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中国革命简单地视之为一场农民革命，显然并不准确。尽管现代中国缺乏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基础，也因此不像欧美诸国那样有着庞大的∕产业工人的队伍，但是，在中国革命的背后，始终存在着“无产阶级”这一概念的支持，或者说，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无产阶级”始终是一个“在者”。正是这一“无产阶级”的在场，才决定了中国革命的现代性质，而决不只是某种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起义”。也因了“无产阶级”这一国际性的概念，同时决定了中国革命不仅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当然，在更多的时候，这一概念是理论的。但是，我决不轻视理论的重要性，而依托某种观念，重新缔造一个现代国家，恰恰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特征之一。

但是，在文学叙事中，任何概念并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阶段，它仍然需要依托某种形象，从而再现或者呈现所要再现或者呈现之物。尤其是，1949以后，工人从“奴隶”转为“主人”，或者说，在黑格尔式的“主奴”关系的颠倒过程中，“工人”应该怎样叙说，就成为当代文学迫切需要解决的不仅是理论，也是实践问题。

我在此想讨论的，正是这一“工人”的叙说，或者怎样叙说，以及在这样的叙说过程中，什么样的力量开始介入，从而决定了它是这样的叙说。

1、弱者的武器和工匠精神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决定了当代文学的一个根本的存在语境，这一语境不仅意味着大规模的武装反抗的革命历史的结束，更是意味着一个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历史转化的过程的开始。我们很难用“后革命”的概念来命名这一时代，但它的确是一个新的“革命后”的时代。

对于中国革命来说，这一时代也许可以用“进城”来进行某种文学性的隐喻。在中国革命的语汇中，“城市”一方面象征着资本主义的总体性的压迫力量，是反动的、腐朽的，也是堕落的，比如茅盾的《子夜》；但另一方面，这一“城市”同时也指涉着现代化或者工业化，而建设一个现代的强大的工业化的国家，始终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的政治诉求之一。1944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就反复强调：“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得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负我们的落后。”因此，“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需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1]也是在这一年，毛泽东给秦邦宪的信中，再次强调：“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2]因为这一工业化的政治诉求，必然要注意城市问题，还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就已经以中央的名义要求“各地应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 [3]。甚至，“城市”在某种意义上还表征着政权的合法性，比如，1944年6月5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召开了一次城市工作专题会议，会上，刘少奇把“进城”表述为：“先到为君，后到为臣”，周恩来则说：“我们先进了城，人民选举我们，我们就是合法的，国民党要反对我们，他就是非法的”[4]。因此，“进城”意味着一个新的“革命后”的时代的开始，这一时代既是中国革命的产物，也积淀着中国自晚清以来逐渐形成的“现代”梦想。但是，“进城”同时也带来了某种巨大的焦虑，这一焦虑正是产生在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化的历史过程中。因为，“进城”既是对革命党的执政能力的挑战，也是对这一政党的革命意志的考验，所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反对“政治上、经济上毕其功于一役”的提法，因为，“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 [5]。而对“腐化”的焦虑，早在1944年，毛泽东就以李自成为例，要求全党“引为鉴戒”，也就是丹尼尔·贝尔所谓的“革命的第二天”的问题 [6]。但是，“进城”的焦虑决不仅限于此。在逐渐展开的“革命后”的时代之中，身份的重新辨识开始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这一身份辨识，不仅渗透在“革命党／执政党”的辩论和自我辩论之中，也同时包括怎样理解“革命中国／现代中国”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是因为，中国革命决不会仅仅满足“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也就是建立一个资本主义化的“现代中国”，相反，它始终致力的，是一个社会主义的“革命中国”。因此，中国革命决不等同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革命。问题却在于，“革命中国”必需依托于“现代中国”。也就是说，当中国革命明确了自己的现代化的政治诉求，那么，大到民族国家的建构框架，小到单位企业的科层管理，现代性都不可避免地渗透其中，而在这一现代性的控制之中，如何才能保证这一中国是“革命”的，而不仅仅是“现代”的。我以为，这才是贯穿于中国社会主义前三十年的核心的焦虑。

    上海南京路上欢迎解放军的游行队伍，布列松作品，1949年

1949年当然，这并不是我在这里想要着重讨论的主要问题，我所要致力的，仅仅只是这一“革命后”的时代所激发出的文学叙事上的震荡，这一震荡在1950年代初期，通过“语言”问题的讨论已经多少有所表露。比如，邢公畹在当时就曾认为：“自从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解放了若干大城市之后，就迅速地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胜利。中国人民的任务是要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完成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实行民族的统一与独立，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特别是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后的今天，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国家已经是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并且不断走向富强的国家了。那么，在今天，我们是应该以正在发展中的统一的民族语来创作呢？（那就是说在我们的创作中要适当地避开地方性土话）还是应该用方言来创作呢？（那就是说我们的创作中特别去使用并且强调那些地方性的土话）当革命力量没有进入大城市或刚刚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我们提出‘方言文学’的口号，这是正确的；当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胜利之后，我们要求以正在发展中的民族共同语（全民语）来创作，这也是正确的。这两个不同的口号适应于两个不同的时代，但这两个口号本身却是互相矛盾的，要求它们不矛盾是不可能的”。[7]邢公畹的这一观点在当时受到了包括周立波在内的一些作家批评家的反对。[8]但是，在这一讨论中，真正蕴含的，正是“革命后”所带来的历史转型所产生的重要的理论乃至实践问题。这一问题不仅表现在所谓的“民族语／方言”的辩论中，也表现在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所引发的“城市／乡村”等等的理论冲突中。因此，我在这里试图以“弱者的武器和工匠精神”这样一种问题形式，来讨论在“进城”的历史转型过程中，围绕“革命／生产”所带来的某种叙事乃至伦理态度的复杂变化。

195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罗丹的长篇小说《风雨的黎明》，小说以1948年鞍山解放为历史背景，讲述了一个中国革命“进城”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各种矛盾围绕“进城”得以展开，或者说，“进城”激发或诱发了各种矛盾。而在所有的矛盾中，都自始至终地贯穿着一个最根本的辩论，也就是“主人／奴隶”的身份转型。

小说的主要线索之一，是围绕宋则周展开的叙事。通过宋则周对当时部分单位“乱搬乱拆”的坚决制止，“主人”被叙述为一种“治理者”的形象，而由“奴隶”所表现出的“造反者”形象则被解释成“游击习气”、“地方主义”，这一形象主要由娄堃华等人承担。显然，这一经由“造反者”所表现出来的某种“破坏性”，无论其在历史上曾经获得过何种合法性的解释，在“进城”后，都遭到或可能遭到“治理者”的坚决反对。[9]显然，在宋则周等人，已经确立了“国家”（包括“治理”）的概念，而更重要的，“革命者”将是这个新生的国家的“主人”，因此，秩序将被重新确立，所有的“造反者”的语言也将按照某种新的语法体系被重新编码，这一新的语法体系当然是“现代”的。在叙事者的视野中，宋则周等人较好地完成了“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历史转换，而且，也同时完成了新的身份辨识。就是说，他们将以“主人”的身份来进行这个新的国家的管理工作。但是，在这一“现代”的秩序中，“新”和“旧”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小说中有一个次要人物，此人叫房金非，是一个工程师，也曾经是国民党时期鞍钢的副厂长。但是，他并没有跟随国民党撤离鞍山，而是选择了共产党，对于这一选择，小说有着这样的描写：“当国民党的鞍钢头子叫他发电报的时候，他竟敢大胆说：‘我是副厂长的职位，做厂长的工作，拿技术员的工资，现在又做发报员了。’这是一种抗议，在当时是不容易的”。在这样的描写中，国民党首先被叙述成为是一种反现代的破坏性的力量，而共产党则理所当然地成为“现代”的承担者。显然，这正是房今非选择的重要的潜在理由。而在宋则周，对待房今非的态度还不仅仅是“用”，而是“怎样来更理解和改造这个人，使之成为我们自己的坚定的工程师”。显然，在宋则周的思想中，“技术”（科学）已经不仅仅只是一种“工具”，而很可能是革命事业的一个有机的构成部分。在这样的想像中，“革命”和“现代”开始成为一个可以相互转换的概念。可是，在另外的叙事作品，比如艾芜的《百炼成钢》或者草明的《乘风破浪》中，宋则周式的人物却开始面临另一种“革命”力量的挑战。这一点，我在后面会有更详细的讨论。

在这样的转换――也就是“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换过程中，“工人”的位置也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或者说，“工人”也同样面临“身份”的重新辨识。

《风雨的黎明》的开头，就写工人对国民党的反抗，这一反抗以某种破坏性的形式而被表征出来：“……有些大员（工人们把国民党派来的管理和技术人员，一律称为大员），不懂装懂，工人们就更不当真给他们炼钢了，所以炼钢工人闻长山不叫‘炼钢’叫‘煮钢’。有时，炉顶化得很快很厉害，一条一条挂下来，很长，像帘子似的，工人们就说：‘好看极了’。炉底常弄得出大坑，他们就管叫：‘锅漏底了，不能煮了！’炉子到处冒火，地坑和钢锭模中常有大便。有一次，炉内温度还不够，闻长山知道还不能加矿石，但一位大员说：‘可以加矿石了吧？’‘加吧，你说加就加。’闻长山有意加了太多的矿石，炉内的钢水几乎冻结了。”而在国民党的“开工典礼”上，工人更是表现出一种公开的破坏性：“百吨吊工石宝树，吊着盛满钢水的钢桶铸锭时，故意弄得晃晃摇摇，以致钢水溅洒到钢锭模边上，溅洒到铸坑里和铁轨上，简直洒得哪儿都是，就像石宝树常常从百吨吊车朝下面洒尿似的。掌握压钢棒的铸锭工曹宗荣，弄得钢水像拉稀一样，哗哗四散淌，有时钢流又小得像根红线朝下流。由于温度不够，有大量的钢水冻结在钢桶里。石宝树瞅着钢桶里逐渐浓稠的暗红的钢汁，笑得顶乐，仿佛是在欣赏自己创造的奇迹。”

在政治的或者经济的总体性的力量压迫下，工人将自己的不满情绪通过某种破坏性的方式（“捣毁机器，烧毁工厂”）表现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有过精彩论述。而斯科特在考察东南亚农民的反抗行为时，也发现了一种他称之为“日常反抗”的方式，这种反抗通常表现出一种不合作的态度，而且以违反日常规范的行为表现出来，并以这一反抗方式表明其政治参与感。在这一反抗过程中，所谓“行动拖沓，假装糊涂，虚假顺从，小偷小摸，装傻卖呆，诽谤，纵火，破坏等等”，是这些农民通常采用的方法，这些方法在斯科特的论述中，被称之为一种“弱者的武器” [10]。

这样一种反抗形式，在中国的现代史上，屡有发生，比如在上海某家工厂的大事记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抗日战争中，工人为了拖延军工生产，采取了“各种巧妙的方法”，比如消极怠工，大家经常“东一堆，西一堆蹲在墙角、车床旁边聊天、打瞌睡，或者干脆开空车”；或者粗制滥造，“工人故意把眼子打大、打小、打偏……将……尺寸车错，……从表面上一点也看不出破绽”；再或者以假乱真，“炮弹造好，按理应当涂一层牛油防锈，贝启洪等人故意涂上一层火油，加以破坏”，等等 [11]。显然，在这一叙述中，消极怠工、粗制滥造、以假乱真，等等，成为一种有效的“弱者的武器”，而且，获得了政治上的肯定以及合法性的解释。不仅仅是历史的某种记叙，中国的当代文学也常常给出此类的“反抗”文本，并且成为一种“革命”的政治形象。比如，在梁斌的《红旗谱》中，车把式老套子只知道下死力为地主干活，地主冯老兰也“最是喜欢这样人儿”，就受到“反抗者”的批评甚至嘲笑。这类批评的理由，根植于革命对旧秩序的反抗和破坏，这一反抗，不仅是政治的，也是经济的。因此，有着道义上的正当性。

可是，如果我们仔细解读这一类“反抗”的文本，就可能发现事情也许并没有如此简单。《暴风骤雨》写白玉山“原来是个勤快的小伙子”，但是屡遭地主韩老六和官府的迫害后，人就懒了，“总是太阳一竿子高了，他还在炕上。他常盼下雨，好歇一天……”。对白玉山来说，“懒”的最大理由就是他对妻子的反唇相讥：“你勤快，该发家了”？类似的描写也出现在艾明之的长篇小说《火种》当中，柳金松是个快乐的小伙子，而且“身强力壮手艺又好”，在上海，像他这样的冷作工人“说少不少，说多可也并不算多呵”。所以，他对生活总是“充满信心”。可是，柳金松的信心却终被现实摧毁，“三十岁不到，鬓角已经掺杂了丝丝白发”，“显得苍老，颓唐”，曾经有过的“爽朗的笑声和唢呐声”早已不闻，而是“整天被愁苦和沉默封锁着”，他整天“四处乱走”，也没有找到工作，也根本“没想去找”。在这样的描写中，“弱者的反抗”呈现出绝望的姿态，而且，反抗的“武器”更多伤害的可能是反抗者自身。显然，中国作家对这一“弱者的武器”的书写，带有更为复杂的情感体验。他们更在意的，并不仅仅是“反抗”带来的种种快感，而是“劳动／生存”权利被剥夺的政治书写，因此，在“弱者的反抗”的背后，有着明确的政权／政治诉求，这也是中国革命根本不同于一般的社会运动之处。同时，经由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劳动神圣”的观念不仅为一般知识分子所接受，同时亦受到民间思想的支持，也就是说，“勤劳”支持的正是一个“正派”的农民或者工人形象，而这样一种“正派”的农民或者工人，恰恰是“革命后”的中国所需要的道德或者美学形象。因此，在“追叙”中国革命历史的过程中，“弱者的反抗”，包括这一反抗所使用的“武器”，诸如消极怠工、粗制滥造，等等，就必然要被说明其被迫的性质，而且必然会深入到反抗者内心的绝望与痛苦。这样一种叙述的背后，势必存在着对劳动的赞美和肯定，而当“劳动”成为一种抽象的甚或是美学品质之后，我们会看到，有时候它甚至会消解阶级之间的描写上的森严壁垒。比如，浩然在《艳阳天》[x3] 中，写富裕中农“弯弯绕”的锄头：“那锄杆磨得两头粗，中间细，你就是专门用油漆，也漆不成这么光滑。那锄板使秃了，薄薄的，小小的，像一把铲子，又像一把韭菜刀子”，在经过这样一番对农具的细致的描写后，叙事者忍不住要赞美说：“主人用它付出了多少辛苦，流了多少汗水呀”！这样的描写乃至抒情，插在对“弯弯绕”的整个的叙述中间，有点突兀，不经意之间，留下了某种“缝隙”。类似的描写，并不少见，比如周立波在《山乡巨变》中，写富裕中农王菊生，固然嘲笑他的吝啬、贪婪和工于心机，但对王菊生的勤劳、肯干，也并不乏赞美之词 [12]。在革命／建设这样一种悖论似的语境中，尤其是转向“革命后”的新中国的描写，“弱者的武器”不仅被彻底“收缴”，同时，“懒惰”成为革命重要的改造对象，这一改造不仅见之于赵树理的《锻炼锻炼》中的“小腿疼”和“吃不饱”，也可见之于陈登科《风雷》中的羊秀英和黄大权，等等。在中国的当代文学中，这样的描写决不鲜见 [13]。而这样的描写恰恰是因为“革命后”国家和主人的概念的嵌入。

因此，《风雨的黎明》在肆意地描写鞍山钢铁厂的工人对国民党政权的“破坏性”的反抗时，很快就意识到这一无节制的书写有可能会导致叙事陷入某种困境。这一困境在于：当鞍山迎来解放军的“进城”，一个“革命后”的时代迫切需要解决的，恰恰是这种破坏性的反抗行为，也就是说，如何使工人的“不合作”转化为真诚的“合作”。而要完成这一转化，则必需首先使工人重新辨别自己的身份，即意识到自己已从“奴隶”转变为工厂（或国家）的“主人”。所以，当愤怒的工人为了发泄自己对国民党的怨恨，嚷嚷着要烧工厂的“大白楼”时，闻长山反过来开始阻止这一“破坏性”的反抗：“大白楼也不是国民党的，你们击天撞地要烧它干什么”？“烧大白楼不跟烧厂子一样吗？怎么说也不能烧”，当然，闻长山给出的理由并不特别的“政治”，只是朴素地认为：“要打天下，这么大鞍钢，八路军哪能不开”。但是，在小说的叙事语境中，这一说法已足以说明，一种无节制的“破坏性”的反抗所导致的叙事警惕。

显然，仅仅依靠闻长山，尚无以完成“主人”的叙事任务。在《风雨的黎明》中，真正重要的，恰恰是解年魁这一人物。在小说中，我们看到，解年魁温和、善良、慈祥。但更重要的，他是一个真正的“大工匠”，所谓“车钳铆电焊，样样精通”。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大工匠，在国民党时代，只能被迫“上街卖小工”。解放军进城后，他才重新回到工厂，小说这样描写他劳动时的心情：“他从前上街去卖小工，也是干活，但不知怎的，他觉得今天的劳动，内心充满着奇异的欢乐，定是因为像做梦似的回到鞍钢的机器旁边的缘故吧，解年魁觉得年青了，他意识到全身燃烧着力量，干活的手脚也轻快灵活起来”。在这样的对比叙述中，国民党再次被描述为一种反现代的政治，同时，也是一种反劳动的政治。

但这并不等于，解年魁只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大工匠”，相反，他具有一种朴素的也是明确的政治意识，“工厂，八路军，工人，一码事……”。而在这样一种“主人”的视野中，“一切又都在自己身边了：炉顶积雪的高炉，发黄的桥形起重机，乌黑的成堆的热风炉，巨大的瓦斯罐，肥壮的冷却塔，平炉的高大的厂房，高耸的洗涤塔……所有这些壮丽的建筑，都有自己的劳动的手印，都凝聚了自己的心血……”。在这样的抒情性的叙事中，隐藏其后的，并不完全是政治，也可以说，还有一种“中立”的劳动者的情感在内，因此，在所有“破坏性”的反抗中，我们都很难找到解年魁老人的身影，这并不是用“政治”这一概念就可以完全来解释的。

也许，有一个细节可以来解释解年魁微妙的心理。在解放军进城前，有三十五年工龄的老钳工解年魁被迫在“鞍山街上卖零工了，给人装修炉子，收拾锅台盘盘炕”。这一天，他被一个“靠给国民党军队洗衣服过日子”的妇女请去“收拾收拾火炉子”。对于解年魁这样一个曾经“拿‘大票子’的‘大工匠’，这点小活，自然很不费事就做完了”。但是，他仍然“以一个老钳工的严谨习惯，仔细检查。还害怕修得有毛病，对人家不起……”。于是，“像他修好了一架吊车子之后进行试车一样，他用劈柴生起了火，好烧，炉筒子也不漏烟，他放心了。然后他煮了热水倒进小铁桶里，提到屋后打起煤坯来……，一块一块，整整齐齐摆到空地上”。在对解年魁这些“动作”的详细书写中，表征的，除了善良、热心这样一些优秀的品质之外，最为突出的，恐怕还是这个“大工匠”的某种习惯，这一习惯，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是一种“工匠精神”。所谓“工匠精神”，我以为，它的核心要素之一，即是劳动者通过自己生产的产品来表达自己对社会或社会公共事务的高度的责任感，或者说，产品的公共性决定了他们的社会的参与感。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工业化的时代所迫切需要的工作伦理。资本主义使然，社会主义也未必见外。这也是我一直在强调的，在许多地方许多时候，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边界未必那么清楚，相反，在很多时候很多地方它们往往是重合的。

在某种意义上，解年魁成为当代文学中“老工人”形象的经典代表，但是，我们并没有任何证据说明这一形象影响或者参与了其他小说对这一类人物的塑造，也就是说，我们很难将解年魁视之为某种叙事学意义上的“原型”。更有力量的解释可能是，众多的“老工人”形象的“共时性”的出现，依靠的，并不是某一具体的“原型”，而是受制于这一时代的某种政治无意识，在这一政治无意识中，所谓“工匠精神”包括对这一精神的认同乃至政治肯定仍然是是其核心的要素之一。

实际上，在1949-1966年的当代文学中，这样一种写作，包括书写态度，恰恰构成了一种主流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工人积极地投身生产，从事技术革新，表现出一种高度的责任心和忘我的工作精神。这一“工匠精神”不仅仅表现在“老工人”的形象塑造上，同时也渗透到了年轻一代的工人身上，比如在1960年代的重要文本之一《千万不要忘记》中，我们即可以看到季友良这一形象。作为剧中的正面人物，季友良不仅是劳动模范，也是技术改良爱好者，而正是在这一理想的现代新人的书写过程中，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社会主义对这一所谓的“工匠精神”的积极认同乃至高度的政治肯定。即使在所谓的“文革文学”，比如现代京剧《海港》中的“老工人”马洪亮，这一“工匠精神”也仍然被顽固地承继下来。

因此，关键不在于解年魁的“美德”，而在于，为什么在“革命后”的中国，解年魁这一类“老工人”的形象，会迅速地从“弱者的反抗”的叙事中脱颖而出。在某种意义上，解年魁更合乎规范的现代工厂对生产过程全面控制为基本准则的行为模式，也就是说，当“革命后”的中国选择了“大工业”的现代性道路，就必然需要“工匠精神”，也必然需要塑造解年魁这样的“老工人”和季友良那样的“新工人”。而在唐小兵看来，“这样一个以大规模工业生产为出发点的社会组织方案，与其说反映了意识形态选择性，不如说是由现代工业的基本逻辑所决定的。大规模、高效率的工厂工作必须依靠纪律化、组织化的大军，因此现代工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便是确保劳动力的再生产”，显然，唐小兵正是依据这一观点，对《千万不要忘记》作了现代性的“再解读”。[14]如果说，文学或者艺术只是非常含蓄地表述了隐藏在这一“工匠精神”背后的“以大规模工业生产为出发点的社会组织方案”，那么，国家一系列的正式的法规文件，则明确地表达了对劳动者的现代性要求，比如，1955年，国家正式发表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为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告全国职工书》，在这封具有强烈抒情特征的公开信中，除了再次强调国家有关“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现代性诉求，同时细致地规定了每一个劳动者所必须具有的劳动品质：“我们要把每一个人、每一台机器、每一分钱和每一分钟都充分地、有效地用在五年计划的建设事业上！厉行节约，人人有责！我们必须节约原材料，降低产品成本和商品流转费用；必须提高产品质量，减少以至消灭废品；必须爱护机器、工具，延长机器和工具的寿命；在基本建设中必须降低工程造价。保证工程质量。贯彻‘好、快、省、安全’的方针[x4] ！我们一定要认真地遵守各种规程，经常地、自觉地巩固劳动纪律。每一个人都要以国家主人翁的负责的态度，和各种浪费现象作斗争”。[15]不仅仅是《千万必要忘记》，即使现代京剧《海港》，在意识形态的解释以及阶级斗争的闹剧性的情节编织中，隐蔽着的，仍然是这一“工匠精神”的核心叙事要素。尽管“小麦散包”被叙述成为一个政治事件，但这一故事真正要解决的，仍然是韩小强的“你这种态度，像个工人吗”？而真正的工人，或者理想中的工人，仍然是应该像马洪亮那样的“老工人”，即使“退休离上海”，也“时刻把码头挂心怀”。在某种意义上，《海港》正是《千万不要忘记》的主题延续，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政治解释中，仍然隐蔽着“千万不要忘记生产建设”这一“革命后”的现代性的目的诉求。在构成当代文学的历史语境中，“国家”始终是极其重要的核心因素之一，正是这一“革命后”的国家的存在，才会引发对“生产”，以及对劳动者的现代性要求，包括对“工匠精神”的积极认同乃至高度的政治肯定。

但是，这样一种解释，即使这一解释获得了现代性理论的支持，仍然可能在社会主义的历史语境中，简单地把“工人”处理为一个工业化社会所需要的合格的“劳动力”，而更重要的，这样一种解释的结果，则有可能模糊“革命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必要的边界。

在强调“纪律”与“组织”这一现代工业社会的基本特征乃至对劳动者的品质要求之外，我们则不能遗漏“自觉”这一概念，正是这一概念的介入，才根本地决定了“革命后”的中国，仍然是“革命”的，而不仅仅是“现代”的。也就是说，“革命”的政治诉求，并没有因为“现代”而被彻底摒弃，相反，这一政治诉求仍然控制了“革命后”的中国，当然，也导致了“革命后”的中国――在隐喻的意义上，“革命”和“生产”之间的激烈冲突。在所谓的“革命”的政治诉求中，不仅仅包含了一种平等的原则，还包括工农的“主人”地位，也就是我前引“公开书”的“以国家主人翁的负责的态度”。这一态度，显然无法简单地包括在所谓的“工匠精神”之中。

强调工农是这一国家的主人，正是这一时期意识形态乃至文学艺术着重要完成的社会想像，无论这一想像与社会实践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差距，它仍然是社会主义最为宝贵的遗产之一。正是在这一想像中，工农获得了一种作为人的“尊严”，而这一“尊严”的获得，当然首先是政治的介入。因此，“翻身”不仅仅是经济的，更是政治的。普遍的尊严感的确立，才可能使工农真正获得一种“翻身”的感觉，在这一意义上，社会主义需要挑战的，已经不仅仅是资本主义，而是自有阶级以来的所谓的人类社会的等级传统。因此，在《海港》[x5] 中，引起马洪亮愤怒的，正是所谓“臭苦力”这一带有强烈的阶层歧视的概念。而另一方面，在当时识字率普遍低下的中国，仅仅依靠“公民”这一概念，显然无法完成动员中国广大的下层人民对国家公共事务的参与，只有借助于“主人”这一概念，才可能真正形成一种参与性的现代政治。而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迫切需要的，正是整个社会，包括下层社会的全力参与。这不仅是政治的需要，也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需要。当然，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时期，由于这一“参与”并没有形成一种完整的现代政治结构，尤其是没有被真正的制度化，也就是说在实际的“科层化”的制度安排中，这一“动员－参与”的政治效果在某种程度上又仍然是可疑的。[16]即使在“生产”层面，这一“以国家主人翁的负责的态度”固然在一定时期激发出了工人的劳动热情，但在整个的现代的背景中，包括一定的商品经济的背景，完全排除个人的利益因素，这一热情的持续性也仍然受到严峻的挑战。但是，这一有关“主人”的想像，仍然包含了一种也许可以称之为“人民政治”的制度性的设想。而这也是今天所需要重新讨论乃至重新辩证的社会主义的遗产之一。

    海港剧照

但是，所谓的“尊严”显然并不能仅仅依靠政治，尤其是权力政治的肯定，所谓“合法性”，已经包含了赢得普遍赞同的因素。因此，它还必须诉诸其他的形式，包括道德的、情感的乃至美学的方式。在这一意义上，所谓“工匠精神”同时就会被叙述成为一种人的德性，甚至一种崇高的美学形态。

《风雨的黎明》有这样一段叙述，写徐庆春跟解年魁去修理吊车，“在护厂工作上，解年魁给徐庆春的印象，是年老力衰，只能坐在空气压缩机房接接变压器油，只能找工人谈谈话，巡查巡查，管理管理护厂队的家务事。但现在是要修理吊车子，是正规的钳工活，而解年魁是上等的老钳工。一个钳工的意识浮上来了，徐庆春知道，不能拿岁数来看这个老人了”，所以，“徐庆春胡乱吃了一些解年魁带来的饭，就跟着解年魁到中板工厂走去。徐庆春这时觉得他们的关系变了，现在，已不是护厂队长跟解年魁的关系，也不是壮年人跟老年人的关系，而是一个钳工的后辈跟钳工的前辈的关系。尽管修理普通的吊车子是容易的，尽管老徐没有跟老人一起干过活，而只是闻名，但徐庆春依然意识到在老人面前是没有丝毫英雄可逞的。解年魁迈着轻快的脚步走在前头，徐庆春老老实实跟在后面，就像出去干活时徒弟跟在师傅后面一样”。

通过徐庆春的心理活动，一个“大工匠”的形象被有力地凸现出来，而解年魁在修理吊车的过程中，也处处表现出一个“大工匠”的尊严。的确，在这一“尊严”中，蕴含着技术、知识、能力，等等因素。但是，当这些因素被结构为一种美感形式的时候，首先要解决的，正是劳动的神圣性，只有这一神圣性被重新确立，那些实践性的技能才可能被美学化。同时，这一美的形式也被情感化，从而有力地支持着一个“老工人”的尊严。因此，横亘在“主人”这一美学想像面前的，就不仅仅是政治，同时，“文化”也有力地开始参与进来。

2“文化诉苦”与“技术革新”

1952年7月25日，《劳动报》发表了上海国营绢纺厂女工金蕙芳的文章《我们夫妻俩》，其中出现了“文化诉苦”这一概念：“厂里开办速成识字班，行政上批准我脱离生产参加学习。第一天文化诉苦会上，我上台诉苦，话没说完就哭了，同学们也哭了。但是我想到在一个月以后，我就能学会两千字时，我马上揩干了眼泪”。在这一简短的陈述中，我们大略可以知道，在1950年代初期，上海的工人中间正在展开一场“识字运动”，同时，这一运动又和“文化诉苦”联系在了一起。所谓“文化诉苦”显然脱胎于1946年开始而后普遍开展的军队和乡村的“诉苦运动”，近年来，这一“诉苦”运动已经引起学界的研究兴趣，并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出现。研究者不仅认为农民个人通过这一“诉苦”的方式获得了某种集体认同，而且“作为转变人们思想观念的治理技术和农民的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重构了农民与周围世界的关系包括与国家的关系[17]。

但是，与这一（政治／经济）“诉苦”运动稍有不同的是，“文化诉苦”更侧重于“不识字”给工人带来的苦恼，包括蕴含在这一苦恼之中的受挫感和受辱感。比如，钱同生是国营上海绢纺厂的老工人，抗日战争时期，“厂里当权的日本鬼子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钱同生。’鬼子头困扁了，竟把他换了姓，好端端的钱同生，偏偏写成了徐同生，钱师傅不识字，他也不晓得；后来听到人家这样叫他，心里像戳了一刀，但是嘴里不敢响，怕吃日本鬼子的苦头。这样将错就错一直瞒到抗日战争胜利，钱师傅这才松了一口气，他想可以恢复原名了。那晓得天上飞来一群黑老鸦--刮民党的劫收大员，他们忙着买金条、抢洋房，工人连油米柴盐都不周全，厂里什么事都没有改变，人事科名册上写着的‘徐同生’还是‘徐同生’！钱师傅心里多难过！他的左眼也哭瞎了。从此他用一只右眼，看透了旧社会的黑暗：工人连祖宗的姓都要改变” [18]。韦振泰切面坊摇面工姜锦华则回忆说：“从前不识字的苦处真大哩！你想，那时候还没有讲劳资两利，譬如老板叫你送面到洪福里廿号，你送错了，路上问问行人，那些人眼睛一弹：‘侬眼睛瞎了！门牌看不清！’跑了冤枉路，面给太阳晒翘了，回来还要挨骂受气” [19]。当然，“文化诉苦”并不完全被限定在政治领域，它还涉及个人的日常生活，“想起不识字，我们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单说前几年的一个夏天，家里寄来一封信，当时没有找到看信的人，我就把它放在抽屉里。到了第三天，又收到一封快信，我才一起拿去请人看。第一封信上说我父亲生了重病，第二封信上说我的父亲死了。我听了非常难过，就像滚油浇心”。[20]同时也涉及意识形态，“我从小做工，生活很艰苦，从来没有学过文化。十五岁的时候，跟着娘到外面去烧香，看见念佛的都是些阔太太们，娘说，她们都是‘前世修来’的，外面要过好日子，还得修修来世。从此，我就相信佛行了。……后来，我进了速成识字班，学会了两千个字，能够看懂书报了。有一次读到一篇‘谈天、说地’，里头讲到飞机师在天空飞行，也没有看到什么菩萨宫殿；矿工们开了几十年的矿，也没有开到地狱，天上的云是水气，打雷是电碰电……这些道理都很好懂。早先别人劝我不要相信修行，我总不服帖，还认为他们是编好一套说法，故意来和我为难的；现在自己亲眼从书上看到了，我才真正明白过来”[21]。而且，“不识字”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障碍：“今年三月里，有一天做夜班，贝氏炉急需要冷泵机应用，当时我也看到冷泵机开关上有一张字条，我不晓得上面写得什么，就把开关向下一揿，只听得哒的一声，上下保险丝全部爆断。这时我心里急得七上八下，连忙把它推上。章同志看见了，他知道我不识字，就把纸条上的字，一个一个读给我听，这时我才知道我犯了错误。原来这张纸条是告诉大家，开关必须由钳工来开，其他人不得随便开动，我瞪大了眼睛，难过得说不出话来”[22]。

显然，通过前引的数则材料，我们可以大略看出所谓“文化诉苦”的基本内容，它不仅涉及到政治领域的文化压迫，也涉及到日常生活的文化压迫；不仅涉及到意识形态的“蒙骗”――这一“蒙骗”更多地被赋予一种“迷信”的形态，我在下文还会继续讨论，作为政治和文学“隐喻”的“破除迷信”所具备的现实动员的巨大能量，而且，它还直接关涉到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合乎“新中国”需要的工人，这一新的工人不仅需要高度的政治觉悟，同时还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和技术素养。因此，这一“文化诉苦”直接引申出国家教育的三个基本主题：政治教育、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而这三个主题也通过当时的“识字运动”被完整地体现出来。

仅以工人出版社1950年3月初版的《工人文化课本》（全三册）为例，它即关涉政党政治（比如第一册第九课：“共产党”），也涉及工人的主体性（比如第一册第三课：“工人阶级”）；既关涉民族国家（比如第一册第十一课：“建设新中国”），也涉及日常生活（比如第一册第十八课：“领条”、第十九课：“收条”，等等）；既关涉意识形态化的建构（比如第二册有“毛泽东的故事”，“太平天国的兴起”等，第三册有：“被霸占的田地”，“谈自我批判”等），也涉及自然科学（比如第二册有“太阳系”、“雷电”，第三册有“消化系统”、“血液和循环”等）……。经过这样的普及性的“识字运动”，政治、文化和技术教育被有机地统一起来。而“科学”始终是一个隐蔽的核心概念，这一概念不仅支持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同时也承担着对工人的现代技术的训练。

显然，“文化诉苦”和“识字运动”需要解决的，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也就是说，它需要承担的，既有对现代工人的“培训”任务，这一“培训”不仅是技能的，同时，通过“识字”把工人带进“新中国”历史的“这一刻”，从而完成安德森所谓的“同时性”，而在安德森看来，“同时性”通过个人对报纸、小说的阅读构成了现代民族国家这一想像的政治共同体 [23]。问题在于――“识字”是进入这一“历史时间”（“同时性”）的根本前提，因此，在这一意义上，“识字运动”包含了极其明确的现代性内涵。但更重要的，是这一运动确立了工人阶级的主体性，这一主体性，既包括工人对政党－国家的认同，也包括工人的尊严。丁云亮在对“文化诉苦”进行了详尽的资料整理和研究后，明确指出：“文化诉苦是特定历史情境下的产物，新中国建立伊始，工人阶级被视为领导阶级，在政治权力、身份地位上取得质的飞跃，于是从政治翻身到文化翻身成为社会生活中普遍的舆论诉求，因之文化翻身同政治命运形成千丝万缕的联系”，并由此“唤起沉睡于心灵深处作为一个阶级群体和‘个体’人的生活尊严、社会意识”，尽管“文化诉苦”和“识字运动”仍然是一种国家政治的行为方式，但是，恰如1949-1966年的许多“运动”一样，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国家的政治行为，又吊诡地包含了个人的生活想像乃至实际利益，这也是我们讨论中国社会主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法论的进入路径。因此，在“文化诉苦”和“识字运动”中，一方面，是“境遇相似的个人，以阶级群体的形象站在社会建设的前沿”，这一“政治觉悟”正是“主人”意识的根本所在，所以社会主义时期的工人并不是单纯的现代性意义上的“生产力”，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所谓的“自觉”；但是另一方面，在这一“国家主义话语的缝隙处”，我们仍然能感觉到“文化”对于工人在实际生活中的重要性，也就是说，这一国家的政治行为同时内含了工人的实际的利益诉求。因此，一方面是经由此项运动建构起某种“集体记忆”，这一记忆也帮助建立起一个阶级的“群体形象”，同时，也表达出工人“自身的生命意义的追寻”乃至对实际的个人生活的重大帮助。这也是当时工人为什么会在“心理上更加亲近业余教育，扎扎实实地学习文化知识，并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工作实践中去”的原因之一[24]。

我之所以对这些历史事件进行大量的复述，目的并不仅仅只是给出我将要讨论的某些文学作品的写作背景，我更想表述的是，现代性并不是我们进入历史的唯一路径，或者说，在我们讨论这一时期有关“工人”的写作特征时，工业化固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因素，但是，革命的政治理念的诉求，仍然控制着基本的文学／文化的想像。这一理念包含的根本的思想即是如何让工农这些曾经的“弱者”翻身成为国家的“主人”，这一翻身的过程，不仅仅是政治的，同时也是文化的，甚至是知识的。因此，所谓的“工匠精神”并不能涵盖这一历史过程的全部的复杂性，否则，我们很可能会将这一历史简单地描述成为一种国家对新的合格的现代劳动力的“规训”过程。也许，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真正需要完成的，是一种“非对象化”的努力，也就是说，如何将国家、工厂、生产等等外在于工人的“对象”，使之成为内在于工人的一个有机的构成部分，因此，所谓社会主义必然要被描述成为工人自己的事情，这样一种描述最为恰当的显然正是“主人”这一概念。在这一概念的控制中，“自觉”成为一种显现的自然形态，在此，生产很容易被政治化，或者说，以一种政治认同的方式完成国家的现代化诉求，这恰恰是社会主义提供的另一种现代性的想像方式。因此，“革命后”的中国，一直在努力寻找的，正是这样一种政治认同的方式，并企图经由这样一种方式完成“革命”和“生产”的统一。显然，这一想像方式是高度理想化的。而要完成这样一种高度理想化的政治认同，必须要建构无产阶级自己的文化，因此，在另一种意义上，所谓的“识字运动”又是这一文化建构的某种知识准备（比如“工人作家”的产生）。当然，这一所谓“无产阶级自己的文化”，在其试验过程中，比如它对人类文化传统，包括资产阶级文化的激进的拒绝和断裂，使得这一试验基本失败。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感觉到，尤其是在1950年代，这一想像所激发出来的工人的某种巨大的政治认同的热情。

195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上海编辑出版了《上海十年文学选集·短篇小说选（1949-1959）》 [25]。由于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因此选集中工业题材的小说占了多数的篇幅，以致编者认为虽然“少了工业以外的各行各业……是个很大的缺点”，但是“上海是个工业城市，农业所占的比例有限得很，因而专重工业方面，也并不是太偏颇” [26]。

这一所谓的“工业方面”，显然包含了1949年所激发出来的工人巨大的政治认同的热情，以及这一政治热情所带动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巴金也曾为这一巨大的积极性所感动：“被践踏、受压迫的‘东亚病夫’一下子变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东方巨龙’……”，而且，“人的精神面貌从‘各人自扫门前雪’改变为‘为子孙后代某幸福’” [27]。这一“改变”多少隐含了一种“主人”意识的获得。

    工人是国家的主人

因此，这一“工业方面”就包含了“工人”的重新书写，这一书写不再着重于“弱者的反抗”，而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下，一种新的“主人”意识如何被政治建构，并最后内化为工人阶级自己的主体性。而在这一书写过程中，“作者”的重要性被突出出来。魏金枝在此书的前言部分，特地强调：“在这短短的十年中，一大批工人阶级的年青的作者，已经在党的培养下，茁壮而迅速地成长起来。这里有胡万春、费礼文、唐克新、张英等等。在这些人中，在解放以前，有的简直是半文盲，连一封家信也写不端正的。就是在解放初，也还只能在工厂的黑板报上写一两百字的短报导，而现在，从收在这个集子里他们的作品来看，特别是胡万春同志的《特殊性格的人》，费礼文同志的《黄浦江的浪潮》，张英同志的《老年突击队》，那种放恣、雄伟的气魄，那种生动、鲜明的笔触、那种丰满、充沛的战斗精神，洋洋地荡漾在他们的作品中”。这些极为华丽的赞誉之词，固然受到了当时整个政治语境的影响乃至制约，但是，经由这一描述，我们仍然可以接触到这一“工人作家”的群体风貌，乃至基本的叙述策略。当然，这一写作群体由于受到知识限制，以及过度的政治化，等等，因此，在后来巨大的历史转型的过程中，逐渐消亡。从兴盛到消亡，所谓的“工人作家”恰恰表征了“无产阶级文化”的成败得失，其间的经验教训，足以反思“无产阶级文化”这一概念，比如说，我们究竟应以何种方式来建构一种“文化领导权”，从而获得一种普遍赞同，等等。

然而，在当时，“工人作家”虽然因为强烈的政治背景，而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势力介入到当代文学的写作谱系，尤其是“工业方面”的写作。应该说，这一“介入”，在更严格的意义上，还是一种“楔入”，这一“楔入”虽然未曾改变整个当代文学的结构，但是仍然引起了一系列的震动。这一震动包括“身份”问题的重新提出，而这一“身份”也不完全是对生活的熟悉程度，恰如魏金枝所言：“他们以一种工人的身份，以炽烈滚烫的热情，以絢烂夺目的色彩，描绘出工人在生产岗位上的生活、工作、思想和战斗精神，描绘出工人在大跃进中活跃、乐观、锐不可当的激昂情绪”。这样的溢美之词是否恰当，是另一回事，但是，在所谓的“工人的身份”中，却多少包含了一种高度的政治认同，这一认同同时也是一种自我认同。而在我看来，这一自我认同的意义不仅在根本上维系了工人的尊严，同时也是一个非对象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治包括其指涉的国家、生产、工厂、机器等等，内化为工人“自己的事情”，从而带动一种“主人”身份的确立。

1954年1月3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工人作家唐克新的短篇小说《古小菊和她的姊妹》，此前，在1953年8月23日的《解放日报》上，唐克新已有《我的师傅》问世。

《我的师傅》带有更多的速写意味，作者以“我”为叙事者，写师傅谭宜荣，“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工人，共产党员”，但是，他同时也是一个“做了三十多年的喷雾工，经验很丰富，待人热情，肯热心地把技术教给别人”。谭宜荣在这里有两重身份：共产党员和喷雾工，而在这两重身份的隐蔽下，则是“政治”和“技术”这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的结合才塑造出一种社会主义的“工匠精神”。在这一“工匠精神”中，技术是极其重要的，小说既写谭宜荣“热心地把技术教给别人”，也写“我”是如何地认真地学习技术。显然，在1950年代，“技术”的背后，显现了“文化”和“知识”的重要性，而这一重要性被现代化的“大工业”再三肯定。但是，这一“技术”因其现代性质，必然和整体有着内在的关联，因此，个人的“技术”必须具有一种大工业的精神或整体意识的支持，正如谭宜荣对“我”的教导：“这个工作关系着整个布机车间的产量和质量，责任可真大。一个人要掌握这样大一个车间，一个车间里几百人的工作都与这工作有关系，如果你的工作稍微有一点差错，就会影响几百人的工作”。在现代的大工业的历史语境中，一方面是高度的专业分工，这一分工形成了高度专业性的“技术”；但是另一方面，专业和专业之间必须构建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个人和个人之间也就必须相应形成一种充分的“分工／合作”的关系，同时，更重要的，是要确立一种整体的大局观念，这一大局观念以一种极其简单明了的概念被表述出来，即确立个人所谓的“责任心”。

显然，在此我们已经可以隐约地感觉到，现代化的大工业的社会形态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瓜葛，或者说，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本身就建立在现代化的大工业的社会形态之上。两者之间，都天然地要求个人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从而形成一个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但又都反对将人处理成绝对的原子式的个人，因为这样一来，就会妨碍某种整体性的意识形成。但是，区别在于：工业资本主义用以组织个人的方式是一种高度科层化的管理制度，这一管理制度遵循的仍然是一种对象化的逻辑方式，经过这样一种对象化的处理，形成一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统治模式；显然，这样一种对象化的方式必然会和社会主义的将工人处理成“主人”的意识形态形成一种尖锐的冲突，因此，社会主义更倾向于通过工人向主人的非对象化的转换，形成一种高度的内部的政治认同，这一认同，既是政治的也是道德的，因此，所谓的“责任心”，既是高度的政治自觉，也是高度的道德体现。这也是为什么，在《我的师傅》中，谭宜荣必须被处理成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老工人，而不仅仅只是一个“大工匠”的某种隐蔽的政治无意识。

但是，这样一种有关“主人”的政治无意识，势必和当时既有的工业化的社会形态，包括科层制产生激烈的冲突，这一点，我在下文会有更详细的讨论。但是，在1950年代的上海作家，尤其是上海工人作家的写作中，并没有得到更深刻的表现，其中原因，一方面可能受到短篇小说的体裁限制，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则是受制于这一写作群体的总体的知识水准和思想深度。因此，尽管《我的师傅》使用了大量的政治修辞，比如，将谭宜荣描写成具有英勇斗争经历的共产党员，等等，但是，凸现在叙事表层的，仍然是“尊师爱徒”的主题，也就是说，围绕“主人”可能形成的种种复杂的思想冲突，经由这样一种主题的表述则有可能会被简单化，或者说，有可能会被“工匠精神”化。事实上，《我的师傅》这一表述形态，正构成了当时一种较为普遍的写作模式，比如徐锦珊的《小珍珠和刘师傅》、胡万春的《步高师傅所想到的……》，等等，而这些小说也同时被收入《上海十年文学选集·短篇小说选（1949-1959）》。但是，编选者一方面肯定了这些作品的正面价值，同时也含蓄地表示了某种不同的意见，比如，魏金枝就通过对胡万春的《步高师傅所想到的……》和《特殊性格的人》的比较，表达这样的观点：“以他的《步高师傅所想到的……》，和他《特殊性格的人》来比看，前者发表于一九五八年六月，，比后者正好早一年。但在前一篇作品里，作者所拾取的题材，虽然比一般的‘尊师爱徒’的主题有所不同，然而仍然局限在‘尊师爱徒’这个旧主题和旧题材的圈子里，只是有了小小的变化和修正而已，实际上还是大同小异的。而后者则就摆脱了这些已经烂熟了的主题和题材，完全换上了新的题材和新的主题，真真触到了人物的精神深处，刻化出了人物的具有特性的明晰的面貌”。可是，为什么“尊师爱徒”的主题就无法触到“人物的精神深处”呢？除了当时的“题材决定论”的影响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因素存在？魏金枝继续对比费礼文的《一年》和《黄浦江的浪潮》、任干的《永远前进》和《心心相印》，在这样对比性的论述中，我们多少可以感觉到论述者的某些基本想法，就是要求写作者跳出单纯的“场景或机器的描写”，“能够站在高处”，“专重于人物的描写……，写他们心情的变化，写他们相互间的关系”，等等，这样，似乎才能“跳出解决问题的圈子以外”。然而这样的表述仍然显得含糊不清，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在批评者的论述中，“大跃进”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词，也就是说，批评者认为，正是“大跃进”改变了写作者的叙事策略，使得他们“能够站在高处”，从而“真真触到了人物的精神深处”，因此，批评者公开强调这并不“只是创作中的艺术手段的问题”，而是“思想水平提高的问题”。所以，魏金枝反复强调前后的巨大变化。这中间，当然有现实政治环境的制约，但另外一方面，实际涉及到的，恰恰是“大跃进”引起的新的政治要求乃至美学要求。

如果我们暂时放弃对“大跃进”的社会学的分析，仅仅将它作为一个文化符号，那么，即使在当时，这一符号也引起了各方面的政治、文化乃至美学上的震动。这一震动的表征之一，就是这一运动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个人和国家的某种中介性的联系，也就是说，“大跃进”在符号的意义上，有效地将国家内在化为个人的主体性。因此，在表述上，更需要一种全景化的视野，所谓“站在高处”，就是“看得更远”，“高”和“远”都要求一种新的视觉。这一视觉实际要求的，正是一种高度抽象化的写作。然而，在当时“革命现实主义”的教条式的规训下，这一抽象化只能以人物“性格”而被表征出来，这可能就是为什么魏金枝那么激赏胡万春《特殊性格的人》的原因之一。高度抽象化的美学要求，背后正是进一步的高度的政治化，这一政治化要求个人从身边的“琐事”解放出来，以一种“主人”的身份介入到“国家大事”，也就是国家政治之中。这样，不仅造成“红”与“专”的政治冲突，也势必造成“远”和“近”的叙事冲突。很可能，在批评者那里，某些“具像”（比如“场景或机器的描写”）已经无法容纳新的也是抽象的政治和美学要求，由此造成的实际正是“抽象”和“具像”的美学冲突。恰如我在上文所言，由于受制于所谓的“革命的现实主义”，这一抽象化的政治和美学要求在1949-1966年代，并没有找到完全合适的表述方式 [28]，仍然企图通过“具像”的方式来表达高度抽象化的政治或者美学观念，这或许也是为什么“性格”会成为一种普遍的描写方式的原因之一。实际上，这一美学冲突并不完全表现在“工业方面”，1958年以后，因为茹志娟的创作而引发的有关“家务事、儿女情”的议论，同样是这一美学冲突的反映。问题在于，“具像”能否承受得住这一高度的“抽象”化的政治和美学要求，也就是说，在实际的表现过程中，“具像”和“抽象”产生了断裂，从而使“具像”（人物或性格）变得可疑起来，这也是为什么某些作品会给人“虚假”的因素之。这一点，实际上在胡万春的《特殊性格的人》中已经有所表露，但是，在当时，恰恰是《特殊性格的人》而不是《步高师傅所想到的……》，更符合新的政治和美学要求。我以为，所谓“无产阶级的文化”失败的因素之一，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和它的形式选择有关。所谓“现实主义”实际上很难承担这一文化越来越激进也是越来越抽象的政治和美学要求 [29]。但是，在形式危机的背后，更深刻的因素可能在于，“远”对“近”的叙事排斥，实际显示的，恰恰是在这一高度的政治和美学的内在化过程中，个人的主体性反而面临被掏空的危险，从而引起个人的激烈反弹，包括工人，这一高度内在化所引发的危机，隐晦地表现在1960年代的文学叙事之中 [30]。

但是，在1950年代，尤其是“大跃进”运动之前，新的政治和美学要求尚未完全形成，因此，在“工业方面”的描写，“身边事”仍然成为一种主要的叙事形态。这一所谓的“身边事”以工厂（车间）为主要的表现空间，人和人的冲突以及人和机器的关系大都围绕“生产”展开。这一表现形态，实际上和“大跃进”之后，比如胡万春的《特殊性格的人》并没有根本的不同。而且，这一空间的选择，实际上和马克思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正是建立在“生产”的基础之上，所有“价值”的秘密都蕴含在“生产”的过程之中。因此，无论是揭露资本的本质，还是强调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诉求，或者建立劳动者的“主人”意识，都会有意无意地选择“工厂”作为一种主要的空间表现形态 [31]。但是，在这一相对单纯的生产空间――也即魏金枝所谓的“场景或机器的描写”――中，要真正深刻地表现更复杂的政治冲突，在叙事上是存在着一定困难的。也就是说，在工厂这一以“生产”为核心的环境中，劳动者的身份包括由此导致的各种冲突也会相应地“生产化”。当然，区别还是存在，在“大跃进”以后日渐激进的叙事中，冲突被高度的政治化并进行反复的符号化的放大处理。同时，这一处理也留下了概念化的叙事痕迹。

在某种意义上，唐克新的《古小菊和她的姊妹》也许可以视作《我的师傅》和《特殊性格的人》之间的一个拐点，或者某种中介性的叙事。

《古小菊和她的姊妹》仍然选择了作者极为熟悉的纺织厂为主要的叙事空间，但不同的是，小说以古小菊和她的姊妹到“兄弟厂参观”为开头，然后引出一系列的情节冲突。

“兄弟厂”嵌入的意义在于，因为这一“嵌入”，某种“自然”的空间隔绝状态被有效打破，也就是说，“工厂”被置放在更为开阔的语境之中――这一空间指向的并非只是某个“行业”，而是隐喻着“国家”这一政治形象。通过某种方式，让小说的主人公外出“游历”――这一“游历”经常以一种“参观”的形式出现，所获得的“见闻”往往是这一“游历”者得以成长的重要条件之一。这一写法，不仅是“工业方面”，同时也见之于农业题材的小说，比如王汶石的《米燕霞》、《新结识的伙伴》等等。“游历”提供的是一种有关国家的地理想像，尽管它可能仅仅只局限在某个具体的行业或者某个地区，但是，在这一“游历”中，地方和地方的隔绝的状态被有效地打破，并且，以一种“国家认同”的方式被重新联系起来，因此，这一“游历”本质上是政治化的。然而，正是这一政治化的“游历”才可能使“工人”（或农民）从某种“劳动力”的自然状态中挣脱出来，并进而在国家认同的过程中获得“主人”意识，因此，“兄弟厂参观”既是个人空间的扩大，同时，这一空间的扩大化也正是国家／主人意识的嵌入过程。

但是，“游历”获得的“见闻”，又往往会给主人公带来某种“焦虑”的状态，这一焦虑源自“先进／落后”的差别。古小菊在“兄弟厂”感受到的，正是“新工作法”的压力。显然，1950年代所形成的“劳动竞赛”，并不完全显现在制度层面，它同时内化为某种话语，甚至成为一种文化形态。

但是，这一“竞赛”包括竞赛最终提供的“名次”（荣誉）形态，实际又暗含了某种等级化的秩序排列。也就是说，较高的“名次”（荣誉）往往会在无意识中构成对较低“名次”等级的某种压抑性力量，这一压抑性力量固然会激发较低“名次”等级为改变自身状况而作出的某种努力，从而形成一种“你追我赶”的良性的竞赛循环（这也正是国家正面鼓励的某种生产局面），但是，总会有“竞赛”本身所构成的相对的“剩余物”，这一“剩余物”，在当时，则以“落后”的形态被小说表述。因此，“竞赛”，尤其是“竞赛”导致的“先进／落后”的标准区别，往往会引起一系列的群众心理的震荡。

在这一视角的规定中，重新阅读唐克新的这篇小说，也许，真正引起我们注意的，可能并不在于古小菊究竟创造了什么样的工作法，而是古小菊的“先进”引起了什么样的群众心理反映。小说写古小菊听到了许多的“冷言冷语”，并且通过玉芳转述了群众的反应：“我们工人，是有组织有纪律的嘛，人家都这样做，你一个人偏偏那样做，这不是脱离群众么？”，“桂英对这点意见最大。她说，要是照这办法做，一人插三十台一天就一点空也没有了。”“可是人家说增产节约可不是加强劳动强度。减少二三两丝值多少钱啊。”……等等。

古小菊针对“一点空也没有了”的回答是：“她们有空也没有多插一台车，还不是空下来玩玩”--古小菊对“玩玩”的否定，表达的是一种将个人时间完全纳入到公共时间的意图，这一意图源自于一种“主人”的高度的自觉意识，并且以某种道德化的形象出现。但是，这一意识形态的“规训”不可能完全革除个人“倔强”的欲望，这一欲望包括对个人时间的自由支配。当然，在古小菊的时代，这一矛盾被深深地遮蔽在文本的无意识之中，只有到了1960年代，比如，在《千万不要忘记》中，这一“玩玩”的无意识，才会深刻地浮现到文本的表层。

而古小菊对“脱离群众”的意见，则要苦恼得多，“这样做就算无组织无纪律吗？我可想不通。”“想不通”的古小菊“觉得自己很孤单，好像一根孤零零的旗杆”，可是，在孤单中，古小菊想到了三排的彩兰，想到了甲班，想到了外厂的伶伶，还想到了青年团支部书记胡金秀。等等。最后，“她满心喜悦地笑了起来……党和团的组织不就是最亲爱最温暖的家吗！”“无产阶级”在这里再次成为一种想像方式，在这一想像中，个人超越了“工人”这一具体的身份，而是和无产阶级，也是和国家的远大目标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可是，这样一种想像仍然没有真正解决“脱离群众”的问题。而最为关键的则是，如何正视“群众”的这一欲望，也是挑战，在当时，并不可能真正进入叙事者的视野。

在某种意义上，《古小菊和她的姊妹》成为了《我的师傅》和《特殊性格的人》的一个叙事中介，它跳出了“场景或机器的描写”，把“岗位”作为连接个人和国家的一个“中观”世界，从而有效地再现了1950年代工人阶级成为国家主人的高昂的精神风貌。但是，在这样的叙事描写中，我们仍然能若隐若现地感觉到某种危机性因素的存在。

从“文化诉苦”和“识字运动”开始，工人经由“文化”和“知识”进入某种“无产阶级”的想像方式之中，这一想像要求工人成为国家的“主人”，并以“主人”的标准返身要求自己，这一过程也正是一种“内在化”或者“非对象化”的过程。但是，这一过程明显的道德化（非个人利益化）的姿态，势必遭遇“倔强”的个人欲望的反对，而这一个人欲望恰恰是被大工业的社会形态所生产出来的，也就是说，大工业的社会形态（包括其契约形态）正是要不断地将个人对象化，从而达到现代管理的目的，这一管理包含了物质刺激的因素。因此，在这一工业化的社会形态中，恰恰是个人的“欲望”难以被完全的“非对象化”，在这一“欲望”面前，“高尚”实际构成了某种压抑性的力量。所以，在“非对象化”的同时，实际上需要重新的“对象化”，在1950年代，这一“对象化”显得非常温和，无论工业，还是农业方面的描写，主要是“新人新事”和“旧人旧事”的冲突。但是，到了1960年代，由于“分配”和“消费”问题的日渐突出，这一“对象化”的过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千万不要忘记》中，“先进”和“落后”的冲突被上升到阶级斗争（主要还是意识形态）的高度，至于《海港》中“小麦散包”事件的政治化处理，则多少显得闹剧化。但是，即使这一闹剧化的处理，也仍然有迹可寻――“内在化”所遭遇的种种危机。

这一危机，虽然经过不断的自我修复，但是，引发这一危机的根本因素之一，仍然是现代性的工业化形态和工人作为国家主人之间的激烈冲突，这一冲突，不仅表现为“先进／落后”的矛盾，更表现为这一“主人”的想像方式和现代科层制之间必然会产生的种种激烈的斗争。

3、反智主义还是反专业主义

在《上海十年文学选集·短篇小说选（1949-1959）》中，收录了杨波的一篇作品《提拔》。小说围绕纱厂“一个普通的挡车工”金如妹被提拔为车间主任这一“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展开叙述，对于金如妹的“提拔”，小说给出的直接的理由是：“今天大胆地大量提拔工人干部，就是为明天做好准备工作。到了祖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老厂支援新厂，我们要输出成套的干部”。显然，在1950年代，管理人才的匮乏构成了“革命后”的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主要困难之一，而让工人走上管理岗位显然有助于克服这一困难的。但是，支持这一行为的，应该还有更为深层的因素考虑。政治显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这一“政治”不仅仍然延续了对原有的知识分子的不甚信任，也包括“主人”话语在科层制管理体系中的尴尬地位：如果“主人”在实际的工作和生活中始终处于一种被管理或治理的状态中，那么，所谓“主人”话语也即文化领导权又究竟该如何确立？当然，除了这一政治的考量，知识的实践性定义也为这一“提拔”提供了另外的支持，小说写正面人物之一章洪春就是不仅“技术有经验”，而且“生产知识很丰富”。在此，真正的“技术”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经验，同时还应该包含丰富的“生产知识”也即实践性的知识形态。将实践纳入到知识的定义之中，不仅扩大了知识的谱系，更重要的是为金如妹的“提拔”提供了某种“生产知识”合法性的支持。

但是，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实际内涵仍然是现代的，因此，它的核心因素之一必然是“技术”，这一“技术”即使纳入了实践性的“生产知识”，但是它的理论形态也仍然是无可剔除的。正是这一无可剔除的理论形态的存在，必然要求叙事者给予这一形态以正面的回应。因此，在《提拔》中，金如妹尽管对许清廉有诸多不满，但是这并没有妨碍她对“技术”的钻研：“从此，金如妹有空就到车间跟章洪春跑，碰到技术上不懂的就问。晚上回到家里，不管怎样疲乏，她总要看一个钟头技术书，初步学一些纺织原理、粗纱机的结构、运转管理等等。但是她文化程度不高，有不懂的地方就用铅笔划出，请教许清廉”。显然，从“文化诉苦”到“识字运动”，再到金如妹对“技术”或“理论”的钻研，包含了一条清晰的逻辑轨迹，就是工农作为国家的“主人”，必须掌握相应的文化知识。而在这一逻辑中，同时隐含了一个相当重要的政治论题：所谓的“政治参与”，同时必然是“知识参与”。就这一点而言，将中国的社会主义简单地描述为某种“反智主义”，显然并不妥当。事实上，在1949-1966年间，“科学”一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并且有效地渗透到国家意识形态之中。这一点，只要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所谓“科学社会主义”的命名中就能略为看出。因此，从社会“科学”转向自然“科学”，便不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由于强调“科学”，自然引申出对科学“知识”的尊崇，并要求这一知识的普及化。在我前引的《工人文化课本》的数则自然科学的课文中，我们已能大致感觉到这一知识普及的文化意图。这一普及一方面涉及到同“封建迷信”的斗争（实际正是“知识”的文化冲突），而另一方面，则表明了“科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要素的重要地位。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亦即“科学”的态度上，中国革命同样标明了它是“现代”的，而非“封建”的。

颇有意味的是，构成金如妹钻研“理论”的基本动力之一，却是来自许清廉的某种“压抑性”的力量。在小说中，通过金如妹的视角，车间副主任许清廉被描述成为：“阴阳怪气的，眼睛长在额头上，摆着一副专家架子，见着人不理睬”。在章洪春的介绍中，许清廉则是“技术不错”，但是“技术不肯教人”，而且，“大家还叫他牛皮糖，工作拖拖拉拉，碰上急事，他说慢慢来，等一等看”。叙事者又着意勾勒出这样一种场景：“许清廉本来是副科长，工厂废除旧制度后，建立了新的管理制度，他就作了副主任。虽然实际上他的地位不升不降，但是他从专科学校毕业出来，就进厂工作，怎么说也不会赶不上一个挡车工。现在给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姑娘作副职，他认为是很大的屈辱。刚才看到工务室大家对金如妹那样好感，更是一肚皮气。他想：等着瞧吧，看谁在生产上派用场！为了夸耀自己，也为了难一难金如妹，故意用了很多书本上的专门名词，技术上的艰深理论，将生产情况介绍得既复杂又不容易懂。金如妹虽然很专心的听，并吃力歪歪斜斜的做着笔记，还是有些听不懂”。

许清廉的形象，相当程度上成为这一时期某类“技术知识分子”的漫画式的群相素描：傲慢、自大、保守、固执、有知识，懂技术，但却不肯教人，等等。这类形象不仅见之于小说，也进入戏剧，比如独幕话剧《阶级之爱》 [32]。这出小戏的故事发生在医院，显然，医院的高度的专业化更容易成为“现代”的“病”的隐喻 [33]。在戏里，谷大夫是“旧社会的名大夫”，但是“就知道瞪眼睛发脾气，也不教给人家技术”，而且“对病人不负责任”，因此，理所当然地成为医院里“有病的人”，是需要改造和帮助的对象。站在谷大夫对立面的梁大夫，年轻，但却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解放军医生”，并且“从来不发脾气，只要不会的，他都教给你”。冲突实际上在两个层面展开，而这两个层面都涉及到了当时极其重要的理论问题。

第一个层面围绕着什么是“科学”进行了直接或间接的理论交锋。在谷大夫看来，“近代医学是几百年来无数西洋医学家们的经验的积累和总结”，是神圣不可动摇的，也是“反对不了的”，因此，他对梁大夫的评价就带有了某种意识形态色彩：“他虽然有些经验，对医学也很钻研、刻苦，但是在理论修养上却很差，而且似乎不大重视，他对许多医学上肯定了没有办法治疗的病，表示怀疑，往往提出一些多余的甚至是幼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常常是“超智力非科学的”。但是，在梁大夫看来，“这并不是什么超智力非科学，我以为一个大夫如果把医学停止在一定的阶段上，不敢前进，就等于一个马马虎虎的皮匠”，因此，“应当反对一切固守成规的看法”。在这一有关什么是“科学”的冲突背后，毫无疑问有着当时强烈的“冷战”色彩，因为支持梁大夫的是在“一本苏联杂志上看到”的“科学”观点，谷大夫的“西洋”和梁大夫的“苏联”恰恰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但这只是问题的表层，在更深层的问题争论中，所涉及到的，恰恰是“科学不是什么”（“固守成规”）。对“成规”的破除进而导致将所有的“成规”都视之为一种“迷信”。这种破除知识“迷信”的激进的政治要求，对后来的中国社会乃至文化想像都带来极其重要的知识激荡。它在强调人的主观性能动性的同时，也导致人对“科学”，尤其是知识的“有限性”的漠视，包括“大跃进”时代严重的浮夸风，无不与之有着知识论上的隐秘联系。但是，在当时，这种强调人的“力量”的知识论，不仅激发出民族或者个人的强烈的自信，同时，更重要的，它在“破除迷信”的口号掩护下，实际要求的，则是打破知识垄断，从而使群众获得“参与”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它同时亦是“政治民主”在知识领域的一种表达方式。而所谓的“政治参与”如果没有“知识参与”的支持，那么，它的实际的效果就会变得可疑。正是在这一点上，从“文化诉苦”到“识字运动”，所鼓励的，正是“小人物”向“权威”的挑战。因此，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并不单纯是“主观”与“客观”的冲突，在知识论的意义上，则是“力量的知识”和“限度的知识”的冲突。尽管丹尼尔·贝尔强调：“关于力量的知识必须与有关限度的知识并存” [34]，但是，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这一“并存”实际显得非常困难。

    罗清桢作品

可是，在第二个层面，这一关于“知识”或“科学”的讨论，却被引进了道德也是政治的因素。谷大夫对“科学的保守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病人缺乏一种“阶级之爱”，而梁大夫则不同，他对病人的“阶级之爱”，才有可能使他突破科学的禁区。这样一种有关“科学”和“阶级之爱”的讨论，固然失之为简单，但却不能说它不重要。在另一意义上，这一“阶级之爱”也就是某种正确的“世界观”。要求将“科学”（或知识）置放于某种正确的“世界观”之下，引申出的正是后来“红”与“专”的讨论。这一讨论，尤其是在日益激进的历史语境中，一方面逐渐取消了“知识”（或者知识分子）的独立位置，从而强调“政治挂帅”，并且给改造知识分子，甚至迫害知识分子提供了某种合法性的支持，这一点，不容否认。问题是，由于知识分子在历次的运动中所遭遇的政治迫害，同时也获得了道义上的正当性，以及一种历史“殉难者”的有力叙述。在这样一种叙述面前，同时也使得对这一历史时期的知识和知识分子作更加深入的讨论变得愈发困难。但是，我仍然想试图讨论另一方面的问题，即知识分子“改造”的历史合法性。显然，谷大夫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提拔》以及其他的小说都涉及到了此类知识分子形象，而共同之处无外是保守、傲慢、冷漠，等等。当然，我从这些作品引申以及在这里使用的“知识分子”概念，基本是在技术或者职业的意义上，而这类技术知识分子正是现代性乃至现代知识的产物。现代的高度的分工和专业性，必然制造出一种严格的身份辨识以及等级秩序，而这一等级秩序也必然要遭遇中国革命的颠覆，《阶级之爱》中，就有两个护士的对话，一个护士不满于新的医院状况：“我就是看不惯他们那些大夫不像大夫、护士不像护士的，那有个大夫还给病人喂饭端大小便盆的，一点身份都没有”；另一个护士反驳说：“没有身份还不好，过去谁敢说大夫一声，现在大夫做错了，咱们护士就敢批评”。而维系这一现代“等级”身份的“知识”也往往会成为一己之私务，无论是《提拔》中的许清廉，还是《阶级之爱》里的谷大夫，垢病之处即是“不教给人家技术”。然而更重要的问题则在于，这一现代的社会所要塑造的知识分子正是一种“科技――理性人”，韦伯曾经对“技术”和“机器”表示过某种忧虑：“……这种经济秩序现在却受到机器生产的技术和经济条件的制约。今天这些条件正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决定着降生于这一机制之中的每一个人的生活”，并且担心着“专家没有灵魂”这一“文化的发展的最后阶段”的到来 [35]。实际上，对这样一种知识分子，也即萨义德所谓的“专业人士”的批评，并不是中国当代所独具的历史现象，而是一直贯穿于世界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的反思之中。我们只能说，中国革命对于知识分子的改造，无论其方法还是路径，都出现了根本性的错误，但并不能由此证明这一历史时期所有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思考都不具有再讨论的可能性。

显然，从《阶级之爱》到小说《提拔》，都涉及到了如何打破知识垄断，从而使更多的普通工人和普通知识分子参与到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而更重要的是，在这一“知识参与”的背后，隐藏着的是更深刻的“政治参与”。也就是说，它实际上是政治民主在知识领域中的一种表现形态。在这样一种政治民主或者“主人”意识控制下的全面的政治参与，必然会和现代的专家制度，包括支持这一制度的专业主义的意识形态产生激烈的冲突。在艾尔文·古德纳关于“新阶级”--也就是芭芭拉·埃伦赖西所谓的“职业管理阶级”（或者“职业中产阶级”）[36]――的论述中，所谓“专业主义”被认为是这一“新阶级”的“公共意识形态之一”：“新的意识形态认为生产力主要依赖于科学和技术，认为社会问题可以在技术的基础上，用通过教育获得的技能加以解决。由于这种意识形态使公共领域非意识形态化，并且部分地因为它这样做了，它就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使现状合法化，这是由于自主技术过程的意识形态使新阶级以外的其他社会阶级失去了合法性” [37]。因此，一方面，这一“新阶级”可能“会反对其他的社会系统以及他们不同的特权制度。……就旧阶级关心的特权来说，新阶级准备实行平等主义”，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还有专业主义的另外一面：“然而，新阶级在它所拥有的文化资本的基础上寻求特殊的行会优势――政治权力和收入――时却是反平等主义的”，尤其在潜意识里，很难容忍“工人的控制” [38]。尽管，古德纳的这一论述针对的是欧美的技术知识分子，也就是所谓的“职业管理阶级”，但对我们重新理解中国1949-1966年的反专业主义倾向，多少也有着另外的意义。

这一意义在于，对于当时的中国，起码对于一部分激进的社会思想来说，并无意于建立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专家社会”，而是力图让更多的普通的人参与到国家和社会的重构过程之中，因此，就必须打破所谓的知识垄断，在现代的分工的基础上，更加强调普遍的协作关系，更加强调工人阶级的“主人”意识，并以此作为参与的强大动力以及责任心和自觉性。也因此，某些技术知识分子（绝对不是全部）常常作为“专家”和“权威”的形象被赋予某种保守和独断的意识形态涵义。这样一种描写的负面意义已被历史证明，但历史同样需要证明的是蕴含其中的某种积极的也可能是粗野的解放机制。而更重要的是，在这样一种叙述中，已经隐含了“延安道路”和“苏联模式”之间的冲突乃至最后决裂。

小说《提拔》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在周工程师桌上的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座右铭，这一座右铭摘自斯大林的语录：“这方面的急先锋是技术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既与生产过程密切相联，也就不能不看见布尔什维克是把我国事业引向前去，引向优美方向去”。在1950年代初期，斯大林的这一论述，实际构成了有关技术知识分子的某个“权威文本”，小说援引这一文本，也正是企图表达对知识分子的某种正确的看法，或者重申国家现代化的政治诉求，并以此说明国家政治和知识分子在这一现代化诉求上的一致之处。但是，更为明显，或者具有反讽意味的却是，小说更多考虑的第一是技术知识分子应被何种正确的政治观点所引导，第二则是如何打破某种专家垄断，从而让更多普通的工人参与到工厂的管理。在某种意义上，这一思考构成了1950年代相当一部分“工业方面”的小说的叙事主题。而将这些思考明确化并最后制度化的，则是后来出现的著名的“鞍钢宪法”。

所谓“鞍钢宪法”指的是1960年3月11日“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同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将这一报告批转给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并被毛泽东命名为“鞍钢宪法”
。显然，所谓“鞍钢宪法”针对的是苏联的“马钢宪法”（前苏联马格尼沃托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是俄国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对工厂的管理有一套完整的规程、规范，甚至上升到法律的高度，这就是著名的《马钢宪法》。鞍钢当时实行的就是这套苏联标准）。所谓“马钢宪法”建立在“专家治厂”的基础上，这就意味着对专家权威的肯定，同时实行严格的“一长制”。而在毛泽东看来，这一“马钢宪法”导致的结果不仅是“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而且“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静静的去干”。而“鞍钢宪法”则提出在国营工业企业中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它一方面固然加强了政党对企业工作的领导，同时，坚持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也的确意在克服“一长制”存在的诸多弊端。而“鞍钢宪法”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两参一改三结合” [39]，则是当时中国对工业企业实行民主管理和科学管理的一条极具特色的重要经验。在1960年代，对于调整企业内部的各类人员的相互关系，充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了重大作用 [40]。

    《鞍钢宪法》宣传册

尽管“鞍钢宪法”的提出，有着明确的“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目的，同时也有着中、苏论战的历史背景，但是，它所包含的某些“民主”思想，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再讨论的价值。这一“民主”并不仅仅指的是“经济民主”，所谓“经济民主”－－比如它的决策民主、劳动民主、技术民主，等等――不仅是政治民主的诉求在经济领域的某种表现形态，同时，也有力地支持着政治民主。若干年后，即使在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比如达尔看来，“如果经济上不民主，经济上不平等，政治上的民主往往是虚假的，是没有实际意义的。一个政治民主的社会必须以经济上的平等和经济上的民主为基础”，而所谓的经济民主指的是“一个经济体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应该享有平等参与其决策的权利，不管这些利益相关者是不是其财产所有者” [41]。而在当时，在这些“经济民主”的形态背后，也正是政治的深刻思考。实际上，在1959年12月－1960年2月期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已经涉及到“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某些内容：“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在这里，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 [42]。但是，关键的则是必须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43]。如果我们排除“鞍钢宪法”中一些激进的政治修辞，那么这一“宪法”实际包含的正是知识分子和工人对企业管理权的要求，也是对人(主要是工人的创造力和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的推动力)的价值的肯定。从而凸现了和苏联僵化的制度管理同官僚主义结合后的所谓“马钢宪法”的差异性。而毛泽东关于“鞍钢宪法”的批示实际上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企业的指导思想（政治挂帅，群众性技术革命）；二是企业的领导体制（不同于一长制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三是企业的管理制度（“两参一改三结合”）。当然，所谓“鞍钢宪法”在实践过程中，由于左翼激进思想的制约，同时出现了如下问题：对技术官僚的片面批评导致了政治官僚的出现；强调政治挂帅蜕变成一切都唯政治化；突出工人的领导地位异化成对知识分子的批评甚至排斥；强调参与却忽略了制度管理或者治理的重要性；推崇群众性的技术革命却轻视了专家或者专家知识的作用，等等；从而使得所谓的“鞍钢宪法”逐渐的空洞化，并间接地导致“马钢宪法”在1980年代所谓“改革文学”中程度不等地复活。

但是，在当时，“鞍钢宪法”的出现，却极大地鼓励了工人和普通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乃至创造精神。而在某种意义上，“鞍钢宪法”的产生也并不是偶然的，它既是工农“主人”意识在工业方面的必然的制度性体现，同时，也是“群众参与”在各个领域包括经济领域中的某种权利诉求。这一“宪法”所包含的某些基本设想早在1950年代初期就已隐约地通过某些文学作品体现出来。当然，更加深刻也更加完整地表述这些思想，只能诉诸于长篇小说这一文类形式――比如艾芜的《百炼成钢》和草明的《乘风破浪》。而这二部小说的写作和出版时间，均与鞍钢有关，但又都在“鞍钢宪法”的正式命名之前。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可说明，所谓“鞍钢宪法”并非一蹴而就，考虑到当时的小说写作（比如上海的工人创作），亦非某一具体的地方经验，它所包含的诸多思想，实际已表现在当时1950年代既已开始的“工业方面”的小说之中。

1952年，艾芜参加全国文联创作组，到鞍钢深入生活，在钢厂住了一年半，写出了《新的家》等短篇小说。1953年，他以炼钢工人的生产和生活为题材，写成了长篇小说《百炼成钢》的初稿，后经多次修改，发表于1957年的《收获》杂志上，次年，也即1958年5月，由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小说出版后，好评如潮，同时，亦有批评性意见出现。

小说围绕九号炉的“技术革新”（“快速炼钢法”）展开叙述，在1949-1966年的当代“工业方面”的小说中，“技术革新”是一个最为常见的主题或情节形态。从较早的1950年代初期的唐克新的《古小菊和她的姊妹》，再到1964年出版的草明的《乘风破浪》，莫不如此。但是，这一“技术革新”决非仅仅局限在技术层面，它包含了诸多复杂的现代性想像乃至激烈的矛盾冲突，比如，工人对工厂／国家事务的积极参与；打破知识或技术垄断；对科层制的改革要求；反专业主义和反官僚主义；先进／落后的思想乃至道德冲突；国家对工人的政治乃至情感动员，等等。因此，“鞍钢宪法”高度肯定了这一所谓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而且认为这一技术革命的“最根本的问题是高度发挥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当然，它同时也被政治化：“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本身，就是一场新与旧、先进与落后、革命与保守、科学与迷信、多快好省与少慢差费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44]。

当然，《百炼成钢》在对待“技术革新”的态度上并未如后来的“鞍钢宪法”那样的政治化，但已经涉及到“鞍钢宪法”激进的政治修辞之下的某些核心思想，比如“鞍钢宪法”反复强调的“自力更生和大协作相结合”，要求“用一盘棋的思想教育广大职工群众，发扬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精神，把别人的困难当成自己的困难，以自己的跃进支援别人的跃进”，而这一“大协作”的思想显然是建立在现代工业的特征之上：“由于现代工业生产的连续性，要在统一规划、统一领导下，在生产的各个环节同时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实践证明，实行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组织大协作、大互助，是攻克重大关键，突破技术难关，实现全面大跃进的一项具有普遍意义的成功经验”。而这一“大协作”的精神也正是社会主义中国所提供的另一种现代化的想像和实践方式，在《百炼成钢》中，便由此突出了个人利益和集体性目的的矛盾冲突。

通过小说的叙述，我们大致可以知道，九号炉分为甲、乙、丙三班，而炼一炉钢则需要三个班的通力配合。当时，炼钢厂正在推行“快速炼钢法”，为了缩短炼钢时间，除了政治上的动员以外，同时也实现了各种奖励制度。然而，正是这一系列的奖励制度引发了九号炉的激烈的矛盾冲突，这一冲突既牵扯个人的经济利益，也涉及到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同时还引申到科层制的工厂管理，甚至延伸到家庭、爱情等诸多私人生活的领域。应该说，在当时的“工业方面”的小说中，《百炼成钢》是一部相当优秀的作品。

秦德贵、袁廷发和张福全分别是九号炉甲、乙、丙三个班的炉长，冲突的起因在于：秦德贵某天炼出了“七点五分一炉钢”，创造了炼钢厂的最新记录，但是同时也引起了，比如袁廷发和张福全的嫉妒甚至嫉恨，这些嫉妒甚至嫉恨也再次触及到“先进／落后”构成的某种压抑以及反压抑的群众性的心理乃至利益冲突。必须指出的是，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所谓“先进”常常会转化为个人的某种政治或者文化“资本”，因此，争夺“先进”并非完全出于“荣誉”的驱使，有时候，也往往会掺杂了个人的利益因素。它实际涉及到的是，社会主义，包括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形式，如果没有其他的政治制度或者思想文化的规约，在另一方面，同样有可能造成工人内部的等级化甚至区隔化状态。不过，包括《百炼成钢》在内的“工业方面”的作品，并不曾在这一问题上有太过深入的思考，而是迅速将这一矛盾转化为集体精神和个人利益的冲突。这一冲突具体表现为秦德贵炼出“七点五分一炉钢”的同时，也将“炉顶溶化了”，而按照工厂“新近”的规定：“凡是新修的炉顶，能够保持到炼三十次钢，都不熔化，便有奖金奖励。如果不到三十次，就化了炉顶，不但奖金吹了，化炉顶的炉长还要受到惩罚，扣去一些工资”。袁廷发和张福全“生气”的理由是：“因为好容易地才保护到二十五次，这下全给秦德贵搞掉，真是难过极了”，“难过极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奖金”仍然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它既和袁廷发的妻子有关，更关涉到张福全的“爱情”。因此，他们都开始认定秦德贵是“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人，而不和的种子也就此种下，尤其是张福全，更是处处刁难。缺乏了三个班的“大协作”精神，所谓“快速炼钢”也就无从谈起。显然，从一开始，写作者就不曾把“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定义在技术或制度层面，而是更强调“人”的因素，这也正是后来“鞍钢宪法”的核心思想之一。

袁廷发是作者着力塑造，也可以说是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人物之一，在另一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把他视为是对《风雨的黎明》中解年魁这一类“大工匠”或“老工人”形象的某种形式改写。按照小说的交待，袁廷发是一个特别酷爱“技术”的人：“伪满时代，就进了炼钢厂”，但只是在平炉车间“做一名杂工”，然而却在日本人的技术封锁下，偷偷学会了炼钢技术（被日本人发现后，他的工作就“调到食堂去了”）；国民党统治时代，他“满以为可以为祖国效力了，谁知还是不当成人，常常遭到轻视和辱骂”；只有当“共产党解放了这个城市，他才施展出他炼钢的才能。从此过着从来没有过的愉快的日子。他自己也感到他的生活是和炼钢联系在一起，不可能再分开了”。因此，即使轮休，他也会骑着自行车到厂里“看看炼钢的情形”，如果下雨，他就在家里看工厂的烟囱：“从烟囱里冒出的烟子，他就能看出当天生产的好坏”。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大工匠”形象，因此深受厂长赵立明的信任和喜爱。但是他同时又强调等级秩序，技术上常常“留一手”。应该说，艾芜在袁廷发的形象描写上，是相当有分寸的，比如，在对袁廷发的“个人利益”的描写中，“金钱”并不占主要地位（这一点区别于张福全），相反，袁廷发更看重的是“荣誉”、“地位”以及他对何谓工厂管理的认知。恰恰因为在这一点上的深入“开掘”（鲁迅语），使得写作者着意放大了袁廷发身上的上述两个“缺点”，也因此涉及到尔后“鞍钢宪法”着重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显然，在小说的情节结构中，袁廷发可以说是厂长赵立明的“科层制管理”的群众性基础，也就是说，这一科层制管理包括由此引发的官僚主义问题，恰恰建立在某种等级秩序的观念以及对此一观念的群众性的无意识认同之上，而问题正在于，这一观念恰恰有可能抑制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因此，小说着意将袁廷发的孤傲和秦德贵的随和作了鲜明的对比，包括因此产生的不同的管理结果（这一对比同时也延伸到赵立明和梁景春的身上）；而对袁廷发技术上的“留一手”，小说给予的批评则更为明显（尽管有许多同情性的叙述）。艾芜实际上已经察觉到“荣誉／地位”的关系，因此，尽管袁廷发并不是特别注重金钱，但是，他对“荣誉／地位”的片面追求，同样有可能导向某种“个人主义”。社会主义一个核心的矛盾就是：一方面，为了强调“大协作”，势必要求个人的某种无私“奉献”，这一“奉献”被叙述为是一种共产主义精神；但同时，社会主义采取的又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就势必承认“个人利益”的合法性。因此，艾芜对于“个人利益”和“个人主义”作了理论的区分：“……个人利益，是客观存在的东西，我们不能反对，但为了个人利益，而妨碍了集体的利益，那就发展成为个人主义了”。但问题是，“个人利益和个人主义有时候处的很近，几乎是相隔一层纸” [45]，那么，这层纸又是什么，在什么情况下，这层纸有可能被捅破？而且，如何防止“个人利益”向“个人主义”的转化？应该说，1949-1966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在这一方面作了大量的叙述以及相应的道德想像。如果说，在1950年代，这一叙述仍然显得相当温和--这一温和的表征即是保留了个人利益的合法性--那么，至迟在1960年代，不仅个人主义，即使个人利益的合法性也遭到了置疑，甚至根本的否定。在这里，暂且不论激进政治的意识形态内涵，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的确留下了一个理论难题，这一难题是，在“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下，多少残留了所谓的“资产阶级法权”，而关于这一“法权”的辩论则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时代。具体在袁廷法身上，则多少涉及到“知识产权”的问题。也就是说，袁廷法如果要求“多劳多得”，那么，他就势必在技术上“留一手”，并以此维持自己的“地位”，而如此一来，就又势必影响所谓的“集体利益”，显然，这并不是袁廷发个人品质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所生产出来的危机性。为了克服这一危机，艾芜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社会里，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是一致的”，因此，“一个人可以不计较个人利益” [46]。这样一种理想性的，在1950年代并非完全是一种道德性的描述，成为克服这一危机的主要方法，所以在小说结尾，叙述者特意强调，在袁廷法公开了技术“秘密”后，群众的自觉参与（这一参与获得了知识或技术的有力支持）反而创造了“六点五十四分的新记录”[x4] ，形象地诠释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是一致的”的想法。当然，在社会的实践过程中，这一危机并未被完全克服，残留的“资产阶级法权”实际鼓励并生产出了个人倔强的欲望，而激进的左翼政治对个人利益的有意压抑同时更在刺激这一个人利益的发展，这也是1980年代的颠覆性的因素之一。但是，在当时，对袁廷法的批评实际呈现的正是对“等级秩序”（科层制）和“知识垄断”（技术保守）的颠覆性要求，也只有真正颠覆科层制和知识垄断，群众的广泛性参与才有可能实现，并真正做到现代企业的“大协作”。应该说，这一设想为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同时也摸索出极具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的管理方法。

    老工人王学锐制成小麦脱皮机，新华社图，1958年

所有这些正面的想像，在小说中转化为一种美好的品质，并被叙事者毫不吝啬地嫁接到秦德贵的身上，显然，秦德贵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新人”，被解释为克服社会主义所有可能的危机的一个主要因素。也就是说，所有的问题，最后将被归结为政治的也是道德的问题，也即所谓社会主义自觉性的问题。这一完美的“新人”形象，较早地表现在柳青的《创业史》中的梁生宝身上，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秦德贵就是“工业方面”小说中的“梁生宝”。暂且不论秦德贵等“新人”形象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遍意义--这一意义曾被意识形态有意放大 [47]--这一形象的根本意义在于，它并不仅仅局限在“制度”层面，而是强调并重视“人”的问题，即使在今天，在对“制度”的重新思考中，仍然具有重新讨论的可能性。

所有的“社会主义新人”，或多或少都具有保尔·柯察金式的共产主义“圣徒”的气质，因此，他必须不断地克服任何世俗性的欲望，从而达到一种完满的类宗教性的境界。在当时，这一世俗性被解释成为某种“个人主义”倾向，即使秦德贵也被解读出“在他身上还残留着某种程度的个人主义成分。在某些情况下，他还不能够把个人与集体很好地结合起来” [48]，当然，批评者对秦德贵的赞美，也主要因为这一人物最终克服了这残留的“个人主义成分”。显然，“新人”也面临改造自己的问题。然而问题在于，一方面，社会主义力图依靠这样的“圣徒”式的“新人”以最终完成自己对未来的理想社会的追求，但是，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现代性”特征，又决定了它的世俗化倾向，这一世俗化不断地在生产着“倔强”的个人欲望，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正是社会主义内部的危机性所在，即不断发展的现代的世俗化所导致的对某种集体性目标的挑战甚至消解。这一矛盾冲突集中表现在1960年代的大辩论之中，包括《霓虹灯下的哨兵》、《千万不要忘记》、《年轻的一代》等等文学作品。而因为这样一些矛盾，也导致了对“新人”的越来越抽象也越来越苛刻的政治要求，即使在当时，就有批评者认为秦德贵的“思想境界还不够高”、“不敢坚持原则展开尖锐的思想斗争”，等等。当然，作家对这样的批评意见有点不以为然 [49]。

应该说，艾芜对秦德贵的描写并没有刻意拔高，而是细致地写他的性格的各个层面，包括他的恋爱（“秦德贵有他恋爱的权利”），这也是因为艾芜一直认为“个人利益，是客观存在的东西，我们不能反对”。可是，一旦这一“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冲突，那么，这一“个人利益”就有可能发展成“个人主义”，因此就必须“斗争掉” [50]。这就是小说写秦德贵如何为了“集体利益”，而痛苦地放弃了自己的爱情，尽管“他爱孙玉芬已到了狂热的地步”。小说的爱情描写并无特别突出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已成当代小说传统的“革命＋爱情”在这里却表现出“革命”与“爱情”的某种分裂倾向（尽管小说仍然安排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这种分裂在《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和徐改霞的情爱关系中已经出现。显然，在这样的叙述中，“革命”和“爱情”并不是始终一致的，相反，一旦它们出现裂痕，那么，革命者就必须舍弃“爱情”，并作为克服自己“个人利益”的某种情感的表现形态。如果说，在赵树理等人的作品中，“大团圆”式的情爱处理，表达了政治的某种情感化或自然化的倾向，并以此在个人的情感领域确定了“革命”的合法性 [51]，那么，在此，这一“革命”和“爱情”的分离，所表达出的，却是一种不安的氛围，也就是理性和情感在这一日渐激进化的革命叙述中，有可能出现的某种“断裂”状态，而一旦“革命”退出了个人的情感领域，那么，它的合法性就会遭到这一情感领域的质疑。因此，1980年代，所谓的“反思文学”正是在“爱情”领域质疑了“革命”这一政治认同的合理性问题（比如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等），其中，并不是没有历史轨迹可寻的。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在某种意义上，秦德贵这一“社会主义新人”同袁廷发为象征的“工匠精神”有着极为隐蔽的血缘联系，因此，一旦袁廷发克服了自身的“个人主义”倾向，他就可能成为另外一个“秦德贵”，也就是说，秦德贵和袁廷发在小说中构成的正是一种互为表征的关系。相形之下，张福全就成为某种个人主义者的典型，并且，写作者力图完整地描述出这一人物如何从“个人利益”转化成“个人主义”。显然，这样的角色安排，带有一定的符号化色彩。问题在于，当我们从某种理论进入，尤其是不满足于解释，而是带有更强烈的改造这个世界的愿望，那么，符号化的叙事实际上很难完全避免。所以，问题并不完全在于符号化，而是这一符号化如何作更具艺术性的处理，在这一点上，所谓“左翼文学”由于过多坚执于“现实主义”，而多有类型化嫌疑。此点暂且不论，单就张福全而言，固然具有某种符号化的倾向，但却并非漫画式的人物。张福全这一人物，实际代表了写作者对“个人利益／个人主义”的某种思考，这一思考未必深刻，但却真实。艾芜一方面强调了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尤其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规约下，“个人利益”的合法性，但是，他同时又坚决反对“个人利益”向“个人主义”的转化，这一态度，也未必都是为了顺应当时政党政治的需要。事实上，早在艾芜写作《南行记》阶段，就已包含了这一思考，而这一思考正是来自于他对底层生活的深刻观察（比如《山峡中》等）。显然，艾芜完全不能认同生活中残酷的“丛林法则”，也正是对弱者的同情，导致包括艾芜在内的一大批知识分子转向对中国革命的认同。当然，在当时，艾芜的这种同情更多地放在“那些在生活重压下强烈求生的欲望的朦胧反抗的行动”
，这样一种叙述，亦为鲁迅先生首肯 [52]。但是，艾芜所涉及到的“丛林原则”，实际昭示的，可能是，在阶级社会，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实际生活中，所谓“自由”更多地会被诠释为“自由竞争”，而自由竞争的另一面正是对有限资源的争夺，必然会导致一种“强人政治”，扩大到社会层面，就可能形成一种压迫性的权力机制。由下层，而不是从上层讨论这一问题，显然具有更为深刻的思想意义。这样一种思路，在某种意义上，也延伸到《百炼成钢》对张福全的描写之中。可能在艾芜看来，“个人利益”向“个人主义”的转化的可能性在于，当个人为了获得自己的利益而采取一种侵略性的方式，也就是说，他实际采取的是剥夺他人（或集体）利益的方式时，此时，便是一种极具危害性的个人主义倾向，倘无必要的思想或制度规约，它可能导致的正是一种残酷的丛林法则。因此，艾芜或艾芜们更倾向于一种“大协作”，也就是在一种协调的语境下，怎样在集体利益中使个人获得应有的利益。对于当时的写作者来说，他们也许未必有如此清晰的理路，但是对于“个人主义”的担心，和他们在“旧时代”的生活经验也未必完全无关。这可能也是导致他们对集体化（无论是制度还是思想）的某种认同的因素之一。艾芜实际上已经涉及到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可能带来的某种深刻的思想冲突，但却匆忙地一笔带过，而是简单地将这一思想冲突阶级斗争化。这就是小说中阶级异己分子李吉明的形象意义，应该说，这一人物才真正是脸谱化或漫画化的。

在1950年代，尤其是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用“阶级斗争”作为某种激烈的社会冲突的解决方案，是当时颇为流行的一种叙事方式，不仅是《百炼成钢》，也包括浩然的《艳阳天》，等等。而这一模式化的叙述，基本上是构置一种“新／老阶级敌人”的结合乃至破坏，然后通过对这一“阴谋”的揭发和斗争直至取得最后胜利，而社会性的危机也在这一叙述模式中被顺利克服。这并不是一种儿戏式的结构，它最为深刻地表征出当时的某种悖论式的语境：一方面，写作者多少感觉到社会性的危机（或矛盾）所在，但是，另一方面，或限于认知，或因了政党政治的控制，不可能将这一危机视为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异化的产物，只能将其归之为新／老阶级敌人的有意破坏，或者是这一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等等 [53]。因此，用“阶级斗争”来克服危机便成为一种普遍性的政治表述形态，《百炼成钢》也未能例外。小说写党委书记梁景春的路径之一，即是写他高度的政治敏感，也只有他才能敏锐地察觉到李吉明的政治破坏行为。这样的叙述难免有概念化的嫌疑，即使在当时，梁景春就成为批评的原因之一 [54]。但是，更为深刻的讨论应该在于，通过这样一种概念化的叙述，我们究竟怎样理解“鞍钢宪法”所提出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梁景春只是这一原则的文学体现而已。所谓“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应该说，在某种意义上，表现出一种对权力的监督愿望。但是，对权力的监督尚有多种形式选择，比如“职工代表大会”，而鞍山市委1960年提交的报告（即“鞍钢宪法”）中并无这一明确提法 [55]。这一疏漏导致的是所谓“群众参与”更多地被局限在“技术革新”、“合理化建议”，“技术表演赛”等“用”的层面，并没有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众性的权力监督机制。显然，这和中国当时的对政党政治的解释密切相关，在通常的意义上，中国共产党被理解为代表了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政党政治成为一种不证自明的最高原则。也因此，这一政党政治是否具有异化的可能性，这一对于中国社会主义至关重要的问题，也自然被排除在讨论之外。更因此，当厂长被置放在党委的监督之下，那么，党委由谁来监督的这一更为重要的问题同样不可能进入任何的讨论空间。这也是我在前面涉及到的问题之一，对技术官僚的片面批评导致了另一种政治官僚的出现（不懂技术、乱指挥，等等），这也是1980年代“改革文学”中间“马钢宪法”再度复活的原因之一。由于这一政治的空洞化，也就必然导致党委书记梁景春“单薄的、缺乏血肉的”的形象描写，显然，在形式技巧的背后，还隐藏着深刻的政治原因。但是，尽管梁景春的形象显得“单薄”、“缺乏血肉”，却不能说他是“官僚”，相反，许多人，包括工人读者一方面觉得小说“怎样通过党、团组织领导工厂，写得不够”，但另一方面又普遍对梁景春这一形象“感到亲切” [56]。工人的这一反映，给了艾芜很大的自信，在给黄祖良的回信中，就说：“我自然很尊重文艺批评家的意见，但更要重视在钢铁工业中工作的职工群众，他们的意见，是来自现实生活的” [57]。工人之所以用“亲切”来形容梁景春，显然因为新社会确立了一种完全不同于旧官吏的“干部”形象，这一“干部”不仅“为人民服务”，而且处处关心群众利益，包括他们自身的行为方式 [58]。这一“感到亲切”，实际正是一种工人的情感活动，而在“亲切”的对立面，则是对厂长赵立明的批评，批评的理由很大一部分也属于情感性质，比如认为他“性格急躁，对工人总是讽刺” [59]，而在这些批评中，我们多少也能感到工人对现代科层制中的等级秩序的某种不满。在某种意义上，梁景春的这一“亲切”的描写，也可以说是写作者为“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提供了一种情感式的注脚。我们不能小觑这一情感活动，中国革命的合法性在相当程度上恰恰来自于群众的情感领域的支持，而人的情感并不仅仅只是一种想像性的心理活动，它本身就是介入世界的一种实践方式。而另一方面，这一“亲切”也为现代企业管理注入了一种情感因素，我以为，这一情感因素多少表征着当时的文学对“科技－理性人”的一种反抗，也是对现代科层管理制度的一种突破性的想像性叙述，但是在“鞍钢宪法”中，则被表述为：“在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中，还要强调关心职工生活，安排好劳逸，使广大职工群众有充沛的精力从事革新创造，促进生产不断跃进”，相比较小说中梁景春的“亲切”，这一表述多少显得抽象甚而功利，反而省略了更复杂的情感内涵--包括这一“亲切”所激励出的工人普遍的“尊严政治”。

    罗清桢作品《整装待发》

1959年9月，继《百炼成钢》出版一年之后，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草明的长篇小说《乘风破浪》，应该说，这部小说和《百炼成钢》多有相似之处。草明和艾芜一样，也在鞍钢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因此，小说也同样以炼钢厂为自己的叙述空间，同样涉及到工人的技术革新，也同样涉及到党委书记和工厂厂长的矛盾冲突，等等。我完全没有《乘风破浪》受到《百炼成钢》影响的假设企图，在我的叙述框架中，这样的假设毫无意义。我更愿意把它们放在一个共时性的结构中，从而讨论影响这些小说的“其时”的政治无意识。

一个简单的例子在于，《百炼成钢》中的秦德贵和《乘风破浪》里的李少祥同样是工人中的先进者，但同样来自乡村，同样受到战争的洗礼，也同样最早接受的党的政治教育。这样的叙事安排并不是偶然的，它昭示出的，恰恰是中国革命对“无产阶级”这一概念的定义。显然，在中国式的“无产阶级”的概念理解中，并不特别注重它的社会属性（比如产业工人），而是更强调它的阶级意识，也即在政党政治的教育中所获得的无产阶级的阶级主体性。显然，这样的理解拓宽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范畴，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同时非常灵活地地解决了中国产业工人基础薄弱的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如此一来，也说明工人并不具有天然的政治合法性，同样需要经受革命的考验以及自我改造的必要性。这固然在理论上巩固了政党政治的权威性，但也从另一侧面强调了“文化领导权”的重要作用--“工人”也概莫能外。

尽管《乘风破浪》和《百炼成钢》有许多的相似之处，但是，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同样也非常明显。相比较《百炼成钢》而言，《乘风破浪》的政治色彩更为明显，“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党内斗争，成为小说主要的叙事背景，以及主要的情节冲突。如果说，在《百炼成钢》中，党委书记梁景春和厂长赵立明的冲突被压抑到了次要的地位，那么，在《乘风破浪》中，则基本上围绕着宋紫峰展开了对“一长制”（“马钢宪法”的主要内容）以及支持这一制度的专业主义的批评。显然，这是非常符合“鞍钢宪法”的基本内容的，或许，这也是小说当年一版再版的原因之一 [60]。

在某种意义上，宋紫峰实际就是放大的赵立明，也就是所谓的“党内的技术专家”。将人物定义为这样一种政治身份，而不是直接将其描述为一般的党外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固然显示了在当时尚为温和的知识分子政策；而另一方面经由这样一种政治身份更容易切入党内的政治斗争，而“鞍钢宪法”从一开始所要致力于解决的，就是企业“治理”这一权力层面的问题。因此，围绕宋紫峰这一“专家”身份，所展开的正是“党委治厂”还是“专家治厂”的冲突。小说一开始，就介绍了“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背景--这一背景通过从未出场的钟菲进一步引申为“闹独立性、想把企业拉出党的轨道之外的错误倾向”--而在“大跃进”的激励下，炼钢厂党委书记唐绍周认为年钢产量“可以完成一百六十六万吨”，依据是“工人的意见”；厂长宋紫峰不顾当时的政治环境坚决反对，坚持全年产量只能达到“一百五十三万吨”，依据是“精密地计算过”的“科学”。一种最为常见的解读是，宋紫峰坚持了一种科学的态度，而唐绍周恰恰显示了“大跃进”运动所表征出来的政治盲动性。根据历史的实际状况，这样一种解读当然毫无问题，而且十分正确。但是在理论或者文学想像的层面，问题并没有如此简单。唐绍周依据的“工人的意见”，也就是所谓工人的“合理化倡议”未必就不包含“科学”的因素，比如“工长王良信的快速精炼就可以每炉缩短四十分钟”。在这里，《阶级之爱》中所涉及的“什么是科学”也再次进入了小说的辩论。其中，固然包含了“力量的知识”和“限度的知识”的冲突。同时更为根本的是，唐绍周将人也即工人的因素纳入到了“科学”的范畴，而人的积极性只能通过某种政治认同才能获得最大程度的释放，这也是“鞍钢宪法”坚持党委治厂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核心思想之一。而在宋紫峰对待群众这一“合理化建议”的“轻蔑地摇摇头”的态度上，我们或许可以感知到在专业主义以及科层制的支持下，“技术专家”实际很难容忍“工人的控制” [61]。为了表示对这样一种“轻蔑”的批评，如同《百炼成钢》对赵立明的叙述一样，草明也将专横、傲慢、独断等等性格特征“分配”到宋紫峰身上，当然，要比艾芜对赵立明的描写更为详细。这样一种叙述已经无意识地逼近了汪晖曾经致力于讨论的一个重要命题，即“科学”和“统治”的关系 [62]。在这样一种问题的讨论框架中，我们恰恰可以感知到专制和现代性的极其微妙复杂的知识关系。当“科学”宣布自己掌握了世界终极的也是客观的“真理”时，必然会同样具有一种强烈的排他性甚至暴力倾向，尤其是这一倾向和相关的制度乃至权力相互勾连的时候。但是，问题在于，围绕宋紫峰的叙述，并不完全是政治和科学的冲突，陈家骏（包括唐绍周等）同样认为自己代表的是一种更加“科学”的真理观--这一科学的表征是加入了“人”的主观能动的因素。因此，在根本上，仍然是围绕“什么是科学”的争论，也即“什么是现代”的争论。在这样一种绝对真理的“科学观”的激励争辩中，另外的叙述者同样也可以把宋紫峰的性格特征“分配”给陈家骏。论辩的双方，实际又共享了以“科学”为核心要素的现代的也是国家的公共意识形态。这似乎也能提示我们，为什么“技术官僚”被压抑以后，反而同时产生了另一种“政治官僚”。也许，“科学”这一概念，可能是提示我们进入社会主义的路径之一。

围绕“鞍钢宪法”所概括出来的某些思想，1949-1966年的当代“工业方面”的小说展开了丰富的想像，这一想像远较“鞍钢宪法”这一政治文本更为复杂，但基本的思路仍然在于，在对专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批评中，强调打破知识垄断，并进而使工人获得更多的参与可能，这一参与是多方面的，即是政治的，也是管理的，同时更是知识的。也只有在这样一种群众积极的广泛性的参与中，所谓“主人”意识才可能真正落实在制度层面上。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正是政治民主在经济领域的一种积极的回响。而小说在这一方面承担了更加积极也更加大胆的文学的也是理论的想像。

4、结语

我愿意再一次重申本文开头所提出的问题，即在“革命后”的语境中，所产生出来的某些悖论性的命题，以及对这些悖论性命题的克服。

显然，国家有关工业化的现代性诉求，始终控制着这一时期的政治也包括文学的想像活动。在这一现代性的控制中，必然要求“工人”成为一个合格的现代的“劳动力”，因此，“弱者的反抗”势必要转化为某种建设性的“工匠”精神--即一种现代的工作伦理的重新确立。就这一点而言，“现代性”不乏是进入讨论的有效路径。即使所谓的“自觉性”，在这一讨论框架中，也可以视之为一种社会“低成本”的高效运作。但是，这样的讨论同时隐藏着另一种危险性，即可能把“革命中国”等同于“现代中国”，把社会主义混淆于资本主义--尽管，在许多地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边界的确并非如我们想像的那样清晰。但是，两者之间仍然有着根本的差别，差别之一正在于，社会主义的核心的政治理念是要将工农群众提升到国家主人的位置，并借助于这样一种“主人”的身份完成理想中的社会形态的建构。这样一种理想性的社会，显然很难完全用“工匠”精神来加以概括。

因此，“革命后”的历史语境中，便充斥着“工人／主人”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符号和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激烈冲突。这一冲突的表征之一，即是“工人／主人”这一概念实际很难为包括科层制在内的现代生产／管理方式完全接纳。但是，对于国家的最终的政治诉求以及意识形态来说，只有借助“工人／主人”这一政治符号，才能真正完成所谓的“无产阶级”的想像。而在完成了政治权力的交替之后，知识／文化领域的“领导权”的争夺就相应变得激烈起来。从“文化诉苦”到“识字运动”，从“反专业主义”到“两参一改三结合”，无不显示了国家力图让工人全面参与到“领导权”的政治目的。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文学承担了这一“主人”的想像性的叙述，当然，这一叙述同时也带来了一种巨大的社会幻觉。

全面地评价此类文学作品，并不是我在此所要致力的主要任务，比如，我基本不涉及作为个体的“工人”的真实的存在状况――的确，在此类作品中，很少甚至几乎不涉及工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的也是更复杂的个体性表现。导致这样一种叙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强大的总体性的控制可能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因为，总体性总是力图揭示并进而生产一种强大的历史的阶级意识。用个体的丰富性或者复杂性来评述文学，基本已成一种文学批评的常识，甚至老生常谈，因而无须我在此赘言。而在我的研究框架中，更有兴趣的，则是这一总体性如何激发出一种强大的也可能是浪漫的“工人阶级”主体性的未来想像。

这一想像的主要方式，恰如我在文章中反复提及的是一种“内在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导致了两种可能性：一方面是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在这一“内在化”的想像过程中，无限膨胀，并进而被空洞化，这可能也是所谓“豪言壮语”的话语生产的意识形态因素之一；同时，“内在化”必然要重新他者化，也就是说，这一“内在化”同时也在生产它的“剩余物”――也就是在生产它的危机性因素。而将这一“剩余物”如何转化为他者，则是克服这一危机性因素的一种努力。这一点，我在讨论1960的文化政治的文章中，会有更详细的讨论。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会在这样一种叙述中，感受到一种努力，包括工人阶级的尊严政治。这并不是仅仅只是一种文学或者意识形态的想像，至少这一“尊严政治”在当时已经部分地转化为一种社会实践。而在我看来，任何一种“尊严”都指涉“政治”。侈谈个人的尊严，实际上并无多大意义。任何一个个人的尊严，都和他所从属的阶级或者阶层在社会上的实际的命运和地位，也包括他的阶级意识相关。我亲眼目睹这一阶级的历史命运的浮沉，而阶级意识的最终崩溃，则导致了这个阶级的所属个人的尊严的丧失殆尽。

（作者：蔡翔。来源：当代文化研究网）

注释：

1 毛泽东：《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146页。

2毛泽东：《给秦邦宪的信》，《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207页。

3 毛泽东：《各地应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毛泽东文集》（第五卷）第73页。

4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5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毛泽东文集》（第五卷）第262页。

6毛泽东：《学习和时局》，《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出版。

7邢公畹：《关于“方言文学”的补充意见》，《文艺报》1951年第3卷第10期。

8 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参见我的《国家／地方：革命想像中的冲突与妥协》，《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2期。

9 这一“造反者”语言在“文革”中间又被重新编码，“治理者／被治理者”的矛盾表现为“保守／造反”的冲突，继续革命的理论背后同时也存在着现实主义与未来主义的激烈辩论。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10 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第页，郑广怀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出版。

11阴根兴主编：《上海二纺机党史大事记》（内部发行）第57页。

12 有关“劳动”问题，我在《劳动或者劳动乌托邦的叙述》一文中有更详细的讨论。

13对这一“懒汉”的书写，较早可能产生于延安时期的“改造二流子”运动中，比如“兄妹开荒”这一类秧歌剧，参见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之“改造二流子”一节，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年出版。

14 唐小兵：《<千万不要忘记>的历史意义－关于日常生活的焦虑及其现代性》，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179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出版。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1955年7月-12月）》第852页，北京：法律出版社，1956年出版。

16 这一问题我在《当代文学中的动员结构》一文中有简单的论述。《上海文学》2008年第3、4期。

17 郭于华、孙立平：《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

18 《钱师傅学文化》，《劳动报》1952年6月12日。

19《摇面工学文化》，《劳动报》1953年8月12日。

20《我们夫妻俩》，《劳动报》1953年7月25日。

21《我的眼睛亮了》，《劳动报》1952年12月17日。

22《我为什么要学文化》，《劳动报》1953年9月24日。

23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

24丁云亮：《文化诉苦：1950年代上海工人之言说政治》，王晓明、蔡翔主编《热风》学术第一辑，第115、125页，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8年出版。同时，我也在此感谢丁云亮先生同意我使用他收集的部分资料和部分的研究成果。

25《上海十年文学选集·短篇小说选（1949-1959）》，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出版。

26魏金枝：《上海十年文学选集·短篇小说选（1949-1959）》前言。

27巴金：《上海十年文学选集·短篇小说选（1949-1959）》前言。

28茅盾在《夜读偶记》中，提出了对现代主义的严厉批评，实际表示的正是对某种抽象化的形式的拒绝。

29一个现象是，在“文革”早期，出现了另一种抽象形式的选择，比如长篇小说《虹南作战史》、《牛田洋》等等，但是这一形式选择仍然难逃失败的命运，我以为，这一形式的讨论可能会给我们打开当代文学史的更深刻的思想空间。

30有关这一危机以及这一危机的克服所形成的1960年代的文化特征，我在另文中有更详细的讨论。

31而在1960年代，由于引进了“消费”这一概念，空间形式也相应产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一点，我在另文中有所讨论。

32吴一铿：《阶级之爱》，汉口：新华书店中南总分店，1950年出版。

33黄子平：《病的隐喻与文学生产――丁玲的<在医院中>及其他》，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下卷）第65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出版。

34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87页。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出版。

35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42-143页，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出版。

36 芭芭拉·埃伦赖西：《再谈职业管理阶级》，《知识分子：美学、政治与学术》，第175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37艾尔文·古德纳：《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第26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38艾尔文·古德纳：《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第24页。

39所谓“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生产、技术、管理等改革和改进上实行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相结合。

40这一“鞍钢宪法”的具体经验已经引起诸多研究者的注意，在崔之元看来：苏联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和工厂管理上的“一长制”，只不过是福特主义的最彻底的逻辑展开罢了。

而“鞍钢宪法”所启发的，恰恰是后来风靡于日本和欧美的“后福特主义”。参见崔之元：《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读书》1996年第3期。

41王绍光：《民主四讲》第252-253页，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出版。

42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43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29页。

44《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

45艾芜：《艾芜同志关于<百炼成钢>与黄祖良同志的通信》，《百炼成钢》（新版）第35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

46艾芜：《艾芜同志关于<百炼成钢>与黄祖良同志的通信》，《百炼成钢》（新版）第352页。

47比如《文艺报》当时曾在北京石景山钢铁厂举行过座谈会，邀请钢铁工人座谈《百炼成钢》，在报道中特意强调：“座谈会上，大家都说秦德贵这个小伙子写得好”，“像秦德贵这样的工人，工厂里有的是，作家应该多写写他们”，等等。张钢：《秦德贵和我们生活在一起－钢铁工人座谈<百炼成钢>》，《文艺报》1958年第8期。

48孙昌熙：《生产战线上的英雄，工人阶级的模范――试论艾芜著“百炼成钢”中的秦德贵》，《文史哲》1958年第10期。

49艾芜：《艾芜同志关于<百炼成钢>与黄祖良同志的通信》。

50 艾芜：《艾芜同志关于<百炼成钢>与黄祖良同志的通信》。

51 蔡翔：《青年、爱情、自然权利和性》，《文艺争鸣》2007年第10期。

52沙汀、艾芜：《关于小说题材与鲁迅的通信》，胡德培编：《中国现代作家选集·艾芜》第22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

53蔡翔：《当代小说中的‘动员’结构》，《上海文学》2008年第3、4期。

54比如冯牧就认为：“党委书记梁景春的形象就是单薄的、缺乏血肉的。在不少地方，他都只是作为某种正确思想和工作方法的解释者和体现者而出现”。冯牧：《艾芜创作路程上的新跃进》，《文艺报》1958年第7期。

55对“职工代表大会”的高度重视，构成了文革中间“新思潮”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表述，比如武汉地区的一份大字报就明确以此为题：《革委会必须在职工代表大会的监督之下》

56张钢：《秦德贵和我们生活在一起－钢铁工人座谈<百炼成钢>》，《文艺报》1958年第8期。

57艾芜：《《艾芜同志关于<百炼成钢>与黄祖良同志的通信》。

58我曾经用“盖被子”这一细节讨论过这一“干部”形象及其它的政治意义，参见拙作《当代文学中的“动员”结构》。

59张钢：《秦德贵和我们生活在一起－钢铁工人座谈<百炼成钢>》。

60 比如，截至到1964年4月，《乘风破浪》已经连续印刷6次，总印数达到198000册。

61 1980年代的“改革文学”中，常会无意识地设置技术厂长和党委书记的形象对比，在这一对比中，厂长一般懂生产，深入群众，而党委书记常常脱离实践，空洞抽象。这一描写有着很强的社会真实性，它昭示着“鞍钢宪法”带来的另一面。但同样真实的是，这一类厂长恰恰也是“鞍钢宪法”的产物，也即改造过的“技术专家”。历史就是这样吊诡。

62汪晖：《“科学主义”与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技术统治与启蒙意识形态》等，《死火重温》，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