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政治上看，80年代的“世纪审判”即对所谓“四人帮”的审判，对理解当时社会性别政治（注意，这里讲的是社会性别政治gender politics）有无可估量的意义。“四人帮”从文化解读意义上说就是江青的代名词。用今天的“历史后见之明”来看，对江青的审判过程实质上完成了两个“恢复”。第一是恢复了中国传统父权/夫权对女人参政的文化逻辑，即“女人参政祸水论”。无论是审判的本文还是审判的语境都深深沉浸在“仇女”的逻辑之中：江青就是性，就是肉欲；戏子、演员、多次离婚、“勾引革命领袖、生活糜烂、嫉妒、欲望”，无一不是对“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否定。第二是恢复了男女的传统的社会空间的分离。

中国的妇女研究始于1980年代。经过三十年左右的发展，已经基本上体制化、学科化、精英化了的妇女研究，还没有形成逻辑清晰的理论体系。因此学科内部正在经历自身的反省反思，不仅是一个颇为积极的现象，也为澄清妇女研究的社会任务和基本立场，提供了一个契机。本文是对这个梳理要求的一个响应，是我对中国的妇女研究的一个框架性的思考，考虑的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妇女研究出现的社会历史条件，二是妇女研究与社会主义时期妇女解放的关系，所涉及的历史时段是1980年代。

马克思主义汉学家德里克（Arif Dirlik）在研究中国共产党起源问题时，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一种社会思潮的出现，不是偶然的，都是内部动力和外部发展的压力合并的结果。事情的出现，自然有其内部逻辑，但是允许并促使事物出现的社会历史的大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事情的实质和发展脉络。[1]我们都看到这样的事实：一切现代的女性运动，无论是改良的还是革命的，都是当时主流社会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都是那个特定环境的特定产物。虽然女性运动有其独立之处，但是主流社会思潮不可质疑地规定、限制女性运动的内容和发展方向。比如西方的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始于1960年代后期的法国学生街头运动和美国的民权运动、反战运动。这些运动的主体是左翼知识分子，运动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改良诉求。这些特征在西方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中反映得特别明显：无论多激进的流派，都是在资本主义内部运作，没有对资本主义形成制度批判。虽然开始时有劳动妇女的参加，但是很快其斗争策略发生了转变，向学术、学理、精英的方向发展，然后进入社会主流，成为一种特殊利益集团。相比之下，1950—70年代的中国的妇女解放是伴随着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而发生发展的。因此妇女解放带有明显的革命性和阶级性。生产资料公有制引起的社会经济基础变革从制度上提供了消除父权制存在的条件，文化上提倡的“移风易俗”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社会性别关系重新制定。这些为劳动妇女的生活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革命中妇女解放主体是广大的劳动妇女，她们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翻身”组成妇女解放的主旋律，而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女性的个人诉求形成一个较长时间的压抑状态。妇女运动是社会思潮的一部分，没有超出社会意识形态的能力。

妇女研究出现的1980年代，无论在世界历史还是中国历史上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段；1980年代标志着社会历史意义上革命的20世纪的结束和放纵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开始。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把20世纪称为“短20世纪”（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有其足够的理由。20世纪的社会历史意义起始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之后出现了以为苏联标志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开始。接下来便是资本主义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由此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二战结束后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世界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冷战架构内经历了20年重建和繁荣，然后便是前后相继的1970年代的资本主义危机和1980年代的社会主义危机，直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短20世纪”以冷战结束为标志而终结。当然，革命的“短二十世纪”对于死里逃生的资本主义却是一个“长二十世纪”。另一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阿瑞吉无可奈何地承认，全球资本主义通过自身的调整，成功地把资本渗透到全球的各个角落，成功地瓦解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正在上升的，乐观的全球资本主义会信心十足地迈进二十一世纪。正是在1980年代的最后一年，美国自由派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兴奋地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历史终结了吗？“我们现在见证的可能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也不是一段特定的战后历史的过程，我们见证的是历史的终结。就是说是人类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西方的自由民主是人类政治制度的最终形式。”[2]这似乎是一个共识：马克思主义所预言的资本主义的消亡没有成为现实；共产主义的未来似乎彻底地破灭，历史就停留在自由市场加民主政治的资本主义。的确，1980年代是一个历史性的界标，将近一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告一段落。两个世界变成了一个世界：一个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世界。[3]

1980年代的中国正豪情满怀地宣布进入了一个以改革开放为口号的“新时期”，诚心诚意地向着自由市场改革，向着资本主义的新精神开放。个人自由、权利、尊严、唯美等曾被革命批判为资产阶级法权的人文主义价值加上鼓吹现代化和世界主义，成为时代的主流思潮。这个主流思潮的另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对中国革命的否定，对中国革命内容的批判。不仅要“告别革命”“消解革命”，而且把革命描绘成“伤痕”、妖魔化革命。所以在这种意义上说，中国的1980年代构成了一个连接当下与历史、“新时期”与50-70年代、当代与20世纪的承上启下时段。80年代的主题是与50—70年代相“断裂”[4]，以至于有人提出了“新新中国”的概念。80年代是中国“后革命”时期的开始。

任何时代思潮都有其“社会性别”意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有与其相辅相成的“社会性别制度”（Sex-Gender System），社会性别关系作为一种潜流，迎合着社会政治经济形态，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道德、伦理、生活风范和男女关系。那么在这个剧烈变迁的80年代，中国的社会性别政治有了什么样的表现和特征呢？如果说，二十世纪的革命孕育了妇女解放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中男女平等的社会性别政治，那么在后革命的80年代社会性别的政治的内容是什么呢？如果说，1950—70年代妇女解放的中心议题是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广阔的社会空间里获得政治身份，经济利益和文化承认以消除父权/夫权制的社会性别角色，那么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作为解构中国革命的1980年代的社会性别政治以“去除妇女解放”为纲领，从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和组织上全方位地推行“重新社会性别化”（regendering）。

在这里有必要重温一下社会性别的基本概念。“社会性别”是对父权/男权社会中人的性别角色形成的一种描述，最初包含着这样的认识：不平等的两性关系的形成经历了三个转变阶段。首先是从生理差异向社会差异的转变，然后是社会差异产生社会价值关系，这种价值引出不平等观念。举例说，女人能生孩子，男人不能生孩子，这就是生理上的性差异。但接踵而来的是既然女人能生孩子，能哺乳，女人就“应该”照管孩子，做家务，这就形成了社会性别的差异。社会性别差异引出了一系列价值关系。一般来说，男性所承担的社会分工被认为是更重要的，因此在经济、政治、文化、道德上得到回报。而女性所承担的主要是家务劳动的社会分工被认为是次要的、附属的。社会价值的不平等导致了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建立在这种认识论基础之上，女性主义最基本的也是最根本的诉求就是要缩小以至于消除社会性别差异，通过这种消除社会性别实现男女的社会平等。而中国的1980年代反其道而行之，通过一系列社会变革，调转了妇女解放的“去除社会性别”方向，形成了向传统社会性别角色的回归。Retro feminism就是“重新社会性别化”。

从经济上看，改革开放是由1980年初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正式启动的，亿万农村劳动妇女自愿或是被迫地回到了家庭。毛泽东时代的妇女解放实践着重为全体中国妇女特别是劳动妇女、农村的劳动妇女打开了一种公共的空间，这个公共的空间不光是政治上的空间、经济上的空间，也是文化上的空间，它很广阔，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人民公社不仅为妇女提供了工作的机会，而且是她们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的场所。在公社里，妇女的身份是多重的，而社会身份是最重要的。众所周知，家庭是父权制/夫权制的根本载体，随着人民公社的悄然解体，农村妇女的社会空间急剧地缩小，李双双们（参看1962年电影《李双双》）从人民公社、生产队的这种大空间的社会组织、大于家庭的组织方式退回到了家庭，从“人民公社社员”“妇女队长”的政治身份退回了“屋里的”“孩子他娘”社会性别角色。可想而知，她们的地位处境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从政治上看，80年代的“世纪审判”即对所谓“四人帮”的审判，对理解当时社会性别政治（注意，这里讲的是社会性别政治gender politics）有无可估量的意义。“四人帮”从文化解读意义上说就是江青的代名词。用今天的“历史后见之明”来看，对江青的审判过程实质上完成了两个“恢复”。第一是恢复了中国传统父权/夫权对女人参政的文化逻辑，即“女人参政祸水论”。无论是审判的本文还是审判的语境都深深沉浸在“仇女”的逻辑之中：江青就是性，就是肉欲；戏子、演员、多次离婚、“勾引革命领袖、生活糜烂、嫉妒、欲望”，无一不是对“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否定。第二是恢复了男女的传统的社会空间的分离。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费孝通作为1980年特殊法庭的审判官之一，在回答“为什么毛泽东是伟大的领袖，而执行他的政策的江青就是反革命，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明显矛盾的问题时，把父权/男权社会男女的分离解释到了极致。“这次审判很重要的一个特点”费孝通说，“就是把刑事犯罪和政治错误做了清晰的区分。”[5]“毛泽东领导文化大革命本质上是政治的，毛泽东在引导航向的时候，船进入了急流险滩。”[6]而江青呢？性质完全不一样，因为她“利用舵手的错误以达到自己的不可告人的目的。”[7]毛泽东是政治的，（当然，后来的妖魔化毛泽东，也要把他的政治行为说成是满足私人目的）而江青是私人的，因此就是刑事犯罪。这种平白到极致的社会性别的政治分工完成了女性和政治（公共领域）在象征意义上的分离，使中国父权传统的参政女人祸水论，参政女人妖魔论因而复活、从此盛行。对比锋芒外露的江青，其他“守妇道”的领袖的妻子们被大加赞赏。以后电视剧中出现的“马克思主义老太太”的反面形象，无一不是告诫妇女，政治是公众领域，是男人的领域，回到你们自己的私人空间去吧。

从文化上看，万人空巷的电视剧《渴望》，完全颠覆了自1949年开始的“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文化叙述。在这里革命作为一个只有声音的背景，而出现在前台的一方面是对妻子、儿媳、母亲这些传统社会性别角色的向往，另一方面是对西方布尔乔亚（bourgeoisie,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的羡慕。80年代出现的女性文学，女性电影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强烈的、充满激情的“重新社会性别化”的特征，迎合着“去除革命”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召唤，否认革命、挑战中国革命带来的新的价值观和美学。1984年的《街上流行红裙子》挑战“不爱红妆爱武装”的革命审美，《爱是不能忘记的》宣扬知识女性固有的那种小资的爱情观，而《人到中年》则直接挑战妇女解放，把妇女参加工作表现得悲苦不堪，提出不合逻辑的所谓双重负担，否定妇女参加社会主义三项伟大的实践。《庐山恋》历史虚无主义地阐释革命战争，把爱定义为超阶级超历史的人性。所有这些有一个重要的社会性别特征：重新社会性别化的一个最重要的症候就是妇女空间的缩小，从广大的社会空间、革命的话语空间、和革命的情感缩回个人的、私人领域的、私密的空间。这个过程是逐渐的完成的。这也跟资本主义的狭隘空间有关-----因为没有未来，就没有政治；去政治化的政治，就是公共空间的缩小。从这个角度上看，妇女研究本身就代表着时代的精神：社会性别的分工。西方女性主义认识到：资本和父权制是妇女压迫的根源。拥抱资本和资本主义带来的消费文化意识形态时，必然导致父权制的回归。

从组织上看，中国妇联的中心任务在1980年代有一个明显的转变。从妇联成立的1949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1978年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组织的主要任务基本出发点都是“推动中国妇女运动”，“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发动组织广大妇女群众参加工农业生产和祖国各方面的建设”和“妇女运动的崇高任务”这样组织团结广大妇女群众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任务。1983年9月，事情起了变化。在中国妇女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康克清做了题为《奋发自强，开创妇女运动新局面》的工作报告。报告中首次提出“四自”的概念。“四自”的内容在1988年9月的中国妇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了最后的确定：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大会报告把“四自”说成是“改革竞争的大环境中”的“新女性意识”。“四自”标志着妇女联合会的基本任务的转型。“四自”本身作为一个个人道德信条是没有什么可非议的。但是，一个组织不再强调“组织起来”，而开始告诫其成员要自己负责自己，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逻辑上的悖论。“妇女组织机制化”是中国妇女运动实践中突出的特点，中国妇联作为提高妇女地位的国家机制，所取得的成绩国际瞩目。但是在以竞争为主题的80年代改革中，个人的成功成为社会风尚。“四自”说明在“后革命”的中国，社会主体性是由个人担负的，与革命相连的为革命做动员的“组织”再无存在的意义。

1980年代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组织上开始了一个“新时期”。重要标志之一就是空间剧烈地缩小，从社会转向家庭，从集体转向个人，转向内心。从对大局的关注，自身定位转成对自己的关注。就是在这样一个“后革命”的历史情况下，妇女研究肩负着敢破敢立的时代责任应时而生。以“女性意识觉醒”为旗帜，从出现的那天起，妇女研究毫不含糊地挑战妇女解放、挑战革命、挑战革命建立的社会性别秩序。同时它要为1980年代的“重新社会性别化”建立学理意义上的合法性，并承担着学术阐释的重任。80年代的妇女研究开始与三个主要观点的讨论有关：一是对毛泽东妇女解放纲领“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挑战；二是控诉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劳动是“双重负担”；然后就是对解放的否定：“共产党是男权的，妇女解放是从上至下的，因此中国妇女没有解放，是被解放”。从现在的角度看，这三种批判没有什么力量，而且充满了逻辑的混乱。

毛泽东时代的妇女解放有它自己的很成熟的整体纲领，有它自己一套实践成绩。妇女解放“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就是那个时期的典型思路，很显然，这里的男女不是生理意义上的男女，而是社会性别意义上的男女。妇女研究否定“男女都一样”这个男女平等的命题，在很大程度上混淆生理意义和社会意义的男女差别，强调男女就应该不一样，从生理上不一样，社会意义上也应该不一样。这样才能表现所谓“女性意识”，所以才有了女性的所谓回归，又变成了女人。值得注意的是，在妇女研究中，这种妇女社会性别角色的回归的“重新社会性别化”不但被论说成为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而且被称誉为“女权主义”，比起“男女都一样”是一种时代的进步。这不仅是对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妇女解放的反动，而且同西方女性主义的基本理论也是格格不入的。

“双重负担”是对妇女参加生产劳动从而政治解放、经济独立的一种歪曲，从逻辑上也是不成立的。这种指责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站不住脚的。抛开政府积极地提供社会服务不说，劳动是“负担”，工作是“负担”，这本身就是非常奇怪的提法。它的逻辑在哪里？工作、劳动是保证人的生物性存在和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解放”难道应该是好逸恶劳吗？当时在国内倍受崇拜的美国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著名口号就是：“我什么都要，家庭事业我都要！”那就是有妇女意识的女权！为什么中国妇女就不能都要，要了就是负担了呢？这不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吗？

至于“被解放”论，更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自话自说，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这种“被解放”论认为，中国妇女的解放不是妇女本身的诉求，而是中国共产党给带来的，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男权机构，那么由男权给予的解放就是“被解放”。而相比之下，美国和西方女性主义是女人自己的解放诉求，她们通过自己的女权运动而得到的权利才是真正的解放。这里起码有几层错误。第一，西欧和美国的第一波的女权运动，都有男性的帮助，甚至是在男性的指导下进行的。另外，参与女权运动的人数很少，而且都是精英。按照“被解放”的逻辑，广大西方妇女也没有参加平权运动，也不想参加选举，也没有什么解放的诉求，她们的权利也是糊糊涂涂地得到的，她们也应该是“被解放”了？中国的妇女解放是一个历史过程，不但有男性提倡，也有很多女子参加和领导，比如辛亥革命的秋瑾、共产党员向警予等。如果说女人的权利是男权社会给的因此女人就是“被解放”，那么，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女人都是“被解放”的。美国女性主义取得的所有成就和成绩不都是在说服男权的国家机构通过立法而达到的吗？如果所有的解放都是“被解放”，那么这个词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从更深的层次上说，人的所有的权利和权力都是“被”给予的，都是社会给予的。社会不承认你，你再争取，你再有所谓主体性，也是没用的。毛泽东时代的妇女解放的伟大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一个代表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建国以后第一部法律就是1950年的《婚姻法》，几乎一夜之间，曾受着四座大山压迫的广大劳动妇女翻身做了主人！这在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

诚然，80年代的妇女研究领域绝不是一个统一的协调的学科领域，因为学术惯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妇女解放的成就作为一种资源经常被提及。但这是一种固化了的、为了走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的确，今天很少能找到一篇用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场观方法论研究当下妇女生存状况的文章。妇女解放则常被放在“道歉式话语”中，着重其缺陷和失败。1990年代以来，世界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被预言的资本主义的胜利没有出现，21世纪到来却是伴随着一次比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宣称“历史终结”的福山在2010年很识时务地提出来“历史终结的终结”。资本主义风雨飘摇，资本主义就是危机，资本主义没有未来。马克思主义复活了，革命，包括占领华尔街运动重新被放在了社会道德至高点上。在这个背景之下，1990年以后中国的妇女研究出现了很大的变化。90年代由于北京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与世界接轨成为主题，伴随着本土化的呼吁。新世纪以来，妇女研究更呈现出多元性，认识论立场观差别巨大。但是80年代开始的“重新社会性别化”还是一个主要的思想脉络和思维方式。我认为妇女研究想突破理论“瓶颈”，必须从批判地反思女权严重倒退的“重新社会性别化”开始。

（作者：柏棣，美国德儒大学Drew University教授亚洲研究所主任。作者授权激流网刊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原文题目：“Farewell toRevolution”and“De-Liberation”: The  Emergence of Chinese Women’s Studies in the 1980s）

参考书目:

Giovanni Arrighi：The Long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and the Origins ofOur Time.Verso,1994.

Luc Boltanski ,Eve Chiapello:The NewSpirit of Capitalism，Translated to English by Gregory Elliott ,Verso,2007.

Elisabeth Croll:ChineseWomen Since Mao.London: Zed BooksLimited,1986.

Arif Dirlik:The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OxfordUniversity Press,1989.

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andthe Last Man.The Free Press,1992.

EricJ.Hobsbawm:The Age of Extremes: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1914-1991.London: MichaelJoseph,1994.

Fei Hsiao Tung:A Great Trial in Chinese History: The Trialof the Lin Biao and Jiang Qing Counter-Revolutionary Cliques,Nov.1980 - Jan.1981.University Press of the Pacific,2003.

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汪前珍：《人民公社化运动：妇女解放运动评价》，湖南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注释：

[1]参见Dirlik: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3—15页。

[2]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历史的终结”,The National Interest(Summer 1989)第16页。

[3]参见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2008.

[4] 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