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中共地下党分别隶属中原局和南方局，专门负责敌占区和国统区的工作，包括谍报工作、上层统战工作、文化战线工作和基层群众工作。基层群众工作包括工运、农运、学运。工运、农运、学运又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掀起运动，再一个是深入群众。
掀起运动，就是根据某一时期的国内外形势，或者利用本地区某一个具代表性的社会问题或突发事件，配合党在这一时期的方针、路线、政策、意图，组织和发动大规模的示威、集会、罢工、罢课、宣传、通电等等。大规模的运动，不求必胜，只是为了造舆论，对反动当局进行揭露，让它丧失人心，在道义上丢分。小规模的（比如某厂、某校内部的）运动，则应尽量求胜，而且一定要让斗争成果看得见、摸得着，使群众能够享受之，并适时结束此次运动，以便鼓舞人心。
深入群众，就是在工人中、农民中、学生中、职员中，以及各阶层群众中，广泛交友，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营造党的外围组织，甚至发展党的核心组织。群众工作的具体方法是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和手段，同时与秘密工作相结合。其目的是为革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做铺垫和积累工作，落实地下党的“十六字工作方针”，即：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争取人心、等待时机。在这个过程中，关键是广泛交友。为了地下党的工作，各种各样的朋友都要交，无论是人是鬼，五湖四海、三教九流都要交，但是这里的“交友”主要指结交政治思想倾向相同的朋友。
在群众中发现和培养革命积极分子，可以通过大规模活动的准备和实施过程，更多地则要靠平时抓住各种机遇、利用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场所（如工会、学生社团、办报、办学、办书店、社会募捐等等），从交朋友开始。为了广交朋友，在合法的社会团体和社会活动中，应想方设法壮大进步力量，进步力量应当设法逐步争取领导权。同时进步力量在合法社团和活动中，要注意团结知名人士和实权人物，发挥左派人士的真诚协作，利用中间派人士的客观帮助，通过团结分化政策稳住顽固派人物，防止和减少其出来破坏。
平时发现的积极分子要靠大规模运动去锻炼和识别，而大规模运动的准备和实施又要依靠平时所交的朋友，地下党的群众工作就是这样滚动式向前发展的。
从抗日战争开始，中共地下党南方局在群众工作中摸索出“据点”这样一种形式和一套经验。所谓“据点”，就是没有名称、没有章程、没有明确制度的朋友“堆”，它以共同的政治思想倾向为基础，是党和白区群众之间的纽带和桥梁，其组成包括党员干部、非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三个成分。党员的身份即使在朋友圈子内部、“据点”内部也是隐蔽的，而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在社会上也是隐蔽的。
据点内部朋友之间的共同基础应当是一种精神追求。朋友之间的活动目的主要包括两方面，一个是相互了解各自的思想状况（包括思想历程和目前思想状况），了解各自的背景（包括个人历史和目前背景），再一个是学习理论文章著作并讨论，以便提高思想认识；或者组织社会调查，然后进行交流讨论，也是为了提高思想认识。
据点活动的外在形式可以是社会活动、业务学习、经济互助等等。据点规模以5-10人之间为宜，如果人多了则建立新据点，多个据点可由一个中心小组来领导，中心小组成员分别参加各个据点，但据点之间一般不要横向打通，在严酷的情况下，不但禁止横向交流，而且禁止横向知晓。在据点内部，要让初步觉悟的群众分子感觉不到有党的领导，只感觉到带头人的魅力和朋友之间的氛围，而比较成熟的党外骨干则应当感觉到、而且自觉尊重和服从党的领导。
当时南方局把国统区的青年划分为三类，即进步的、中间的、落后的。进步的又分为两种：追求信仰马列的和具有一般正义感的；落后的也分为两种：一种是悲观厌世、生活腐化的，另一种是追随国民党的顽固分子；但是从数量上讲，中间的占大多数。然而处于中间状态的广大青年，总是受到不断的刺激，我们应着手推动他们变化。这个刺激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日军进攻、国军溃退、国土沦丧，二是国统区的专制腐败和民众情绪，三是中共的政治主张和华北敌后的胜利。这三方面的刺激中，唯一能够为地下党所能动把握的就是广泛渗透（不是公开宣传）中共的各项政治主张。在团结广大青年的过程中，要把握质和量的辩证关系，最好有一定的量，构成团队，发挥集体效应，又要重视质，宁缺勿滥。同时还要用发展变化的眼光来看人（特别是青年），不要拘泥于一时一事、一言一行。
在群众中进行宣传工作，可以采用不同形式，包括：1）传单；2）办报；3）宣传进步书籍和作品；4）利用公开讲座；5）个别或少数人谈话；6）传播小道消息。1945年南方局《据点工作的内容与经验》指出，“国统区人们发牢骚和讽刺现状的议论在在都是，不过由于生活的压迫和忙碌，能够从单纯的不满做积极的斗争、有勇气正视和反抗现实的人并不多，所以提高他们的自信心是很必要的”。
进步青年一般来说要迈好三个台阶：从对现实不满和一般的正义感这些情绪的东西到比较冷静的政治认识，从一系列政治认识到比较系统的马列世界观和革命价值观，其中核心环节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地形成一系列政治认识。
在革命低潮、在白色恐怖之下，一个人从倾向进步开始，逐步成长为革命者，达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境界，要通过“认识—实践—认识”的反复过程，也要通过长期艰苦环境的磨练和关键时刻的考验，其中革命意志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意志来源于颠扑不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地下工作常常要求党员长期隐蔽真实身份，以个人名义参加各种反动组织和活动，甚至打进敌人的党政军要害部门，为敌人工作，这就需要地下党员具备清醒的政治头脑和坚定的政治信念。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革命青年叛变的情况也是常有的，地下工作遭到反动当局和特务破坏，几乎无不与叛徒有关。而反观一切叛徒之所以背叛，无非两条原因：1）在革命低潮，对于革命前途缺乏信心，心灰意冷；2）原有的倾向于进步的热情和情绪消退，同时坚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没有形成。
要形成坚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要从身边的、现实的社会开始，形成一个一个的明确的政治认识和观点。个别观点的形成并不足以促使人的彻底转变，关键在于这些观点必须是多方面的和大量的。这就需要骨干分子不仅要有搞好据点工作的热情，还要具有丰富的阅历、认识和知识，以满足进步青年的需要和渴望。
搞好一个据点，需要据点带头人具备良好的作风，包括：1）要使朋友对你产生信任、敬意和感情，这就需要对人诚恳开朗、易于接近，还要在生活上、业务上乐于助人；2）内部学习讨论时，要重事实分析，不要搞教条主义；要让别人讲话，不要强加于人，不要居高临下；3）为保证内部学习使成员感觉解渴，就需要从成员的背景和思想实际出发；另外每次会议和每份传阅文章，都要经过细致的准备，否则成员会感到学习讨论不解渴、枯燥无味。1940年《中共中央青委关于国民党区域青年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中指出：交朋友必须对于对象之历史与思想情性做个别深入的研究，必须自己有使人钦佩与亲近的长处。
南方局领导下的广大党员，经过艰苦努力，在国统区各行业、各阶层都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组建了大批外围组织，发现和培养了大批骨干积极分子，有些优秀骨干分子光荣加入了共产党。他们的基本操作方法就是从交朋友到建立据点，从建立据点到外围组织。
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反特。共产党通过各种方法经营群众基础和外围组织，国民党也在千方百计寻找线索、加以破坏。一般所说的“特务”包含两种人，一种是追随国民党的顽固分子，他们一嗅到情况就会去打小报告；另一种是国民党机关派出的专业特务人员。特务们的表现形式又有两种，一种是面对左派言行表现出冷眼旁观、不予认同，或者不轻易表态、表现出谨慎和老道，或者能够予以相当精炼的反唇相讥。另一种是国民党特务机关采取的“红旗政策”，就是特务以左的面目出现，骗取进步青年的信任。
南方局地下党识别特务的方法包括：1）注意研究可疑分子的历史及社会关系；2）注意他们的日常行为，在据点之外还与哪些人来往，可疑分子会经常与一些身份不明的人来往、通电话，或者经常在夜晚给某些人写信，或者经常在夜晚烧文件；朋友问起时，又躲躲闪闪、故意回避；3）注意他们的日常生活，看有没有生活上的浪漫和腐化；有些可疑人员喜欢打听别人的行踪或偷看别人写的东西；4）注意他们的经济来源，可疑分子往往可能暴露出与其声称的社会背景不大相符的经济来源；5）观察其为人，特务分子（即使以左的面目出现），也往往表现出人前人后的某一些不一致，或者在朋友之间挑拨离间。
一旦发现特务活动，采取的相应对策可以包括：1）对特务进行封锁与孤立，私下告知所有进步分子和中立分子，对其加强防范；2）制造机会使其暴露，即利用朋友之间学习讨论聊天等机会，设置特定语境，引诱特务发言，使其不小心地暴露自己；3）特务如有阵营，则利用一切机会对其分化瓦解，给他们制造矛盾，可以暂时拉一派、打一派；5）反间谍，即利用与特务原有的“友好关系”，在日常接触、聊天、请客吃饭等过程中，侦探其背景、任务、目标、工作进展等。
与特务周旋过程中，要注意的几个问题是：1）切忌一人与多人接触，有事情利用人传人的方式；2）在特务面前不要暴露锋芒，不要表现出反感、厌恶等情绪，要保持以往的常态；3）要反思这个特务过去曾经知道据点内的哪些情况、了解哪些骨干分子的面目和身份，以便做出相应处理；4）注意书面材料的保存，有些事情能不落到文字的，尽量不落文字，不要随便写日记，机要材料要及时清理，不能乱放。
在防特工作中，要依靠集体力量，而不仅仅依靠个人。据点内应当建立集体对外瞭望、定期轮流汇报的制度。另外，对于内部人员社会关系、思想表现的观察研究工作，也应定期检讨，以免忙于其它斗争而予以疏忽。
在防特反特斗争中，思想认识要符合实际，既不能对特务抱以轻视和不在乎的态度，因此大手大脚、毫不防范，这样会给工作造成损失；也不能把特务的影响加以主观扩大，从而缩手缩脚、不敢工作。这两种态度都是错误的，有的同志先是采取第一种态度，吃了一点亏，又马上陷入第二种态度。也有的同志开始比较注意，但是警觉久了，并未发现问题，以为无必要注意反特，结果出了问题。正如1945年南方局《据点工作的内容与经验》所说的那样：“实际上可怕的不是特务，而是我们自己的盲目性，我们不去认真地进行周围环境的调查研究、不去注意特务活动，以及对自己的行动不作应有的检点和约束”。
在地下工作中还要注意处理好的一个问题，就是隐蔽党的组织与放手发动群众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两者并不矛盾，隐蔽并不等于脱离群众，只有深入扩大群众基础，才能积极地隐蔽党的组织和干部。1940年《中共中央青委关于国民党区域青年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指出：“以为隐蔽和巩固党组织就是埋头不动，以为争取好转就是制造游行示威等大规模社会运动，把巩固党与争取好转绝对孤立起来，是不正确的”。
时任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1947年在题为《关于三勤政策》的谈话提纲中，曾批评某些地方党片面强调隐蔽和等待，而“勤交友”的工作做得不够。他指出，抗日战争初期，武汉地区地下党由于路线错误而全部暴露，后来皖南事变又起，当时党中央强调“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是正确的，但是在传达时这方面说得多一点，在比重上起了暗示作用。但是他同时指出，主要还是执行过程中出现错误，没有随着抗日战争的逐步胜利和民主高潮的到来而逐步转变工作方法和斗争形式，而有些地方，比如云南地下党和重庆办事处就做了大量群众工作，在民主高潮到来时，一经推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40年《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国民党区学生工作的几个决定》中指出：“党员要参与和领导学生群众的斗争，但是在公开斗争中绝对避免支部及支部负责人的暴露，在公开场合，支部及支部负责人应站在暗中推动、旁边赞助的地位，他们应深深地埋藏在学生群众中间”。这就是群众工作与隐蔽干部两者关系的最好运用。
（作者：刘实。来源：《如何做好群众工作——纪念工人运动先驱者刘实同志》，激流网整理录入）
刘实，1924年生，原名蔺善达，曾改名刘载恒，后改名刘实，笔名刘景、景留，辽宁辽中人。1939年他辗转流离到位于四川罗江的国立六中四分校读中学，因为宣传抗日被列上黑名单，为了避免被捕，秘密离开学校。1941年进入东北中山中学。1942年在重庆学徒、做工，在我党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从事党的工人工作。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重庆工人民主工作队总队长，中共武汉市委委员、工委书记。建国后，历任武汉市总工会副主席，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部长、教育部副部长，全国职工教育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副会长，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1年10月当选为全总书记处书记。1983年10月再次当选为全总书记处书记。曾出版《曙光就在前面》、《苏联社会主义竞赛》、《职工思想工作漫谈》、《当前中国工人阶级状况》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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