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O年十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由李大钊，邓仲澥等同志发起，北方党的最初组织——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了。小组成员都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骨干分子。仲澥参加共产主义小组，表明他已从一个爱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转变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从这时起，他开始路上了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成为北方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当时他虽然还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实际上已经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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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大钊同志的影响下，仲澥参加了我国第一个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工作。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知识，并注意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他常以“大壑”的笔名，在《国民》杂志上发表评论时事的文章。他还参加了李大钊同志发起成立的团结进步青年的政治性社团“少年中国学会”，在里面担任执行部庶务股主任，并与天津“觉悟社”周恩来等同志在陶然亭举行过茶话会，交谈了宣传马列主义等问题。平时，他经常去北大图书馆参加李大钊同志召开的讨论会。到会的不仅有校内外的进步学生，也有不少外来的革命志士。他们常常坐满外屋的会议室，热烈讨论国际、国内人事和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些都给仲澥以很大的帮助和启示。
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他和李大钊同志的来往更加密切。
他们不仅经常在一起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而且开始研究工人运动的问题。共产主义小组还专门创办了一个指导工人运动的周刊，名叫《劳动音》，仲澥就积极参加了周刊的编辑出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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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同工人运动结合，经过研究，大家决定到工人中去进行活动。可是到哪里找工人呢？应该找什么样的工人呢？这在当时都是很茫然的。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很落后，没有什么工业，北京更少得可怜，便决定先去找洋车工人试试。
一天，仲澥上街，见马路边停了一辆洋车，认为是个机会，便走过去问：
“朋友，生意怎么样？”
洋车工人以为他要车，忙迎过来说：“先生，要坐车么？”
“不，不，”仲澥连忙说，“我是想找你拉拉家常。你家里生活苦吧？”
“唉，拉洋车的，还有什么好日子过？”
“一天能挣多少子儿？……”仲澥又问。
远处，有人在叫车。
“对不起，先生，我要作生意去了。”洋车工人把车拉走了。
仲澥孤零零地站在路边，感到非常没趣。
一会，他走进一个小茶馆，见桌边坐着两个洋车工人在谈话，便凑在一边，要了一杯水。
收茶费时，仲懈代他们付了钱。
“先生，为什么这么客气？”两个洋车工人感到奇怪。
“没有什么，朋友。”仲澥舌音里流露出热诚。
洋车工人感激地给他倒了水。
仲澥喝了一口，问：“一天能挣多少子儿？”
其中一个叹口气说：“唉，能糊个口就不错了……。”
“车是自己的么？”
“不，车行的。”另一个说，
“租钱多少？”
“两毛一天。”
“太多了。”仲澥摇摇头，“不能要车行减点？”
“这哪行？”
仲澥低声、有力地说：“大伙可以要求，人多势众。……’
洋车工人脸上充满疑虑。
两天后，他们又在茶馆里碰了头，就成熟人了。
洋车工人对仲澥说；“我们找了几个拉车的，都说这办法可以试试……”
在仲澥他们宣传的影响下，洋车工人很快地串连了一批人。
他们约定开一个会。地点选在天安门前一个停车的空场边。
可是，到开会时，只稀稀拉拉来了几个人。
“怎么了？”仲澥问。
那个洋车工人也很奇怪。
人家只好耐心地等着。
好不容易，又来了几个。
那个洋车工人自告奋勇说：“我找他们去。”
跑不远，见一个洋车工人正捎着客人猛跑，便叫：“你怎么还不来开会呀？”
那个洋车工人边跑边说：“客人要车，一会就来，一会就来。”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总算又找来了几个人，勉强凑够了半数。
为了防备警察干涉捣乱，大家事先把洋车摆成了个方阵，将路堵死。接着，人们就在方阵里开起了大会。这办法果然有效，一会过来两个警察，围着洋车转了一圈，干吆喝了几声，也没有人答理他，只好无可奈何地走了。
可是，没有想到，过了不久，远处忽然响起了马蹄声，只见尘土起处，一群警察骑着大马奔驰过来。正在开会的人们还没来得及躲避，马已冲到眼前，一阵“噼里啪啦”，车被踩得稀烂，人也被冲散了。
洋车工人看着被踩烂的车子，都急了。有人哭着说：
“这，这回去怎么跟车行交代？……”
也有人埋怨说：
“都是他们出的主意……”
“对，要他们赔！”一个洋车工人指着仲澥怒冲冲地叫。
仲澥急得满头人汗，他们把袋里所有的钱都掏出来，才仪仅凑够了几块钱，把钱赔给车子损坏得最重的人。
傍晚，仲澥穿着短衣，狼狈地走进宿舍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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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血冷迎面走来，看了一眼，嘲讽地说：“几天不见，工人运动搞得不坏吧！”
冲澥没有答理，径直走进门去。
余血冷在背后，发出一阵尖刻的嘲笑。
再试探
印刷机日夜轰隆轰隆地响着。
一张张白纸，从机器一边放进去，又从另一边翻出来，上面印满了密密麻麻的黑字。
仲澥在一边入神地看着。组织洋车工人的事失败后，他没有灰心。决心再来学校的印刷厂试试。
看了一会，见工人很紧张，没法插嘴，便走进旁边另一间大屋里，那里摆满了一排排字架。
一个瘦弱的排字工人，站在铅字架边，用手往小盒里拣着一个个铅字。
“你们很辛苦呵！”仲澥搭讪着说。
那个工人，看了他一眼。
仲解又问：“来几年了？”
“一年多了，先生……”
他们谈了一些这里的工作和生活。
出来时，仲澥感到十分满意，头一天，就了解到不少事情。
他深深感到印刷工人文化高，到底比洋车工人好搞得多。
第二天，他又去找那个工人谈了好久，最后叫他去活动几个人。
几天后，他兴致勃勃地到了那里。
“进行得还好么？”他高兴地问。
那个工人似乎没有听见。他又问了一句，那个工人看看周围，才转过脸，显出很为难的样子。
“先生，”那个工人声音有点发抖，“请，请你不要再找我了……”
原来，昨天这个工人正在和别的工人联系，被工头发现，威胁说要开除他，不许他再跟外人接触。
仲澥心情沉重地离开，想再找别的工人谈谈，于是就走到拼版工人那里。他不知道能干上这门技术较高的活的，都是工头的亲戚。当天，那些人就把仲澥的活动，报告了工头。
次日早上，仲澥刚走进门，只听屋里一声人喝，冲出十几个怒气冲冲的打手，幸亏他跑得快，没有挨揍。接触印刷工人的活动，也失败了。
灯下，人家坐在桌边，听仲澥报告失败经过，心里都很沉重。
“看来，中国工人阶级，究竟历史太短，太软弱了！”张一雄感慨地说。“从这些事情看，革命要想以工人为主力，恐怕是不行了。”一个学生抱有同感说。贾范友说，“我看革命还得依靠学生，以学生为主力。学生有知识，政治敏感……赵家楼的事，不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仲澥不以为然地说：“这个问题，‘五四’以前就争论过不止一次了，我是坚决不同意这种说法的！马克思说得很清楚，工人阶级是最受压迫、最革命的阶级…”“那是什么时代？”余血冷不满地打断他，“那是十九世纪！而现在是二十世纪，那些话早已过时了。再说，马克思谈的是欧洲，而我们是亚洲，是中国，是一个落后的中国！”他激烈地挥舞着胳膊。
“这些都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仲澥也毫不示弱地说，“我认为学生总是领导不了革命的！”“为什么？”余血冷站起来。“工人，固然文化程度低些，可是学生呢？学生不是一个阶级，它是一个阶层，它包括着许多阶级的人，其中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它们固然有文化高，政治敏感的优点，甚至能起先锋作用，但是也有自私、动摇、软弱，涣散的弱点……这却是致命的缺陷！”“你别忘了你也是学生，”余血冷恼怒地说，“你也污辱了你自己！”“这叫什么污辱？”仲澥站起来，激动地说，“这是事实，实际就是如此！--是的，我是一个学生，正因为我是一个学生，我对学生的这种弱点，才体会得更深，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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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啊，你的工人阶级既然那么可爱，可亲，为什么连着两次，都叫你们下不来台呢？”余血冷脸上闪过一丝讥讽的笑纹。“这也许是我们的方法不对……”“算了，少为你的工人阶级抹胭脂吧，”余血冷扶住椅背，弓着身子，大声地说，“我是再也不在这上面浪费我的精力了！”“不要吵了，不要吵了！”有人劝着。
“谈谈我的看法吧，”张一雄缓和地说，他放下了手里的茶杯，“关于这个问题，我很同意仲澥的意见，方法的确很值得研究。中国工人阶级为数很少．力量很弱，现有的工人，大都又被行会所掌握。我看我们通过行会来发展，倒是个较好的办法。”“你说什么？”仲澥站起来反驳道，“行会是什么？行会是一种封建性的组织，那里是业主把持一切，是业主站在工人的头上发号施令，他们怎么会给工人权利？印刷厂的教训，难道还不够么？”张一雄的脸红了：“可是，我认为现在就想直接组织工人，还未免太早。”他停了停，“也许将来还可以。”
“还是啃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去吧！”仲澥笑着说，“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要去组织工人的。不是将来，而是现在！”
抉择
仲澥躺在床上，想起这些天接连遭到的失败，心里不免有些烦闷。
忽然，门被打开，父亲走了进来。
“爸爸，”他连忙站起来。
父亲看了看周围的一切，不满地说：“你的生活也太不象话了，床单破了，衣服也不买件新的，连头发也不去剃剃！……我给你的钱，你都花哪儿去了！”
“买书了。”仲澥迟疑了一下又说，“有的帮助困难同学了。”
“又是帮助困难同学！自己都顾不上，还顾别人！”父亲翻动着桌堆的书，“买书，也不能全花了啊！”忽然，他象触电般抖了一下，指着一本书，吃惊地说，“这不是过激主义的东西么？你，你……这是要杀头的！”
伸澥没有吭气。
“你．你真是太胡闹了！”父亲有点动火，但他怕把关系弄僵，就压制着自己，缓和了语气说，“好吧，不说这些，先谈正经事：最近，我在农商部给你弄了个差事，那里的总长，是我的熟人，待遇是很优厚的。我看……”
“我已经回掉了。”仲澥乎平淡淡地说。
“什么？父亲吃惊地站起来。
“他派人把委任状送来，我给他退回去了。”
“你，你……”父亲气得目瞪口呆，“你简直疯了！”
“我不做官！”仲澥倔强地说。
“孩子，”父亲伤心到极点，充满感情地说，“这些年，我花了多大本钱培养你，让你读小学，上火学，带你进京，指望你混上个好前程，光宗耀祖。现在，你也不小了，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呢？……这样下去，你到底想干什么呢？”
仲澥见父亲急得快要哭出来，连忙劝慰道：
“爸爸，现在政治这样腐败，当官的对老百姓敲骨吸髓，你叫我去当这种官有什么意思？我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
“什么更重要的事？”
“这个……”仲澥为难地说，“你将来就知道了。”
“孩子，你怎么变得这样了？”父亲近乎哀求地说，“唉，做父亲的也活不了多少年了，你就不能听父亲这一次么？再说，你读书用了几百块钱，就算白花了么？”
“怎么算白花呢，我已经搞了一张毕业证书给你。……”
父亲再也忍不住了，狂怒地叫：“好吧，既然这样，以后你就别再想从你老子这儿拿一个钱！”
父亲气得满脸通红，把门“砰”地一甩，冲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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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接着失败，钉子接着钉子，家庭又发生了决裂，所有这一切并没有使仲澥灰心。他逐渐明白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他和共产主义小组的同志们，认真分析了这些革命活动失收的原因，认识到，洋车工人等一类行业，都是个体或手工业的劳动者，比较散漫，受行会思想的影响很深，真正代表无产阶级特性的，应该是在近代企业里工作的产业工人。他们听说北京城西南四十里的长辛店铁路工厂，有三千多工人，是北京最大的工厂，就决定到那里去试试。
这是一九二0年年底的事。中国现代职工运动的起点，也就从这里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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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段艰苦的摸索，通过别人介绍，仲澥终于结识了铁路工厂的钳工史文彬。
这是一个外貌并不奇特的普通工人，小个，园乎脸，戴着一顶北方的毡帽，素常话不多，内心却很热诚。
一个寒冷的冬日，西北风飕飕的，仲澥穿着一件灰色棉袍，围着一条深色围脖，走进长辛店大街路西的一个大院。他穿过院子，在一间平房门口，看见史文彬正在屋里劈柴，做饭，满屋子都是烟，媳妇却傻乎乎地站在一边。
仲澥上前打了个招呼，史文彬连忙轰散屋里的烟，请仲懈进屋去坐。
聊了一会家常，仲澥便提出想在这里办一所劳动补习学校。
办学校当然只是仲澥他们工作的入手方法，借此接近群众，目的在于组织工会。但一开始是不能明说的，就说；“现在社会上都在提倡普及平民教育，工人能认点字，是大有好处的。”
史文彬想了想，说：“认字是好，可眼下什么也没有，厂里再不赞成，可怎么办？”
仲澥见他面有难色，就请他找几个热心的伙友，先合计合计，然后再来听他的回话。
在大街上，仲澥心情不安地走向车站，见时间还早，天气又冷，便在一辆装货的空车皮里坐下来。
这时，他肚里咕噜咕噜地叫着，便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又冷又硬的饽饽，一边吃，一边苦苦地思索着筹办学校的具体办法。由于连日来的奔波劳顿，想着想着，竟不知不觉睡熟了。
不知什么时候，又飘起了雪花，竞落了他满满一身……傍晚，他匆匆回到学校的宿舍。
贾范友热心地问；“你上哪儿去了？”
仲澥坐下来告诉他去长辛店的经过。说完，他站起身来前去洗脸，贾范友见他刚才在床上坐过的地方留下一大块黑印，吃惊地说：“你钻到哪儿去了？”
仲澥说起自己在空车皮上睡觉的事，也忍不住笑了。
两天后，仲澥又来到长辛店，找到了史文彬。史文彬说，大伙认为这么大事，光凭几个热心的工人，怕弄不成。仲澥和几个工友反复磋商，最后决定，亲自去拜访一个最有势力的工头：翻砂场的邓长荣。据说，这人嘴大舌长，爱溜上边，下边人也得溜着他，给他送个礼，是个贪图名利的家伙。
一天傍晚，仲澥特意换了一身比较考究的衣服，走进了一座砖砌的大院：“请问邓长荣先生在家吗？”
北屋，出来一个约摸四十来岁的粗壮汉子，秃头，尖嘴猴腮，站在高高的石阶上，操着天津口音问：“嘛事儿？”
仲澥将一封信递上，自我介绍说：“我是北京大学的，有点事，想求先生的帮助。”
邓长荣看了看信皮，见是铁路上一个上层人物写来的，忙笑嘻嘻地说；“哦，请里边坐。”
仲澥走进堂屋，见室内摆设较一般人家阔气，条几上放着一只洋式大座钟，两边是一对老式花瓶。
邓长荣请仲解坐下，细细地看了信，说，“哦，为的办平民教育。”
仲澥欠起身说，“是的，我们听说先生热心社会事业，因此特来登门拜访，请助一臂之力。”
邓长荣轻蔑地说：“一帮穷工人，学这有什么用？”
仲澥解释说：“读书，不单可以使工人增长见识，也可以改造社会风气。目前一些社会热心人士，纷纷赞助此举。如果先生对于此次办学，能够慷慨相助，我们想请先生也当一个发起人。”
“我也当一个发起人？”邓长荣感到非常意外。
“是的，”仲澥说，“还准备登报。发启事。”
邓长荣笑起来：“发起人的名字能登报？”
仲澥说：“是的，也登报。”
邓长荣大喜：“可以，可以，这是个好事。”
事后，仲解又和几个工人，在大街南头当铺口，租了一个四合院。史文彬还从工人们家里搜罗来一些破桌凳，钉钉打打，总算支起了学校的架子。
最后，就是缺一个长驻教员。
仲澥想到北京大学有个旁听生，叫吴容沧，很是刻苦，虽然有无政府主义思想，让他担任这个教员还较合适。和党内同志一商量，起先有人反对，仲澥说吸收进来也可以改造他，大家也就同意了。
准备课本时，仲澥说；“不要用现成的课本，应该把工人的工作、生活编在课本里，着重讲世界是劳动创造的……”
这一时期，仲澥和共产主义小组的张太雷，日夜在各处奔波，常常连吃饭和睡觉都顾不上。饿了，拿起窝窝头就啃；困了，往炕上一躺，立刻就打起鼾来。有时，拼凑两张凳，就可以过一夜。
经过一番辛勤的努力，终于在一九二一-年元旦，劳动补习学校成立了。
开始，来的人并不多。
有的工人说；“耍手艺的人，学这有什么用？”
有的说：“我也不想往上巴结，费那个事干什么？”
有的甚至说：“要给窝窝头，就去。”
一次，仲澥给工人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从前，有一个地主，家里雇了一个长工，这个长工苦了大半辈子，四十几了，才娶了媳妇，生了儿子。儿子长到十二岁，长工回想自己吃了一辈子苦。一个大字不识，就要儿子去念书。这事让地主知道了，把长工找来，稀罕地问：“你想让儿子念书？”长工说：“是的，穷人认几个字也好，不念书没记性哩。”地主冷笑起来，说；“穷人有气力不就行了？牛不是不念书吗？牛不认字，不也一样耕田？”
工人们听后，激动起来了，回到厂里和别人一说，大家都气得要命，不少人都跑来念书了。
自此，每当夜色降临，灯火初明的时候，当铺口，便出现了三三两两的人影，他们走进院里，坐在屋里，聚精会神地听着台上教员的讲课。
这个学校免费招收学生，分日夜两班，日班是工人子弟，夜班是工人。学校的经费由募捐得来，教员是用北京大学学生会的名义派的。开始只有一个常驻教员，后来因为教务发达，又增加了几位教员，仲澥就是经常去讲课的一人。
在这个学校里，工人听到了许多从来没听到过的事情。仲澥和其他教员用通俗的例子，讲了许多革命的道理。比如号召工人组织起来，就说：“一堆沙子是散的，用石灰和水一搀和，就粘在一起了。”“五个人团结尾是只虎，十个人团结像条龙，一百人团结起来，就好比一座泰山，推也推不倒，摇也摇不动。”
在仲澥和别的教员的启蒙教育下，工人们的眼光越来越亮了，多少年来蒙在眼前的重重迷雾，象被一阵春风轻轻吹散了。
就在这时，为了便于接近群众，仲懈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中夏”。
不久，保定“直隶省立高等师范学校”在进步学生的压力下，聘请中夏为新文学教授。经过共产主义小组的讨论，也认为应该在保定开展工作，扩大党的影响。这样，他每周都要往来于北京、保定之间，教四个小时的课。
当时，保定是个守旧派的大本营，封建势力控制极严，虽然离北京不很远，可是五四运动的浪潮，似乎并没有波及，学生们在老师严厉的管教下，还是照常念着离现实很远的老古文。
中夏从小就对文学有浓厚的兴趣，从湖南高师到北大，又专攻文科，再加上他投身于新文学运动，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就使得他对文学的认识有相当高的水平。足以代表他对文学的见解和主张的，是他的一次讲演《文学与社会的改造》。在这篇讲演中，他阐述了文学的性质和功用的问题。他反对“文学与人生社会毫无关系”的论调。反对把文学做为“闸道翼教”的工具，反对把文学当作贵族的消遣品和娼优的献媚术。他认为文学与社会改造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提出：“研究文学，莫忘了社会，更莫忘了社会改造”，劝大家莫再做“闸道翼教’的奴隶文学，莫再做“风花雪月”的堕落文学，莫再做发牢骚赞幸运的个人文学；而主张“要做社会的文学”，要做“社会改造的文学”。他的革命精神，对于古老守旧的保定文化界，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对于宣传新思想，促进新文学，起了很大作用。
他从北京来上课的时候，有时来不及吃饭，便从车站上买几个烧饼夹油条吃，再加上一碗白开水，就是一顿饭。他常常从北京带很多新出版的杂志，如《新青年》、《少年中国》，《少年世界》、《新潮》等，给学生们看。那时候，他经常穿一件整齐清洁的浅蓝色布衫，生气勃勃。他一上讲台．便旁征博引，议论风生，令人信服。他挽起袖口，右手持粉笔，左手拿擦板，边讲边写，边写边擦，讲完一段课，头发，衣襟上便落了很多粉笔末。嗓子有点发哑了，才喝一口白开水，水里早已落下一层粉笔末，他看也不看就咽了下去。他的面貌白皙红润，眼睛特别光亮有神，讲到一个极可恨的人或是极不平的事件，他的白洁的牙齿咬住下嘴唇，握拳怒视，光芒四射，那种勇敢坚强、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为了向守旧派作斗争，中夏到了不久，就发动同学组织了“新文化研究社”、“新教育协进会”等，进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这些学术团体，团结了许多进步的青年学生。成为向守旧派斗争的生力军。使得根深蒂固的旧文化不得不让位于朝气蓬勃的新文化。中夏在保定任教期间，散布了革命的种子，后来保定党组织的建立，应该说他是一个播种人。
在繁忙的日子里，他一面教书，一面还要搞工运，经常在火车上，奔波，来去……
（作者：魏巍、钱小惠。来源：《邓中夏传》，激流网整理录入，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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