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左翼的“孔老二化”——谈李北方的人民观

没有阶级内涵的“为人民服务”，实际上跟儒家的“民本”思想没有多大区别，是一种怀抱着道德责任感的精英自上而下地“为良民服务”。李北方作为一个“良民的知识分子”，一方面承担着批评精英集团的重任，让他们能够自觉地承担起为良民服务的重任，让这“日子”不至于“过不下去”；另一方面也要卖力地批判达不到良民标准的刁民，只有更多的刁民变成良民，才能更理直气壮地要求警察达到“良民警察”的标准，让这个党变成一个“为良民服务”的党。

警惕左翼的“孔老二化”——谈李北方的人民观-激流网在批判完所谓的“女权婊”后，李北方又将火力转移到了左翼身上，提出要警惕左翼的“女权婊”化。左翼有没有“女权婊”化，笔者不太清楚。但是左翼的“孔老二化”，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李北方同志身上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

20世纪的中国革命是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进行的。从本质主义或者“阶级还原论”的观点来看，20世纪的中国是不构成一场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的。中国革命面临的最大困境是，作为革命主体的“工人阶级”和作为革命对象的“资产阶级”都非常弱小，甚至“资产阶级是否构成一个阶级也存在争论”,但是，在这样的一种社会条件下,中国“不但发生了阶级政治，而且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汪晖《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这一现象的发生不能用本质主义的观点直接从现实条件内部推演出来，而是能动的“政治化”过程的产物。“人民”这一独特的政治范畴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出来的。

北伐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从以城市工人阶级为中心的斗争转向以农村为基地的人民战争，正是在人民战争的过程中，诞生了以农民为主要内容、以工农联盟为政治外壳的“人民”这个政治主体。“人民”这个范畴的提出，是作为先进性政治集团的中国共产党破除了本质主义的阶级概念的束缚，根据当时客观的历史条件能动地进行政治创造的产物。从这个角度来说，李北方所说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人民”的论断，基本是正确的。但是，真理再往前走一小步就是谬误，政治性的人民范畴不可以脱离以生产方式为框架的结构性的阶级概念，否则将会滑向唯心主义和英雄史观的泥潭。

艾伦·伍德在批评拉克劳、墨菲等“新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观点时，曾将他们这种“去阶级化”的社会主义思想追溯到毛的“人民”范畴。在她看来，毛的“人民”概念“并不是一个有其角色特征、利益及其自身斗争的阶级，而是一个无形的群体，这一群体将按党的主张行动，其团结性、方向及其角色特征皆导源于独立的党的干部”（艾伦·伍德《新社会主义》）。她认为，这样就背离了马克思将阶级的物质利益看成是根本性的决定因素的观点，而会导致一种过分推崇政治与意识形态独立性的后果，这种后果经过阿尔都塞的中介，最终演变成了一种改头换面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

艾伦·伍德对毛的批评是站不住脚的。“人民”这个政治范畴的形成，并不是取消了“阶级”。相反，“人民”正是建构在“阶级”的基础之上的，是有特定的阶级内涵的，并不是一个与阶级无关的“无形的群体”。毛在写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时候，就已经高度重视结构性的阶级关系，对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由经济地位决定的政治态度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政治性的人民概念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伴随着革命性质和任务的不断变化，人民所包含的阶级内涵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始终是建立在结构性的阶级分析的基础之上的。

虽然艾伦·伍德对毛的批评站不住脚，但是一些后来的所谓“毛主义”的继承者，却恰恰如艾伦·伍德所批评的那样，把“人民”能动的那一方面极端化，最终完全脱离了结构性的阶级概念，走上了用“人民”来彻底取代“阶级”、把政治和意识形态及作为其承载者的“先进性政党”作为一个独立的力量，而抹煞客观经济利益的决定性作用的道路，以李北方为代表的一部分所谓“毛主义者”就是这样。这些中国式的“新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正如艾伦·伍德所批评的那样，把社会主义的基础看作是“由能够联结在一起的、并由纯粹意识形态或政治的手段加以推动的形形色色的‘人民’，而不必考虑他们之间的阶级联系与对立。”

虽然笔者在之前的批评韩德强的文章中，就指出过：“这种“崇毛贬马”的观点，是包括郭松民、李北方在内的国内很大一部分左派或者说主流左派的特征。这种观点或多或少都会导致一种对意识形态或所谓“领导权”的过分强调，而忽视意识形态背后的客观社会经济基础，最终会导致对‘阶级’的解构和对所谓‘先进性’政治集团的过分崇拜。”（《救救韩德强，救救那些孩子》）但是，李北方比笔者之前所想象的，走得还要远。

在最近发表的《人民啊，不要忘记毛主席对我们的期待》一文中，李北方对“人民”的定义是：“人民（群众）不是所有老百姓的简单加总，也不是公民的简单加总，人民（群众）是个能动的政治的主体，是能够团结在先进性政党周围，齐心协力地不断地改造自然也不断地改造自身的无数个人组成的集合。”在李北方的定义里，“人民”的阶级内涵不存在了，而变成了一个纯粹由意识形态或政治手段动员起来、团结在先进性政党周围的“无数个人组成的集合”，也就是艾伦·伍德所说的非阶级的“无形的群体”。当“阶级”被解构掉之后，“先进性政党”阶级代表性也不存在了，而变成了一个去阶级化的“精英团队”：“毛主席是“铁屋”中的先知先觉者。先知先觉者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恰如精英和大众、英雄和常人的关系。精英，是指能力超越一般人的人物;英雄，是取得了常人所难以企及的功绩的人物。毛主席当然是精英，是英雄;他领导下的共产党当然是精英团队，先锋队怎么不是精英团队呢?一般而言，精英主义是指在能力和资源上占据优势的人凌驾于普通人之上的制度安排和为这种制度安排辩护的理论。这样的精英主义是人类社会的常态。毛主席和他领导的精英团队是不同的，他们利用他们的超常能力帮助那些普普通通的人，领导他们从翻心到翻身，树立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人民啊，不要忘记毛主席对我们的期待》）

在李北方式的“党—人民”的辩证关系中，人民的阶级内涵和党的阶级代表性被完全抹去了，“党—人民”之间的辩证关系变成了一种所谓“精英和大众”、“英雄和常人”的关系。在这种历史观中，人类社会从头到尾就是一个精英引领社会的历史，中国革命也不例外。唯一不同的地方在于，毛和他领导的共产党，是一个特殊的精英团队，这个精英团队可以利用他们的超常能力帮助那些普普通通的人，帮助人们群众树立历史的主体地位。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毛和他领导的精英团队会这样做，而其他历史上的精英不愿意这么做？在没有阶级视野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从道德层面来做出解释——只能解释为毛拥有比其他精英更高的道德水平，除此之外我们没办法得出其他结论。

这样，作为被压迫人民的阶级领袖的毛泽东，就成功地被塑造成了一个先知式的道德圣人形象，这和“韩德强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无独有偶，在将群众史观唯心化之后，李北方和韩德强都不约而同地走向了把毛从马克思主义的谱系中独立出来的道路。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韩德强完全将马克思推到了毛的对立面，而将毛的思想完全追溯于所谓“传统文化”，而李则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并列，作为他所谓的“毛主义”的其中一个构成要素，虽然在他的排序中，马克思的地位比孔老二的地位要稍微要高一些（参考《郭松民李北方刘海波：文革三人谈》）。

在用精英的道德责任感替代掉阶级的物质利益作为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之后，被粗鄙的物质利益驱动的群众，就不可能成为创造历史的根本性力量。这样，毛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伟大的群众史观，就变成了一种“伟大的谦虚”，按照李北方的话来说“千万不可当真”：“当毛主席喊出“人民万岁”，坚持人民史观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在以这种方式为人民服务。他是为了把人民抬上来才这么说的。这是一个政治性的表述，不要当成客观判断。经历过匮乏时代的人，小时候一般都听母亲说过一句话：你吃吧，妈不爱吃肉。小时候，你可能就把这话当真了;现在大了，还不明白什么意思，就是傻了。”（《人民啊，不要忘记毛主席对我们的期待》）

从这种李北方式的“党—人民”辩证关系出发，我们就能理解他在最近这几个月里所撰写的多篇文章里批评“刁民”的逻辑。在批评“抗洪救灾”等事件中出现的“刁民”现象时，李北方指出：“在良好的党群关系架构中，群众是负有自身的责任和义务的；毛主席对党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要求，但人民群众也不可以因此就摆出一副大爷的架子，等着“被服务”。想想用小推车支援淮海战役前线的群众和今天抗洪救灾现场看热闹的“群众”的区别！”

在分析所谓“党群关系”时，李北方只是把“党”看作是一个所谓具有先进性的、能够愿意去“为人民服务”的精英集团，而恰恰忽略的是，阶级代表性才是党的本质特征。淮海战役时的群众之所以积极地去支援前线，是因为当时的党真正地代表了他们所属的阶级的利益，而当党背离了它的阶级代表性之后，党群之间的良好的互动关系就不可能存在了，用所谓群众“自身的责任和义务”来批评所谓的“刁民”，是驴唇不对马嘴。

当抹去了阶级内涵之后，“人民”也就跟“良民”没有多大区别了。”以警民关系为例，警察应当是人民警察，但同时人民也应该有人民的样子;人民像人民的样子，才能更加理直气壮地要求警察要达到人民警察的标准。”（《人民啊，不要忘记毛主席对我们的期待》）这句话中，政治性的人民概念变成了一种去阶级化的国家治理层面的良民操守，“人民应该有人民的样子”替换成“良民应该有良民的样子”才能解释得通。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范畴的“人民”，其对立面竟然是“刁民”：“你是他妈什么人民，你丫就是一刁民！”（《再论刁民——从抗洪救灾中一些群众的表现说起》）

警惕左翼的“孔老二化”——谈李北方的人民观-激流网没有阶级内涵的“为人民服务”，实际上跟儒家的“民本”思想没有多大区别，是一种怀抱着道德责任感的精英自上而下地“为良民服务”。李北方作为一个“良民的知识分子”，一方面承担着批评精英集团的重任，让他们能够自觉地承担起为良民服务的重任，让这“日子”不至于“过不下去”；另一方面也要卖力地批判达不到良民标准的刁民，只有更多的刁民变成良民，才能更理直气壮地要求警察达到“良民警察”的标准，让这个党变成一个“为良民服务”的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