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孔雀有毒，不掩文章”;今人说“罂粟花艳，其害尤烈”。不但自然界的许多生物善恶兼并、美丑并存，就是在社会生活领域里也有不少这样的人，胡适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他是旧中国的学者和政客，曾经是五四运动的功臣，后来又沦为中国人民的罪人。

首先，作为文人和学者胡适，他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很有造诣，较早接受西方文化影响。五四运动前后，他运用新的学术眼光，积极提倡白话文，写出过《中国哲学史大纲》和《白话文学史》，研究过《红楼梦》、《水经注》等经典著作，校出不少疑难问题，是当时研究这些领域的集大成者。这些研究，虽然现在看来比较粗浅，其中问题不少，但在当时确是披荆斩棘、筚路蓝缕，诚属难能可贵，产生了极大影响。还有一点，胡适当过北大多年的教授，后又任北大校长以及“中央研究院”院长，由此教育和培养了许多青年学生，对于组织和培养科学队伍、开展科学研究作出过一定贡献。在五四运动时期，胡适写文章、作演讲，从事新文化运动，并热心支持青年学生的革命活动，影响很大。青年毛泽东在北大期间曾多次登门求教，后来在湖南办《湘江评论》，也受到过他的帮助和支持，曾经尊称他是自己的“老师”。这些历史功绩无疑是应当肯定的。

然而问题还有另一面，即胡适不同于王国维、陈寅恪、马一浮等纯粹的学问家，他是政学两兼的人物。他一生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尽管有时也许并非完全自愿，但也一直顽强地表现着自己。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始终贯串着两大主线，或者说始终坚持两个原则：第一是不赞成革命，第二是不赞成反对帝国主义。这两个“死结”，注定了他后来坚决站在反共反人民的政治立场上，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诤臣”、“忠臣”，在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中，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产生过重大的负面影响。

      考察胡适在政治上的失败命运，就会发现这一切并非偶然。早在1924年，胡适就不赞成冯玉祥驱赶溥仪，主动到皇宫里看望这个退位“皇上”。面对当时汹涌澎湃的社会主义思潮，他逆潮流而动，提出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大谈中国深受“五鬼”(贫、病、愚、乱、贪)之害，但对为患最甚的帝国列强，却只字未提，甚至公然否认有帝国主义存在。他在同别人的辩论中曾经质问对方：“何为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安在?”致使陶行知写诗讽刺他，明于考古，昧于知今;捉住小鬼，放却大魔。

胡适在政治上的真正定型大约是20世纪30年代。1929年，他出于西方自由主义立场，写了篇批判国民党的文章《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批评蒋介石集团“倒行逆施，过于北洋军阀;摧残自由思想，压制自由言论”，遭到“国民政府”饬令教育部的“警告”，国民党宣传部集中力量编写了《评胡适反党义近著》，围剿胡适。1931年蒋介石面告清华大学学生代表，“胡适系反党，不能派(当校长)”。同时私下里又拉拢示好，威逼利诱之下，胡“知难而退，缴枪投降”，“结束了上海时期的旧怨，从此进入一个在互异中合作的关系”。

1932年，面对蒋介石集团迫害、逮捕爱国人士入狱和严刑拷打的黑幕，由宋庆龄、蔡元培等人发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迅先生等积极参加，胡适也加入并任北平分会主席。但是，紧急关头胡适却怯懦屈服，充当反动派的帮凶，公开在上海外文报纸上发表谈话。胡替当局辩护道，“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动”，并说监狱里是“自由”的，根据仔细调查所得，没有“一点儿”严刑拷打的“证据”，用捏造的“光明”粉饰黑暗统治。这些言论，背离了同盟的宗旨，危害到同盟的团结，同盟中央不得不于1933年3月3日开会，决定开除胡适的盟籍。

1935年“一二·九”爱国运动中，他成了和蒋介石一样的“主和派”，面对日寇的侵略，采取软弱、动摇态度，而反对抗日爱国学生却很坚决。他污蔑学生“单靠捏造谣言来维持一种浮动的局面”;骂学生“这就是爱国?简直是胡闹!”学生们毫不示弱地说：“这就是爱国，你才是胡闹呢!”学生们骂他“丧心病狂”，是“该杀的教育界的蠢贼”，胡适“几乎受到当时朝野的一致谴责”。

抗战胜利之后，由于美国和蒋介石的支持，胡适成了“政治界的象征性领袖”。此时的他，面对严重的斗争形势，不是像许多人那样观望、等待，更不像许多民主人士那样，坚决站在共产党和人民的立场，而是更加死心踏地地投靠蒋介石集团，竭力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劳。1945年8月，他致信毛泽东，希望共产党“放弃武力”，“以和平方式”争政权。1946年11月和1948年3月，积极参加伪国大的“制宪国大”、“行宪国大”，吹捧伪宪法是“世界上最合乎民主之宪法”，并用“软”的手法“对付学潮”。当国共和谈破裂之际，他表示坚决站到国民党反动派一边，“因为我们若不支持这个政府，还有什么政府可以支持?如果这个政府垮了，我们到哪儿去!”胡适1949年在台湾策划反共，创刊《自由中国》杂志，并亲自写下发刊词，宣称“我们要支持并督促政府用种种力量抵抗共产党铁幕之下剥夺一切自由的极权政治，不让他扩张他的势力范围”，“援助沦陷区域的同胞，帮助他们早日恢复自由”。

     1949年，胡适曾受蒋介石之命，去美国推动外交，争取美国的同情和支持。虽然屡碰钉子，备受冷落，有点心灰意冷，但他拥蒋反共之心不改，自称“我是有傲性的人”，不愿再去会见美国政府和国会政要。新中国成立之际，他辱骂北京(旧称北平)市长聂荣臻将军驱逐美领事的活动，称之为“北平一个没有知识的共产党军人”的“发疯”。1960年，蒋不顾“民意”，执意要当第三届“总统”，出手镇压了与自己意见不同的《自由中国》及其负责人雷震。胡适虽然不赞成蒋搞的这个“雷震案”，但是，当蒋一变脸，吓得他赶紧表白说：“我要向总统重述我在民国三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很郑重说的那句话，我愿意用我的道义力量支持蒋先生的政府。”

念及胡适早年的文化和历史功绩，共产党和毛泽东一直对他很关心，多次给他传话，希望他能幡然悔悟，回到人民中间来，但都遭到他的顽固拒绝。他的立场，正如他的“铁杆粉丝”傅斯年所说：“我们与中共必成势不两立之势，自玄学至人生观，自理想至现实，无一同者。”因此，至死都要“保持抵抗中共的力量”。

综观胡适的一生，功罪相并，但罪大于功，是否可以评价为“功三罪七”?而给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教训是，中国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此路不通。自由主义只是少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梦呓，它违背历史、违背科学，胡适不但没有能够用自由主义改造中国，甚至连他自己也很少获得“自由”，反而经常身不由己地被裹挟在激烈的现实斗争中，无奈地挣扎，乃至向恶势力投降。

最后要说的是，批判胡适决不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始的，甚至最初也不是由共产党所发动，早在胡适拥蒋反共之初，就有许许多多进步人士批判他，新中国成立后的批判胡适运动只是以往的继续。至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对于胡适的批判，至今我们都认为是必要的、有益的，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就。胡适所代表的崇美拥蒋和自由主义思想，由于历史的复杂原因笼罩在他头上的光环，新中国成立之初还影响很大，特别是在知识分子队伍中。通过批判胡适，人民群众更加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清除了头脑里的恐美、亲美思想，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发展了社会主义文化。这些成就不能由于胡适本人和他的崇拜者的顽固对抗而抹灭，更不能因为某些批胡者事后的个人思想动摇和反悔而改变，它已牢牢镶嵌在历史进程中，镌刻在亿万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里。

（作者：陈瑛。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