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爱的同志们，战友们：
今天，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走向伟大的彻底胜利，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正在决战的时刻，向首都的同志们汇报情况，我们的心情是很不平静的。
首都大专院校赴渝战斗兵团的同志讲了，重庆地区已经是资术主义复辟，完全翻过去了。什么时侯开始?就是从绑架、杀害罗广斌同志，搞政治阴谋开始的!
西南局、重庆市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收买利用一小撮反动家伙，在大联合大夺权的关键时刻杀害了罗广斌同志。他们还放肆地制造谣言，诬蔑罗广斌是什么“叛徒”、“美蒋特务”、“政治大扒手”，“《红岩》是修正主义大毒草，周扬黑线的产物”，等等，掩盖他们一手制造的假夺权真复辟的大阴谋，疯狂镇压山城的造反派和文化大革命。他们已经暴露的够清楚了!他们的政治阴谋必须戳穿!
“罗广斌是叛徒?是美蒋特务?”我们说：不是!绝对不是!这是造谣诬蔑，恶毒诽谤!
我和刘德彬同志认识罗广斌同志，是在十九年前。一九四八年夏天，我们被囚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集中营，我被关在楼上第二号牢房，刘德彬同志关在楼上第五号牢房。到了十月，天气渐渐凉了。有一天，我们看见一个青年学生，个子不高，很瘦，被押进了集中营，关在楼上第一号牢房。楼上一号牢房的同志们说：新来的人叫罗广斌，从成都被捕来的；他出身于地主官僚家庭。集中营斗争很尖锐、复杂，新来的人，同志们都要了解审查。罗广斌当然也不例外。楼上一号牢房的同志们对他更加要进行审查了解。隔了不几天，我们就听说了，女牢房里有同志带信过来(女牢房是栋平房，和男牢房不在一起)，信是江竹筠同志带来的。江竹筠同志说：罗广斌是西南学院的学生，在学校表现不错，没有问题。那是监狱斗争的环境，她不可能讲得再多了。解放以后，我们才知道：江竹筠同志领导过西南学院的地下组织，她是罗广斌同志入党介绍人之一。这是狱中的同志们对罗广斌同志最初的了解。
同志们对罗广斌在狱中的情况，也是很关心的。
在同志们的记忆中，有几件事，是永远不能忘记的。第一件事，出在一九四九年元旦。那个时候，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使狱中同志无限振奋，都很想找一个机会广泛交换意见。但是很困难，特务监视很紧，传话、带纸条很不方便。同志们决定：一定要和敌人进行斗争，创造条件。元旦那天，同志们向集中营提出了三项要求：第一项，要求延长放风时间，放半天风。平常的时候，每天只放风十分钟，过新年要求放半天风，在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下，特务迫于形势，最后只得同意了。第二项要求，在放风时，让楼上牢房和楼下牢房的同志们出来，比赛一次篮球。过新年，打这么一次篮球，特务也被迫同意了。第三项要求，这是一项最主要的要求，让全体革命者走出牢房看比赛篮球。特务也被迫同意了。篮球比赛一开始，同志们全部从日夜禁锢的牢房里走出来了。想找谁交换意见，就跟谁站在一起，一边看赛球，一边谈话。几百个人混在一起，特务根本没法监视，同志们可以避开特务监视，比较自由地交谈。用今天的语言，可以说这是一次“串连会”。
在篮球比赛开始的时候，同志们高兴地看到：楼上第一号牢房的同志们还拿出了五件白布衬衫，发给楼上八问牢房的球队代表。罗广斌同志是楼上球队代表之一。大家还高兴地看见：每件白布衬衫的左胸前，还刺绣了字，刺的是英文(因为看守的小特务不懂英文)。大家一看见衬衫上刺绣的英文Liberity，就禁不住互相转告了：“自由，解放!”在渴望解放的同志们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刺绣，是谁搞的?”我们问楼上一号牢房的同志们。
“罗广斌。”对方回答。
隔了一些日子，又一位新战友来到了渣滓洞集中营。他的名字叫齐亮，是昆明原西南联大地下党支部负责人之一。罗广斌同志在联大附中认识齐亮，他们一同在昆明工作过，罗广斌同志是附中学运负责人之一，一九四五年昆明“一二·一”学运后，他们曾一同转移到云南乡下。以后撤回四川，罗广斌同志到西南学院念书，齐亮到重庆新华日报工作，后来转入地下。现在，罗广斌同志在集中营里突然看见齐亮，心情很激动，很想把集中营的情况尽快告诉齐亮。他找齐亮谈话时，不幸被特务发现了!集中营是不允许革命同志之间互相谈话的，因此，罗广斌同志被戴上了重镣，一副十五斤重的铁镣。
再隔不几天，就是一九四九年涟滓洞集中营的大联欢。春节联欢那天，楼上第一号牢房的同志们的表现很突出：是他们最先带头唱革命歌曲，迎接春节大联欢!他们还表演了一个激动人心的舞蹈节目：“铁镣舞”。四个戴镣的同志，拖着沉重的铁镣，从楼上第一号牢房出来，一步一步下了楼，走到牢房前的院坝，然后，两个人一对，脚尖对着脚尖，带着铁镣，双脚离地，“当啷!当啷!”地对跳起来。铿锵雄壮，乐观豪放，表现了革命者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表现了革命者对美蒋特务极大的蔑视。同志们个个都很兴奋。大家高兴地看到：参加跳铁镣舞的，有一个年青的同志，就是罗广斌。
当时，同志们心目中出现了一个共同的看法：罗广斌同志出身虽然不好，但他背叛了他的反动家庭，参加了革命，他是我们的好同志。狱中的表现，再一次证明，罗广斌同志的革命立场是坚定的!
楼上第一号牢房的同志们，因为在春节联欢中表现很突出，受到特务注意。在这以后，特务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坚决进行镇压。他们把罗广斌同志从一号牢房押走，转囚到白公馆集中营。
到我们再见面的时候，已是重庆解放以后了。那是在一四九年十二月初，先后从滓渣洞、白公馆集中营出来的同志，在“重庆一一·二七被难烈士追悼会筹备会”见面了。几十个人住在一块，在党的领导下，清理、安埋烈士的遗体，了解、整理烈士的斗争事迹；同时，接受同志们和组织上的审查了解。罗广斌同志转囚到白公馆以后的情况，同志们很快就弄清楚了。
我们知道，罗广斌同志在白公馆里，曾经和陈然、刘国铚等同志囚在一起。一九四九年七月，罗广斌同志的反动家庭曾经通过特务机关要保释他。他的父亲曾专门从成都赶到重庆，和特务机关的代表一道，把罗广斌，押解到伪西南长官公署二处谈判过。谈判的内容非常简单，特务要罗广斌同志保证出狱以后，不再参加共产党活动，就可以恢复自由。罗广斌同志毫不含糊，态度鲜明地回答：“办不到!”从此，又被重新押回白公馆，直到重庆解放前夕。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美蒋特务对重庆集中营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白公馆的屠杀，是在这天下午开始的。傍晚时候，囚禁罗广斌等同志的牢门打开了，刽子手在叫：“刘国铚出来，出来!”
刘国铚同志是原西南联大的学生，也是罗广斌同志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刘国铚在狱中参加过一系列斗争，他秘密深藏着半截铅笔。现在铅笔没有必要再保存了，他把铅笔拿了出来，回答敌人的催促，说：“别忙，我写一首诗再走!”敌人说：“不行，马上走!”刘国铚同志很气愤，扔掉铅笔，大步跨出了牢门。这时，远处传来了炮声，解放军的炮声已经响了，解放重庆的白马山会战开始了。刘国铚同志一边走一边喊道：
同志们，听吧!
象春雷爆炸的，
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
人民解放了，人民胜利了，
我们，没有玷污觉的荣替，
我们，死而无愧!……
狱外是枪声，烈士英勇就义的口号声，伴随着刘国铚高昂的喊声。
在大屠杀中，罗广斌同志还看见，从对面牢房里，有一个同志走了出来。他就是许晓轩同志，上海党的，一个在狱中很有威望的老同志。他就要走上刑场去了。他伸出手来，和同志们一一握手告别。他走到罗广斌同志的牢门前，握住罗广斌同志的手。许晓轩同志郑重地说：“胜利以后，请转告党：希望我们党注意不断地整党整风，清除我们队伍里的蜕化变质分子，机会主义分子，把革命进行到底……”
几次分批屠杀之后，白公馆剩下的党员很少了。烈士们临刑前的遗嘱，使罗广斌同志更感到了自己的责任。他自觉地担负起组织越狱暴动的任务，选择时机，准备越狱。他把楼下牢房还剩下的十六个人组织起来，编成小组，准备用桌脚凳腿作武器。有个民主党派姓姜的家伙，被特务的血腥屠杀吓破了胆，向特务告饶，罗广斌同志斥责他：“你这样没有志气，你告饶，他就不杀你了吗?”
夜里，有消息说：特务准备把罗广斌同志带往台湾，其他的人全部就地处决。罗广斌同志当场对大家说：“要死，大家死在一起!”他继续寻找越狱时机。渣滓洞囚禁的人多，特务发现渣滓洞有越狱暴动迹象，就决定把白公馆的看守特务抽去围攻渣滓洞屠杀。
有个叫杨钦典的看守，透露了这个消息。这个看守特务，陈然烈士等曾对他作过工作。这时候，他完全清楚：美蒋特务大势已去。台湾，他去不了，跟着顽抗下去，只有死路一条。经过同志们的帮助争取，这个小特务终于把钥匙交了出来，并且约定：等到特务集中出发了，他用脚在楼上踏三下，作为信号。特务们走后，他真的用脚踏了三下，把清况告诉了牢里的人们。(重庆解放后，这个杨钦典经过组织审查，由重庆公安机关宽大处理，并出具证明，遣送回河南郾城县原籍生产。)罗广斌等同志得悉特务确已出发，立即打开了牢门。他带了两个人，把楼上牢房里囚禁的两个小孩和孩子的母亲放出来，派人把小孩背上。然后，采取突然行动，打开白公馆狱墙旁边的小门，十九个人一道冲了出去!因为解放大军已经迫近重庆，敌人已经开始乱了，大部分特务已去滓渣洞，剩下的人数不多，又在夜里，所以，罗广斌同志领导的这批越狱者，终于全都冲出去了!
罗广斌同志的狱中表现，出狱经过，是清清楚楚的。先后从狱中出来，认识罗广斌同志的，现在还有几十个人。从白公馆和他同道越狱的，除罗广斌同志以外，其他十八人也还健在，他们都可作证。任何造谣诽涝，都是徒劳的。
罗广斌同志为什么被捕，也是一清二楚的。他被捕不是由于刚的原因，一句话，由于叛徒的出卖!叛徒就是冉益智。这是一个双手沾满了烈士鲜血的大叛徒!刘国铚同志，江竹筠同志，还有好几十个同志，都是冉益智出卖的!这个家伙是当时重庆地下党的学运负责人。按照当时规定，入党要写自传，自传经过介绍人审查，还要交审批人看，看后就烧毁。冉益智审批过罗广斌同志的自传。冉益智叛变后，把这一切全都给出卖了。一九四八年二月，组织上派罗广斌同志和陈家俊同志一道去川东，在秀山县发展地下组织，建立革命据点；到了夏天，因为重庆出事，他们一同撤回重庆，以后经组织批准，又一同转移到成都。到了成都，陈家俊同志决定让罗广斌同志回家暂住几天，等候川西地下党安排工作的通知。特务化装成农民，给罗广斌送信去，包围了罗家，逮捕了罗广斌同志。
这个一叛徒冉益智，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在重庆被我们抓住的!一九五0年，我们审问过这个混蛋!我们看过叛徒的口供和材料，冉益智供认，他出卖过罗广斌同志。这个叛徒的口供材料存在重庆市公安局。一九五一年，案件全部查清以后，人民政府把这个血债累累的叛徒执行枪决!
罗广斌同志的被捕，同样是清清楚楚的。可是，造谣者却玩弄种种卑劣伎俩，硬要把罗广斌同志打成“叛徒”“美蒋特务”。他们利用反动的血统论和怀疑一切的反动思潮，说罗广斌同志出身不好，恶毒地诽谤他革命是假的，坐牢是假的，甚至转囚到白公馆竟是“监视”革命同志的!这真是荒谬到了极点!
他们无中生有，颠倒黑白，也到了极点。他们口口声声说什么罗广斌同志可以在狱中“自由打篮球”，“下围棋”，“坐小轿车进城上馆子”，等等，这完全是造谣污蔑!被囚禁者打篮球，我们就只看见一次，就是前面讲到的一九四九年元旦那一次，他们十多个同志比赛篮球，掩护了几百人自由交换意见!据我们所知，罗广斌根本不会下围棋。我们也从未见到有什么“小轿车”进出监狱，就是当时到监狱去的特务头子乘坐的，也只是它的美国主子的小吉普车!
这样还不够!造谣者竟乞灵于特务、叛徒，竟然大量使用美蒋特务推脱罪责、攻击革命同志的话，大肆攻击罗广斌同志。甚至把叛徒冉益智在国民党特务面前讲过罗广斌同志写过自传的这一罪行，也公然算在罗广斌同志头上。甚至把狱中出来的同志，全部打成是“和罗广斌串通一气的”!造谣者造谣到如此疯狂的强度，只不过更加暴露他们自己极端反动又极度心虚的面目罢了。
事实改变不了，历史不容伪造!熟悉罗广斌同志狱中情况的，从狱中出来的有几十人，了解罗广斌同志地下斗争情况的，更何止数十人。他们对罗广斌同志的历史情况，最有发言权，任何人要想封住他们的嘴巴，永远休想!
作为共产党员，我们相信群众，我们相信党。除了向革命群众如实报告外，我们还将把我们所知道的罗广斌同志的历史情况和有关证人的名单，全部报告给党，我们相信党一定会给罗广斌同志作出应有的结论!
必须指出：对罗广斌同志的被捕和出狱，早在一九五O年四月，重庆市委便已作出结论，并正式恢复他的党籍。以后，经过审干等多次审查，重庆市委对他从来提出过任何疑问。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当罗广斌同志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大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的时候，特别是当革命派联合起来，要从他们手里夺权的时候，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起来大肆制造谣言，转移目标，镇压革命派。他们的用心不是很明白的吗?!
“《红岩》是修正主义大毒草”，“是按照周扬黑线思想写的”。他们对《红岩》小说的创作也造了一大堆谣言。小说到底算什么作品，我们热烈欢迎革命同志评判。小说创作的情况，今天到会的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同志最清楚，他们会如实地向同志们报告情况。我只想讲一点，什么时候想起写小说的。被捕以前，我们是学生，在集中营里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但并没有想到自己要写什么东西。那时候，看见许多同志思想水平很高，又很会写。但是，解放以后，和狱中出来的同志一碰面，知道许多同志都牺牲了。这时侯，我们还没有想到自己要写什么。由于革命的需要，在解放初期，控诉美蒋罪行的群众运动，我们参加了；由于革命的需要，组织上分配我们作青年团工作，组织上、青年同志要我们去讲烈士的斗争事迹，我们去了。同志们说，你们还应该把它写出来。我们说，不会写。青年们说：你们讲什么就写什么。我们接受了群众的意见，在一九五六年，写了几十万字，油印了几十分，送给作家去创作。隔了两年，群众问我们，我们再去问作家，作家回答：“你们的材料写的太复杂了，文学作品没法表现。”直到这时候，我们也没有想到自己拿起笔来写。直到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年代，是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号召“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给了我们无穷的力量，使我们决心自己拿起笔来，自己动手写小说。
过去，文学作品读的少。怎么写?从那儿开始?是从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始的。毛主席教导我们，文艺应当“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罗广斌同志说，拿起这个武器吧，形式服从内容，斗争是尖锐复杂的，就努力去表现尖锐复杂的革命斗争吧!因为不懂，走过不少弯路，学写了几遍，写了约三百万字，大部分撕掉了，最后留下四十万字，这就是《红岩》。
事实就是这样一清二楚。造谣者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可以随心所欲，信口雌黄，血口喷人。谣言越造越奇，越造越多。够了，用不着再讲了。问题是这些谣言从何而来?为什么这股谣言风会越刮越大?
事实上，谣言风早就有了，在运动初期就有了。一九六二年后，罗广斌同志和我们调到重庆文联作创作员。文联办了一个《奔腾》双周刊，办得很坏，据刊物前三十期的初步检查，毒草竟达百分之四十。去年五月，运动一开始，罗广斌同志在机关大会上就鲜明地指出：“重庆文联烂了，是资产阶级专政”，“还有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奔腾》刊物的政。”从此，文联机关两条路线斗争就十分尖锐。市文联秘书长，即市委宣传部文艺处长当场跳了起来，威胁道：“干脆，你说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好了!”罗广斌同志坚持原则，毫不退缩：“是黑线专政，必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秘书长也就是替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写反党文章的一员干将。市委看见罗广斌同志竟敢把矛头指向市委，就想把罗广斌同志打成反革命。这也惊动了西南区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他亲自策划，要打倒罗广斌同志，办法就是“翻《红岩》的案，小说是修正主义作品”。于是“《红岩》是修正主义作品”、“罗广斌是叛徒”之类的谣言，便开始在山城到处流传。去年七月二十二日深夜，由市委工作组出面，以抄“敌特档案材料”为借口，对罗广斌同志和我们进行突击搜查。抄去了我们因为创作需要而整理的笔记五十多本，抄去了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记录。一九六五年一月，江青同志和罗广斌同志的几次谈话记录，竟也被当作“敌特材料”抄去了!
这里，需要报告一个重要情况：一九六五年一月，江青同志知道罗广斌和我在北京，把我们叫去了。当时我们强烈地感受到，江青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江青同志执行的是毛主席的文艺路线。江青同志在讲话中，作了极重要的指示，谈到了把小说《红岩》改编为京剧、歌剧的计划，也谈到了对小说《红岩》的看法。江青同志对小说是肯定的。江青同志还一再勉励我们，要刻苦学习毛泽东思想，在政治上过硬。江青同志的这些指示，罗广斌同志都向重庆市委、西南局汇报过。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当罗广斌同志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和他们进行原则斗争的时候，他们竟要翻小说《红岩》的案，搞这么一大套，他们的灵魂深处究竟想干什么，不是很清楚的吗?!
正是因为罗广斌同志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坚持原则，毫不妥协，始终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不手软。所以，他们始终感到罗广斌同志的威胁，定要把他置之死地而后快。
还因为文化大革命以后，罗广斌同志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坚决支持革命工人、学生、干部的一切革命行动，广大革命群众也最热烈地支持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害怕革命干部和群众站在一块，一齐造他们的反。他们竭力要消除罗广斌同志在广大革命群众中的影响，所以他们要大造特造谣言，大刮谣言风。
更因为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罗广斌同志始终旗帜鲜明，对敌人毫不留情，冲锋最勇敢。山城的革命群众运动，规模越来越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极力镇压无效，终于凶相毕露，在去年十二月四日，在重庆体育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血案，当场打伤三百多人，死者至今无法查清。血擦亮了山城人民的眼睛。血案发生的第二天，十二月五日，三十万革命群众自动集合，举行控诉大会。罗广斌同志参加了大会，讲了话，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二·四”血案是重庆市委蓄谋已久的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暴行。他愤怒地喊出了“打倒反动的重庆市委，解放重庆山城”的革命口号。接着，他到北京向中央报告情况。十二月十七日，全国在京革命派在首都工人体育场召开大会，他代表山城造反派在大会上愤怒地控诉了重庆市委一手制造的“一二·四”血案的滔天罪行。市委对罗广斌同志恨的要死，派重庆市公安局的人跟踪来京盯梢，但迫于形势，当时他们未敢下手。
大联合大夺权的关键时刻，反动势力的挣扎更加激烈。罗广斌同志在今年一月十一日由北京回到了重庆。当时，革命派已经看到山城的斗争空前激化，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已经改变策略，着重采取软的一手，一面极力在革命阵营内部，寻找和安置他们的代理人，一面极力挑拨离间，在革命阵营内部制造矛盾，制造分裂，破坏革命。就在这前后，重庆大学“八·一五”总团的头头已经被他们收买控制；他们通过种种渠道，甚至由公安机关、市委直接出面，把攻击罗广斌同志的黑材料，塞给一些所谓的“左派”组织，而且已经开始编写造谣传单，在一些组织中开始暗中布置，制造反革命舆论了。斗争很激烈，罗广斌同志迎着革命的风暴毫无惧色。工人、学生、机关干部的造反组织要他作报告，他都去了，他热烈地宣传大联合、彻底革命的思想，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和大联合唱反调的反动思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最害怕山城革命派大联合，彻底革命。他们操纵一些群众组织，以重大“八·一五”为主出面，急急忙忙搞假夺权。又遭到罗广斌同志和山城造反派的坚决反对和揭露。为了转移目标，掩盖他们假夺权真复辟的阴谋，他们决心立即对山城造反派开刀了!
请注意，他们搞的这一套相当周密，决不是一般人想得出来，而是很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反革命老手干的。第一，开始时，他们的打击面极小，只打罗广斌同志一个人；第二，又着重从攻击罗广斌同志的所谓历史问题开始。使山城和外地的革命组织由于不了解情况，不好讲话，以便突然扩大攻击；第三，收买一些“左派”组织，利用他们的名义，联名造谣，以便一下子搞乱舆论；第四，采取大规模突然袭击的方式，使革命派猝不及防，很难还击。他们这次突然袭击，从今年二月一日开始，抛出了两篇造谣传单(即《罗广斌何许人也》《罗广斌很象埋在山城革命造反派内部的定时炸弹》)。二月二日，隔了一夜，材料没有增加一点，政治行情陡然上升，全城贴满大标语：“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广斌!”“砸烂罗广斌的狗头!”“砸烂罗广斌召开的反革命黑会(指革命派的串联会)!”宣传车、大字报、油印传单、铅印报纸一齐上市，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超过了重庆地区对任何一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一时之间，山城上空乌云密布，反动势力随声附和，蠢蠢欲动。
反革命舆论一上市，反革命复辟阴谋的制造者迫不及待地要下毒手了!他们不顾一切，二月一日到四日，还在拼命搞假罪证，一再去强迫一个反动军官家属无中生有地供认：罗广斌和她丈夫搞什么“反共救国军”。二月五日，发现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重庆市委代理第一书记鲁大东、辛易之、廖苏华等这时全都住在重大!就在二月五日下午，他们派人冲进文联机关，非法绑架了罗广斌同志。二月十日，竟宣布罗广斌“畏罪眺楼自杀”。北大、清华和西安的同学看了“现场”，一致认为：“现场”是布置的。有些同学提出了疑问，竟被非法绑架。罗广斌同志的爱人胡蜀兴同志也看出罗广斌决非自杀而是被害，要求验尸，要求查看现场，结果她也被非法扣留，斗打达八天之久。为了掩盖他们的复辟阴谋，他们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他们杀害罗广斌同志以后，紧接着，反革命复辟的黑手进一步伸向了山城所有的革命造反派。凡是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革命“三结合”方针的革命组织和个人，都被扣上“罗派”的帽子，加上和所谓“叛徒”“特务”勾结”的罪名，被砸被打被斗。紧接着，进一步制造种种借口，把山城的几十个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右派组织”、“反动组织”，把山城的革命派一下子全打入地下，把山城的文化大革命残暴地镇压下去。
就这样，一个反革命复辟的大阴谋在山城实现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全面的资本主义复辟在重庆地区出现了!
罗广斌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经受过地下斗争和监狱斗争的考验，是坚定的革命者；在社会主义时期，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坚定的左派。他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毛泽束思想，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十八年前，为了民主革命的胜利，无数的先烈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在重庆，烈士的鲜血染红了红岩；今天，为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我们牺牲了很多好同学好同志，在重庆，又一批同志用鲜血染红了红岩。
目前，山城的斗争很艰苦，山城被资本主义复辟的迷雾所笼罩。但我们深信，这只是暂时的现象，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山城的造反派在首都及全国造反派的声援下，必将彻底击退资本主义复辟逆流，驱散重重迷雾，让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普照大西南，普照全山城!
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胜利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作者：杨益言。来源：《为有牺牲多壮志—《红岩》作者罗广斌事件真相》一九六七年五月，激流网整理录入，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