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月，河南巩县孝义兵工厂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枪厂工人首先发难，关车怠工。
枪厂工人冲出工厂后，忽闻厂里本年所得红利12万元，已经被“蓝牌”（指上等职员。他们的徽章是蓝色的）秘密分光。工人要求平分红利，宣布午饭后实行同盟罢工，得到其他厂工人的赞成。
厂方宣布，答应工人的要求：阳历年关发双薪，增加工资。枪厂工人信以为真，第二天就开始上工，同盟罢工便告停止。
厂方害怕工人同时上工发生意外，决定枪厂工人仍按老规矩6点半上工，其他厂工人推迟半小时，7点上工，使枪厂工人与其他厂工人拉开距离。
其他厂工人仍然按照老规矩6点半上工。他们看到，厂方只给枪厂工人发上工牌子，不给其他厂工人发上工牌子，非常不满。7点到了，厂里拉了3次上工汽笛，他们不进厂，直鼓噪到9点才上工。
枪厂工人早已进厂工作，不知道其他厂的工人进厂受阻。等他们出厂吃午饭时，才知道发生了这么回事，决定再次发动同盟罢工。由于新来的工人不听指挥，进厂上工，第二次同盟罢工没有发动起来。
厂方贴出布告“国难当头，工人要帮助政府努力工作，同御外侮，平定内乱，国有工厂，绝对禁止有轨外行动，严密调査反动分子，给以严惩”。[1]
这次罢工，断断续续共3日，但罢工时间合计只有1天。 结果，工人没有增加工资，也没有分到红利，反而被厂方视为“反动分子”，要“给以严惩”。
1932年1月21日，刘少奇在《红旗周报》第三十二期, 发表《某某兵工厂罢工斗争的经过和教训》一文，对河南巩县孝义兵工厂罢工失败的原因，提出自己的看法。
刘少奇认为，孝义兵工厂罢工失败，有两条深刻的教训。
第一条教训是：我们的支部在罢工之前，根本不了解群众的要求，不做组织工作，不做准备工作，等到群众自发起来罢工时，我们才去领导。这个错误，表现在5个方面。
一、枪厂工人怠工冲出工厂后，才“忽闻”本年红利12 万元已被“蓝牌”分完。我们的支部平日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去了解工厂的情况，了解工人的要求，简单明了的提出来，写在工人住宅的墙壁上、厕所中，让工人为实现这些要求而斗争。我们的支部没有这样做。“这次罢工完全暴露了该厂支部及其上级领导机关过去在工厂中的工作，是完全空虚的。”
二、枪厂的工人从怠工转变为各厂工人同盟罢工时，我们的支部没有召开群众大会宣布罢工，没有组织罢工委员会领导罢工，没有宣布罢工纪律，不得私自上工，没有推举代表与厂方交涉，工人的行动完全处于无组织状态。所以，厂方只放出一个谣言，说给工人发年关双薪和增加工资，同盟罢工就停止了。
三、第二天上工时，其他厂的工人在厂门口受阻，鼓噪了两点多钟。我们的支部没有利用这个机会，推出代表，同厂方谈清楚发年关双薪和增加工资的问题，就去上工，把这个难得的机会错过了。
四、新工人对罢工是很不坚决的。我们的支部没有做新工人的工作，被厂方利用，破坏罢工，这是我们的失策。
五、当厂方贴出布告，宣布发动罢工的工人为“反动分子”，要“给以严惩”时，我们的支部没有反对厂方借口“困难当头”来压迫工人，没有组织群众的力量防御厂方的进攻，又是我们的失策。
刘少奇说，以上这些错误，是这次罢工失败的主要原因。“如果我们不发生这些错误，这次罢工是完全有胜利可能的”。
第二条教训是：我们的支部为什么不能发动第二次罢工呢？不是工人不要罢工，而是我们自己做错了。错就错在“经济罢工政治化”。
刘少奇说，群众最迫切的要求是增加工资，分配红利。我们的支部应该根据这两条，领导工人起来进行坚决斗争。可是，我们的同志以为提出的要求愈多愈好，愈革命，把经济要求同政治口号混在一起，提出14条斗争纲领：
一、红利全部发给工人。
二、增加工资5元。
三、实行8小时工作制。
四、夜工4小时作一工，8小时作双工。
五、反对罚金。
六、反对规定物价。
七、年关发双薪，年假工资照给，免费乘火车。
八、反对无故开除工人。
九、反对指派代表。
十、打倒吃工人血汗的国民党。
十一、打倒出卖中国工农给帝国主义的国民党政府。
十二、打倒进攻苏联、压迫中国工农的帝国主义。
十三、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区。
十四、拥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组织工农自己的政府。
刘少奇说，这个斗争纲领的后半部分，显然不是群众的迫切要求，而是“左”倾教条主义者坐在屋子里写成的“佛经”。他们以为“拿了这个纲领到工人中去，照和尚念佛经的样子，去念他娘的千万遍，或者会‘显圣’吧！工人群众将会‘不得不’在这14条之下，起来罢工吧！除此之外，我们就不能解释这个要求纲领的‘正确’。照我‘凡夫俗子’看来， 这14条，恰恰是要葬送罢工的。落后的工人看过我们这14条就会离开我们，怕和我们接近，工人群众脱离我们之后，厂主就可以很简单的把我们几个‘光杆’同时开除了事”。
刘少奇认为，把群众目前迫切的经济要求，同党的宣传鼓动政治口号一起，写在斗争纲领上，作为罢工要求提出来，这是把工人的经济要求，同党的政治口号“混淆到一塌糊涂”。这样干，只能葬送罢工。孝义兵工厂第二次罢工发动不起，这是重要原因之一。
经济斗争应该怎样和政治斗争联系起来呢？这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刘少奇认为，工人的经济要求，同党的政治口号，绝不是不可联系，而是可以联系的，问题在于如何联系。
拿这次孝义兵工厂罢工来说。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我们就应该向工人解释：工资低，不能维持生活，是因为物价太高。物价高涨，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战争造成的结果。工人要解除自己的痛苦，就必须驱逐帝国主义和消灭军阀战争。要达到这个目的，那就得靠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只有苏维政权和红军取得胜利，才能改善工人的生活。所以，工人在为自己的切身经济利益进行斗争的时候，也应为苏维埃政权和红军的胜利而斗争。接着，我们就应该告诉工人，目前应该这样来帮助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参加红军，募捐慰劳红军，或制造炮弹枪械时，如何使这些炮弹枪械不能使用，或在军事任务紧急的时候，举行经济罢工。
刘少奇说，“这样就使工人的经济罢工，和拥护苏维埃的任务联系起来了。这比在要求纲领上加上拥护苏维埃的口号要好多了。实际多了吧！这只有糊涂虫才不懂得!”[2]
刘少奇这篇文章，被“左”倾教条主义者视为“反对经济罢工政治化”的证据。
注释
[1] 《刘少奇论工人运动》，9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2] 《刘少奇论工人运动》，9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校对：孺子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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