕容秋是前一类知识分子的代表。身处书斋的她找不到“自我”，内心充满迷茫。一方面，她对脱离现实、理论空转、丧失人文关怀的社会学研究深感不满；另一方面，她对僵化的学术体制以及学术官僚化、庸俗化也十分反感。她不仅在思考学术研究的突破，也在思考知识分子之为知识分子的意义。青年时期“上山下乡”更让她的情感回归到了底层；父辈强烈的“家国情怀”以及马垃、何为、旷西北、鹿鹿的行动都汇聚成一种巨大的力量，终于使她下定决心，“不能再在散发着腐朽气息的学术圈里待下去”，她要“回到那座曾经生活和劳动过的村庄，做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田野调查”。这不仅是治学方式的改变，更是精神世界的一次蜕变。
作家刘继明
继《江河湖》之后，刘继明又于近期推出了长篇新作《人境》，洋洋50余万言，全景式扫描乡村与城市，聚焦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以及资本新贵、官员阶层，以巨大的历史涵盖性和高度的艺术概括力，书写了中国近半个世纪的社会生活，呈现出一种“史”的力量和“思”的品质。在这部小说中，故事情节似乎并不是最主要的表现对象，不同人物的命运以及他们各自独立的思想观念的碰撞才是描写的重点；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一样，这部小说的主要人物，譬如马垃、慕容秋、逯永嘉、马坷以及辜朝阳、何为等等，都是具有独立意识的个体，焕发出各异的思想光彩，在作品中进行着多声部“对话”。
主人公马垃出生于农村，师范毕业后当过教师，后来下海经商，出狱后回乡当农民。与普通的商人、农民不同，他具有鲜明的“反思”特征。从思想渊源来看，他有两个人生“导师”——哥哥马坷和老师逯永嘉。马坷是一位成长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新人”，像梁生宝和萧长春那样，大公无私、勤劳坚韧、坚定沉着、富有智慧，后来因为抢救集体财产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所象征的革命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深深地烙在马垃的心灵中。逯永嘉是一位风流倜傥的文化人，由于作风问题被发配到师范教书，后来弃教下海创办公司，迅速暴富，又因投机而破产，最后患艾滋病英年早逝。他信奉西方的启蒙主义思想和“酒神精神”，放荡不羁、崇尚自我、追求自由，希望在现实社会中建立一个“理想国”，无论在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被马垃视为一个“杰出的人”。马垃跟随他创办公司，耳濡目染，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接受了他的启蒙思想影响。具有意味的是，这两个“教父式”的人物都较早去世了，马垃成为“精神孤儿”，心中弥漫着浓浓雾霾……入狱不仅是马垃人生事业的拐点，也是其精神成长的转折点。在一个信仰丧失、价值崩溃的时代，马垃就像一只迷途的羔羊，“要是不知道我这人是什么，我活着为了什么，那就无法活下去”，他开始了新的寻找……如果说他过去一直是被动地接受两位“导师”的指引，那么经历了“死亡”和“断裂”之后，他开始学习“沉思”，主体意识逐渐觉醒。在哥哥马坷坟头产生的幻觉，真实地反映了他内心中两种观念的搏斗，也是他自我选择的开始。
马垃对于现实世界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关心的不止是三农问题，包括当代中国的一切矛盾、困境和希望，都不乏真知灼见”。他选择在河滩上建房独居，就像叔本华所言，“一个人只有在独处时才能成为自己……因为一个人只有在独处时才是真正自由的”，他在“独处”中潜心阅读、沉思、写作，不断否定旧我、“向死而生”；他种植果园，创办“同心合作社”，投身农业市场经营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乡村发展有着整体规划，试图“改造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实践性；他还在“集体”中寻找力量，启发、引导年轻人勇敢直面现实，追寻人生的意义。他既像一个农民、知识分子、文人，又都不像。他的身上兼有“新”“旧”两个时代的特性，更像一个优生的“混血儿”，表现出不可遏制的勃勃生机。刘继明似乎很想赋予他历史的主体角色地位，但事实上，马垃的人生历程充满了失败，屋顶的“风车”是隐喻，神皇洲的溃堤便是这种失败的象征。在这个由资本和权力主导的时代，一个处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人民群众的一分子，其实早已被日趋固化的社会结构所限定，根本无法穿透语言的幻觉而成为历史的真正主体。马垃一直在写一部书稿，这似乎在暗示，当目标在现实世界中无法达成时，他在持续的自我批判中也能完成主体塑造。小说叙事缝隙中闪烁的矛盾恰好呈现出历史的真相——“新人”尚在萌芽中，或者说，他身上寄予了作家较多的理想主义色彩。总之，马垃堪称当代文学画廊中一个新形象，他“目光坚定、神情沉着，身上散发着泥土气息”，让我不禁想起卢卡契说过的一句话：今天世界上普遍地渴望着这样的文学——它能够把它的光芒射进我们时代的丛莽之中！
小说的另一位主人公慕容秋是一个充满文艺气质的学院知识分子。她出生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年轻时作为知青下过乡，后来考上大学，毕业后一直在高校任教。她单纯、善良、清高而富有正义感，颇有女性魅力。她不满庸俗的社会现实，“小心翼翼地与某种强势的主流价值观保持着距离”，虽然有时免不了“随波逐流”，但始终洁身自好。自九十年代“思想淡出、学术凸显”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之后，大多数知识分子选择回到书斋，“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另一部分人则投身于市场经济大潮，成为利益共同体的博弈者或追逐者。应该说，慕容秋是前一类知识分子的代表。身处书斋的她找不到“自我”，内心充满迷茫。一方面，她对脱离现实、理论空转、丧失人文关怀的社会学研究深感不满；另一方面，她对僵化的学术体制以及学术官僚化、庸俗化也十分反感。她不仅在思考学术研究的突破，也在思考知识分子之为知识分子的意义。青年时期“上山下乡”更让她的情感回归到了底层；父辈强烈的“家国情怀”以及马垃、何为、旷西北、鹿鹿的行动都汇聚成一种巨大的力量，终于使她下定决心，“不能再在散发着腐朽气息的学术圈里待下去”，她要“回到那座曾经生活和劳动过的村庄，做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田野调查”。这不仅是治学方式的改变，更是精神世界的一次蜕变。
有人认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讲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西方知识分子讲究“作为社会的良心”“站在边缘批判社会”以及“自我批判”，两者的有机融合可以建构出中国理想的知识分子形象。其实，刘继明在漫长的写作历程中已经勾绘出一系列独特的知识分子群像，像甄超然、沈福天、甄垠年、沈如月、邱少白（《江河湖》）、蕖伯安（《启蒙》）等等。慕容秋与他们相比，既有某些共同点，又有许多相异之处，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具有介入现实的实践性特征。她更接近于理想的知识分子形象。
《人境》分为上下部，主要人物和故事经常在穿插和交叠中呈现出对话性，譬如两位主人公对于马坷、逯永嘉的认知就比较有代表性。这种对话性结构不仅有助于表现主题，而且呈现出一种美学上的张力。除了知识阶层内部的“对话”，还有不同阶层之间的“对话”，譬如老同学聚会这个情节就是集中呈现。如果换一个视角来看，如此复杂、尖锐的“众声喧哗”，其实也揭示了一种社会现实——当下中国已经处在严重的阶层分裂和价值撕裂之中，这种撕裂的力量正是来源于那只看不见的手——它内在于“现代性”自身的矛盾之中。
阅读《人境》，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创业史》《艳阳天》《平凡的世界》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经典，它们之间显而易见具有某种精神上的连续性。但是，无论是价值观念、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和叙事方式，还是在处理个人经验与社会、历史的关系时，《人境》与它们又大相径庭。以主人公马垃为例，尽管他深受梁生宝和萧长春式的“社会主义新人”马坷的影响，但又在许多方面与他们存在着差异，比如马垃对个人价值的追求，对生与死等终极价值的思考，在两性关系上的困惑等等，都是柳青、浩然和路遥笔下不曾有过的。这体现了刘继明对人物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充分尊重，也显示出他对待传统时所持的开放态度，自然也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在当代文学版图上，刘继明一度被归为先锋作家，后来又被誉为“底层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但他似乎从未真正属于某个群体。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他与流行的文学乃至主流文坛逐渐疏离、渐行渐远，呈现出一种“后撤”的意味，或者说是以一种后撤的姿态在砥砺前行。到了《人境》，这种“后撤”显得更加鲜明和坚定。从写作立场来看，它继承了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和20世纪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但在精神内涵、价值追求、美学趣味上又体现出新的时代风貌；从叙述方式和小说结构上看，它对先锋文学的技术进行了巧妙的吸收和转化，使得形式与内容实现了较好的统一。因此，这也是一部在美学层面提出了“问题”的小说，堪称当代中国文学的重要收获。
（作者：蔡家园。来源：腾讯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