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须山有事到我这儿来，经常顺便上我母亲那儿去一趟。他跟我母亲说我身体很好，又把母亲的情况告诉我。
我离开自己的家的时候，是非常突然的，连自己唯一的母亲都来不及把情况说清楚，就被迫转入了地下。那天晚上六点钟左右，我跟往常一样出去联络。当时我正从事“非法”的活动，不过是以一个黄色工会的会员的身份，利用一切合法的场合，作为工会内部的反对派来积极进行活动。那天六点钟跟我碰头的那位同志对我说，和我一块儿工作的F突然被捕了，被捕的原因虽然还不清楚，但我是直接和他发生联系的，必须马上转入地下。我一下于愣住了。如果因F的关系而知道了我的情况，那就不仅仅是黄色工会的革命反对派的问题，还会牵涉到“老头子”①的关系。我说我想回家去一趟，收拾收拾，准备一下再转入地下。我以为这么一点余裕的时间总还会有的。而那位同志（他就是胡子）却说：
“开玩笑也得看时候呀！”
他说话的语气好像是开玩笑，但是他要我一定不能回家，要整理东西托别人去做，即便只穿着身上那套衣服也要走。他还笑着说：“这可不是学生旅行啊！”胡子是个很难得的同志，他能够把最坚决果断的意见用亲切的语气说出来。他还举了一些例子，说有个转入地下的同志，因为实在无处可去，就以为“今天晚上大概不要紧吧”，于是又回到自己的家里去住，结果第二天一早就被抓住了，还有个同志因为要处理一些重要的事情，没有充分地考虑到搜捕的危险，结果一出门就给抓走了。他不怎么说为什么不能这么做，碰到这样的情况，只是举一些适当的事例。看来他是经历过各种各样生活，这方面的经验相当丰富。
我向胡子借了他身上仅有的五块钱，匆匆忙忙跑到一个朋友的夫妇家里。后来听说警视厅和S警察局的四个特务果然在第二天早晨就跑到我家里来抓我了。我母亲什么也不知道，大吃了一惊，告诉他们说我昨天晚上出去之后就一直没回来，其中一个好像是“头头”的家伙，说我大概是闻风逃跑了。
从此以后我就一直没有回过家。所以须山带着我的消息去看望我母亲的时候，母亲就好像自己的儿子回来了似的，把须山让进屋里坐下，端上茶，然后就目不转睛地瞅着他的脸。须山给瞅得不好意思，一个劲地搔着脑袋。须山谈起我离家以后的情况，中间稍一停顿，母亲就催着说，“以后呢？以后呢？”母亲长期夜里睡不好觉，弄得眼泡浮肿，眼囊下垂，两个腮帮子瘦削了下去，颈脖子又细又干，脑袋在脖子上战战兢兢地来回晃荡，乍看起来，简直叫人感到就要掉下来似的。
据说最后母亲问须山说：“还要多少日子安治才能回来呀？”这一下子可把须山问住了。多少日子？！眼瞅着母亲那摇摇晃晃的小脑袋，须山怎么也无法把真话说出来，他说：“嗯，不会太长吧。……”
以前我多次被抓进警察局，在拘留所里度过好多个“二十九天”。母亲对这些当然是习惯了。尤其是前年蹲了八个月的监狱，母亲在这期间还给我往监狱里送过东西。由于这些情况，母亲反而对我所从事的活动慢慢地理解了。她只是不明白我这次为什么不跟往常一样，老老实实地让警察抓去，担心我到处逃跑，将来的后果会更加不好。
在以往的日子里，我也许太使母亲伤心了。但是，最后我还是用自己的破釜沉舟的行动来对待了母亲。我意识到六十岁的老母亲正在向我的心情靠近，可以看出她内心经历的痛苦的斗争，比我们投身于革命运动还要困难百倍。我的母亲原来是一个贫苦的农民，连小学也没有上过。可是，在我还没离开家的时候，她却学习起字母来了。曾经有过这样的事，她戴着花镜，弓着背，把脚伸进被炉子里，被子上放着一块小薄板，把我用过的废稿子收集在一起，在稿纸的背面，用铅笔练习着写字。我笑着说，“妈，你打算干啥呀？”她说前年我关在监狱里的时候，就因为自己一个字不会写，没有给我去过一封信，“唯有这件事感到过意不去。”加上我出狱以后，母亲也看出我越发深入地投身于运动了。她觉得这么一来，今后肯定还要被抓走。再说，即使不抓我的话，（那次我是被保释出狱的）刑期一判决下来，总归我还是要进监狱的。为了准备我蹲监狱时给我写信，母亲就开始学习认字了。在我转入地下之前不久，母亲写的字虽然又大又不整齐，但是能够辨认的出来。这使我大为惊异。——而这次据说母亲问须山说：“能不能见一面呢？”须山回答说还是不见为妙，母亲就说，“那末，连信也不能写罗。”我从须山那儿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想到母亲说这些话的心情，心里感到很难受。
须山从我家要走的时候，母亲把我的夹袄、衬衣、裤衩和袜子交给了他，然后还要他等一会儿，自己跑到厨房里去了。在厨房里忙活了好一阵，须山正奇怪老太太在忙什么，母亲拿着五个煮鸡蛋走出来了，还嘱咐须山跟我说，鸡蛋一毛钱可买三四个，要我一定挑新鲜的多吃点。我和须山、伊藤他们把这些煮鸡蛋吃了。须山笑着说：“喂，伊藤，咱们吃一个就得啦，要不老太太以后该恨咱们罗。”伊藤装着不懂他的意思，偷偷地擦着眼睛。
以后须山顺便又上我家去的时候，我决心要他明确地告诉我母亲，说我是四年五年也回不了家的，还要他跟我母亲说，我回不了家并不是因为我从事革命运动，而是有钱人的走狗——警察不让我回家；所以不应该恨我，而要痛恨这个是非颠倒的社会。我觉得与其含含糊糊，还不如让母亲明确地知道，反倒会产生一种抵抗的力量。另外，还有这样的事，我认识的一些同志，他们被警察抓去之后，人家说他们跟共产党有关系，家里的妻子和母亲就说，我的丈夫、我的儿子不会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或者说这是捏造，是因为“要加个罪名”，才说他是共产党。如果真是这样，那就等于是这些同志的亲属亲口说出了共产党专干“见不得人的事”，对共产党就可以随意加个罪名。我母亲虽然六十岁了，但我认为她是不会这样想的，也不会这么说的。我的母亲过去五十多年的生活是在贫苦的深渊里度过来的，如果把道理给她讲清楚，我想她是能够理解的。
据须山说，我母亲默默地听着这些话。但她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说她今年六十了，一旦病，说不定今天明天就会死，在临死的时候，我能不能回来一次。须山没想到她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我听了之后，要须山给她说，就是那时候也不能回去。
“这样的话，我说不出口！”须山露出为难的脸色说。
我并不是没有想到这对母亲是残酷的，但是我想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应当让母亲通过这一切的事实，对统治阶级终生感到仇恨（事实上母亲的一生确实是这样）。因此我一再嘱咐须山，要他反复地给母亲讲清楚，我不能给她养老送终，那也完全是统治阶级造成的。——可是，后来我再次和须山见面的时候，心情仍然无法平静。“怎么样？”我问山说。
“按你说的那么说了呀。——”
须山说我母亲最近似乎瘦了一点，脸色也有点发青；她问须山只见一面行不行。
我突然想起了渡政。据说渡政转入地下以后，他的母亲（这位老母亲现在已经不只是渡政个人的母亲，而且也是整个无产阶级的母亲）问同志们说：“跟阿政再也见不上了吗？”同志们说，“见不上了。”我把这些事告诉了须山。
“这个我明白。不把你的地址告诉她，找个什么地方跟她会一面吧！”
实际上须山见到我母亲的那种样子，内心里早已被感化了。
可是，那帮特务正在到处找我，不这么做已经够危险的了，万一要是出了事，……”
不过，我到底还是被须山说服了。决定多加小心，约定在一个我们平常不去的地方，由须山用汽车把我母亲接去。我按时来到了这家小饭馆子。母亲在桌子的对面，远离着桌边，拘拘束束地坐在那儿，脸色显得相当忧郁。我一见母亲穿着出门的最好衣服，心里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感情。
我们并没有谈多少话。母亲从桌子下面取出一个包袱，从包袱里拿出香蕉、枇杷，另外还有“煮鸡蛋”。须山很快就回去了。临走时，母亲把鸡蛋、香蕉硬塞到他的手里。
过了一会儿，母亲慢慢地谈开了。她说：“你比在家的时候好像胖了一点。我这就放心了。”母亲还说她最近几乎每天都要做梦，梦见我非常瘦弱，被警察抓住了，在警察局里受“折磨”（母亲总是把拷打说成折磨），每天都是从这样的梦里惊醒过来。
母亲还谈到茨城县的女婿，说是今后要来照顾她，要我放心去工作。因为谈到了这些事，我就把以前托须山向母亲说的话，又亲口说了一遍。母亲笑了笑说：“我明白！”
在谈话的中间，我注意到母亲有点心神不定，好像沉不下心似的，说话也吞吞吐吐，不能尽情地把话说完。——后来，母亲终于说出了原因。她说没有见到我之前，想得她坐卧不安；一旦见到了我，又担心在见面的时候，我被人家抓走，心里七上八下的，心想还是赶快回去吧。怪不得母亲不时地注意着别的桌子上来的客人，一有客人进来，她就直朝那边瞅着说：“那个客人好像不要紧吧。”进来另外一个客人，她又说：“那个人相貌很凶。”相反地，当我不知不觉地用在家时那样的大声说话时，她就提醒我把声音放低些。母亲说，与其见到我这么提心吊胆，还不如不见我，知道我平安地在工作就行了。
母亲临回去的时候说，她今年已经六十岁了，虽然还想活上二十年，活到八十岁。但是，现在毕竟是六十岁的人了，说不定明天就会死，我要是得到她死的消息，恐怕说不定还会跑回家来一下，那样做是很危险的。因此决心不让我知道她死的消息。对于一个普通的常人来说，恐怕再没有比临死的时候见不到自己的亲人更大的事了，更何况是一个六十岁的老母亲呢！母亲向我表示了这么大的决心，使我整个的身心都感到激动，我默默地说不出一句话。我除了沉默又能说什么呢！
走出饭馆的时候，母亲在我的身后说：“我可以一个人回去了，你小心点，回去吧。”接着，突然担心地说：“你那个肩膀就是有毛病。……认识你的人，从背后也能一下子认出你。你得把摇着肩膀走路的毛病改掉才好。……”
“噢，大家都这么说哩。”
“就是嘛，一下子就能认出来！”
一直到分别的时候，母亲还自言自语似地说了好几遍“一下子就能认出来。”
从此以后，我把过去留下亲的个人生活的最后的退路——和亲生母亲的关系彻底切断了。在今后多少年内，只要新的世界不到来（我们正在为着这个新世界的到来而战斗），我跟母亲将不能生活在一起了！
正在这时候，胡子来信了。
胡子最初在T警察局只呆了五天，以后转到K警察局，在那里给关了二十九天。有一个朝鲜工人，曾经和胡子同住过一个牢房，由他把这封信捎到须山和伊藤他们常去的T那里，这样才了解到胡子的消息。信上写着他是在秘密住所里被捕的，但原因至今不明，还说，要重建自己的队伍，决不能“急躁、冒进，不能简单从事”。在“急躁、冒进”和“简单从事”的旁边，还特别打上了圆圈。
看了这封信，我和须山、伊藤都觉得自己没做什么工作，连“急躁”、“冒进”都够不上，感到很惭愧。
胡子的家里有父母和兄弟。他还通过他的家给我来了信（用的是仅在我们中间称呼的名字）。胡子在这封信里说，他准备给敌人创造一个“白纸的审讯记录”，对一切的讯问，只用“不知道”三个字顶过去。看了这封信，我们都说：“太田这小子给咱们带来的一肚子气，这一下子都出了。”
我们坚定地相信，不管出现什么样的叛徒和机会主义者，一条又红又粗的正确路线始终还是鲜明地贯穿在我们当中。
胡子平时经常给我们说，什么也不说，这是咱们的铁的纪律，让咱们说点什么，这是敌人规律。面对敌人的审讯，哪怕说了一句，这就违背了咱们的纪律，屈服于敌人的规律。对于一个共产主义者，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当然不能屈服于敌人的规律，而必须遵守咱们的铁的纪律。现在，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到了这一点。
“阿芳，有一个叫肖瓦洛夫的人，你知道吗？”须山问伊藤说。
“马克思主义者呀！”
“你又翻开剪报簿了吧？！”我笑着说。
“据说肖瓦洛夫被捕的时候，坚持了七个月，一句话没有回答。他还这么说呢——一个平凡的人来说，最好的办法是不做任何的供述，也就是说，要学咱那个坚持七个月的战术。”
伊藤一听这话就说：“咱们有个女同志，敌人明明知道她的姓名和籍贯，可是她就连这一点也不说，一直坚持到底，最后还是放出来了。这件事前些时候还编成无产阶级戏剧来演呢。——她可是比肖瓦洛夫还坚强！”
她就好像在说自己的事情，弄得须山很尴尬，一个劲地搔脑袋。
于是，我们决定把“作为一个平凡的人”，对敌人的审讯一言不答，作为我们支部的决议付诸实行；另外还决定这个决议不仅要在我们的支部执行，还要呈报给上级机关，使它能够成为全党的决议。
从以后送到T那儿的信里知道，胡子又由K警察局转押到0警察局；在那里，一连三天从早到晚，七八条汉子不停地对他进行拷打追问。他的两手被绑在背后，吊在审讯室的天花板上，下面由拷问的人用竹剑殴打他；晕过去就灌凉水，反来复去折腾了他好几十次，但是，他仍然一句话也没有说。
看了这封信，伊藤说：“真叫人可恨呀！”她自己就有两三次在警察局连短裤衩都被剥去了，弄得赤身裸体，然后警察就用竹剑的尖子朝她的身上到处乱戳。
这些同志们的英勇斗争，使我们振奋起来。每当有些工作非干到第二天不可，但自己又困得不行，直想睡，这时候想到狱中的同志，就忍耐着坚持下去。一想起狱中的同志，困一点又算得什么！——现在狱中的同志怎么样了呢？正在遭到拷打吧？一想到这些，就决心把工作坚持干完。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这样地和狱中同志们的生活直接联系在一起了。狱中和狱外虽然不同，但是在向统治阶级进行斗争这一点上，是没有任何差别的。
（作者：小林多喜二[日]，卞立强 译。激流网整理录入，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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