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视角与农村“文革”—读《高家村》共和国农村生活素描

原编者按：高默波的《高家村——共和国农村生活素描》一书采取了底层农民的视角，以白描式的日常叙述，呈现江西高家村及中国广大的农村自建国以来的40多年中如何参与共和国的现代性进程，特别是如何经历了与文化大革命的“蜜月期”后，一度出现了曲折反复甚至倒退的严重情况。高默波的底层视角的讲述，不同于高层权力斗争模式和知识分子的“伤痕”模式的文革叙述，他指出，文革借助了传统的乡村政治和宗族结构，给乡村社会带来各方面的革新。

《高家村》一书的叙事方式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将历史植根于人民群众的感性生活经验，以底层群众为主体来叙述文革，这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文革”叙事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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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家村：共和国农村生活素描》

较之一般的“文革”叙事以官场的权力斗争和知识界受冲击为表现主体，高默波先生的《高家村：共和国农村生活素描》一书，以其生动翔实的生活经验和理性坚决的底层立场，在解剖一只麻雀(高家村)的同时，显示出中国广大的农村，尤其是华东地区的农村，自建国以来的40多年中如何参与共和国的现代性进程，特别是如何经历了与文化大革命的“蜜月期”后，一度出现了曲折反复甚至倒退的严重情况。高默波的书写证明，不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群众作为革命主体纳入到社会主义体制的过渡中[i]——是否实现，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农民群众受惠于“文化大革命”的革新则是事实。当然，“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个“事件”，并非简单地轻而易举地对农村发生直线性的作用，它对农村的影响也免不了某些“后见之明”的判断。最重要的是当“文革”这一现代性事件要将农民群体“再次”卷入到历史漩涡中时，必然要遭遇到中国传统的乡村政治和宗族结构。这一方面就将一直以来的“文革”叙事场地从官场和知识界转移到了广大的农村;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共产党在“进城”成为执政党之后，如何再次或者更深入地解决国家现代性和乡村地方政治之间的“征用”和“被征用”的问题。这也是《高家村》一书为何表面上看只是“白描式的日常叙述”，实则暗含着作者高度自觉的情感态度，以及其鲜明的论战性。

《高家村》开篇第一章即提出全书的四个要点：1、高家村作为一个个案具有从特殊性到一般性的中国农村研究的研究价值;2、该书作为一种学术探讨结合了作者的亲身经历;3、该书提供一些关于资本主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争论的证据和解释;4、该书对于官方和主流知识界的观点，尤其是对歧视农民的观点持批判态度。可以说，前两个要点是《高家村》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后两个则是其研究目的和论战旨归。当然，这四个要点之间也是相互关联和相互渗透的。作者在高家村，乃至成为华裔之后的亲身经历决定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自我觉醒、自我认同”的学术过程，同时也占据了一个“底层”的位置或视角。这个视角一方面进行着自我认同和自我反思的过程，另一方面也完成了与中国主流的、精英的知识分子，以及西方一些学者的观点的区分。值得注意的是，高默波的底层视角是基于高家村乃至中国农村的乡村政治结构的，这一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对中国农村发展的复杂和矛盾的情感态度。

底层视角和乡村政治

高默波强调，在《高家村》的研究中，他尽量做到“立场是底层的，观点是草根的”。他的“底层”和“草根”视角正是通过其内在的参与者(inside)的身份实现的，而非外在的观察者(outside)。因此，高默波的底层视角是镶嵌在高家村的乡村政治结构之中的。考察高默波的底层立场，无疑要对高家村的内在生态结构进行分析。高默波指出，《高家村》“既是高家村的历史，也是高家村的政治，是高家村的社会学，也是高家村的人类学，同时也是高家村的经济学。”[ii]这就意味着，高家村本身就是一只“五脏俱全”的麻雀，因而具有研究和“解剖”的价值。《高家村》在第二章“背景”中就明确指出，高家村是一个“蜂窝状”的“自然村”。“蜂窝状”指“每个村子都是彼此分离的个体”;“自然村”则指“生活在同一个地方的一群人。他们同宗同姓，房屋都置在一起，彼此之间保持着紧密的家族纽带，与外村人交往较少。”(《高家村》，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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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高默波在随后的几章内容中指出，在水土资源的分配问题上，主要还是取决于高家村的宗族团结和地方传统，即便是文革期间的公社制也没有对农村政治产生多大的影响，“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本身就是按照宗族结构划分的;在人口问题方面，宏观上讲户口制度确实对城乡差距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计划生育政策在乡村也遭遇到了传统价值的抵触，尤其是高家村基本没有受计划生育所害，人口反而增长了一倍。至于改革开放后，农村整体的生活水平方面，不论是住房、饮食、服饰，还是收入、消费品等，农村收入表面上的提高是都是由于村民外出打工的汇款，而非“集体制的解散”。中国南方1980年代的工业发展吸收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而农民进城打工的途径是靠宗族人的介绍，打工时的生活状态也都维持着宗族习惯。这里面的隐含的问题是，农民是带着对农业收入的不满离开土地外出打工的，打工者的命运在“进城”之后将是未知的。

高默波总结道，地方条件和传统影响交织在一起，对1949年后的农村产生了重要影响;农民理性而讲求实际。作为一个宗族村庄，无论从政治还是社会的角度来说，高家村“都是一个完整独立的整体。”即便是人民公社，“也没有创造出超越传统宗族村庄的社区生活方式”(《高家村》，P239)，高家村乃至中国农村有他们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和生活尊严。“总之，无论是群体的身份认同还是村民的经济状况，共产主义革命并没有超出宗族村落的框架。尽管后毛泽东时代的高家村自身的宗族传统和地方政治在文化风俗等方面逐渐发生的了一些缓慢的变化，但是高家村仍旧保持着一个自足的状态。因此，1949年以来，在高家村和其邻村的历史中，宗族和谱系特征与共产党的政策相互重叠，相互干预和相互交织，这并不令人奇怪”(《高家村》，P240)。此外，中国农民也为中国的工业发展和城市居民的福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无论在任何时候，农村和农民都是被剥夺和被压抑的对象。

值得注意的是，高默波在强调高家村的自治状态时，非常警惕国家政府的粗暴干预。他在解释“蜂窝状”和“自然村”的概念时就在有意无意地排除国家政权的干预：“蜂窝状”的村子“与国家的关系极为有限，除了(although)时时仍能感到地方官吏的粗暴存在之外”;“自然村”“除了(excluding)来自政府的管理和和干预外，每个村子都是独立的整体，有自己的内部治理体系，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领土观念”[iii](《高家村》，P8)。因此，除了对中国农村的作为“蜂窝状”和“自然村”的独立整体性的强调之外，《高家村》还流露出某种无政府主义色彩，这种无政府主义色彩在某种程度上又与文革初期所倡导的“巴黎公社原则”[iv]有所调和，后者强调“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和“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取包办代替的办法”等等。高默波否认人民公社制度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认为这是“说农民偷懒的学术词”，其“理论基础是经济理性主义”;也否认人民公社制度的评工记分本质是平均主义，“没有简单的大锅饭，也没有简单的产权意识”[v]。恰恰是由于“毛泽东时代给很多人带来了尊严”，才使得即便是后毛泽东时代的“农村物质生活水平比毛泽东时代提高很多的情况下，不论是基层官员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很怀念毛泽东”[vi]。

“文化大革命”的“革新”

建国近50年(1949-1997)来，正是在毛泽东时代，包括“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家政权在“征用”乡村政治之时，采用的是“动员”结构的方式，保留或者强调了乡村政治的主体性和整全性的秩序，并将群众作为政治主体和国家的主人，使革命成为群众自己的事情。如果说，中国革命就是通过“群众”这一主体性符号确立了自己的政党--国家政治的合法性地位，[vii]那么，“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正是希望借助同样的方式刷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进一步巩固其政权的合法性地位。这才使得“底层”和“草根”的“文革”记忆和“文革”书写不同于官方和精英知识分子，遗憾的是，前者对于“文革”的叙事在当下的研究中基本上是“失语”的，而以后者为主体的“卷轶浩繁”的书写中，则同声指责文革。高默波指出，“如果要在共产党执政者和知识分子之间在看待毛泽东时代上找到什么共同点，那么，无疑就是毫不留情地谴责文革”(《高家村》，p135)。因为他们是文革中挨批和被斗争的主要对象和受害者。也因为如此，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农村所受的影响可能最轻微。而在《高家村》的研究中，文革反而为高家村带来了最大程度和最广泛的革新。

“文化大革命”对高家村的革新集中在《高家村》第六到第九章，这几章集中描写了建国以来的几次变革如何影响了农村的“自然村”状态。在农村医疗卫生和教育状况方面，作者指出，以高家村为代表的广大农村建国40年多来，除了在文革时期受惠于“赤脚医生”和“赤脚教师”的政策外，在其他时期都情况堪忧。关于大跃进，高家村在大跃进时期没有参与炼钢，因为是小村子炼不起来;在自然灾害和大饥荒中也没有一个人饿死，只有一个妇女上吊自杀主要是被婆婆逼的。受灾原因首先是“就地工业化”导致的农村资源减少和城市粮食消费的增长，城市向农村抢粮食，农村养活了城里人包括下乡的人口;其次是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经济体制的变化使农民不知所措;还有政府强迫高家村人“密植秧苗”。中国农民因为大跃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出现了几例批斗情况，也波及高默波自己，但这些非但没有影响到高家村的乡村政治，高家村反而借助于宗族结构的逻辑展开“批斗”和“被批斗”的活动。概而言之，“文化大革命”带给高家村的革新主要体现在：教育水平提高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和体育活动;宗族间和宗族内部的冲突部分减轻;以及国家机器的健康渗透。

仍要强调的是，高默波在论证文革带给高家村的革新的过程中，既有王绍光的社会科学式的严谨，同时处处渗透出情感、态度和鲜明的底层价值观。这样的比较并非是要对写作者的价值观一分高下，而是强调，既然文革是以群众的名义发动的，那在落实到革命行动的时候，是否同样应该站在群众的立场?关于文革的研究，是否也应将真正的底层群众作为研究主体，至少将其纳入到研究视线当中，使之作为评价文革得失的机制之一?例如，同是针对1960年代的中国教育体系，王绍光看到，“学校越好，家庭出身好的学生越少”，以及毛泽东政府通过出台严格限制阶级出身不好的青年人上大学机会的“抽肥”政策等，不断强制修改学校招生的政治标准，但是这种“阶级偏袒政策”收效甚微。究其根源，“国家可以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化改造，但无法社会化由老精英所拥有的人力资源”，人为制造的“机会的平等”和“结果的平等”，最终使得阶级对立双方都感到不平等。[viii]而高默波则从自己切身的体会中认识到，60年代早期，中国的教育体系趋于正规化的同时，“国家并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措施给社会地位处于劣势的农民以适当的照顾”，因为几乎所有的农村孩子都必须帮家里干农活，他们应付学习已经很难，更不用说通过严格的考试，他们的父母对他们的家庭作业帮不上一点忙;加之大跃进、大饥荒和学校日常作息制度等都使得农民的孩子上学更加困难。但是村民们仍愿意不惜一切代价送孩子上学。恰恰是文革期间，由于实施了“赤脚教师”等各种教育改革措施，高家村的文化水平才迅速提高;高默波本人也受惠于文革期间的教育制度。反而是在1980年代初期，高家村的教育水平开始逐渐恶化。[ix]因而，相较而言，高默波对于文革期间乡村生活的白描式的叙事更增添了血肉感和温度感;高默波的立场也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理解之同情”的态度。

难以回避的矛盾与困惑

高默波的矛盾之处在于，他既肯定文革的革新，又不否认文革的伤害;既看到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带给高家村的可喜变化，也对改革代价不无忧虑。如果没有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政府发动文革，实施“赤脚医生”和“赤脚教师”等制度，以及“八个样板戏”的制作推广等，高家村为代表的广大农村就不会享受到文革带来的革新;而文革后期对“巴黎公社原则”的“背叛”最终还是转嫁到了真正的底层群众身上。高默波的悲观也回到了文革前，甚至回到建国前：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消灭公社体制的同时，“也摒弃了前几十年中形成的某些积极的创造性因素”，“曾经普遍高效、本质清廉的国家机器随着公社体制的解体而消失”。“地方权力结构及管理村庄事务的水平几乎回复到1949年以前的状态，似乎1949年的共产主义革命从未发生”(《高家村》，P163)。毛泽东逝世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正是以牺牲和剥夺高家村这样的乡村资源为代价的。《高家村》的最后，作者预测了高家村现代化变革的三种趋势，最好的一种无疑是，高家村成为国家现代化的一部分，和城市共享现代化的成果。但这个变革过程同样需要健康的国际环境和有利的国家政策。

底层视角与农村“文革”—读《高家村》共和国农村生活素描-激流网 90年代初民工在深圳的“住房”

高默波的矛盾来自于和文革同构的悖论。文革的断裂点在于群众和党的机构的重新融合之处，也在于“巴黎公社原则”和官僚政府之间的不可调和之处。如何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重新构建一个新的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这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出发点，也是其落脚点。但是，如蔡翔指出的，在国家和人民之间，尤其是对于下层人民而言，“国家”不能“仅仅停留在抽象的概念层面，它必须转化为一种更加感性并同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形态，只有这样，这一‘国家’才能转变为‘多数人的信念’。”[x]对于文革的叙事同样需要一种和群众日常生活相关的适当的转化方式，高默波的写作无疑是这种叙述方式的一个先例。

综上，如何对待“文革”这一事件，直接关系着“文革”以后乃至中国的未来的历史，因为历史的天使总是面朝过去而背向未来飞去，不能面对眼前的“废墟”，就无法从“废墟”中找到重建之路。《高家村》在此意义上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示范的道路，这条道路以中国广袤的农村和农民为基础，渗透了自己亲历过的生活体验，以及作为一名学者严谨质朴的写作态度。最后，《高家村》的书写，对于反观中国当代文学的“文革”叙事同样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不论是从文学的形式上，还是内容上;不论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回忆性散文，还是以“人民的名义”行谴责“文革”之实的小说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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