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出差刚刚回来，在车上看到群里讨论文革分期问题，现简单回应一下。

一、文革的内在矛盾冲突及其矛盾的两个方面

到底是两年文革，还是十年文革，表面上看是事实认定方面的差异，实质是方法论差异。毛主席认为文革是阶级斗争，即便是不承认阶级斗争，后退到承认文革是一场政治博弈，那么，文革的分期和内在矛盾演化，也都需要观察博弈双方面的情况——文革派和反文革派——来加以考察。

如果文革只有文革派或者造反派群众活动，在这个视野里就可以定义两年文革;如果文革分析纳入反文革派的活动来全面观察，显然，反文革派的主要活动就是清算造反派的，那么，造反派挨整的系列遭遇，需要无条件地纳入分析视野，这就会导致文革分期延长到十年甚或更长。

如果按照毛主席的矛盾论或者阶级斗争说，则文革分析需要纳入矛盾和冲突双方的活动状况观察，这样，两年文革说就罩不住反文革派别最重大的几个博弈策略。

如果按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来定义事物的话，文革首先是反文革派别的强势及其对群众的反复镇压，这就变成了文革需要优先加以关注的事项，因此，两年文革论就不能够成立了——两年文革论舍弃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及其表现。因此，把文革的描述和观察重点“挪移到”对准反文革派别的力量及其策略分析，能够较为精确地揭示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异化状况，及其矛盾对立面——造反派是如何被“逼上梁山”而造就出来的。

说到底，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占据着主导地位，他们决定了矛盾和冲突的展开方式，博弈的方法或者选择集，而文革派的力量，反而是被主导方面从无到有造就出来的。而被造就的文革派别的力量集结方式，及其“学徒工水平”对力量的不成熟运用方式，也会是文革史分析的重要线索，但是文革派的力量总是居于弱势和反复被镇压的地位上——是矛盾次要方面，其策略选择和应对方式，不能不具有被动应付式的特征。按照当时的说法，新生事物在开始阶段总是很弱小和毛糙的，但是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生命力体现为对公有制政治异化的批判，各种新生事物的出现和普及。

这样一来，整个的文革政治博弈过程就变得很诡异了：反文革派别成了主导方面，而文革派别由于其力量对比的弱势反而处于次要和从属地位了。应该说，这个判断是符合事实的，从头到尾，文革派都是没有主导权的。

二、文革诸矛盾和冲突的具体展开

文革分期的争论，表面上争论的是群众运动及其对当权派的批判现象，在两年文革说的背后，实际上也有如当权派处理文革史一样的逻辑：对是否承认矛盾冲突和斗争的内生性，持有不明确态度，客观上否定了文革运动的主要方面——当权派+保守派的强势性——及其作为矛盾主要方面对于事物演化规则的规定性，具有漠视矛盾论的片面性和不足。

从经验上看，文革中间呈现的矛盾冲突线索，有如下几条：

一是造反派与当权派的冲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二月逆流时期最为集中)，这是贯穿整个文革时期的矛盾线索。反文革派别对造反派批评当权派的报复，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文革初期的习惯性镇压，二月逆流时期和两清一批时期的报复性镇压，经过两轮镇压之后，全部造反派头头和骨干扫地以尽，打出了1000多万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了，多么大的仇都报完了，此后的镇压进入第三阶段投机性镇压，邓小平的治理整顿和“揭批查运动”、“清理三种人”都属于反文革派别追求投机利益增量的投机性镇压阶段。所以，文革如果从主要方面的表现和选择集看，要算到“清查三种人”结束时期为止。在一定程度上，官方文革史的定性和写作也是在虚拟思想领域对文革派和反文革派进行价值再分配的活动，也属于政治博弈的一部分：胜利者在那里给历史进行反事实的定调子。

二是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冲突，这一矛盾从属于造反派与当权派的冲突，保守派往往是作为当权派的打手而出现并与造反派进行尖锐对立的。文革期间毛主席和周总理在台上，反文革派别中间的当权派无法援引国家机器的力量，简易地驱逐造反派的力量，不得不屈尊降贵去组织群众的力量来体现自身的意志，这是文革很长一段时间体现为“群众斗群众”的外观，这个终结于1977年年底胡耀邦出任两案领导小组组长之时。

三是造反派内部新老造反派的分歧、温和派与激进派的对恃，这个矛盾部分地与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分歧重合，部分地是由于不能够恰当地处理双方的分歧和竞争关系导致的恶果。

四是当权派内部的冲突和权力再分配，较为集中地反映在军头与党政干部之间的冲突，还穿插着权力精英与知识精英之间的冲突，还有党内历史上各个山头之间的冲突，基本上只涉及到权力再分配而较少涉及路线分歧。官场的权力在分配过程在不停滴进行着，每到一个历史转折关头，往往是重新分配权力的良机，1977年陈丕显到湖北主政之后，把原先主政湖北的高干除了留用韩宁夫之外，其余全部驱逐，前省委第一书记赵辛初调国家计委副主任，省委书记赵修任吉林省副省长，省委书记姜一调陕西省副省长，省委书记兼武汉市委第一书记王克文任山西省副省长，整个省委班子连锅端了，都换上陈丕显的人。

官方文革史对这些矛盾的处置方式，采取一种彻底的取消主义策略，把所有矛盾和冲突都归结为坏人忽悠的、或者坏人出于野心的争权夺利带来的不必要伤害，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内涵为零。因为否定了一切矛盾和冲突，所以，官方就把文革定义为一个人发动几个人利用的内乱。

三、文革所揭示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复辟力量

两年文革说，大概还不至于否定官民冲突，而是特殊化处理了这一冲突，似乎这一冲突仅仅存在于群众运动高涨时期，群众运动高潮停止之后矛盾双方的冲突如何演化，对立着的双方还是否存在都处在未定之天，看起来似乎若有若无了。

如果把反文革派派别的表现突出出来，则可以看出文革十年前后一贯的实质性内容：当权派通过保守派之手打击批评意见，扩张权力的私人滥用空间，逐步地封闭公共领域并渐进地引入和扩大私人领域的覆盖范围，在底层直接的管理层级上最终实现了化公共领域为私人领域的目标，根本性地再造了经济基础。这样来看问题的话，不仅文革的矛盾和冲突具有一贯性，而且文革本身的矛盾演化直接规定了改开搞的出口和选择集。

中国社会转型过程，或者和平演变的基本力量，确实是发动的两个基本文献曾经准确地预言到了的——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联手。反文革派别的政治联盟中间，保守派在中途被替换掉了，时间大约是在1977年底。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一阶段对造反派的终极镇压依然还是由当权派扶持保守派搞的“群众专政”，这年底成了中央两案领导小组胡耀邦当组长，此后就由公检法和新成立的纪委接管了镇压事务，保守派靠边了同时也从政治场域中间被驱逐出去了。邓小平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意味着新的政治联盟的组建——权力精英联手知识精英，拿知识精英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水平来论证新的政治联盟的合法性，是一个新的意识形态方法选择。

与这一化公为私的持续一贯的进程相一致，经由上层建筑领域的变化，带来意识形态领域的转型，并最终实现了经济基础和所有制的根本性变化。这恰好是《五一六通知》所说的党阀与学阀联手的“复辟事业”经营模式，按照《十六条》的措辞则是走资派与反动学术权威的联手。

看起来，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最为不同的政治演化特征是：精英阶层不愿意走社，但愿意走资，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精英阶层业已获得了最大权力和利益份额，由此其具有较高程度的满意度从而精英阶层具有稳固制度的政治态势。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天然的不稳定性，迫切需要群众的觉悟和有组织力量对精英阶层的高复辟势能进行抵消和牵制。而且，由于精英阶层拥有的权力增量变化趋势所及，资本主义不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导致精英阶层权益份额大幅度减少并引致其竭力反对，反过来，社会主义却有很大可能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这是精英阶层权益大增的演化路径必定得到其大力支持，这样的复辟态势的遏制端视民众的觉悟及其足额力量的成长。

不同的社会制度赋予精英阶层不同的权益份额，这导致不同的精英阶层“革命势能”，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精英们的自由是与精英阶层原本就是制度最大受益者的地位相关的，在此制度下精英阶层本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者，资本主义条件下精英阶层革命势能是最小化的，少数脱轨分子翻不起大的浪花，在政治上精英阶层就是可以信赖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迫切需要寻找一种激活普通民众的觉悟和组织通道，精英阶层的革命势能在最大化的也是不可以信托的，社会主义制度天然要限制精英阶层各种追求权益增量改革的“自由”。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初稿、五月九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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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田。作者授权激流网刊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编：畢非）