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北方同志最近对雷某案很上心，在2016年的最后几天连续熬夜写文，十分辛苦。

      在2016年12月30日的一篇题为“闹剧终结，各路神魔现形”的文章中，李北方同志提出了对“人大校友”动机的严重质疑，对“法律党”的严重批评，对“按闹分配”现象的严重不满，以及对警方的关切与一定程度的批评。李北方同志认为处理雷某案中，警方除了“有打耳光和口头辱骂等行为”外，无大过错，主要责任在雷某。之所以成为一个舆情事件，主要是以“人大校友”为主的某些势力煸动的结果。因此，李北方同志认为“警方决不能被‘人大校友’制造的舆论所吓倒，也不能跟这种歪风赌气，要有气量，要更好地工作。”

这篇文章应是李北方同志在此问题上的一个总结性文章。

笔者无意对李北方同志的观点一一置评，作为马列毛主义的信仰者，作为李北方同志的同志，倒是对李北方同志在这个过程中的表现很感兴趣。

简单地说，李北方同志似乎有一些精神分裂的症状。症状主要表现为两个李北方并存，这两个李北方，我们不妨分别叫做李北方A、李北方B。

李北方A和李北方B的对立统一

李北方A，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写起文章来高屋建瓴，鞭辟入里，谈笑风生，态度诚恳，很有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的风度与气概。李北方A写了大量思想深刻、内容丰富、文笔流畅的好文章，并出了一本好书。李北方A为传播左翼思想做出了不少贡献。

比如，李北方A在一篇《法律党为何念念不忘要把共产党搞垮：一个法盲眼中的法治》的文章中，谈法治问题，谈得相当透彻，此处引用几句：

“我谈的是要什么样的法治，要谁的法治，是人民群众的法治还是资本的法治、法律党的法治。法律党所要的法治，本质上就是赤裸裸的资本对人民群众的专政，这是必须反对的，也是必须打倒的。跟他们斗争的理论的和实践的资源就是毛泽东领导的20世纪的中国革命及其当代遗产。”

说得何等好啊。法治的阶级性，法治的政治本质，李北方A不愧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李北方B，有人怀疑是权力的好儿子，是五毛。当然这个事情李北方同志是不承认的，因为李北方A也批评过五毛，批评过国家主义、工业党。但李北方同志面对一些朋友的疑惑，显得不太淡定，于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脖子一梗，挂上李北方B的马甲，索性也就承认自己是五毛（以下所有截图都来自于李北方微信公众号“行走与歌唱”）：

      李北方B说：“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即便对党有一肚子牢骚，但还坚定地支持党的领导，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你们这群‘人大校友’太烂了。”这个说法颇有点比烂的味道。

笔者认为，李北方同志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以李北方A的形象示人，故就不在此举例说明了。下边展示一下李北方B的形象，有图有真相：

文化人不骂几句粗话，似乎不好意思自称文化人，这个年代总有些事情让我们搞不懂。李北方B开口就是“有病”、“傻逼”、“他妈的”，在大量的李北方粉看来却毫无违和感。总而言之，面对李北方B认定的的“左右合流”派、群氓、刁民、有病的人，李北方B认为辱骂是最好的战斗。

从雷案看中产阶级的裂痕

这些问题暂且不谈。这里要谈的问题是，李北方同志在雷某案中所质疑、所批评的中产和“人大校友”，尽管在观念上与李北方同志南辕北辙，但就其社会和经济地位而言，却与李北方同志处于同一阶层，也与大量的与李北方同志持相似观点的人处于同一阶层。换言之，不仅李北方同志是分裂的，包括李北方同志在内的整个中产阶级都是分裂的。雷某案无非是进一步扩大这个裂痕而已。

这就引起笔者的浓厚兴趣了。因此尝试对此做一些分析。

中产阶级，一如其内部的分裂与混乱，其标准也混乱不堪。随便一找就是五个定义：狭义中产阶级定义、广义中产阶级定义、世界银行定义、福布斯定义、瑞信定义。更麻烦的是，由于中国中产阶级的谦虚（狡猾），大量的被认为已达到中产收入水平的人却自称屌丝，假装自己是无产阶级。

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和焦虑不是新话题。雷某案为中产阶级的焦虑表现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话题，不幸去世的雷某本人也属于中产之列。

李北方同志说：“‘人大校友’的政治倾向清楚了，雷洋事件在他们心中的作用清楚了，那么‘人大校友’炒作雷洋案的性质也就清楚了：他们企图通过消费雷洋的尸体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李北方同志这个表态，政治正确，义正辞严，让人几乎无话可说。

然而问题来了：党中央反复强调中等收入人群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是构筑可持续发展的“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基础。那么，中产阶级理所当然应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理应是温和理性的良民，为什么如此多的中产却被一些本身也是中产的“人大校友”忽悠起来质疑官方？为什么同样是中产且充满正能量且有主流支持的李北方和李北方们却显得形孤影只？难道党中央的“橄榄型”追求错了？问题出在哪里？

这就很尴尬了。李北方同志的焦虑和精神分裂就不可避免了。

自称毛主席好学生的李北方，却与美国保守派政治学家亨廷顿的看法异曲同工：“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秩序！秩序！这是李北方及李北方们的关键词。

但是，亨廷顿毕竟是资产阶级学界的“老油条”和楞头楞脑的李北方相比，稳健很多。亨廷顿也注意到中产阶级这个问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的“激进”与“革命”倾向的问题，他认为，中产阶级既有激进的一面，亦有保守的一面，处于成长期的中产阶级具有不稳定性和激进性，已经壮大并形成规模的中产阶级一般偏向保守，能够缓和阶级矛盾，充当社会的“稳定器”。因此，关健在于加强政治制度建设，形成稳固的政治参与模式，这个过程中产阶级的参与十分重要。也就是说，亨廷顿主张要消化中产阶级的不满，要招安，要体制内解决问题。而李北方及李北方们明显就“二”得多：既想维护和谐稳定的政治局面，又对中产阶级的主流恶言相向。精神分裂的症状十分明显。

透视：中产阶级的精神分裂

中国所谓中产阶级，按其阶级属性，以小资产阶级为主。从经济和社会地位上讲，他们介乎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按照列宁的看法，他们通常既是私有者，又是劳动者。因此，从根本上决定了小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摇摆不定的特性。而经济局势的恶化，经常性的失业及破产，又加剧了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他们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疯狂地东奔西窜”。

中国的中产阶级，包括其后备队985类高校的毕业生，在经济局势的“新常态”之下，也处于疲于奔命的新常态：要面对高涨的物价特别是房价，要为子女的教育殚精竭虑，要面对险恶的职场生态，要面对无情的市场变幻。而他们之所以能在这种让人筋疲力尽的新常态煎熬下去，是因为某种人格独立、财务自由、交易自由包括嫖娼自由的幻象在支撑着他们，而铺天盖地的消费主义文化和色情文化又强化了这种幻象，支付鸨一类的平台又提供了强大的交易保障基础。在这里，性交易与约炮并无道德障碍，上层人士可以用支付鸨，远离妻儿或无力成家的工人可以找十元店，供需两旺，市场繁荣。李北方在一篇名为《中产阶级道德形象的破产》的文章中谈到，所谓“中产阶级”逐渐褪去了曾自我赋予的道德光环，这个阶层通过自身的所作所为完成了对自我的“祛魅”。然而，另一些有着道德洁癖的中产们却对雷某的“嫖客”身份大加鞭挞。这种道德光环，在市场的逻辑中苍白无力：有产者无须遵守这种道德，无产者又缺少条件来遵守这种道德。

雷某，因为一个在主流文化看来极其微不足道的过失（且存有疑问）而丧命，对于中产们的打击是沉重的。一面是诲淫诲盗的主流社会文化，一面是以正人君子面目出现的强权，令他们崩溃。那些支撑着他们的人格独立、财务自由、交易自由的幻象瞬间破灭，让他们几乎生无可恋。让亨廷顿头疼的问题来了：理论上，主流需要容纳中产阶级并让其参与政治生活，在具体生活中，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还是政治参与度，中产阶级又备受大资本与权力联盟的联合压制，让他们备感焦虑和无助。

大资本与权力联盟是如此不靠谱——怎么办？

还有一条路。中产阶级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疯狂地东突西窜”时，有可能加入无产阶级的阵营。事实上每天都有大量的中产者坠入到无产者群体中来。这也是目前各类中产和准中产群体大量左转的物质基础。一部分青椒左转了，一部分985高校学生左转了，一部分白领左转了，一部分基层公务员也左转了。

于是，中产阶级分裂了！

然而，在思想上理论上靠拢无产阶级的阵营，并不等同于在认识上符合马列主义，并不等同于在行动上是合格的无产阶级战士。李北方同志的问题就出在这里。面对精心包装过的各类马克思主义，面对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左右摇摆、患得患失、崇尚权威、耽于幻想的本性就暴露的一览无余。

李北方同志为何反对“按闹分配”？

吃瓜群众都知道，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是按权分配、按资分配与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当然，由于此种分配制度的家族遗传特征愈来愈明显，将以上三种分配制度通称为按爹分配，尤为形象。

在按爹分配的格局下，按闹分配是唯一能打破这种格局固化的手段。按闹分配作为一种手段，哪个阶级都可以使用，符合实践理性。或者说，全世界的政府都是屈从于“按闹分配”的原则，国家机器强的美国也必须不能幸免：工人的八小时工作制是闹出来的，黑人权利是闹出来的，妇女选举权也是闹出来的。

在我国，“按闹分配”在不同的群体表现不一：对资本家而言，完全可以通过温和而文明的办法来解决分配问题。比如，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关于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其中涉及多名人大代表提交的10件《关于修改劳动合同法的议案》。议案中提出，“现行的《劳动合同法》存在偏重保护劳动者的利益，而忽视了企业的权益，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不符合劳动者的实际情况，有失公平；而工资保证金制度缺乏法律依据等问题，建议修改《劳动合同法》。”资本通常不需要通过“闹”来解决这些问题。其过程既文明又和谐——“十分美好”。

其他社会阶层要想调整利益格局，所付出的代价则要高太多。如《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则是因2003年
“孙志刚事件”引起的巨大社会舆论争议，大学毕业的孙志刚在收容人员救治站被野蛮殴打致死。如果不是因为孙志刚的大学生身份（当年的大学生可以比较轻松地进入中产之列）引发了集体愤怒，这个恶法恐怕还要执行下去，成为各地公安部门敛财和压迫外来工的重要手段。

工人阶级“按闹分配”的典型是通钢工人。

2009年7月24日，通钢工人们为反对通钢重组，乱拳打死民企派来的总经理陈国君（李北方同志，这可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呢）。面对工人们的“闹”，官方一天之内连续发布三次公告，先是宣布决定暂缓执行与建龙集团的合作，而后又宣布终止建龙集团重组并控股通钢集团的决定，最后省政府于当晚决定，建龙将永不参与通钢重组。这天晚上，通钢鞭炮齐鸣，饭店爆满。通钢一“闹”使全国的工人阶级受益，中央规定国企改制必需经职代会通过。

雷某一案中，中产阶级的“闹”，则让有关方面十分为难：若偏向警方，一是难以服众，毕竟警方过失明显，且其公信力来就不足，即便拿出确凿的证据吃瓜群众也不会轻易相信；二是“橄榄型”的建设也颇为不妥；向“闹”者妥协，又有损公权的威信。

李北方同志反对“按闹分配”，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工人阶级？对群众到底是什么态度？李北方同志恐怕又要分裂一下了。况且，反对“按闹分配”，无非就是反对一项客观规律，无非是与风车作战，无论反或不反，他都是要表现出来的。李北方同志的马列主义水平还有待提高。

中产阶级的一翼坚挺公权，有其深刻的社会基础。自由的幻象破灭后，中产阶级因为其本身的软弱涣散性，无力改变局面，一部分人左转了。但是，很多人又看不到无产者的力量，于是有人将希望寄托一个中立的、神圣的、强有力的且超脱于社会之外的组织，这个组织就是国家。当这个国家表现出一些让他们感到温暖而亲切的色彩时，他们脆弱的心灵瞬间得到了安慰。

中产者的困惑和思索

李北方同志反对法律党，这没有错。李北方同志反对的是资本的理想化人格：三权分立，多党伦坐，司法独立。但资本是十分现实的。资本也是讲政治的。资本政治的最重要的一条，是不能影响资本家的利润。而资本家利润最大保障，是政权的稳定，是有效地施行对无产者的专政。为了这个稳定，资本的理想化人格并不是十分迫切和必须的选项。

法律党的迂阔在于，在资本的利润日渐萎缩时，在经济增长乏力时，在过剩日益成为常态时，在无产者的不满日益增长时，他们却要高举资本乌托邦的大旗，而这个大旗必然要影响到社会的稳定，进而影响到资本的利润。他们生不逢时，他们是右派幼稚病患者。

法律党的生不逢时具有国际大气候。在灯塔国，原有的政治正确被弃之不用，川普之流堂皇登场。在法西斯主义被清算过的某国，极右翼的“德国的选择党”横空出世，成为第二大党。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故乡，法国国民阵线风头正劲。

法律党们一度颇受青睐，经常出入庙堂。在经济危机的狼烟四起时，他们却面临被弃如蔽履的危险。

垄断资本愈发展，也就接近自己的晚年。如同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一样，愈接近晚年，就愈发丧失自己年轻时的理想，愈发害怕一切变革。他们担心牵一发而动全身，担心会因一场小感冒而要了他的“老命”。

而资本面对愈来愈觉醒的无产阶级时，就愈发感觉秩序的可贵。

李北方同志是不了解这些的。李北方A，在理论上的反资本，李北方B，在现实中却有意无意地维护资本的秩序。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总能以极廉价的方式来拯救自己，感动自己，并宣称自己是革命的。于是，李北方同志就无可避免地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在这种分裂与焦虑中，何去何从，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需要李北方同志和我们每个人都认真思考。

（作者：五百二。激流网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