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寻找革命真理的过程中，毛泽东不只是注重对书本的研究，而且在研究书本知识的同时，非常注意向社会学习，向实践学习。他反对读死书，主张读活书，认为一个人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他在《讲堂录》中有这样的记载：“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己。”

到农村去进行社会调查，是毛泽东向社会学习的一个重要途径。自从进入第一师范以来，他就常常利用课余和星期天，到附近的工农群众中进行访问。但是，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曾在古书上读过司马迁周览天下名山大川，开阔襟怀，增广见闻的事迹。又曾从一份旧《民报》上看到两个青年学生徒步旅行全中国，一直到达祖国西南打箭炉（今今四川康定）的报道。他从这些事中得到启示，也想进行一次旅行，借以接触更多的实际，熟悉社会，了解工农及社会各阶层的情况，学些书本上所学不到的知识，同时，通过旅行，锻炼克服困难的能力。

一九一七年七月，学校放暑假了，同学们纷纷离校回家。

毛泽东也回韶山看望双亲，但他很快就返回长沙，邀请在楚怡小学教书的老同学萧子升，利用暑假这段时间，一同到农村作调查。

一个晴朗的早晨，毛泽东来到楚怡学校。他穿着一件白色旧上衣，带着一把旧雨伞和一个布包，布包里有一套换洗衣服、毛巾、笔记本、毛笔和墨盒。他和萧子升从楚怡出发，过湘江后，换上草鞋，踏上了去宁乡的石板路。

   这次“长途旅行”，他们有意识地不带一文钱，而采用“游学”的办法。“游学”，本来是旧社会某些知识分子，用以寻师求学的一种方法，但是也有一些潦倒落魄的文人，没有出路，又不愿从事生产劳动，于是就以“游学”为名，到处流浪，靠给人家写字作对联糊口，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行乞行为。毛泽东给这种旧形式，注入了新的内容，运用它来进行农村调查，既新鲜，又很有意义。一路上遇到学校、商店、庙宇等，他们就写一副对联送去，人家给几个钱，就用来作为路上的费用。萧子升爱面子，只写不送。毛泽东则利用送对联的机会，广泛地接触社会各阶层人士，调查当地的历史、地理、民情、风俗等情况，从中了解社会世态，熟悉风土习俗，获得新的知识。

七月的农村，骄阳似火，气候炎热。毛泽东走在农村的小路上，满目田野风光，心里只觉得既舒畅，又亲切。他每到一个地方，就和贫苦农民拉家常，或者一起劳动。开始时，农民们觉得很奇怪：看他的装束，不象当地的农民，听他谈吐，又丝毫不象旧日的“游学”先生。毛泽东那土生土长的农民语言，那温和平易的态度，那关心体贴农民疾苦的思想感情，很快就取得了贫苦农民的信赖。农民们对这两个远道而来的青年人非常喜爱，留他们吃饭，让他们住宿，打开长年压抑着的心扉，向他们倾吐苦水，诉说不平。

一天，毛泽东和萧子升来到宁乡杓子冲访问友人何叔衡，受到了热情的接待。经何叔衡介绍，毛泽东到了一个农民的家里。夜，已经很深了，他还和那位农民围坐在一盏清淡的桐油灯下，促膝谈心。主人以忧郁的心情告诉毛泽东，他作贩田（即佃出），交的“三七租”，不分白天黑夜卖力气，种出的谷子，七成交给了东家，自己终年劳累，却不得温饱。毛泽东听了这些诉说，英俊坚毅的脸上，充满着对农民的深厚同情和对地主的极大愤慨。

毛泽东来到宋家潭，在一所茅屋里，同一位老农和一位青年农民谈话。这两个农民上无片瓦，下无寸地，是当地受苦很深的两户佃农。毛泽东从他们眼前的生活，问到他们所受的痛苦：你们种谁的田？种了多少田？每年收多少谷？交了多少租？家里有多少人？生活怎么过法？东家的态度怎样？毛泽东的话。句句问到了农民的心坎上。两个农民先后诉说了自己苦难的家史和东家的狠毒，详细地回答了毛泽东提出的问题。毛泽东从这样的调查中，得到了对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感性认识。

在何家住了两晚，毛泽东和萧子升又继续上路了。临行时，何家好意地送钱给他们做路费，他们坚持不要。此后，毛泽东决意不再去拜访同学和朋友，因为不愿意再受到象何家那样优厚的待遇。在他看来，艰苦的环境，可以磨炼战胜困难的意志。

他们向着沩山走去。途中经过一座不知名的山，山坡上有棵古老的松树，两人在树下睡了一觉，起来又走。走了一段，发现路旁有户人家，看家的是个老头，他们就进屋去与老人拉家常。那个老人姓王，曾经在县衙里当过门房，以为他们是要饭的，问他们为什么出来要饭？毛泽东说，我们想旅行，想看看农村的情况，又没有钱，只好“游学”。老人说：要饭的人并不坏，他们往往是最正直、最老实的。只有那些当官的最不正直，我在衙门里当门房时看到，谁想打赢官司，就得送钱给县官，谁给的钱多，县官就帮谁说话。这就叫做“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毛泽东听后愤怒地说，这是什么世道！对衙门官吏的恨，加深着他对人民的爱，面对人民的爱，又加深着他对官吏的恨。爱与恨交织在一起，使他的心情久久无法平静。告别老人后，他还在愤懑地想着这世上不公平的事情。

   不久，沩山隐约出现在面前，沩山曾是佛教史上的名山，山上有个很大的佛寺；里面住着很多和尚。毛泽东想了解佛教和佛教徒的生活，于是上了山。在佛寺里，他们听了方丈对于佛经的讲解，了解了佛教徒的生活，还和方丈讨论了老子、庄子的经典。

接着，他们不顾酷暑，跋山涉水，来到了安化。在安化县城参观了紫云山、东华阁、培英堂、孔庙、北宝塔等名胜古迹，毛泽东还兴致勃勃地在宝塔上挥笔题词，洢水拖兰，紫云反照，铜钟滴水，梅岭寒泉。

在调查途中，他们克服了生活中的种种困难。有时候口渴了，就在路旁喝几捧凉水，走累了，就到塘里洗洗澡，有时走到前不挨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就在野外露宿。一次，他们沿着一条大河走去，河床很宽，但河水小。晚上，月亮出来了，照着他们的身影，乍看起来，好像有四个人在沙堤上行走、他们决定在沙滩上睡觉。大自然给他们增添了无穷的乐趣，他们风趣地说：沙滩是床，蓝天是帐，月亮当灯，星星作伴。毛泽东还指着岸边一棵老树说，这就是我们的衣柜。说着，顺手把布包、雨伞挂在树枝上。睡觉没有枕头，他们又找了两块石头，石头太高，就把一半埋在沙地里。就这样，他们欣赏着山乡夏夜的自然风光，舒舒服服地入睡了。

向社会实践学习的强烈欲望，和自觉寻找困难、战胜困难的决心，驱使他们不断向前。接着，毛泽东同又调查了益阳、沅江两县的情况。在沅江时，正值湖区涨水，道路被淹，与外面的交通也断了。眼看暑假即将过去，他们便乘船返回长沙。

历时一个多月的农村调查，足迹遍及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的许多地方，行程达九百余里。在调查过程中，他们每天都接触一些新问题，获得一些新知识。回长沙的路上，当他们回顾、总结自己的收获时，毛泽东深有体会地说，这次调查，使我们获得了比较丰富的社会知识，对农村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而且锻炼了克服困难的能力，知道了困难不是不可以战胜的。我们的目的完全达到了。

这年冬天，毛泽东同又到浏阳县文家市铁炉冲一带去作调查。他住在友人陈绍休家里，广泛了解了这一带农村的情况，向农民宣传了反对封建、反对迷信的革命道理。他没有一点架子，和农民们一起挑水、种菜。针对这里有的农民没有栽果树的习惯，毛泽东指着山上的果树说：前辈人不栽树，你们哪有果子吃，他还亲手栽了几棵板栗树，并且意味深长地说；前人种树，后人吃果。附近的农民知道铁炉冲来了个很好的“毛先生”，都高兴地来找他谈心。每天晚上，陈绍休家里挤满了贫苦的农民。在这普通的农舍里，毛泽东听到了贫苦农民的呼声。

通过调查，毛泽东进一步熟悉了社会，了解了农民。他感到“今之天下纷纷，就一面言，本为变革应有事情。”应该用真理去教育群众，“变换全国之思想”，以便改造社会。因此，他在继续关心农民问题的同时，又不断接触工人群众，了解他们的疾苦和要求，启发他们的觉悟。

第一师范附近，有铜元局、黑铅炼厂、电灯公司等工厂，聚居着很多工人、人力车夫、蔬菜小贩和其他劳动者。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没有机会受教育，绝大多数是文盲和半文盲。毛泽东看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觉得应该赶快设法改变这种状况。

一九一七年下学期，毛泽东担任第一师范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他以课余的主要精力，满腔热情地主办了一个工人夜学。夜学设在第一师范附近的国民学校内。关于夜学艰巨而光荣的经历，毛泽东精心办学的辛勤劳动，在当时的《夜学日志》和一九一八年编纂的《一师校志》里，都留下了珍贵的记载。

那是新学期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一天，毛泽东召集学友会负责人开会，研究、制订工作计划。在会上，毛泽东倡议主办工人夜学，并提出了四条理由：（一）我国现状社会之中坚，实为大多数失学之国民，（二）欧美社会普及教育很有成效，我国国民虽然境遇不同，但人人应有受教育的机会；（三）可作为师范三、四年级学生实习的场所；（四）可借以打破社会与学校鸿沟分明、相隔相疑的局面。他认为，“现时学校大弊，在与社会打成两橛，犹鸿沟之分东西。一入学校，俯视社会犹如登天；社会之于学校，亦视为一种神圣不可捉摸之物”。而通过办工人夜学，能加强学生与工农群众的联系。毛泽东还提出了这样一个理想，即将来要作到“社会之人，皆学校毕业之人。学校之局部，为一时之小学校；社会之全体，实为永久之大学校”。他在上面讲到的“大多数失学之国民”，主要是指因贫困上不起学的广大工农群众。如果说，他在一九一五年读《明耻篇》写“何以报仇，在我学子”的时候，还认为拯救国家主要是依靠青年学生的话，那么现在他已经开始认识到工农群众是社会的中坚了。

毛泽东的提议，获得了学友会全体负责人的一致赞同。

主办工人夜学的倡议通过后，学友会立即采取行动，写了招生广告，张贴在来往行人最多的街道上，并函托警察分发。这个广告，通篇洋溢着真挚、深厚的阶级感情，用具体生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说出了工人们的心里话：

“列位大家来听我说句白话：列位最不便益的是什么？大家晓得吗？就是俗语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都是个人，照这样看起来，岂不是同木石一样，所以大家要求点知识，写得几个字，认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方才是便益的。虽然如此，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能到这样真是不易得的事。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学。这个夜学专为列位工人设的，从礼拜一起至礼拜五止，每夜上课两点钟，教的是写信、算帐，都是列位自己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若是要来求学的，就赶快于一礼拜内到师范的号房报名。列位大家想想，我们为什么要如此做？无非是念列位工人的苦楚，想列位个个写得算得。列位何不早来报个名，大家来听听讲。有说时势不好，恐怕犯了戒严的命令，此事我们可以担保，上学以后，每人发听讲牌一块，遇有军警查问，说是师范夜学学生就无妨了。若有为难之处，我替你做保，此层只管放心的。快快来报名，莫再担搁，”

可是，广告贴出后，报名的寥寥无几。学友会又将招生广告用大张纸书写，张贴在显要处。-但报名的仍然不多，前后两次仅有九人报名。这个意外的情况，使大家感到很诧异。毛泽东召集有关的同学分析原因，认为：第一，工人夜学不要钱，请工人来读书，这是个新鲜事，不容易使人们相信；其次，仅仅把广告张贴在街上，是不会引起人们注意的，第三，要警察分发广告也不妥，他们是否分发已属疑问，即算发了，警察代表官厅，人民望而生畏，反而增添了疑惧。总之，不是工人不愿上学，而是对夜学不了解。原因找到之后，毛泽东组织一批同学，带着广告，深入到工人宿舍区和车间，边发边宣传，当面向工人解释广告内容，大受群众的欢迎。从铜元局周围，铁路两旁，到洪恩寺一带，左自大椿桥，右至社坛岭、天鹅塘等地，一共发了六百多张。广告像春风一样，吹暖了工人的心，他们奔走相告，都说：

“读夜书去！”不到三日，报名的达到一百零二人。两天以后，又增至一百二十余人，经过毛泽东的精心筹备，工人夜学开学了！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九日晚，第一师范旁边的国民学校教室里，灯光明亮，气象一新。工人们兴高采烈地涌来，毛泽东和夜校教职员们亲切地把一批批衣衫褴褛的工人领进教室。为着教学的方便，夜校对工人的文化水平进行了摸底测验。测验的结果，有的能写清全部测验内容，有的能写出所住街道名称和自己的名字，有的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出来。试卷评定后，毛泽东按照工人的文化程度分为甲乙两班，以便分班上课。接着，举行开学仪式。在开学仪式上，毛泽东带着喜悦的心情走上讲台，亲切地说：今夜开学了，分了班，你们就是这夜学的学生了，再过两天，到下礼拜一便要上课。接着，将《上课说明书》逐条逐句地向工人们详细解释：“每次上课，衣服听便，不必求好”，每周上课三晚，每晚两点钟，七点起九点止；“每次上课须带笔墨”，“每人发听讲券一张”；……工人们聚精会神地倾听着，感到格外亲切。

他们从阴暗的车间，来到这通明透亮的教室，就像由冰封雪冻的冬季，来到了温暖明媚的春天！

根据工人的需要，夜学课程有国文、算术和常识三门。国文内容分认字、写字、短文、便条和写信，算术以珠算为主，稍加笔算，常识包括历史、地理、经济、物理等等。所有课程，都由夜学教员结合实际自编讲义。毛泽东讲授历史课，向工人们讲述“历代之大势及近年关系最巨之事迹”，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反动统治的罪行，歌颂劳动人民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以培养工人“历史的观念及爱国心”，启发他们的思想觉悟。

为了使工人学习得更好，毛泽东经常利用课余时间，找工人谈心，耐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结合实际，不断研究和改进教学方法。旧学校的教学方法，是教员“灌”，学生“吞”，教员贪多，学生“嚼不烂”，一方照本宣科，一方死记呆背。毛泽东不满意这种方法，他比较注意采用启发式，工人们最爱听他讲课。他也很关心其他教员的教学，总是团结他们一道实践，不断总结经验，提高讲授水平。经过几天的实践，他在《夜学日志》上进行了初步的小结：“实验三日矣，觉国文似太多太深。太多宜减其分量，太深宣改用通俗语（介乎白话与文言之间）。常识分量亦嫌太多（指文字），宜少用文字，其讲义宜用白话，简单几句标明，初不发给，单用精神演讲。将终，取讲义略读一遍足矣。本日历史即改用此法，觉活泼得多。”有一天，毛泽东听物理课教学，发现教员讲的过于枯燥，工人听不懂，大都低头闷坐，情绪低落。他感到，长此下去，不仅教员白费力：而且很可能由此使工人们感到厌倦，产生退学的思想。为了引起大家的学习兴趣，也帮助教员改进方法，课毕，毛泽东告诉工人们：

物理一科，极有趣味，方才所讲，只是开始。将来如电灯之所以能发亮，轮船火车之所以能奔跑，其中的道理都要讲给大家听。

这些通俗易懂、循循善诱的话语，不仅引起了工人们求知的欲望，而且对那位教员改进教学方法，也是一个很大的启示。教员们都认为：“此亦足以引起追求的兴味，其法大可采也。”

“毛先生是我们的贴心人，”这是工人们异口同声的心里话。

    的确，毛泽东对工人的学习和生活非常关心，许多细枝末节都想到了。课前，他常和一师的厨工一道，为夜学准备茶水，课间，找工人谈心，了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雨天，就告诉大家：“雨具自置椅下看管”，发现教室灯光不足，就及时在《夜学日志》上注明，“教室洋油灯四盏，有二盏不明，灯在四角，中间颇暗，应添一盏”；课毕，则细心地布置作业。有一次，他告诉工人们：“今后有未带笔墨的，下次要带来。学习纸带回去写好，下次带来定甲乙记分。”

当夜深人静、万籁无声的时候，他还在总结教学经验，填写《夜学日志》。毛泽东同对工人的关怀体贴，如同春雨一般，一点点，一滴滴，滋润着工人们的心田。

毛泽东善于以自己的热情，鼓励周围的人们，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推动大家工作。尽管当时反动军阀傅良佐和谭浩明的军队，出入长沙，时局很不稳定，晚上经常戒严，给工人上学造成很大困难，但是，工人们仍然坚持学习，教员们继续坚持上课。一九一八年上学期，夜学继续开办。为了扩大社会影响，推动其他学校也办工人夜学，毛泽东还向湖南《通俗教育报》投稿，详细介绍主办工人夜学的情况和经验。通过这一系列的实践，毛泽东对工人有了初步了解，同他们建立了真挚的感情，也取得了联系工人的一些经验。同时，把彻底改造旧社会的革命火种，撒到了工农群众这个“社会中坚”的浩荡队伍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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