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经常听到张跃然同学的大名，但是以往一直没有和他交流过。近日读到网上流传的张跃然的新作，“马克思的《雾月十八》如何帮我们理解当代美国政治”；作者用了很大的篇幅介绍了法国十九世纪中叶的阶级斗争，比较了路易?波拿巴和特朗普上台的某些相似性，最后的结论是：“马克思在《雾月十八》中描述的，从民主共和国到君权复辟的过程，本质上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在政治制度层面的一次自我调适，虽然调适的结果，也许超出资产阶级最初的预料。而特朗普的上台，也完全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的政治调适、或者资产阶级统治方式的转换而已。”

也就是说，特朗普上台，与当初波拿巴在法国上台一样，本质上并不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危机，更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而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在政治制度层面的一次自我调适”，一切都在资产阶级的掌控之下，即使表面上是出乎资产阶级“预料”，乃至于抛弃了资产阶级的直接“政治代表”，资产阶级的统治不但不动摇，反而更加巩固，“资产阶级和国家权力维持了足够的形式上的距离，实际上却是相互依附的关系；恰恰是形式上的距离，使得二者的相互依附更加紧密、更加安全。”

透过张同学的旁征博引、满纸的马克思主义和阶级话语，唯一留下来的印象，便是无产阶级的无力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强大。无产阶级搞武装斗争，可以镇压下去；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参加选举政治，资产阶级照样可以玩弄无产阶级于股掌之中；两者都不起作用了，资产阶级的武器库中仍然可以拿出数不胜数的、眼花缭乱的“政治调适”手段平安渡过。如此说来，社会变革的动力和希望到底在哪里呢？

至于张同学援引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墨菲的观点：“左翼政治力量要想实现自身的政治议程，就必须既以政党的形式参与选举政治，又培育独立而活跃的草根运动基础，两者缺一不可。在选举政治中夺取政治权力是重要的，但只有草根运动强大，才能尽可能保证左翼政党在夺权之后不‘变质’、真正实现对左翼诉求的代表。”这难道不正是西方的进步社会运动（以及受西方影响的拉丁美洲、南亚等地社会运动）自1968年以来几十年的实践吗？几十年了，这个世界是更加光明了，还是更加黑暗了呢？我们有什么理由，有什么灵丹妙药，有什么“神的启示”，可以让我们相信，几十年来越走越窄的“草根+选举”的死路突然就变得道路畅通、前途光明呢？

美国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危机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的不朽篇章，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永远可以从中汲取营养，获得启发和鼓舞。但是，十九世纪中期的法国的阶级斗争形势毕竟不同于二十一世纪初期的美国的阶级斗争形势；1848-1852年的世界历史条件也迥然不同于2008年以后的世界历史条件。与其削足适履，硬要在波拿巴和特朗普之间寻找一些形似而不神似的相似点，倒不如扎扎实实地分析一下现实的资本主义矛盾及其对阶级斗争的影响。

概括地说，笔者认为，特朗普上台，并非什么美国资本主义政治的“自我调适”，更不会使得资本主义“更加紧密、更加安全”，而是美国和世界资本主义深刻危机的表现，并将反过来加深这一危机。这一危机发展的结果，虽然在短期内并不会造成美国无产阶级革命，但却一定会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创造条件。

在上世纪中期，美国资本主义社会是比较稳固的。但是，不仅美国霸权在世界上如日中天，美国资本家垄断着世界工业；在美国内部，通过“新政”等一系列社会改良，美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显着提高，分享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红利”。通过对工人阶级的有限让利，美国资产阶级换取了工人阶级和工会官僚在政治上放弃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目标，形成了阶级妥协的“黄金时代”。

但是，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后半期，这一套“资本-劳工谅解”就已经开始瓦解。由于工人阶级力量上升，工人斗争加强，威胁到了资本家的利润率，并造成了美国和世界资本主义的积累危机。当时，除了日益高涨的工人斗争以外，还有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反战运动、环境运动等，一度使得美国资产阶级统治发生动摇。为了应对不断加深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美国资产阶级经过尼克松、卡特两个选举周期的调整，以里根上台为标志，向工人阶级发动了全面的反攻倒算，也就是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开始（在此之前，七十年代，智利、中国、英国，已经分别发生了对新自由主义有利的政治变化；美联储已经开始实行对新自由主义至关重要的紧缩货币政策）。

美国资产阶级要打垮工人阶级，克服积累危机，也不是轻而易举的，而是有个过程的。对外，需要有一块新的地理区域，有一支庞大的廉价劳动力队伍，便于跨国资本大规模转移，从而降低成本、提高利润；这个地理区域，是由东亚地区来提供的。对内，美国资产阶级还受到资产阶级民主形式的限制。更根本的原因是，美国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霸权国家，如果发生重大的政治不稳定，不仅会动摇美国资本主义，更会严重动摇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不到万不得已，资产阶级是不能冒这个风险的。

在整个新自由主义时代，虽然美国工人阶级也付出了不少代价，实际工资长期停滞、下降，但是总的来说，美国工人阶级所受到的冲击远远小于前苏联、东欧、拉丁美洲、非洲、中东地区人民所蒙受的巨大灾难。在世界范围，美国工人阶级实际上还在分享着美帝国主义剥削全世界所获得的超额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也就是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超额利润”）。到了九十年代后半期，一度形成了某种新自由主义条件下的社会妥协：一方面是华尔街金融资本和硅谷高技术资本暴富，同时附庸于这些大资本家的一部分上层中产阶级（即现代“小资产阶级”，如经理、计算机工程师、金融分析师等）也在相当程度上受益。至于美国工人阶级，也通过借债消费、借债买房，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新自由主义的相对“繁荣”。在实际工资停滞或下降的同时，美国工人阶级通过消费大量的来自中国、越南、孟加拉、印度、墨西哥等地的廉价消费品，间接地分到了世界剩余价值的一杯羹。

但是，这个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妥协”格局，在2008-2009年世界资本主义危机以后就完全破裂了。即使是以借债或者“金融创新”的方式，美国资本主义也无法将工人阶级容纳在自身的社会妥协范围内。大批原来社会地位处于“中等”的工人阶级家庭陷入绝望，一部分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化；而在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条件下，由此而形成的阶级矛盾激化在短期内又不可能造成积极的、革命性的变化。

美国的工人阶级和“进步”社会运动

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曾经提出了着名的“无产阶级终将成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伟大设想。世界历史的实际发展比马克思所设想的要复杂。一直到二十世纪中期为止，无产阶级化的进程主要限入处于世界资本主义核心地位的一部分西方国家。由于世界范围的剩余价值高度集中在少数西方国家，这就使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将所掌握的超额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拿出来，进行一定范围的社会改良，并逐渐消蚀西方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精神。

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而不是从话语、文化领导权等唯心主义观点出发），这是西方工人阶级自十九世纪末期以来逐步放弃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原因。即使是今天，相对于亚非拉的广大劳动群众，美国工人阶级（更不必说小资产阶级）仍然享有巨大的物质特权。在许多美国工人看来，从他们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直接生活经验出发，改善他们物质生活条件最直接、最便利的方法，不是社会革命，而是恢复他们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垄断地位；而要恢复他们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垄断地位，就要把被少数族裔“抢走”的工作岗位抢回来，就要把移民工人挡在外面，就要沿着美国边界建起一堵墙。这部分工人阶级，是特朗普的主要选民基础。

另一方面，美国的以小资产阶级为主的“进步”社会运动，早已经与工人阶级渐行渐远。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到了巨大的进步作用，对于此后相当一个时期世界范围进步运动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美国的“进步”运动也在相当程度上起了变化。一部分六十年代的积极分子，被民主党收编，变成资产阶级用来欺骗、操纵小资产阶级和底层工人阶级的职业政客。争取妇女解放、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逐步堕落为“身份政治”。这种“身份政治”，一方面反映了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一部分新形成的小资产阶级要求资产阶级扩大其对小资产阶级的容纳范围、为新形成的小资产阶级（往往是来自女性和少数族裔）提供相应的经济和政治特权的要求（有点类似于中国的自由派分子向共产党要“民主”但实际上丝毫不关心劳动群众的民主权利）；另一方面，迎合了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资产阶级的需要——这种需要就是，一方面向有廉价劳动力的地区资本转移，另一方面直接从外国（如墨西哥）引进廉价劳动力，并将现有的尚未充分利用的劳动力（女性劳动力）充分利用起来。

在美国现有的阶级斗争条件下，无论是工人阶级企图恢复“黄金时代”的徒劳努力，还是以小资产阶级为主（并且裹挟一部分底层劳动群众）的“进步”运动，当然都不可能带来积极的社会变革。但是，二者，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造成资产阶级政治秩序的混乱，并且随着美国阶级矛盾的激化，使得资产阶级丧失有效解决自身政治问题的能力。

在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上台，这不仅是完全出乎美国资产阶级预料的，而且是美国资产阶级对政治过程失控的结果。特朗普本身是个大资本家，他的“内阁”也将由许多大资本家和帝国主义将军们组成。但是，这个“内阁”是否还有能力维护资产阶级的整体和长远利益而不仅仅是一部分资本家的眼前利益，则是大可疑问的，也是像《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这样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报纸所忧心如焚的。

如果说，路易?波拿巴还是一个真实的资产阶级将军，掌握着实际的军事力量，头上还戴着伯父“第一帝国”的光环；那么，特朗普，就完全是一个政治小丑，其背后，本来是没有任何真实的社会力量的。但是，在美国目前的阶级斗争形势下，特朗普使得美国资产阶级内部原有的妥协格局和游戏规则被严重破坏了，将各资本家集团之间的矛盾公开暴露出来。这样的资本家集团之间的厮杀，除了使美国资本主义陷入混乱以外，有可能在长远为世界范围的进步变革创造有利条件。

比如，到目前为止，在美国资产阶级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华尔街金融资本和硅谷高技术集团。这部分资产阶级的基本利益在于继续推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政策：对外，一方面继续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保持对中东的控制，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实行一些有秩序的战略退却；对内，则为了收买小资产阶级以及扩大来自底层的廉价劳动力供应，愿意在种族、性别等方面实行一些较为“进步”的社会政策。

特朗普政府到底将实行什么政策，他想要实行的哪些政策又能够真正地实行下去，还有待观察。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在一部分制造业资本家的压力下，特朗普可能实行一定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在一部分工人阶级的压力下，特朗普可能实行一定的限制移民的政策。这两项政策，如果在一定程度上落实，客观上都会起到瓦解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作用。在能源工业资本家的压力下，特朗普已经决定要全面解除环境方面的管制。在短期，这当然会大大加重世界环境危机；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未尝不可以对环境保护积极分子起到教育的作用，用现实的经验来说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不可能克服人类所面临的环境危机的。在世界范围，在不同资本家集团的矛盾斗争中，特朗普既可能卷入新的军事冒险，也可能在事实上实行全面的战略收缩；无论哪种情况，都会导致美帝国主义加速衰落，从而有利于世界人民的进步斗争。

十九世纪的法国，阶级斗争虽然激烈，却仍然处于欧洲和全球资本主义的上升时代；二十一世纪的美国，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固然绝望，资产阶级的前途也不光明，无论美国和全球的资本主义都已经走上了衰亡的不归路。在这个意义上，如今的美帝国主义其实比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纸房子”更加虚弱。

世界的希望在东方

作为中国的马列毛主义者或者进步分子，我们要把主要的工作精力用于中国人民的事业。这不是由于我们在精神上狭隘，而是由当前世界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

在未来相当一个时期，美国和西方的工人阶级不大可能主动地完成他们那里的革命变革。拉丁美洲、南亚、俄罗斯等地方的进步斗争也有各种各样的暂时难以克服的困难。但是，世界资本主义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在世界的东方造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的工人阶级队伍。这个地方的无产阶级已经壮大，并且其力量将逐步增强到资产阶级无法简单用镇压的方法来摧毁的地步。另一方面，这个地方的资产阶级虽然貌似“强大”，实际上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其所拥有的有限的剩余价值不足以将庞大的无产阶级队伍完全收买下来。这样，在世界历史上，就第一次出现了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论述的几乎完全吻合的社会和经济状况。

东方的无产阶级将用自己的伟大实践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并为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人民指明道路。

（作者：红海军。来源：红旗太平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