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笠原终于进了一家小咖啡馆。决定上这种地方去，确实是够惨的。从事革命运动的人，为了生活而去进咖啡馆，不能不说是一件可怕的事。这样的同志尽管自己怎么想严律自己，但是，眼看着还会垮下去。“环境气氛”对我们的重要性，如同水对鱼一样。一个女同志不论地是为了个人的生活，还是由于男女一块儿从事活动，为了避免双方都垮掉，到咖啡馆里去当女招待，其结果，同样都是很危险的。更何况是笠原，她从来没有受过革命工作的锻炼，自己就会很快地朝下坡路滑下去。这是明摆着的事。－－可是，她自己既没有把全部身心投入革命运动的决心，而我这一方面又处在必须坚决保卫我们组织的关键时刻，所以不能有任何伤感的情绪。
最初，笠原是从家里到咖啡馆去上班。由于工作很累，又不习惯，晚上很晚带着一副疲劳、不快的神色回到家里，把手提包一扔，横着腿往那儿一坐，软瘫瘫地搭拉着两个肩膀，连话也懒得说。过了一会儿，她什么话也不说，把两条腿往我的面前一伸。
我感到莫名其妙，瞅了瞅笠原的脸。一摸她的腿，腿肿得上下一般粗，已经分不清膝头和脚踝了。她试着在铺席上把腿弯了弯，膝盖上的肉发出咯咯的响声，听起来真叫人难受。
“一整天都得站着，真受不了呀！”她说。
我给她说了某个纺织厂的事情。－－这是我从伊藤那儿听来的。那儿的女工们整天站着干活，两条腿都站肿了，直打哆嗦，怎么也跟不上机器的转动，工头就在背后用皮靴踢着她们干活。我跟笠原说：不要把这种工作的痛苦，仅仅看成是自己个人的痛苦，是个人所能摆脱的痛苦。而应该联想到这是强加在整个无产阶级身上的痛苦。笠原听了我的话说：“你说的对！”
我把笠原娇小的身子抱在自己的怀里。我好久没有这样做过了。她闭上眼睛，在我的怀里一动不动。
以后，笠原又住进了咖啡馆。这家咖啡馆的老板是个女的，好像是什么人的姘头。据说是一个女人照顾不过来，希望笠原搬进店里去住，在店里吃饭，还照样发工钱，于是笠原跟房东说，要暂时回娘家去一下，就搬去住了。这个女主人可能念过高等师范或女子大学，英语说的很漂亮，她的男人不只一个，好像有三个，其中有大学教授，有着名的小说家，还有电影明星，这女的一回来，连那些不堪入耳的事情也要详尽地叙述一通，而且还要作一番比较，窘得笠原不知怎么办。女的谈完之后就睡大觉，一直睡到下午两三点。有时我早晨起来没有早饭，就跑到咖啡馆去。那里早晨很少有客人。笠原装做像是做自己吃的饭，其实却填饱了我的肚子。起初笠原还有点不愿意这么做，后来却说：“吃她一点饭也是应该的！”咖啡馆的厨房又小又乱，湿漉漉地直冒水气。我蹲在那儿，急急忙忙在嘴里大口地扒着饭。
“你这样子真好看呀！”笠原一边留神着楼上，一边看着我的样子，低声笑着说。
不过，笠原的环境确实是糟糕透了。女主人的生活是那个样子，到有女人的咖啡馆里来的客人，是不会只喝点咖啡就走的；很多家伙是专门来跟女人说混账话的，你还得要一一地跟他们应付。我知道这些东西会慢慢地渗透到笠原的心里去，但我现在对笠原还没有完全绝望，一有机会，还给她送去各种书籍，尽量多给她说谈各种事情，可是，她对各种事物比以前更加不起劲了，遇事都不量多动脑筋了。
而我跟笠原这种联系也不能维持下去了。繁重的工作拖住了我，随着仓田工厂的形势愈来愈紧张，我到笠原那儿去，只是要点交通费，或者吃顿饭，几乎没有时间和她谈什么了。我感到笠原经常流露出寂寞的神情。不过，不管怎么说，我现在的日常活动，正是靠了笠原才能顺利地进行。从这一点来说，尽管她是那样的一种状况，但她毕竟还是承担了我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我跟笠原谈了我的这种看法，要地应该明确地具有这样的觉悟，努力不使自己垮下去。
我渐渐地连去要交通费、吃饭的时间也没有了。先是三天去一次，后来是一星期一次，再后来是十天一次，去咖啡馆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地方委员会、地区委员会以及工厂支部的工作都堆积在一起，有时一天要进行十二三次联络，早晨九点钟左右出去，一直要跑到晚上十点钟左右。回到住处，脖颈子硬得像一根棒子，脑袋像针刺似地发痛；好容易爬上了楼，就地就趴在铺席上躺下了。最近这些日子来，我简直就不能仰面躺下舒舒服服地睡觉了，由于过度的疲劳，大概是身体的哪个部位出了毛病，就像身体孱弱的孩子一样，只能趴在那儿睡觉。我想起我父亲在秋田种地时的情景，他从地里回来，常常连沾满泥巴的草鞋也来不及脱，跨进门槛就趴在铺帘上睡起午觉。父亲不顾身子，拚命地干活；由于地租太重，那些满是石头碴子的“赖地”，村里人谁也不愿接手耕种，而父亲租种的比谁都多，想从这里多少捞一点收获，来填补一下生活。父亲就是这样把心脏搞坏了。－－现在当我不能不趴着身子睡觉的时候，不由得不想到自己慢慢地跟父亲有点差不多了。但父亲不是去向地主抗议，要他们减轻地租，而是搞垮自己的身子，想靠拚命地干活来逃脱地主的剥削。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我的情况和父亲不一样了。虽然我跟自己唯一的母亲断绝了往来，弟弟妹妹也不知道我的去向，如今连跟笠原同居的生活也牺牲掉了，而且连自己的身子也快被工作拖垮了。但是，这一切并不是像我父亲那样由于被迫着要更好地为地主资本家服务，而恰恰是为了反对地主资本家。
在我的身上，一丝一毫的个人生活都没有了。现在就连各个季节也成了我为党而生活的一部分。四季的花草、风景、蓝天和阴雨，在我看来都不是孤立的。天一下雨，我就高兴。因为出去联络可以打伞，人家就不容易看到我的脸。我希望夏天快快地过去，倒并不是我讨厌夏天，而是因为夏天一来，衣服穿的少了，我那有特征的身段（让这种特征喂狗去吧！）会一下子让人家识别出来。冬天一到，我就想：“好啊！又多活了一年了！又可以干工作啦！”只是东京的冬天过于明朗，对工作不方便。－－自从转入这样的生活以来，我对季节不是不关心，反而非常敏感起来，敏感到几乎过去根本没有想象过，但这和前年在监狱里的时候，对季节的变化感到的那种特别的敏感，又有明显的不同。
这一切都是在无意识中形成的，是自己被迫所过的生活不知不觉地造成的。本来在我还没有遭到警察追捕的时候，尽管那时已经献身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但还是有许多“自己的”生活。有时还和厂子里属于同一个工会的伙伴们（这个工会是社民党系统的反动工会，我要作为那里面的反对派在进行工作）在新宿、浅草之类的地方一边散步，一边聊闲话，虽然受到工厂支部严格的政治生活的限制，但是像合法生活中应有的“交际”，看看电影（最近我连是否有电影的存在都完全忘记了）以及饮食吃喝之类的事情，仍然占据了我相当的一部分生活。有时还由于这些个人生活而把支部的工作拖后了一两天、而且个人的荣誉心还不知不觉地在作怪，当可以提高自己荣誉的工作和支部的工作发生矛盾时，往往先着手干自己的工作。当然，这些毛病在以后的工作中还是得到了改正。但是作力一个党员，还不能说我是过着“二十四小时的政治生活”。不过，这不只是我个人的过错。一个人如果没有一定的生活环境，主观上的努力总是有限的。当我一切私人的来往都遭到隔绝，置身于党的工作以外的一切个人欲望都受到抑制的生活之中，我才体会到过去怎么努力清算也很难做到的事情，却出乎意外地非常自然、非常容易地做到了。过去需要花两三年的努力才能做到的事，现在缩短到两三个月就可以实现了。最初开始过这种新的生活的时候，就好像小时候和人比赛谁能钻到水里呆的时间最长那样，也曾经感到过一种堆以忍受的、说不出滋味的憋气。－－当然罗，就是现在也不能说我已经经受了真正的困难的考验。喜欢引经据典的S（但他使用的典故和须山不一样），听我说要过“二十四小时的政治生活”，他就说，必须把自己锻炼成“一天工作二十八小时也不知道疲倦的人”。
最初我不太理解一天工作二十八小时这句话，可是当我一天不得不进行十二三次的联络时，我才懂得了这句话的含意。－－个人的生活，同时也是阶级的生活。起码从我的本心来说，我是愿意接近于这样的生活。
在仓田工厂，从放出可能把一些临时工改为正式工的风声来看，他们准备要加快和我们摊牌了。为了准备对付这一招，我们决定改组支部，从须山小组里挑出一人（是个年轻的正式工），从伊藤小组里挑出两人（其中一个是正式工，一个是临时工），决定把这三个人推荐为新的支部成员，写了他们三人的“履历”，由我带到地方委员会，取得了上级的批准。接着又决定了计划部署：把支部的各个成员作了明确分工，让他们分别承担车间里的任务，在须山或伊藤万一出事时，后继的人立即按预定的新的部署投入战斗，不使工作有一天中断。须山和伊藤要是出了什么事，在工厂里马上就会知道，因此规定支部新的成员要立即到须山和我联络的地方去向我报告。我们之间的会晤就是斗争的司令部，所以不管有什么原因，如果联络断了，不争分夺秒地为恢复联络而拿出方针和措施，那就是对阶级的背叛。过去一有人被捕，联络就断了，使得工作不能顺利进行。－－对此不采取任何措施，恰恰是出于一种机会主义的观点，好像根本不存在或完全没有预想到对我们的镇压。总有人可能被捕，这是很明显的事，所以我们进行斗争，从一开始就必须要做好第二步、第三步的准备。
事实上自“僚友会”的殴斗之后，须山的处境已经非常危险。须山每天去上工，已作好了随时都会被捕的思想准备。因为是工厂，正当你在干活的时候，特务说一声“你来一下”，就算被捕了。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不过，现在发展组织的可能性是增大了，所以他还是坚持去上工。尽管狠危险，但是另一方面，他获得了在车间里公开说话的一定的自由，群众也对他产生了信任。
快到月底了，看来工厂在三十号或三十一号就要实行解雇。他们口头上说是要把临时工改为正式工，但是至今仍然未见任何具体的行动，大家终于产生了怀疑。我们在《防毒面具》上揭露这是一种欺骗，其目的是利用这种欺骗手段，一方面提高劳动效率，另一方面是遏制大家的反抗。大家很快就明白了这个意思。可是，大多是临时工，一旦宣布了解雇，团结就会涣散。所以最近两三天内必须把事情决定下来。
我们一向在传单和小报上号召必须要反对战争。如果工人们一旦因解雇而起来斗争，那就会如列宁所教导的那样，工人们会以“童话般的速度”，懂得为什么必须要反对战争。尤其是在制造军需品的工厂，可以引起目的性很明确的斗争。－－现在首先必须要发起斗争。
我下了最后的决心。
办法是让伊藤和须山影响下的同志和新的支部成员分别负责各个车间，同时举行“反对解雇”的车间集会。而为了使这次集会成功，得要须山在工厂里公开散发传单。－－伊藤的那个“小点心铺子小组”里有个女工，她的哥哥是仓田工厂的职员。从这个女工的嘴里了解到工厂不是在三十一号（他们故意让人以为是三十一号），而是在二十九号就要“先发制人”，全部解雇临时工。据说那时不仅有警察，可能还有军队出动。所以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在二十八号发起罢工，反过来给他们一个先下手为强。
须山最近可能有被捕的危险。据伊藤报告，她有一两次看到便衣警察从工厂办公室里走出来，并且常在须山的第二车间门口跟工头站着说话。这都是最近一两天的事。自从太田被捕以后，厂子里又撒了两次党的传单和两次《防毒面具》。敌人正在盯着须山，这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再说，一提起“共产党”，人们就认为（统治阶级也是这么向他们灌输）好像是藏在“天上”、钻进“地下”，出没无常的神仙或鬼怪。其实共产党就是像须山这样受群众信任，在他们的身边并肩劳动的人。我们应当向大家明白地说明这个问题，使大家感到亲切和信任。－－我之所以决心要让须山公开散发党的传单，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为了进行最后的战斗，即使没有须山，这个任务也必须由其他哪个同志来承担。光是采取隐蔽的办法，是动员不起来群众的。我们应当像蜘蛛结网那样发展秘密组织，然后发起公开的宣传鼓动。
为了商定最后的对策，我们决定在一起“坐坐”。在那里要提出我的方案，并作出决定。－－可是一想到须山，我心里就难受得要命。撒一次党的传单被抓住，虽然根据各人的斗争经历判刑不一样，但起码要准备坐两三年到四五年的牢房。平时我迈出门一步就跟在屋子里完全两样，把一切空想和思考的问题统统都抛在一边，只是留心着四周走路（我对这已经相当习惯了）。而这天我动辄就想到须山。可是，我这么老是想着须山是很不好的。从须山来说，他如果能清楚地看到我们所面临的形势，他也会理解到这样做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措施。如果说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无论如何必须要走这条路，除了这条路没有第二条路可走，那末，我们就不应该抛开工作而从这里产生任何其他的想法－－比如说，认为这样做是不是“太残酷”了啦、“太可怜”了啦等等。
话虽这么说，我在到达会面地点的路上，脑子里还不时地闪现须山那经常用一些突乎其来的典故逗我们发笑的面孔，心里感到很不好受。
地点是在须山过去的一个酒友的家里，这里以前我们已经用过三次。我在黑洞洞的外屋脱下木屐，把它夹在怀里，向楼上走去，只见一道斜射进来的光线，映出了须山的面孔。
伊藤靠在墙壁上，伸出两条腿横坐着，正在揉自己的脚。我一进来，她用手拢了拢垂下的头发，抬眼瞅了我一下。我跟她说：“上次谢谢您啦！”她并没有答话。伊藤在做工厂的群众工作时，总是要涂脂抹粉地打扮一番的，而参加支部的会议，因为没有必要，从来没有涂脂抹粉过。可是，今天一看，伊藤的脸蛋儿却打扮得从未有过的美丽。
“伊藤同志正做刚刚‘组织’了一个男的正式工回来。……”须山指着伊藤的脸，又开起玩笑来了。
平时这种时候，伊藤总是默不作声。今天不知为什么，她抬头望了一下我的脸。
会议开始以后，我特别注意须山照例所作的汇报。也根据上次支部会议的决定，已经在各个车间作了布置，准备举行集会。他说：从工厂的情况来看，最近两三天可能是关键的时刻，因此必须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伊藤接着补充说：上次向我汇报的裁人的事，表面好像要在这个月的三十一号进行，实际上可能在二十九号就要动手。从接受的降落伞和防毒面具的定货量来估计，也正好和这个日期吻合。因此最迟必须要在迫在眼前二十八号发起决定性的斗争。
大家的意见早已一致了，问题是用什么样的形式来发起这一场决定性的斗争。须山考虑了一会儿说：“已经准备到这种地步了，群众的情绪也很高，剩下的问题是鼓动群众，一气把它干下去。”他停了一停又接着说，“能不能一气干下去，是决定胜败的关键……”
“对！现在需要的是一个点火的人。－－为了八百名工人！”
伊藤的脸上流露出从未有过的兴奋。
“我，最近－－尤其是最近这两三天，心里真有点焦急。以前，我们虽然采取各种措施清算了福本主义时代的关门主义，但是它的流毒还是存在的。现在，在这个需要一鼓作气的关键时刻，不能和这个工厂进行坚决的斗争，恐怕就是这种流毒在作怪吧？……”须山看了看我脸，又说：“我认为，要是没有人在群众的面前公开地干它一下，这一场斗争是发动不起来的。这是从量变到质变嘛！－－我想，这不能算是极左吧！您看呢？”须山好像有谁说他是“极左”似的，说这句话时，特别使上力气。
我认为要进行斗争，应当依靠“说服”，而不应该采取“主观武断”的办法。所以我没有说话，“只是注意着问题是否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而讨论确实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了。”尤其是伊藤和须山，他们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从大道理、而是从如何解决工厂里每时每刻的动向出发，所以一致地得出了正确的看法。这正是由于不脱离工人生活的缘故，我们在这里取得了理论与实践的巧妙的统一。
我跟须山说：把这说成是极左，那是卑鄙懦弱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对我们的污蔑，是为了掩盖他们在实践上的失败主义。须山说：“对！”
这时，我提出了我的方案。一刹那间，屋子里充满了一种被压抑般的紧张气氛。但这只是极短的一刹那间。
“我认为也是这样，……”须山第一个打破了沉默，声音确实有点儿不自然。我看了须山一眼，他接着说：“这当然应该由我来干了。”
我点了点头。
伊藤的身子好像突然僵硬起来，只是用眼睛来回地望着我和须山。当我把眼光转向她的时候，她嘴里低声地说：“没有－－意见……”
再一看须山，他盘腿坐在那儿，无意识地把面前一个蝙蝠牌香烟的空盒子撕成一片一片的。
事情作出了决定，突然出现了一阵短暂的寂静。于是刚才一直没有注意到的大街上来往行人杂乱的脚步声，和不断喧叫着的夜市上摊贩的叫卖声，一下子传进了耳朵。
接着又讨论了具体的问题。－－最近，他们发现由于疏忽了搜查女工身体，让传单和工厂小报《防毒面具》经女工的手带进了工厂，所以对女工的身体搜查突然严格起来。我们决定采取这样的办法，那天由伊藤全面负责，她穿上两腿用橡皮筋勒紧的短裤衩，传单就装进裤衩里，她早晨从S那儿拿到传单，立即到街上的公共厕所里，把传单塞进裤衩，进厂以后，按规定的时间，仍然利用厕所，把传单交给须山。我们还决定传单在午间休息时间从屋顶上撒。
会议一结束，刚才一直压抑着的感情，突然一下子涌上了心头。
“咱们恐怕要有一段长时间的分别了！”我跟须山这么说。
“我有这样的两个朋友。”须山说：“他们俩是很要好的朋友，一个因‘三。一五’给关了三年，另一个因第二年的‘四。一六’②披判了四年。‘三。一五’的那个出来之后，去年十二月又被捕了，又判了三年。他本来是高高兴兴地等着‘四。一六’的那个出狱的，所以他在临入狱的时候说：咱跟他恐怕就是这么轮流着坐牢，再也见不着了。不过，他说这样也不错！……”
接着，他自己说：“这大概是我最后的一个典故了吧！”
我和伊藤不觉笑起来。但是我的脸紧绷着，简直像哭一样。
“不管出了什么事，只要咱们的组织牢靠地保存下来，斗争就能扎扎实实地继续下去，所以你可不能被他们抓住！－－你要是被抓住了，那连我做的事情也白干了，变成无谓的牺牲了！”须山这么说。
我们决定按今天的决议进行准备。在二十六号的晚上再碰一次头，于是说了一声“行啦！……”大家都站起身来。这时，我和须山都不由自主地站到屋子的中央，两人都使劲地握起手来。须山忽然像孩子似地腼腆地跟我说：“啊呀，佐佐木的手这么瘦小呀！”
须山一边往外走，一边跟我谈到他担心今后恐怕再没有机会到我家去了，因此又到我家里去了一趟。他说：“你的老妈妈不知怎么的，好像越来越瘦弱了。”
我本想说些什么话，但须山说的“越来越瘦弱了”这句话，猛地打动了我的心。从他这句话里，我感到母亲因担惊受怕而日益消瘦的矮小的身影就好像出现在我的眼前。－－但是，我觉得不应该在这种时候说这样的话。我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只说了一句“是吧！……”底下的话就没说下去了。
跟须山分手以后，伊藤说她离下面的联络还有半个来小时，于是跟我散了一会儿步。我们商量了二十六号那天要给须山开个小会，让伊藤买点水果、点心带去。
伊藤平时走路的特点是迈着大步，摇摆着肩膀，就像一个男人一样。而今天不知怎么的，走在我的身旁却迈着小步，道道地地像个女人。临分别的时候，她让我“等一会儿”，自己走进一家小铺子。不一会儿，买了一包东西走出来。
“这个送给你。……”她这么说着，就把东西递给我。我说：“这怎么行呀？！”她却硬把东西塞进我的手里。还说：“最近你的衬衫这么脏，那些家伙好像很注意这些地方啊！”
回到家里，打开那个小包，我忽然意识到自己把伊藤和笠原对比起来。她们同样都是女人，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把她们比较一下。现在跟伊藤一比，我才感到笠原离我是多么远啊！
－－我已经十来天没有上笠原那儿去了。……
（作者：小林多喜二。激流网整理录入，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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