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从来不吝啬自己对徐静蕾的欣赏：
在我们北京这儿，50年代杰出代表是刘索拉，又能写字儿又能写曲儿；60年代杰出代表是王菲；70年代我希望是徐静蕾，如果她做得好的话。80年代我还没看出来谁有价值。
这个月早先的一期圆桌派上，徐静蕾的口号“我早就不在乎男人怎么看我了”和“我们为什么要做讨人喜欢的女孩而不是自己喜欢的女孩呢？”给焦虑的中产女性打了一剂鸡血，一时间，徐静蕾被推上女权典范的神坛。
老实说，徐静蕾的才华跟王菲相去甚远，王菲是真正的老天爷赏饭吃。金嗓子一开，想矜持就矜持，想暧昧就暧昧，想执迷不悟就执迷不悟，若是什么都不愿意，就一个字也不唱，那也是华语歌坛独一份的《浮躁》。
王菲不是女人，是仙儿。因为波伏娃所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
而徐静蕾则是出了名的干一行爱一行，爱玩票。就跟大年初一雍和宫的抢头香的信徒一样，干什么都要抢着第一波，看住了撒丫子就追上去了。敏感机灵，意志坚定，但远不及王菲的天选之才。
才华平平并不影响徐静蕾成为一个魅力十足的人，她身上散发的洒脱自信和进攻性人格不仅吸引男性，让她从19岁之后就没有空窗期，更得到了许多贵人的帮助，如今还收到了一大波独立新女性的青睐。
和王菲的遥不可及对应的是，很多人认为，徐静蕾是可以通过后天努力形成的。连徐静蕾自己都这么相信了，要不怎么在圆桌派上谆谆教导蒋方舟，你多美好啊，你应该挑选男人啊！
然而，生活不是喊口号，做到徐静蕾式的潇洒，哪有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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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静蕾从小就被当成是男孩子养。这跟咪蒙还有蒋方舟的成长环境一样，咪蒙的小名是“儿子”，蒋方舟则从小被大人要求不许有性别意识。
有趣的是，同为才女，咪蒙就走进了伪女权的误区，成为毒鸡汤的制造者，蒋方舟则放不下心里的男权遗毒，只有徐静蕾逃过了男权社会的所有规则束缚，全力把控着自己的人生。
她们的不同在于父亲的作用。
徐静蕾还没生出来的时候，街坊邻居观察她妈的肚子，争相猜测那是个男孩，结果生出来是个女孩，她爸就坐在沙发上闷了半天，北京人又爱面子，于是下决心要把自家闺女教育得比别人的儿子还要好。
徐爸爸是个“完美爸爸”，注重早期教育，更注重父亲在子女教育中的作用，一有空，他就会骑着车去北京最老的图书馆，一点一点地手抄那些不能外借的外国育儿书籍。
徐爸爸还给她规定了要阅读的书籍，逼她学书法，念古诗，还不能念宋词，因为他认为那些婉约派的宋词会让人感情脆弱，徐爸爸甚至连她饭后散步的时间和散步时要干什么都规定好了。
徐静蕾考少年宫书法班的时候，徐爸爸会起个大早先去侦查好考试的内容，让徐静蕾事先练习要考的那些字，考试的时候，徐静蕾一下子就通过了。
像不像小别离里海清扮演的角色。
徐爸爸的严厉虽然给徐静蕾埋下了深深的童年阴影，导致徐静蕾身上带着强烈的反叛精神，对自由有着矫枉过正的追求，自己都承认自己的青春反叛期过于漫长。
但不可否认的是，徐爸爸作为父亲的形象给了徐静蕾极大的安全感，小时候的徐静蕾相信爸爸是无所不能的。
徐静蕾的第一步导演处女作就是《我和爸爸》，之后又拍了《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有人拿这个写论文，题目是——《从恋父到自恋，解读‘我和爸爸’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在《我和爸爸》里，徐静蕾设计了一个跟自己爸爸完全相反的糟糕父亲，并表示，自己的爸爸要是电影里那样的就好了。
而咪蒙就有一个糟糕的父亲，GQ那篇特稿里写道：
咪蒙的少年时代充满了父母的争吵、哭闹，以及她至今都无法理解的，父亲毫无愧疚的背叛。他会在客厅与朋友讨论嫖娼的心得，不在乎女儿就在隔壁房间。有天放学回家，咪蒙发现父亲与保姆在卧室调笑。当时她16岁，而保姆15岁。提到父亲对她的影响，咪蒙说，“我对男人、对人性的（信任）全面崩坏。”
……年夜饭，父亲把情人全家带来，咪蒙无法忍受，当着所有人的面让他们走。母亲说过年亲戚都在，算了。“为什么要算啊，为什么要算啊？”采访时，咪蒙回忆起这件事，情绪罕见地激动起来，声音哽咽，“这个事情为什么可以算了？我觉得不能算。”
这直接导致了咪蒙在树立自己女权意识的时候，难以摆脱那种对男性深深的愤怒和痛恨，她曾大骂田朴珺是独立婊，但徐静蕾则是轻描淡写地描述自己与男性的利益关系：“你非要说我是男的帮我，我承认我老师是男的，教育我的伙伴也是男的，我男朋友也是男的。那可不就是男的嘛？那又怎么样，反正就是男的呗。”
蒋方舟的家庭教育同样是缺少父亲的，她跟母亲的关系很亲近，可母亲又经常在言语上打压她，蒋方舟之所以走上写作这条路，就是因为母亲认为她长得不漂亮，“琴棋书画，样样不会，长得又难看，恐怕只有写作这条路了。”
蒋方舟很少提到父亲，但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与父亲一笑泯恩仇》，里面说父亲对她几次心血来潮的教育，都是以恐吓威胁为主，佯装要打她的样子。
她解读父亲的潜台词：“他要让孩子知道自己是被幸免的，是被恩赦的，你的生命是父亲功德无量的馈赠，所以你应该时刻保持兢兢业业的负疚与自责。”
有一个说法是，一个缺少父爱的女孩，或者说生活中缺少一个异性范本的女孩，长大之后的恋爱对象会偏向于那些带着强烈父亲色彩的男人，她们大多没有安全感，渴望权威，就像蒋方舟说的，她现在最喜欢的男孩子还是那种黑社会老大型的坏男孩。
但就跟所有传统教育里出来的孩子那样，随着父亲被时光打倒，她最终原谅了父亲，走上了渴望婚姻的道路。她热衷于相亲，等待着结婚生子，并且认为家庭里需要有一个健康的男性形象。
不过，母亲主导的教育原则上也是没有错的，问题出在大部分在男权家庭中长大的女性成为母亲之后也没有建立起独立的女性意识，同时又在婚姻中处于弱势，那她们成为主导教育者时就会把一种作为女性的内在无力感传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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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的时候就有人问蒋方舟，会不会想当一下导演啊编剧啊，像徐静蕾那样。
蒋方舟的回答依旧非常诚实：“嗯，对，可能比她稍微不靠谱一些，因为她有财力，可能我就会比较更山寨化一点，江湖一些。”
似乎每个文艺女青年都有一个做导演做编剧的梦，咪蒙的真爱也是影视，她始终认为公众号是她的副业，但对抛却了这个公号她毫无商业价值的事实痛苦不已。跟蒋方舟比起来，如今的咪蒙不算没有财力，可影视圈真正的门槛是人脉。
徐静蕾作为北京土着，父亲下海开了霓虹灯厂，生活稳定优渥，给了她淡定从容的底气，因此，她不需要孤注一掷清华的破格录取，而是凭着撞大运，就能打开人生的一扇扇大门。
考大学的时候，徐静蕾本来想学画画，但落榜中戏舞美系，偶然听别人提了一嘴，才去报考了北影表演系，考试的时候连舞都没跳完，考官只能让她绕着教室跑一圈，稀里糊涂跑进了表演系。
大二的时候徐静蕾认识了王朔，敲开了娱乐圈里最具分量的京圈的大门，于是大三就幸运地接拍了赵宝刚的《一场风花雪月的事》，跟濮存晰搭戏，从此星路顺风顺水。
后来这帮京圈的人又劝她做导演，自己拍戏，又都来帮她，《我和爸爸》里就有叶大鹰、姜文、张元和后来的男朋友张亚东，从此之后，徐静蕾对做导演的兴趣就大过了做演员，第二部《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还拿了西班牙的艺术大奖。
拍了几部文艺片之后，徐静蕾又对做文艺片导演失去了兴趣，转战商业片，《杜拉拉升职记》把她成功送进了亿元导演俱乐部，她甚至在电影发行前就通过广告植入拿回了电影的成本。
蒋方舟，甚至咪蒙的才气，未必不及徐静蕾，但徐静蕾处于女明星与才女的中间，而京圈又不是外地女青年说进就进的，她可谓占尽了天时地利。
对于蒋方舟来说，她的进京之路只剩下孤注一掷的高考，她说：“对于高考，我想打败它，我不想逃避，没必要，也没有地方逃。我是个女孩子，我不能去赛车，也不能去干别的。”
她的家境也注定了她只能在性价比最高的机会中选择。
蒋方舟曾被说是文化童工，早早就用稿费帮父亲买了摩托车，还资助了家里一位亲戚上学，但她仍一直觉得自己是生活在贫穷状态。
“从小到大，我们一家人住的是30多平米的一室一厅。我都没有过自己的房间，我的床就是客厅里的活动沙发，我连自己的书桌都没有。直到现在上了大学，我仍没有自己的房间。”
咪蒙的家境就更不用说了，就算父亲从商后有了点钱，但家里就是个狗血剧现场，前几年父亲还跟她要8万块分手费打发情妇。搬到北京后，咪蒙还要靠在微信里求助才能解决自己儿子的上学问题。
学区房都还没买，你说咪蒙和蒋方舟们凭什么做才女呢？
如果你细细循着这条路往前面看，发现北京大院出身的才女唱歌拍戏上节目走的都是演艺界的路线，外地高考进京的才女写字采访当记者，只能走媒体人的路线。
这是一道天然鸿沟。因为前者需要贵人相助，后者可以只靠个人的奋斗。
甚至有人总结，所谓新闻理想，就是一群三四五线城市的公务员国企教师医生家庭培养的孩子，通过高考进了一所不错的学校，然后开始想入非非想要通过新闻改变中国也成就自己的成功。
最后一代又一代在现实面前撞得头破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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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前几天GQ采访徐静蕾，问她小时候的徐静蕾会喜欢现在的徐静蕾吗？
徐静蕾哎哟了一声说，太喜欢了，简直走了狗屎运了。
说话这会儿黄立行还对着南方周末的记者撒娇似的说，自己本来不喜欢《绑架者》里的角色，都是徐静蕾逼的。
但是在另一个采访里，徐静蕾又说，她知道自己的才华在什么程度，相貌和聪明都只算中上，但她认为自己非常努力，天赋也许只有30％，努力则有60％，剩下的才是运气。
徐静蕾只差没说，我能力之外的资本为零。
徐静蕾不清醒，女权分子们也不清醒。徐静蕾和蒋方舟这期圆桌派之后，多少篇10万＋告诉你们女人要学徐静蕾。
昨天大家吹王菲，今天吹艾玛沃森，明天又开始吹徐静蕾。然而现实中的女性大多活得像蒋方舟，或死撑如咪蒙。
顾硬硬评价咪蒙时说：“天生条件和原生家庭无法给予她太多自信， 成年后又在对女性并不friendly的男权社会环境中时不时碰壁，这样的女人在中国， 是巨量的存在， 何止800万（咪蒙公号粉丝数），咪蒙只不过是她们中间最能说会道的一个。”
对了，今天咪蒙的公众号粉丝破1000万了。
咪蒙告诉受众，独立自主了才会有优秀男人来爱你，就像东京女子图鉴里的女主角，在事业小有成就后就认为自己可以在相亲市场上任意挑选男人，背后依旧是深深的焦虑。
但蒋方舟远比咪蒙坦诚，咪蒙的独立口号背后是拧巴的、矛盾的女性价值观。
蒋方舟则从不掩盖自己的传统女性视角，然而，她近乎露阴癖的坦诚，也还是为了“让别人能喜欢自己”，所以尽责地向公众展示她作为大龄饥渴女青年的一面。
但蒋方舟才是那个真正反思过自己女性角色的人，25岁的时候她写过一篇《为什么要成为一个妖孽》，里面说道：
所有的女性都是同行，这是因为所有的女性，无论身份、地位、年龄、种族，都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放在两性市场中估价与叫卖。
女人看男人，看到的是不同职业、爱好、特长，他所拥有以及环绕他的不同世界；而男人夸女人，无论她是好医生好护士好作家好老师，最后都剥掉她身上的制服，落脚到——她是一个好女人。
蒋方舟还感叹，女性难为，因为男性如此难以取悦。
其实倒不是男性如此难以取悦，而是像徐静蕾那样做个只取悦自己的人，太难了。目前大多数中国女性处于一种两边撕扯的价值观大战中，她们既要摆脱女性身份带来的束缚，又要维持“满满的少女感”，既要独立自强，又能肆意消费男色，同时还伴随着中产阶级焦虑。
如此看来，谁能把以上几点都处理好，可不就是开了挂的徐静蕾嘛。
中国从来没有系统的性别教育，女权主义更是近几年才引起大家关注的话题，这背后还暗含着商业逻辑跟营销手段，导致多数人对女权的认识始终处在懵懵懂懂的感受里。
事实上，真正的女权关乎社会变革，强调平等跟公平，但这些在中国都是不可描述的话题。老编辑常说，我们的男权都还没有，你们哪里去争取女权？
现在讨论女权无法推动法律保护女性，婚姻契约的违约成本又极低，只能把女性逼上梁山，彻底拒绝婚姻，看上去是追求自由，可又像是从另一个角度束缚了自己。
所以女权话题的展开，始终围绕着婚姻和感情，于是咪蒙就霸占了女权这个话题。
这样看来，第一等女权是徐静蕾，第二等女权是蒋方舟，第三等女权是咪蒙。
只是漂亮话说起来很容易，包小姐到现在一个也够不到，我不仅够不到咪蒙，我连咪蒙的助理也够不到，人家现在可是月薪5万了。而我因为一篇10万＋也没写过，老编辑连5000块钱的年终奖都不给我。
（作者：包小姐。来源：老道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