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李达为找不到救国的出路而极端苦闷的时候，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李达和许多先进分子一样，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斗争实践的基础上，终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救国救民的普遍真理。

十月革命

在东京，李达从日本报纸上知道了十月革命的消息。他听说列宁领导的“过激派”实行“过激主义”，领导俄国的劳苦大众推翻了沙皇政府，建立了工农政府，工人农民一跃而成为统治阶级，俄国变成了劳农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对于这样一个国家感到无限的喜悦，就留心看报纸上这一方面的消息，才知道所谓‘过激派’和‘过激主义’就是布尔什维克和布尔什维主义，而布尔什维主义就是列宁主义，列宁主义又是马克思主义，这才知道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名称”。当时，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介绍还是很零碎的，而且这些零碎的介绍又要受到反动当局书报检查机关的禁止和删削（如日译本的《共产党宣言》就被删去了很多），人们无法系统地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李达从十月革命的胜利，看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解放的新希望，于是，不顾资料的缺乏和反动当局的禁止，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积极地投入中国留日学生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斗争的实践进一步加深了这个青年爱国者对俄国革命道路的认识。特别是他率领留日学生赴京救国团回国请愿那次斗争，对于他由爱国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起了决定性作用。

一九一八年五月，段祺瑞政府同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根据协定，日本军队可以在中国的北满等所谓“军事行动区域之内，设置谍报机关”，中国还要为日军提供“军事所要之地图及情报”，供给“共同防敌所需之兵器及军需品并其原料”，中国地方官员，对军事行动区域内的日军“须尽力协助”。协定还规定，在日军进攻苏联时，凡加入共同行动之中国军队“应入日本军司令指挥之下”，实际上是使中国军队成为日本的仆从军。

在上述协定尚未签订时，中国留日学生就得知了协定的有关内容。对段祺瑞政府的这种无耻卖国勾当，全体留日学生均表愤慨。五月初，他们在东京举行集会和游行，对《协定》表示严重抗议。六日，即中国人民的“五七”国耻纪念日前夕，留日学生代表在东京神田的维新号饭店召开秘密会议，进一步商讨救国大计。正当会议进行之时，日本警官数十人与侦探数人持刀闯入，不问情由，拳打脚踢。一时桌椅翻倒，杯盘狼藉，场面混乱不堪。“连三名女学生在内，一共四十六人全被逮捕甭西神田警署”。为了抗议日方的暴行，唤起国人救亡图存，学生们纷纷罢学，组成“留日学生救国团”回国请愿。李达，李汉俊、黄日葵等，都是这时回国的。

他们回国后，以上海为大本营，派代表到各地进行宣传，“联络留日学生赴京救国团为首的就是李达”。还有黄日葵、龚德柏，王希天、阮湘等。他们五月中旬到达北京，下榻于湖南会馆。随即到北京大学进行联络，同北大学生领袖邓中夏，许德珩等“商量好发动一个群众性的反日爱国运动”。二十日晚，又共同在北京大学西斋饭厅召开大会。会上，留日学生归国代表发表了慷慨激昂的爱国演说，陈述他们在东京遭到的种种欺凌和屈辱。大会决定第二天到“”总统府”请愿。五月二十一日，归国的留日学生和北大、高师，高工等校学生二千多人，聚集在新华门“大总统府”门前，坚决要求取消丧权辱国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他们推举许德珩，易克嶷等八名代表，向当时北京政府的大总统冯国璋递交了请愿书。“这是中国学生第一次的游行请愿运动，为五四运动的前奏”。这次请愿，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时间仓促、准备不周，请愿学生在思想觉悟和斗争方式上幼稚，段祺瑞政府玩弄反革命的两面手法；队伍内部有傅斯年、范恺、吴澄等人的破坏），没有这到预期的目的。请愿斗争的失败，给李达震动很大，他深切地觉悟到：要想救国，单靠游行请愿是没有用的，在反动统治下，“实业救国”也是行不通的幻想。“只有由人民起来推翻反动政府，象俄国那样走革命的道路。而要走这条道路，就要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俄国人的革命经验。因此，这年六月到东京以后，他毅然放弃理科学习，专门攻读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时，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以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学说、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学说的书刊。虽然那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还是肤浅的，但是，他攻读马列的目的是明确的。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五四运动以后，他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和宣传者。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我国爆发了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当时，李达在日本。他热烈拥护和坚决支持这个伟大的革命运动。六月，他得知五四运动的领袖陈独秀被捕，立即赶写了《陈独秀与新思想》一文寄回国内发表。他的文章除了热情赞扬陈独秀，强烈谴责段祺瑞政府外，还坚定地表示要用革命的“新思想”改造旧制度，建设“新国家”。他满怀信心地指出：“顽固守旧思想的政府能捕得有‘新思想’、‘鼓吹新思想’的陈先生一个人，不能捕得许多有‘新思想’，‘鼓吹新思想’的人。纵使许多人都给政府捕去，那许多人的‘精神’还是无恙的。”他认为，在当代，若不用“新思想”去“建设改造“新国家”，就“不能够立足在二十世纪”!

五四以后，我国掀起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社会主义思想运动。这个运动刚刚兴起，李达在日本就积极为国内报刊撰稿。

早在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八日和十九日，他第一次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公开发表了《什么叫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目的》两篇文章。这是现已搜集到的他最早的两篇珍贵文稿。这两篇文章的基本思想，如题所示，都是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篇文章，初步阐述了社会主义的原理，简要回答了社“会主义是什么”这个问题，着重阐明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和联系，明确划分了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指出：“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终极的理想”，私有制是最终要消灭的。但是“现在社会主义的纲领，还没有主张到这个田地”。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两者的纲领和政策是不能相提并论的。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根本不同，“无政府主义全然不承认有国家的组织”，社会主义虽然也不承认资本主义“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但是主张“要组织一种社会主义的政府”，这“和那无政府主义根本打破政府组织是不一样的。再就他的手段说来也是不同的”。李达无情地嘲笑那种张冠李戴的假社会主义，指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各有各的主张，不能笼统说的。近时很有人把社会主义当作共产主义，也有把无政府主义置在社会主义头上。实在可笑得很，又是可怜得很。”这是李达对假社会主义的最初批判。第二篇文章，论证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阐明了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改掉十九世纪的文明弊病”，消灭资本主义。指出“社会主义有两面最鲜明的旗帜，一面是救济经济上的不平均”，即消灭经济上的剥削，“一面是恢复人类真正平等的状态”，即铲除政治上的压迫，只有坚持这两而旗帜，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在当时各种假社会主义鱼目混珠特别是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一度占优势的情况下，这两篇文章对帮助中国的先进分子分清真假社会主义起到了启蒙作用。

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李达还以《战前欧洲社会党运动的情况》为题，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连续发表了九篇短文，向国内介绍欧洲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情况。

为了及时而系统地在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一九一八年秋至一九二0年夏，李达在国外翻译了包含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内容的三本书，即《唯物史观解说》（郭泰著）、《马克思经济学说》（柯祖基即考茨基著）、《社会问题总览》（高昌素之著）。这些书于一九二一年五月前后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社会问题总览》一书着重介绍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各国社会党的实践，以及社会政策，工会问题，妇女问题。全书共分三册，四百八十八页，约二十一万字。自一九二一年四月至一九三二年八月，共出十一版。这是当时一部难得的好书。《马克思经济学说》着重介绍剩余价值理论，此书也多次再版，最初被李大钊创办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列为重要学习文献之一。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唯物史观解说》这本译著，顾名思义，它是宣传唯物史观的。书中有李达的两篇附录，一篇是《马克思唯物史观要旨》，另一篇是《译者附言》。李达在《译者附言》中说明了著译者的目的。他说：“这部书是荷兰人郭泰为荷兰劳动者作的，解释唯物史观的要旨，说明社会主义必然发生的根源，词义浅显，解释周到。凡是要研究社会主义的人，至少非把这书读两遍不可”。这部书是李达用德文本和日文本两书对照译的，可算是完全译本。在《马克思唯物史观要旨》这篇附录中，李达对唯物史观的产生及其重大意义作了扼要说明，并着重翻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重要论述，主要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和恩格斯一八八八年一月为出版《共产党宣言》英文本所写《序言》中有关阐明唯物史观最精辟的论述辑录在一起，这对于我国的先进分子直接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论述中学习，掌握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是很有作用的。在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著作非常缺乏，不少先进分子包括某些早期共产主义者还不能直接阅读外文书籍的情况下，《唯物史观解说》等三部译著的出版，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

以上这些译著和文章的发表，是李达由爱国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标志。从爱国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曾经是许多先进分子的共同的思想历程。经过反复的探索，事实告诉人们，只有在共产主义思想即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才能找到救国救民的真理，才能取得救国救民斗争的胜利。李达早期的思想历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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