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希望是在于将来的”（下）

五

这是鲁迅的一段名言——

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罢！想出世的，快出世罢！想上天的，快上天罢！灵魂要离开肉体的，赶快离开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们居住的。

这里所提出的“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命题，其实也是鲁迅倡导的前述“泥土”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

鲁迅在《两地书》里，与当时还是他的学生的许广平讨论得最多的也是这个话题——

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所有最好的药方，即所谓“希望将来”的就是。

所谓“希望将来”,不过是自慰——或者简直是自欺——之法，即所谓“随顺现在”者也一样。

鲁迅这里批判的，是对“现在”（现实）的两种态度。首先是逃避现在，即制造关于“过去”与“将来”的种种神话，不过是“自欺”:将被美化、理想化的“过去”或“将来”作为逃避现实困苦的精神避难所，远离现实风浪的避风港。从另一面说，也是用“过去”与“将来”扼杀“现在”,鲁迅称之为“现在的屠杀者”.

因此，鲁迅所提倡的“执着现在，执着地上”,就是一个“敢于正视现实”的精神，也就是要正视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生活在“现在的地上”的人的生存困境。这样的困境又有两个层面：首先是现实的生存苦难，这在现在中国人是特别深重的，因此，鲁迅提出要“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同时，这也是人的根本性的生存困境。鲁迅曾说，“普遍，永久，完全，这三件宝贝”其实是钉在人的棺材上的三个钉子，是会将人“钉死”的。这就是说，“此在”的生命永远也不可能是“普遍，永久，完全”的，如果硬要在现实人生去实现这种“普遍，永久，完全”,结果反而会扼杀人的真实的生命。因此，鲁迅要我们正视：此岸世界、“现在”的生命，任何时候都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有弊端的，并且不可能永久存在。这是生活的常态，人只能正视这一现实的生存状态，然后再做出自己的选择，努力与追求，不能一不如意，一看到缺陷、弊端就逃避，把希望寄托在虚幻的种种“神话”的实现上。

这里还需要强调一点：鲁迅否定的是“普遍，完全，永久”的此岸性、当下性，但他并没有否定“普遍，完全，永久”本身，早在20 世纪初，他就提出过“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的理想。他实际上是把这种至善至美性作为彼岸世界的终极目标，可以不断趋近，却永远达不到，是作为人的一种理想、一种追求存在的。所以不能把鲁迅的“执着现在”理解为没有理想，没有终极关怀，可以说他是怀着对彼岸世界的理想来执着现在的：我们在第八讲中已经谈到，鲁迅早在20 世纪初就提出了他的“立人”,追求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理想；在20 世纪30 年代他又把这样的“立人”理想发展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的理想。正是在这样的“理想之光”的照耀下，鲁迅才对现实中的黑暗——一切压制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奴役现象，一切剥夺普通民众的支配自己命运的权利的反动势力，采取了不妥协的态度。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懂得，为什么鲁迅在引导青年“执着现在”时，同时要强调，这绝不是“随顺现在”.正视现实的黑暗，绝不意味着对现实的黑暗采取容忍的态度，以致“随顺”,被其同化，最终自己也成为黑暗的一个部分；而应该不满，做绝望的反抗，并致力于对现实的改造。鲁迅说：“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

鲁迅的“执着现在，执着地上”,还有一个重要含义，即是要始终把眼光集注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这是我们的根，我们的立足点；要将“现在的中国人的生存与发展”,作为我们的一切思考，一切奋斗的出发点与归宿。“眼光”放在哪里，这是一个不可小看的问题。鲁迅在一次对大学生的演讲中，曾经感叹说：“我们常将眼光收得极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极远，到北极，或到天外，而这两者之间的一圈可是绝不注意的”,恰恰忽略了现实中国社会。还有许多人眼光只是向着外国，或者向着中国古代，也恰恰遗忘了“现在中国”.向外国与中国古代的借鉴当然是必要的、重要的，鲁迅早就提出过“拿来主义”的主张，但借鉴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在中国”的问题，是为了自己的创造。如果把自己的思考、研究，变成外国思想与古代思想（即使是最辉煌的思想）的简单搬弄，而没有现在中国问题意识，缺少创造性，特别是原创性，其意义和价值是可疑的，至少是有限的。鲁迅一生致力于“现在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改造”,他之强调“执着现在，执着地上”正是为此；他期待年轻一代也能走上这条道路——一条充满曲折的不归路。

六

但年轻一代，特别是青年学生还处在受教育的人生准备阶段。“如何读书与写作”就是一个大问题。鲁迅也留下了许多宝贵意见。

我们一起来读鲁迅的《读书杂谈》，这是他1927年7 月16 日在广州知用中学的一篇演讲。既是“杂谈”,涉及面自然会很广，这里想强调几个要点。

鲁迅首先区分了“职业的读书”与“嗜好的读书”,而他主要讨论与提倡的是后者。他强调，这是“出于自愿，全不勉强，离开了利害关系”的阅读。他打了一个很独特的比方——

我想，嗜好的读书，该如爱打牌的一样，天天打，夜夜打，连续的去打，有时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来之后还是打。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人的目的并不在赢钱，而在有趣。牌有怎样的有趣呢，我是外行，不大明白。但听得爱赌的人说，它妙在一张一张的摸起来，永远变化无穷。我想，凡嗜好的读书，能够手不释卷的原因也就是这样。他在每一叶每一叶里，都得着深厚的趣味。自然，也可以扩大精神，增加智识的，但这些倒都不计及，一计及，便等于意在赢钱的博徒了，这在博徒之中，也算是下品。

乍一看，鲁迅把如此“神圣”的读书，与人所不耻（至少是上不了“台盘”）的赌博联在一起，似乎有些不伦不类；但仔细一想，却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很深刻的体认，我甚至认为这是一个经典比喻，是道破了读书的真谛的：读书本质上就是一种“游戏”,它的魅力就在“超越了功利”目的的“深厚的趣味”.真正的读书，不仅在读“书”,而在“读”中所达到的“境界”,只要进去了，就会感到无穷的乐趣。

因此，鲁迅提倡一种“随便翻翻”式的阅读：“就如游公园似的，随随便便去，因为随随便便，所以不吃力，因为不吃力，所以会觉得有趣，如果一本书拿到手，就满心想道，‘我在读书了！’那就容易疲劳，因而减掉兴味，或者变成苦事了。”“随便翻翻”的另一层意思就是“读闲书”,什么书都读，“开卷有益”就是。“譬如我们看一家的陈年账簿，每天写着‘豆付三文，青菜十文，酱油一文’，就知先前这几个钱就可买一天的小菜，吃够一家；看一本旧历本，写着‘不宜出行，不宜沐浴，不宜上梁’，就知道先前是有这么多的禁忌。”“讲扶乩的书，讲婊子的书，倘有机会遇见，不要皱起眉头，显示憎厌之状，也可以翻一翻；明知道和自己意见相反的书，已经过时的书，也用一样的办法。”鲁迅由此而提出“比较的阅读法”:“翻来翻去，一多翻，就有比较，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法子”,“我看现在的青年的常在问人该读什么书，就是要看一看真金，免得受硫化铜的欺骗。而且一识得真金，一面也就真的识得了硫化铜，一举两得了”.所谓“真金”,就是原着，特别是经典作家的原着，一读经典原着，就知道许多所谓“注经”之作是如何荒谬了。

这里已经涉及“读什么书”的问题。鲁迅在《读书杂谈》里，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爱看书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课外的书，不要只将课内的书抱住。……应做的功课已完而有余暇，大可以看看各样的书，即使和本业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览。譬如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个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对于别人，别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

直到1936年，鲁迅还在一封写给一位文学青年的信中提出忠告——

专看文学书，也不好的。先前的文学青年，往往厌恶数学，理化，史地，生物学，以为这些都无足重轻，后来变成连常识也没有，研究文学固然不明白，自己做起文章来也糊涂，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放开科学，一味钻在文学里。

这也是鲁迅的经验之谈。鲁迅是学医出身，转而从文，他的知识结构中体现着一种文、理的交融。就像我们在本书的第八讲里所说到的那样，他在年轻时候就对文学与科学都同样有着深刻的理解，这就为他以后的发展开拓了一个广阔的视野，奠定了宽厚的基础。因此，鲁迅所说读一点课外的书，不仅是为了扩大知识面，更可以提高每一个人的文化教养、精神境界，是不可以掉以轻心的。

在《读书杂谈》的结尾，鲁迅对学生们还有两点提醒，也非常重要。一是读书时要“自己思索，自己做主”,他引用叔本华的话说，不能让自己的“脑子给别人跑马”,读书的结果如果是使自己变成“书橱”,那就一点意思也没有了。但如果只是读书，即使能够思索，也还“不免是空想”;“更好的是观察者，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实地经验总比看，听，空想确凿”.鲁迅的最后一句话是——

专读书也有弊病，所以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

关于写作，鲁迅说得更多，比如他在《答北斗杂志社问》里所说的几条：“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写完以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不生造除自己以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就曾被毛泽东所引用，作为“反对党八股”的有力武器。我们这里主要读两篇：《无声的中国》与《作文秘诀》。

《无声的中国》是鲁迅在香港青年会的一篇演讲。他提出了两条基本的写作原则。首先是——

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

这看起来是一个起码的要求，但真正要做到却并不容易。鲁迅说：“我们已经不能将我们想说的话说出来。我们受了损害，受了侮辱，总是不能说出些应说的话。”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文化上来讲，现代中国人面临着两个强势文化，一是古人所创造的文化，一是外国人所创造的文化，如果缺乏足够的文化消化力与创造力，就很有可能被这两种文化所俘虏，一味地模仿，按照古人或外国人的思维去想问题，按照古人或外国人的表达方式去说话、写文章，“即使做得像，也是唐宋时代的声音，韩愈苏轼的声音”,美国人、法国人的声音，“而不是我们现代的声音”,处于鲁迅所说的“被描写”的状态，即让别人（古人、外国人，或某个意识形态权威）来代表自己，用别人的话来描写自己。这样的中国，看似有声，其实是“无声”的。

于是，鲁迅发出了这样的召唤——

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真，自然是不容易的。譬如态度，就不容易真，讲演时候就不是我的真态度，因为我对朋友，孩子说话时候的态度是不这样的。——但总可以说些较真的话，发些较真的声音。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这里所提出的是另一个重要的写作原则：“说些较真的话，发些较真的声音。”——我们在第十讲《走出瞒和骗的大泽》已有详尽的讨论，就不再多说。需要补充介绍的是《作文秘诀》所说的“白描”的十二字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