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在延安杨家岭和农民谈话
“毛主义”不应该仅仅作为动员革命激情或怀旧的符号，而必须是被作为一套具体的运用唯物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科学”加以认识。
为什么要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反映了建国后毛对于党内理论水平的焦虑。毛组织阅读教科书想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运用“唯物辩证法”、“矛盾论”来具体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政治经济与文化问题。通过阅读毛的谈话记录，我们看到所谓“中苏分歧”不仅仅是冷战地缘政治冲突，更是社会主义实践路线背后的理论冲突。从阅读谈话记录中，我们得以还原一个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家”的毛。这对于今日马克思主义具有重大意义，“毛主义”不应该仅仅作为动员革命激情或怀旧的符号，而必须是被作为一套具体的运用唯物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科学”加以认识。“科学化的革命、革命化的科学”，这是马克思一生着述论战所要指向的改造世界的理论与实践，也是列宁、毛泽东这些20世纪的革命家所毕生奉献的人类解放事业。
在过渡时期，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对于何为一切社会关系，毛认为“应该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这不仅仅是对“所有制”的改造，而是关于一整套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式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形成。整个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既是过渡时期的最终目标，又是“使生产力得到保证社会主义胜利所必须的发展”的前提条件。生产力的大发展依赖于由社会关系改造所释放出来的优越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劳动的可能性，而这种生产力的大发展反过来又构成进一步改造社会生产生活关系的物质基础。这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也是毛理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问题的起点。
如何进行社会关系的改造呢？这又涉及到辩证地理解“暴力”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因为“剥削阶级在要革命的时候总是要动武的”，因此“没有人民革命的暴力”镇压敌人的反抗，怎么能实现人民革命的目的呢？出于革命家的立场，毛在此正面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中的“暴力”的具体性——即是对敌人的镇压、又是对阶级的改造。“地主、官僚、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要改造，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要改造，农民也要改造。”并且这种改造，一定是具有反复性的，“甚至要半个世纪”，而且必然与生产力的发展相互制约，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事情，“在农村来说，基本的社有制实行了，社有变国有了，全国布满了新的城市和大工业，全国交通运输都现代化了，经济情况真正全面改变了，农民的世界观才能逐步的以至完全的改变过来。”
我们知道，对于农民的分析和改造，辩证地理解不同阶层的农民和工农联盟，是毛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笔宝贵遗产。对于毛而言，农民不是一个统一均质的整体，而是存在于由不同部分构成的动态的农业生产关系中。在革命的不同阶段，农民中的各个阶层既可能是革命的主体，又可能是革命的对象。因此，他不满于苏联教科书“对中农没有分析”。对毛来说，“中农”具有“两重性”，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因此对合作化会产生动摇和反对。毛反对“合作化”就是从“富农那里没收来交给贫农和中农的土地”，毛认为“这是一种恩赐观点，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群众运动”。对于毛来说，“合作化”既是一个经济过程，又是一个政治过程，是一个新阶级、新农民、新的生产关系形成的过程。我们今日理解“合作化”，仅仅把它当做一个“分配”过程来理解，这正是毛所反对的。
与此相似的，合作化与机械化之间也要遵循这一辩证关系。工农联盟不仅仅是阶级身份的联盟，而且是以工农联盟的生产关系的发展作为基础。“单有合作化、公社化而无机械化，工农联盟是不能巩固的。”因此，工农联盟既是政治上层建筑，又是经济基础，它表明一种“合作化＋机械化”的城乡互哺关系，是“消除工农差别”的政治经济基础。沿着这个逻辑，由对工农联盟的分析过渡到对知识分子的分析，“教科书只讲了培养工农自己的知识分子，而没有讲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毛认为除了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就是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也因在各方面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而需要进行改造”。这实际上是反对了绝对化的“阶级论”、“出身论”，出身并不能保证或决定一个人的世界观，因为新社会的一切阶级都不可避免地带着旧社会的生活习惯和世界观，因此我们要理解，所谓“阶级斗争”不仅仅是发生在新社会的不同阶级之间，更根本的是发生在旧社会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生活方式，同新的、社会主义的世界观之间。具体到知识分子问题上，“世界观的问题常常表现在对知识的看法上，究竟知识是公有还是私有？”（这里就触及到了马克思对“一般智力”问题的思考）在此毛呼应了前文所说对于“过渡时期”的理解，教科书只把过渡时期当做“在经济生活领域”展开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毛认为这是不完全的，“我们的说法是在三条战线上即政治、经济、思想的战线上都要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改造世界观的问题是一个极大的问题，不重视这个问题，对资产阶级的东西采取将就的态度当然是不对的”。
毛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与资本主义不同的一套生产关系之上，这意味着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整体循环产生一种“另类”的组织方式，也就必然涉及对于意识形态、社会再生产、生活方式、消费行为的一整套改造。因此毛在接下来的谈话记录中多次展开对这个方案的思考。比如个人财产和公共财产、个人消费与社会消费的关系。不同于教科书只谈个人消费，毛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更多的社会财产和社会消费基础上，如公共文化教育设备、福利事业、卫生等。这涉及到社会主义中个人的一整套新生活、新价值观的建立，因此在分配环节中片面强调“物质刺激”也是有悖社会主义原则的，毛认为教科书产品分配部分的内容应该重新写，“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不能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个爱人、一座别墅、一辆汽车、一架钢琴、一台电视机“这样为个人不为社会的道路上去。”
由此我们得以重新发问，“毛式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同“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区别究竟要在什么意义上来理解？它只是国家抑制消费为实现高速累进工业化的资本“手段”（苏联模式），或者只是出于人道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的“调节”与“补充”（社会经济），还是一整套关于新社会如何从孕育着它的旧社会中脱胎出来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我想这是我们今天面对“何为社会主义”、“何为社会主义遗产”时所必须首先辨析的问题，这也正是我们今日重访作为“社会主义理论家”的毛泽东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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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桂林。来源：公众号“清华大学求是学会”。责编：畢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